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向日葵的房子好么: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

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这里的“成”不是“成年人”的“成”，而是“成为人”的“成”，即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在儒家学说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呢？简单地讲，《大学》中开宗明义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儒家心目中的“成人”。必须指出，儒家的这种“成人”学说，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探讨，而是要付诸实践，落实到行动中去的。所以《大学》紧接着就说明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也就是著名的“八条目”。在这“八条目”中，“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为了“修身”，而“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可称为“内圣”功夫，而后者可称为“外王”之用。所以，《大学》中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这一角度讲，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以“修身”为核心建立起来和深入展开的。

    “修身”对个人讲是要完善自我人格，乃至“希贤希圣”，追求圣贤的至善品德；对家庭、社会、国家讲则是要遵守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规范，推行和维护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秩序。而这一切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实践，落实到行动中去才能实现的。由此而言，儒家学说当以“实践”为其特性，而事实上儒家学说也确实有其鲜明的实践性格。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着子贡说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它说明，孔子当年很少谈一些抽象的形上学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教育学生的言论看，可以说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道德规范，而且都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孔子强调的“为己之学”，是儒家学说实践性格最切实的体现。《论语》中记载着孔子有一次很感叹地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后来荀子引用了这句话，而且还做了解释。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再具体点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劝学》）按照荀子的诠释，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要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学”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为人之学”的“学”则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听听说说而已，这样的“学”只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而与自己人格的完善毫不相干。

    孔子非常注重言之必行和言行一致，他赞扬古人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所以，孔子对那些言行不一，说而不做的学生都要给以严厉的批评。如有一次他看到宰予大白天睡觉，就痛责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并且由此反省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学生的要求是，言行要一致，知了就要行，学了就要行。这个要求大概是十分严格的，以至于《论语》中记载有这样一条材料：“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同上）孔安国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前所闻未及行，故恐后有闻不得并行也。”（《论语注疏》）意思是说，子路以前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道理，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因此怕再听到孔子讲新的道理，而同样不能落实到行动上去。由此可见，孔子儒家学说对实践的重视程度。此诚如荀子所言：“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关于儒家学说重视实践的说法，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可说俯拾皆是，现摘引数则，以见一斑。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

    “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

    “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其实，何止儒学如此，就连道家、墨家同样也把“行”放在最根本的地位。如说：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一章）

    “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庄子·山木》）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

    就此而言，实践性格也许不仅仅是儒家学说独有的特征，抑且可说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共同特征。

 二

    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唐宋儒者也开始探寻、阐发儒家的形上理论。较早自觉到这一问题的是唐代的李翱，他在其《复性书上》中讲道：“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

    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儒学形上理论的研究讨论才发展和成熟起来。于是，就有了程颐强调“仁”与“爱”的体用性情分别之说，如他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也就有了朱熹释“仁”时说的：“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等等具有浓厚形上理论色彩的说法。

    应当说，理学家发掘出儒家学说中的形上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在身心修养方面，玄学、佛教、道教的影响远超过儒家，而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学形上理论的建立，使得儒学重新取得了在身心修养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理学的形上理论色彩加重了，但他们仍然是把实践放在学说最根本的位子。理学家之所以要复兴儒学，是因为他们认为佛、道之学都是“虚空”之学，修养得再好也无助于现实社会伦常关系的建立和巩固。而儒家伦理学说则处处落到社会现实的伦常层面上。

    正因为如此，所以程颐常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为什么这样说？程颐说，因为《华严经》“只言一止观。”（同上）又说：“禅学只到止处，无用处，无礼义。”（《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七》《二先生语七》）其兄程颢也说：“释氏只曰止，安知止乎？”（《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三》《明道先生语三》）他们的意思是说，佛教《华严经》讲“止”无落实处。而儒家《周易》《艮》卦也是讲“止”，但有个落实处。如程颐说：“《艮》卦只明使万物各有止。止，分便定。”（《二先生语六》）又说：“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

    《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伊川先生语四》）程颢也说：“‘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于义之谓。”（《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当然，佛教、《华严经》的思想及其实践意义，是否就像二程所理解和批评的那样，佛教徒自有他们的理解和辩解，此处不及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下，理学家称自己的儒学为“实学”，而称佛、道之学为“虚学”。

    上达天理是理学家追求的根本目标，然为此必须从下学做起。《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游认为子夏的弟子们让他们做一些洒扫、应对等具体的事还可以，至于对儒学根本道理的把握则还谈不上。子夏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儒学君子之道有先有后，有始有终。也就是说，先要从具体的洒扫、应对开始，最后才能把握儒学君子之道、圣人之学的根本。

    让我们看一下理学家是如何来评论这件事的。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一连引了五段程颐评论这件事的话，这在整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是少见的。引文说：“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又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

    这里，第一段是解释子夏说的话的意思，以下四段则是程颐自己的体会，以及按照理学的观点所作的发挥。朱熹对此说明道：“程子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其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盖与第一条之意，实相表里。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程颐评论的中心思想是说，本末是不能分为两截的，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一理贯通，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所以从洒扫应对上，便可到达圣人之事。这也就是说，上达天理，与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是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只有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做起，才能到达明天理的圣人之事。所以，程朱理学同样也把“行”“践履”放在根本的地位。且引朱熹的几条论述，以见一斑。

    “如夫子告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只是行上做工夫。”（《朱子语类》卷41）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9）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

然理学家所发挥出来的儒家道德伦理的形上之学，如执之过分，脱离实践，同样也会沦于“空谈”蹈“虚”，而于实际无补。宋亡于元，清初颜元即尖锐批评理学末流之流弊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四存篇·存学编卷一》“学辨一”）。明清时期的理学变迁，除外部原因外，就理学内部讲，其实都与是否把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虚”和“实”之争有关。明中叶阳明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理学末流把程朱理学流变为“空谈心性”之“虚”学，致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贻害社会。王阳明正是针对此种“虚学”，而提倡儒学“实学”之本来面目，恢复孔子以来儒学实践的性格。所以，他竭力倡导“知行合一”之说。

    他批评那些知而不行的人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上》）又说：“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阳明学之末流也不免步程朱理学末流之后尘，时至明末清初，阳明学末流亦被斥之为“虚”，于是又涌现出一批提倡“真孔子”，恢复儒学本来面目的“实”学家。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如颜元，就尖锐批评程朱陆王之学，非孔子本来之学说，而真正的孔子之学是以实践为第一的。他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存学编》卷一）他认为：“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着力。如读‘学而时习’便要勉力时习，读‘其为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他在给弟子李的一封信中也说：“孔子教人不过忠信、忠恕等语，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盖性命之说渺茫，不如实行之有确据也；实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维世立教之深意也。”（《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总之，对于颜元来说，那些只知诵读经典，明虚理、记空言的学问绝不是孔子真儒学的学问，只有学之用以修身，付以致用，落实到经世济民，才可以称之为孔子真儒学。

    时至今日，儒学离时代已经很远了，无论是认为儒学应彻底摒弃者，还是认为儒学尚有可为今日社会所吸纳的成分者，大多数人都已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历史留存下来的思想理论来研究，也就是说，儒学只是一种知识对象，而不是把它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规范去对待。因此，研究儒学、弘扬儒学，并不一定要身体力行。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弘扬毫无意义，但是我想，儒学如果丢弃了它的实践性格，这样的儒学还会有生命力吗！

    因此，我认为，当我们认为儒学中尚有不少思想理念在今天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就不能只把它当纯粹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象去对待，而至少应当有一批仁人志士去切实地践行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互补共生，如今佛教有大量寺庙和数十万出家人在传承着、实践着，道家依托道教也有宫观和道士在传承着、实践着。然而儒家呢？它的传承载体在哪里，它的实践群体又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时，也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曾子教育思想初探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必要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探讨。现谈一点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明确坚定的教育方向

　　曾子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与他的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这一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定。就是培养治国人才和仁德之人。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见《论语·泰伯》）

　　可以把幼小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他，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却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这里讲的是治国，是说培养治国人才，而且是生死关头不动摇的治国人才。

　　曾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见《论语·泰伯》）读书人不可以不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而路途遥远。把实现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奋斗到死才罢休，不是很遥远吗？这里讲的是仁德，是说培养为仁德奋斗一生的人才。这里讲到“弘毅”，又讲到“死而后已”，这个“仁人”仍然具有相当高的标准要求。

　　治国人才与仁德之人两个培养目标是一致的。治国人才必须是仁德之人，培养仁德之人的目标是为了治国理民，实现仁政。这两个目标是以仁德放在首位的。“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博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能够参与治国就增益国君的声誉，并减少百姓的忧愁，这实际上是说的实行仁政；如果推行仁政的愿望不能实现，就不要参与治国，就是干农活与普通百姓也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挨冻受饿也要坚持自己的仁爱。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大学》引用《尚书·秦誓》中的话：“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虽然没有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能够容纳别人，“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用这样的人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况且也有利于国家啊！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

　　二、明德博学的教育内容

　　曾子在教育内容上的主张，是与他的德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他强调的是以德育为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素质教育。

　　在德育上，曾子倡导的是明德，即培养光明正大的品德。《大学》一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革旧图新，在于达到最善的境界，也就是所说的三纲领。这三纲领是紧密相联的，它们的关系是递进的。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就要在思想上不断革旧图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保持天天弃旧图新才能达到改善的境界，实质上还是明德这一纲领。曾子讲的修身是明德教育，孝道是明德教育，这在“曾子十篇”、《大学》、《孝经》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在智育上，曾子提倡博学。博学就是广泛地学习知识。他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中多次提到博学问题，如“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君子既然学习了，就担心学习的知识不够广泛；“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君子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并小心谨慎地去实践它；“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君子要能识别多种人并区别对待，能够广泛地学习并辩别好坏等等。

　　孙子教授学生的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教，曾子基本上也都作为教学内容，这在一些记载曾子的古籍中有所反映。如《礼记》中有曾子讲礼的记载，《庄子?让王》有曾子居卫曳縰而歌《商颂》的记载，曾子在《孝经》中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等等。曾子还以《诗》、《书》教弟子，《孝经》、《大学》多次引用《诗经》、《尚书》上的句子就是明证。曾子还传授自然知识，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这是孔子所没有的。

　　曾子尊老爱幼，并把这种思想传授给弟子，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亲自参加劳动，曾出薪于野、耕泰山下、敝衣耕于鲁。他不仅教育学生不得志就去农耕也要坚持自己的仁德，（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还对秉德之士从事耕嫁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以禹为例说：“昔者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从前大禹坐车行路，见到有五对耕田的人就低头抚轼表示敬意，经过有十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他就下车步行，这是对有道德的人表示问候。当然，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仕的，但是在曾子看来，不得志或不被任用的情况下，农业劳动也是君子的一项选择。

　　三、灵活务实的教育方法

　　曾子教授弟子有五大特点：

　　一是原原本本地传授孔子的教导。例如，一次曾子对他的弟子子襄讲什么是勇敢，就直接引用孔子的话。他说：“你喜好勇敢吗？我曾听孔子说过什么是最大的勇敢，自我反省，正义不在自己一方，即使对方是普通百姓，我也不恐吓他们，自我反省，正义在自己一方，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见《孟子·公孙丑上》）再如：曾子在回答弟子单居离关于“天圆地方”的问题时说：“过来，我告诉你，我曾经听孔子说：天的事理叫做圆，地的事理叫做方，方幽暗，圆明亮”。（见《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以致他的弟子乐正子春在授徒时也象他一样：乐正子春走下台时伤了脚，伤好以后，仍几个月不出门。他的弟子问他：“老师脚上的伤好了，几个月不出门，还有忧愁，为什么呢？”乐正子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从曾子那里听到孔子说的一番话：“上天所化生的，大地所养育的，人是最伟大的。父母完整地生下儿女，儿女死时也要把身体完整地归还给父母，这才算是孝；不伤害自己的身体，才算是完整啊。所以君子即使走上半步也不敢忘记孝道。如今我忘记了孝道，因此忧愁。”（见《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后世写文章引用名人名言，可能就是受曾子这一做法的影响，这也对我们今天开展读经活动是个启迪。

　　二是注意教学相长。《说苑?反质》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公明宣跟着曾子上学，三年不曾读书。曾子说：“你当我的学生，三年不学习，为什么呢？”公明宣说：“哪里敢不学习呢？我见先生在房内，父母在，呼喊的声音不曾让狗、马听到，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见先生接待宾客，恭敬节俭却不松懈怠慢，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有做到。我见先生在庭院，严格对待下人却不诋毁伤害他们，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喜欢这三点，向您学习了但还没有做到，我怎敢在您的门下而不学习呢？”曾子离开坐位道歉说：“我不如你，你是在学习啊！”《荀子·大略》有这样一条记载：曾子吃鱼剩下了几条。曾子说：“用米汁浸渍起来吧。”他的一位弟子说：“用米汁浸渍的鱼吃后容易伤人，不如腌制的好。”曾子流着泪说：“是我有了不专心的情况啊！”他伤心自己听到的晚了。善于向学生的长处学习，在教学中增长知识，这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向曾子学习的。

　　三是交谈式教学。提倡师生互动，善于听取学生的意见，这也是曾子的一个长处。《礼记·檀弓上》记载，一次，曾子对子思说：“孔伋！我办理父亲的丧事，七天没喝一点汤水。”子思说：“先王制定礼制，是让做的太过分的人屈身接近礼的规定，又让做不到的人努力达到礼的规定。因此，君子为父亲守丧，不喝汤水只要三天就可以了，要能够柱着杖站起来。”《孔丛子·居卫》也记载，曾子对子思说：“从前，我跟随老师周游于各诸侯国，老师不曾丢掉做臣下的礼节，而先王的礼法还不能推行。如今我看你有傲慢国君的意思，岂不是不合乎礼法吗？”子思说：“时代改变了，世事不同了，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相适宜的做法。在我祖父的时候，周朝的制度虽然已遭到破坏，但君臣还各在原来的位置上，仍保持着上下的关系，象一个整体。想推行先王之道，不按礼节去寻示，就不会被接纳。当今天下的诸侯，正欲用实用相竞争，竞相召请英雄，用来作自己的助手。这是得到贤能的人就昌盛，失去贤能的人就灭亡的年代。在这个时候，我不提高自己，别人就会贬低我；我不尊重自己，别人就会轻视我。舜和禹以礼相让，商汤王和周武王用兵相争夺，不是他们故意相违背，而是时代不同了。”看这段对话，多么象两位朋友在交换意见啊。

　　四是身教重于言教。曾子是主张“行必先人，言必后人”（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的，即行动一定要在别人前面，说话要在别人后边。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要求弟子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讲孝道，他做到至孝；讲修身，他“日三省自身”。曾子主张“不得去，不安贵位”（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就不安居高位。因此，“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就”（见《韩诗外传卷一》）。他主张谨慎，又主张守身。因此，在重病的时候，他把弟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不会再受到损伤了！弟子们。”（见《论语·泰伯》）曾子在临终前用自己的一生慎行来教育弟子们。

　　五是抓住一切机会及时进行教育。《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记载，曾子有个弟子将要到晋国去，对曾子说：“晋国没有我熟悉的人”。曾子说：“为什么要有熟悉的人呢？去吧。有熟悉的人称他为朋友，没有熟悉的人就去做他的客人。君子坚持仁爱，成就德行，先做后说，千里之外都是兄弟。假如你不知加强学习修养，那么就是你的亲人，有谁愿意亲近你呢！”弟子临出发前，曾子也要进行一番加强道德修养的教育。《论语·子张》记载，孟孙氏任命阳肤做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不按正道行事，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了解到罪犯的真实情况，就应该怜悯他而不应该居功自喜。”曾子又抓住阳肤去做法官的机会，对他进行了一番爱民的教育。曾子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教育弟子。《论语·泰伯》记载，曾子有病的时候，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快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他说出的话是善意的。在上位的人应该重视的礼貌有三个方面：严肃自己的容貌，就可避免别人的粗暴轻慢；端正自己的表情，就接近于诚实守信；说话注意用词和口气，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至于祭祀和礼仪方面的事情，自有主管的官吏在那里。”对弟子进行了礼仪方面的教育。

　　四、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

　　曾子十分关心弟子的成长，悉心研究学习方法，对弟子的学习提出了严谨科学的要求。

　　一要勤学好问。他说：“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 （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要珍惜时间用于学习，学到的知识及时用于实践，不回避困难，不贪安逸。又说：“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虽有险道，循行达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没有才能就学，有疑难问题就问，想做事就仿照贤人，虽然有艰险的道路，沿着这个方法去做就没有行不通的。他还交给问的策略：“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能亦不强求也” （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问了而没有弄明白，抓住时机观察老师的脸色再问，老师就是不解答也不要强求。

　　二要自省自励。他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要祛除他不好的方面，查找自己的过去，增强自己的薄弱环节，去掉偏爱的欲望，见到义举就跟着去做，才称得上学习了。但反复强调自省：“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残其身，亦可谓守业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以正义为行为准则，白天从事事业，晚上自我反思，以这种态度坚持终身，就可说守护基业了；“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亦可谓守业矣”（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君子思慕仁德和正义，白天从事事业忘记吃饭，晚上自我反省忘记睡眠，以此锻炼自身，就可说守住基业了。

　　三要互帮互学。他说：“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已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人们相处，就象行船使车那样，相互帮助才能通达。自己在前就拉，别人在前就推。因为人没有别人的帮助就不能成功，马离开马群就不奔驰，土堆不增添新土就不再增高，水不增加新水就不会流动。所以，“君子已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自己好，也喜欢别人好；自己有才能，也喜欢别人有才能；即使有的事自己没做好，也不要牵连别人。要求得相互帮助，必须注重选择朋友，“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见《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交往，就好象时间长了，虽每天都有增益而自己感觉不到；与没有德行的人交往，就好象走在薄冰上，每走一步都在下滑，能用多长时间而不陷入水中呢！怎样交往朋友呢？“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见《论语·颜渊》），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凭借朋友辅助自己修养仁德。

　　四要循序渐进。曾子说：“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学习一定要循序渐进，请教问题也要讲究次序。又说：“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行动不求过急就能做好，做事不求过快就能成功。为了实现循序渐进，他为学习和修身规定了一定的程序。在学习上，“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彼此五者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既然学习了，就担心学的不够广博；学的知识广博了，就担心对这些知识不能够温习，就是对这些知识温习了，担心的是不能够理解；就是对这些知识理解了，担心的是不能用于实践；就是能够用于实践了，可贵的是能够谦让。君子的学习能够做到这五点就可以了。把学习分为了博、习、知、行、让五个步骤。在修身上，“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见《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了知识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思，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自身的品德，修养好自身的品德后才能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国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把修身分解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即八条目。

　　五要注重实践。曾子总是把学与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爱日以学，及时以行”，“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博学而孱守之”（均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等等。他们高明之处，已认识到知识来源于实践。他说：“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之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也。”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言论不离开实际去做，是言论有根本；行动离不开亲身去体验，是行动有根本。言论和行动都有根本，就能使自己的知识见闻得到丰富。君子尊重知识，就能使德行高超明达；把知识运用于实践，就能使事业宽广宏伟。他还把实践分为“思考、论证、行动、检验”四个阶段：“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 （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考虑好再行动，论证后才去做，行动必须考虑符合计划，符合计划后必须考虑经得起检验。从哲学的角度说，曾子的这一思想，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做事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