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网怎么发布新闻:新年读胡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8:26:42

新年读胡适(五则)

说是新年,也不见有什么“新气象”,只好翻“故纸堆”,谈谈“旧”。

有奇人奇事,方有奇文,这也是什么时候名人传记都不愁销路的缘故。

20世纪中国的名人不少,胡适自然要算一个,而且今年是他120年诞辰。

因此即使只读他某些日记,也会让人感到“很有意思”。

 

中国人的劣根性

1928年4月,大好春光,胡适应朋友之邀,带着他的儿子祖望与沈昆三、高梦旦、蒋竹庄几个朋友一连数天游览庐山,后来还根据日记写成《庐山游记》。

4月8日的日记中记他们在庐山上走到一“御碑亭”,发现亭内有碑,刻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周颠仙人传》全文,内容当然是胡说八道,胡适气得说“此传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文章”,并由明人王世贞论此碑时所说的一句话“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应征,以服众志耳”发了几句感慨:“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心事。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到最后,不想竟落到“不近人情”的地步,真是情何以堪。而到了文革,直接不许讲人道不许讲人性了,你说这种“价值观”还如何能向全球推广?

读胡适,你会感觉到,他在对西方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回来再反观吾国吾民,对中华民族确实有很多不满。他在1928年4月4日的日记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又说,“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命运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

而在这年6月15日3000多字的日记要结尾处又记了蔡元培先生的感叹(并在几天后给蔡的书信中再次提及):“蔡先生说,他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

1930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又是在日记要结尾处,胡适与洋人一起喝茶时,听“他们谈欧美的音乐戏剧,我竟毫不知情,惭愧的很。”紧接着又说,“我们真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音乐美术全没有。我们士大夫阶级受的美术教育,具的美术知识,远不及欧美国家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1930年7月25日。新月书店开董事会。这个店当时托给两人管理,一萧克木,一谢汝明,可“他们两人便不能相容,谢攻萧最力,甚至捏造股东清查委员会名义,遍发信给往来户头,要搜求证据来毁萧。两个人便不能合作,此真是中国人之劣根性!”

可见,三十年后台湾出了柏杨,写出《丑陋的中国人》,并不稀奇。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而胡适对中国有些传统文化的观点,坚持一生,并且可以说他就是早期的“柏杨”,不仅是台湾的,更是大陆的。其批判精神,与柏杨与鲁迅一致。

 

胡适为何偏向国民党

对胡适为何偏向国民党,一直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

先前我的看法是胡适一生喜欢正统,不喜欢“匪”。

1929年7月2日,胡适在这天日记的末尾似乎专门记下了这样几句“心里话”:

“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1928年4月30日,在上海的胡适已经要接公学校长了。他在这天日记里说了几句既是表白也是牢骚的话:“我太腼腆,不配应付这个民族里的人。沈从文的小说(《旧梦》)里一个女人说:‘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再往前翻,1928年4月25日这天的日记中,胡适从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中抄下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个“理论”的第三篇《反共后中国国民党出路之商榷》的结论:

“统一党内革命理论,严密党的组织,领导国内的有产阶级,中等阶级,统率无产阶级,附属阶级,完成政治革命;联合世界上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废除不平等条约;领导急切需要民族主义革命的国家,成一联合战线;以和平改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防止不合人道之共产党,使全世界各阶级人类得以共存,以共进于大同:是中国国民党唯一的出路,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员今日唯一的责任。”

读了这段话,似乎可以加深对胡适当年为何要偏向国民党的理解。这几行结论中有几点都符合胡适思想,比如“承认私有财产制度”,比如联合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以和平改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比如“防止不合人道”,比如“使全世界各阶级人类得以共存”,这些,应该说都是胡适所赞成的。

而当年孙中山创立这个组织(一开始当然不叫“国民党”这个名字)的本意,用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给杨杏佛信中的话说:“尝见先总理当日立党之旨甚宏,争取宽大,人能自新,不惮与人为善,故所至闻风而化,遂能完成革命之大业。”(见44卷胡适全集第31卷第192页)

此与胡适思想亦颇相近。

 

五四运动可证明一个公式

胡适一生就五四运动发表过多次演讲及文章。

1928年5月4日,胡适到上海一私立大学即光华大学作纪念五四运动的演讲,题为《五四运动纪念》,后整理成一篇约6000字长文,发表于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

胡适这天的日记后面附了一则第二天见报的剪报,即新闻稿,题为《昨天各界举行“五四”纪念》。

我们现在不读胡适长文,只来看当时那则作为新闻稿的剪报上如何说。当然,剪报也有约1000字,这里也还是不能全文照抄,有所取舍。

“昨日上午九时,光华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先由夏赓英报告开会宗旨,后由胡适之先生演讲”。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一个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如果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大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而1848年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

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就从来不干涉政治,这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正因此,要想免除学生干涉政治,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正轨,学生也就不会干涉政治;二是希望知识高深、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我们的学生就会安心读书,不会再出来多事了。

读至此,不能不感叹:也不知“常态的国家”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特别是多年前,那些被猎杀的学子们若是地下有知,也读到胡适这些话,又该作何想……

回过头来再说。若是没有读过胡适这篇演讲的读者并不满足,本人还可再抄一点胡适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历史情景”,特别是看看当年的教育部是不是可以作为今天我们教育部一面镜子: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终于失败了,一种代表军国主义和武力侵略主义的势力,终于被比较民治化的势力屈服了,欧战遂此告终,全世界人皆大庆祝此双十一节,中国自亦受其影响。”

几天后,即“十一月十七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内的学校,一律停课,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教育部且发起提灯大会,四五万学生,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非独此也,教育部且于天安门一带,建筑临时讲台,公开演讲。事后北大停课三天,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三天。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也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因此,各人的演词,非常简括,却又非常精彩。”

当然,胡适那天的演讲很丰富,不仅讲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发生”,还讲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里不去细说。只想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当政府没有搞好政治,而又因没有搞好政治影响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人民的生存、生活,这样,人民不满意,才会出现一些原本与政治无涉的青年学生也对政治发生“兴趣”,乃至向政府提出政治改革之类的要求,这实不能怪那些青年学生,更不应恩将仇报,滥杀无辜。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

1928年3月30日。上海。

胡适这天日记的主要内容,是读杂志有感。

3月1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时代》“载苏俄前驻北京代表及驻维也纳大使越飞去年十一月自杀之前寄给托洛斯基的绝命书全文,读了使人凄惨。”

胡适先用自己的口,讲述绝命书的意思:“他在共产党里尽力二十七年,自信不曾浪费一天的光阴。近年他因托氏一派被排挤,一切职务皆被剥夺,穷困不能得钱医病。医生说他的肺病甚危险,须出国疗养;政府只准给他一千元,又不准他的妻子同住。他遂不能成行。”

接着又引绝命书原文:“……你知道的,我从前捐给本党,何止几个一千元;革命以来,本党没收了我的财产,不留一点够我自己医病。……”

绝命书后胡适接着又说道:“越飞若知道我们中国的下野大官出洋游历时可以每人领五万元的旅费,不知作何感想?”

像这种日记内容,隔了近一个世纪,今天有些读者看了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我却觉得“很有意思”。

别的不说,就说越飞强调的为“本党”那“何止几个一千元”的所谓“捐”,与我们那位“解放前”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驹后来捐给“新中国”的字画,又算得了什么?然而,“新中国”又是如何对待张伯驹及其夫人的呢?但凡读过章诒和有关回忆张的文章,恐怕都不免要“唏嘘感叹”吧。

再接着胡适的话说。中国下野的大官为何仍有那样的享受,我等百姓自是不得而知。不过,细细想来,也并非寻不着一点蛛丝马迹。

做官时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离开“椅子”后装了一肚子在朝时见不得人的东西,要想不让他说出来,莫过于让他继续享受。我敢说中国任何一个稍有点级别的政府官员,只要愿意如实写出其做官的经历,开了什么会,得到多少“不可为外人道也”的“训示”乃至“密令”,并且越细越好,肯定都是一本好看的“传奇”。

别的且不说,和平时期,大凡“密令”,多不合法。

而那些人之所以不写,正是为了退下后仍能分得一杯羹。若是把在位时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抖露了出来,那享受也一定会随之被取消。

要知道,中国有多少官人的屁股沟子干净?又有哪个稍有点级别的官员不怕查?既然一要享受,二又不干净,那就只有乖乖地听话,套用一句说烂了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物质产生精神

1928年3月26日。上海。

胡适“到Quest Society〔探索社〕讲演东西文化”。此次演讲不知是否在租界内,反正是给外国人演讲,肯定的。此次演讲用的是英文,译成中文,八千字左右,题为《东西文化之比较》。几十年后胡适还记得这次演讲,在去世前三个月的一次25分钟的英文讲演中还提起它:“……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1928年又用英文发表”。

这是胡适一篇重要演讲,即使对今天的中国,尤其对那些所谓人类的精神文明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人而言,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本篇最初载于1928年纽约朗曼出版公司初版《人类向何处去——现代文明概观》。

讲演完后,与听众又进行了一会讨论,胡适也作了一些“答辩”。演讲会散后,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办人休斯先生开车送胡适回家。胡适认为“其人颇有思想”。

在车上,休斯先生与胡适“闲谈”,胡适觉得“有一事足记”。

休斯说:“美国是真正民主国,例如,美国富力的七分之一是在保险公司手里,而这些保险公司的股东有四千万人之多!”

胡适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说:“此正是马克思所不曾梦见。马克思以为资本集中则所有权集中,全国资本将在极少数人之手。他不知道资本集中而投资可以公开,故一万万元的一个公司不妨有五十万个股东。”

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不知道马克思那么淘神的研究资本主义,并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资本论》,是否真的如胡适所说,对“投资可以公开”居然没有研究。果真如胡适所言,对马克思也就不能不表示遗憾。

我不知这位休斯是否美国人,他与胡适“闲谈”的之所以是这种话题,自然与胡适刚才的演讲有关。胡适反对说西方的文明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他在这次演讲中就这样说道:“……那些夸耀东方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胡适认为,精神文明其实都产生于物质文明。没有物质文明,也就很难会产生精神文明,正因此,西方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要高于东方,这个观点并且贯穿他的一生,直到上面提到的去世前三个月的那次25分钟英文讲演中还在重复这种认识: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着近代喷射飞机在他的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化婆子死在极度的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佛陀所主宰的极乐世界中去,——试想像这个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价值可说!”

“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需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回过头再说,其实,就在这次演讲前几个月即1927年8月,胡适到西方游了一圈后,回来还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散文《漫游的感想》。这篇感想记有六个题目,而第三个题目是《一个劳工代表》,其中说了这样一些话:“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近年移民进口的限制加严,贱工绝迹,故国内工资天天增涨;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在纽约时,胡适还曾“被邀去参加一个‘两周讨论会’”,而这一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究竟是好是坏?”其中一位劳工代表“一开口便使”胡适“诧异”:“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二十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真没想到,又是若干年后,这个美国劳工代表的“感觉”依然适用。

2011年1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