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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会使人软弱吗

类别：百家杂谈　作者：营长 [个人杂文集]　日期：2011-6-5 12:42:48 　编者按：我们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积淀和胸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但我们同时还有着一颗正直，坚强的心灵。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与我们的文化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和宽广的包容力有关，这同样亦是儒学的功劳，正是国人在她的沐浴之下，中华民族才会在屡次的灾难之中屹立不倒，传承不绝。文章推理委婉，以论引论，观点明确，立场坚定，做中华传人，传承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最近和舍友讨论汉人在历史上不断被彪悍的少数民族骚扰，欺负，统治，从周幽王被狄戎所迫开始，西晋时期的五胡乱中华，到宋朝先后被辽金吞噬，直到被蒙古族灭亡，清军入关，大明王朝的江山被女真占领等。大家说到这里都唏嘘不已，纷纷表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为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使汉人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软弱，在文化发达的同时，体魄和精神却不断在弱化。然后，有人表示，现如今我们在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弘扬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复古，是需要谨慎对待的。
　　其实，古代汉人的软弱性格的形成是否是由儒家学说造成的，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先不说古代中国人的性格是否真的软弱，就事论事，古代中国人确实有软弱的一面，而这些软弱的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最后，国人的精神状态就变成了鲁迅笔下的“奴性”和“劣根性”。那么，这一切的缘由，难道真的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吗？把古代国人的血泪史说成是由儒学造成的，这样的观点正确吗？
　　儒家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易经》，而被冠以《易经》作者周文王，也成了孔老夫子赞不绝口的圣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原本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在面对战乱不断，礼乐崩坏的春秋晚期，他渴望恢复周礼，重新确立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从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学说有着浓厚的阶级色彩和功利性，甚至，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
　　孔子提倡周礼，主张以“仁”、“义”、“德”治理天下，长幼有序，贵贱有别，凡事多自省，这些显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是站在“治人者”的立场去看问题。到了孟子时代，儒家学说就有了“民本”思想的可贵品质，早期的“以人为本”开始有了萌芽。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滥用权力，那么人们是可以推翻他的。这些思想，闪耀着光辉反抗精神和变革勇气，并非仅仅是要求老百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
　　早期的经典儒家学说虽然有“克己复礼”、“反省”等约束自身，磨灭个性的作用倾向，但是，儒家仍然追求现实的目标，为理想而献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等这些主张有着明显的激励作用。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推行他的治国主张，屡屡碰壁却不退缩，有着敢于为天下先的勇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造福人类，一直都是儒家的核心主张。
　　但是，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正式成为官学之后，儒家学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在长达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中一枝独秀，一直都是“显学”，这与儒家学说自身有关。儒家学说包含着服从礼仪，服从统治的因子，强调对被统治者的教化，让老百姓各司其职，维护社会安定和阶级秩序。儒学在经过历代历朝的不断完善，补充后，经典的儒学已经面目全非了，发展成为“新儒学”，突出的代表就是程朱理学。鲁迅笔下所谓“吃人的礼教”所批判的也主要是指完全蜕化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程朱理学，这些被封建政府有意改造了的儒学，主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摧残人性，奴化人性，使被统治者安于现状，乐于做奴隶，人性中的那些热血，那些反抗意识被消磨殆尽，人也就变得软弱，变得愚昧。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古代中国人软弱的性格是由儒家学说所造成的呢？在中国古代，那些文人士大夫们主要接受的就是儒家学说，他们是儒家学说的实际代表者和推行者，在那些文人士大夫当中，不乏有性格刚毅，敢于触犯权贵，坚持真理，有骨气的人。司马迁敢于在汉武帝面前讲真话，受到酷刑后依然不改志向；文天祥义不受辱，留取丹心照汗青，杀身成仁；方孝孺怒骂朱棣篡位，拒不拟诏，代表天下儒生讨伐永乐皇帝……他们身上的高贵品质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来源于他们所接受的儒家学说，他们舍生取义，不惜灰飞烟灭，正是儒学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真实写照。儒学并没有使他们变得软弱，反而使他们的精神空前强大，不可动摇。
　　其实，国人的软弱性格的形成并非仅仅是因为对儒家学说的推广而造成的，真正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借用儒家学说，然后精心改装、曲解、改头换面，从而把儒学改造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对人们施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彻底摧毁老百姓的思辨意识的反抗觉悟，使人们安心做奴隶，这才是形成国人性格软弱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一个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高扬“打倒孔家店”是偏激的，犯了绝对否定，形而上学的错误，但他们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做出的那种选择是必须的。所谓“不破则不立”，想要反对某些东西，就必须采取一些冒进的偏激的态度和方式，这样才会立竿见影，取得效果。再者，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作为革命人士，他们必然要采取革命的流血的方式，而革命的方式免不了是激进的，甚至是偏执的。所以，他们主张推倒一切封建思想，包括儒家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胡适等人对儒家采取的是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主张一分为二，吸取精华，改造糟粕。这种对待儒家的态度和观点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胡适并非是一个干革命的，而是一个学者。在学者的眼里，没有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学说是毫无价值的。儒家学说在新时代里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它依然有其光辉、进步、合理的地方，把儒家一棍子打死是错误的。因此，如何有效地改造儒学，对儒学进行渐进式的改良，以便于更好地把儒学发扬光大，是胡适对待儒学的主要立场，这种立场和态度同样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如今，学习国学，诵读经典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地的国学班悄然兴起，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我们文化软实力，并不是在搞什么文化复古主义逆流。学习儒学，传承经典，是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儒学的很多主张对当下社会具有深刻的引导作用。在多元化的价值观，物质主义喧嚣甚上的市场经济之下，很多人变得茫然失措，进退两难，取舍不当，没有信仰，甚至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失德现象随处可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境界却在持续下滑，对于这些问题，儒学的主张就显得尤为可贵和重要。“忠”、“孝”、“礼”、“诚信”、“和为贵”、“宽容”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质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儒学作为一剂救治人心的良药，在当今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传承文化，还是服务现实，对儒学的弘扬和传播都是有必要的，这样做并不是文化复古主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导儒学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这与20世纪初，袁世凯尊孔复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之所以大兴儒学，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达到他登基做皇帝，为封建王朝复辟服务的，是倒退、反动和落后的。而且，他所看重的是儒学里面封建思想糟粕的一面，与我们现在复兴儒学的内容和目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正确学习儒学经典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软弱性是可以得到改善的。中华民族自古注重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和“中庸”的处事原则，但忍让并非是没有底线的，儒学除了这些，还有教导我们反抗暴虐，以直报怨等的内容，在遇见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和现象时要勇于面对，勇于斗争。我们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积淀和胸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但我们同时还有着一颗正直，坚强的心灵。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与我们的文化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和宽广的包容力有关，这同样亦是儒学的功劳，正是国人在她的沐浴之下，中华民族才会在屡次的灾难之中屹立不倒，传承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