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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
(2011-07-08 08:52:03)转载 标签： 胡适
蒋介石
吴晗
周扬
胡适杜
郭沫若
矛盾
分类： 历史随笔 1962年2月24日，胡适的突然逝世，在台湾成了一个倾泻感情的时刻，蒋介石写的挽联成了一个经典：“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不久，蒋又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相反，在海峡此岸，胡适的逝世并没有引起哀悼，对他的很多留在大陆的亲朋好友来说，胡适这个旧交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或许可以让亲朋好友们获得某种解脱——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的想法也过于奢侈。适之先生逝世4年之后，他的小兄弟吴晗又一次为他背负莫须有的罪恶。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摘录了一些他们数十年前往来的信件内容作为“铁证”，而实际上，这些信件往来只不过是讨论一些明史的学术问题罢了。
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对如此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君子之交或更贴切）。
胡适受到的这种遭遇并不难理解。早在1949年建政之前，胡适已被缺席宣判为“欺骗中国人民”的“腐败与绝望之反革命阶级”。建政之后不久，对胡适的公开批判随即而来。最早敏锐地意识到批判胡适价值的，当属于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他在一篇思想汇报中，将父亲写成“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的子孙，作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胡适在“人民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选择了“流亡”，“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最后说：“今天，我决心背叛自己的阶级，我感到与我父亲划清界限很重要，我必须与工农阶级建立紧密的关系”。
显然，新政权需要胡思杜这样的“枪手”，能明确站出来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这种说服力百倍于非血缘关系的人的站出来。有趣的是，正是这个胡思杜，两年前不愿跟随父母离开北京。1948年12月，在北京被解放军包围的时候，国民党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思杜不愿跟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他说了后来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
在1951到1952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中，他的往日的许多朋友纷纷站出来。沈尹默，五四时代与胡适共同编辑《新青年》的大学者此时如此回顾他的这位老友：“爱出风头，趋炎附势，善于自吹自擂”；顾颉刚，胡适的得意门生，此时则谴责老师是“修正主义者”，窒息了他的“革命觉悟”。在不久后的第二轮批判中，新政权的一流学者几乎倾巢出动，郑振铎、周扬、老舍、郭沫若、矛盾、艾思奇一个个摩拳擦掌，冲锋陷阵，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还专门成立“胡适思想调查批判委员会”，下设一个个具体的委员会……总之，为了把胡适批倒批臭，新政权不惜一切代价。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活动涉及胡适生活的每一方面，所谓批判，实际上与学术并不沾边，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谩骂。郭沫若就说胡适和蒋介石“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在这场谩骂当中，就连胡适先生潜心学术研究也成了“只是为了提高北大的威望，迎合反动统治阶级的装门面的需要，扩大他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头的影响”……所有的这些批判，于1955年汇集出版，《胡适思想批判》，洋洋八大卷。胡适的晚年，温和又淡定地面度这些诽谤性的文献，还调侃说自己“从未得到过如此的殊荣”。他学说中，一切令人信服的证据全部汇集于此。
历史有时候很会开玩笑，那些急于批判胡适的打手，在随后的短时间内，被一个个“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即便躲过了反右，也没躲过文革。胡适的儿子胡适杜，在胡适被套上“文化汉奸”“无耻的卖国贼”的帽子之后，他也便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死的时候身边没一个亲朋好友，印证了父亲之于他那“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忠告，这对父子九泉之下相遇不知会说些什么？郑振铎、周扬、老舍、郭沫若、矛盾、艾思奇，也无人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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