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绘图纸的尺寸:胡适语录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健全的个人主义，其特性有两种：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名话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一个头脑受过训练的人在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观的态度，而且也用适当的知识学问为凭依。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响他的判断，和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他并不仓促的下结论，也不轻易的附和他人的意见，他宁愿耽搁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查考事实和证据后，才下结论。

　　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帐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

　　耻与自新，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在集团生活方面，都是联贯的。耻是悔的起点，自新是耻的结局。

国家到此田地，事事不如人，只有赤裸裸的承认事事不如人，发大耻心，发大忏悔的誓愿，同时用大无畏的精神，力求向上自新，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自大，自夸，自颂扬先民如何伟大光荣，都是自欺、无耻。须知先民如何伟大光荣只是先民努力的结果。我们自己若不努力，祖宗的光荣何补于今日的危亡耻辱！“终日数他宝，自无半钱分”。歌颂过去的光荣者，当思此言。

　　懒人不肯模仿，所以决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了，那一部会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我们偏要说一点病都没有！”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催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的基础！

　　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只是因为不曾反省。

　　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就一直认为我的“考据”，我的学术工作是一种毒品；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恶毒的用意的。他们因而把我打成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的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做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是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

1910年（18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约翰·杜威。1917年（25歲）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胡適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紅學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

他曾历任：1917年（25歲）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7歲）北大代理教務长、1922年（30歲）北大教務长、1932年（40歲）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年（46歲）中華民國驻美國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6年（54歲）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5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縣南港鎮（今台北市南港區））院长等职。胡適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