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文的评价

　　《马》文发表的当日，有一位领导人赶到胡耀邦家里，对胡说:这篇文章的发表，表示我们在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斗争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而“毛办”负责人又一次对胡绩伟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更认为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马》文长达17000多字，既有顾及现实的作文技巧，又有极其鲜明的理论观点，是一篇富有争论意义的文章。《解放军报》时任总编辑华楠将军对此回忆道:“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他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傅颐《访华楠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期)

　　《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撰文说:《马》文“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胡耀邦又是怎样评价《马》文的呢？胡耀邦说:“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原罗瑞卿秘书、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话》，《炎黄春秋》2005年7期第17页)

　　诚然，《实》文理论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所起作用实在不小，文章的政治意义远超其理论意义。正是有了《实》文的问世，才有了《马》文的出炉，又适逢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促使《马》文以更高的水平写成和发表。

　　2、《马》文的“政治背景”

　　文章首先在《解放军报》发表，局外人很难摸清其真实意图，背景是谁？但有一点无疑，这就是军方对“真理标准讨论”这件事明确表态。事后也证明，此文除《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政治部副主任兼《解放军报》总编华楠、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以外，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亲自抓文章的修改和发表安排，罗还与胡耀邦作了多次电话商量。稿件编发上，由姚远方直接向罗瑞卿汇报，并上情下达，与作者沟通。最终文章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横跨三个版面发表，这种安排，该报尚没有先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以显著版面转载，新华社亦当天转发，打破了文章转载一般在次日的惯例，这又是一个不同寻常！其二，这篇文章系“顶风而作”，其时中央宣传系统已下达禁令，事涉当时最敏感的文章，《理论动态》不能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能发，《红旗》更不可能发。而“两报一刊”中，唯《解放军报》系中央军委直管，有它“超然的独立性”。其三，这篇文章发表时的政治气候更严峻。《马》文发表前夕，中央最高领导、主管领导严辞斥责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而极力维护“两个凡是”尊严，舆论阵地朔风劲吹。邓小平等领导则避其锋芒，在合适的场合，以政治家的语言表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隐隐然，以此为轴点的双方仿佛在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垒。一股政治风暴急速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军报》发这样针锋相对的文章，既要避开审查，又要联手权威舆论阵地同日刊发，非相当级别的领导是无法组织的，非大智无畏的领导是无法担当的。难怪连德高望重，实权在握的罗瑞卿大将，都为发此篇文章的政治风险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3、罗瑞卿参与修改《马》文问题

　　《马》文撰写时尚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吴江说，他撰文时，为了不给已处于为难境地的胡耀邦添麻烦，文章的定稿和处理情况均未向胡耀邦作汇报。“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理论动态》组的任何人都未曾参与。”(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9页)可以说，这篇文章的撰写除吴本人外，只有孙长江知道。至于其后王强华等人的臆测性说法，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当时文章往上送审，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吴江说:“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将军过目……罗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办了。”(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至于《马》文是吴江投稿的，还是《解放军报》约请的，是姚远方在吴江家中取走的，还是吴江事后寄给报社的等等，这些不同说法为细枝末节，对文章要素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似可略之。

　　《马》文的发表，突破了当时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打压与封锁。此文亦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找了中宣部领导谈话，其后又提到“真理标准讨论”这件事，并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978年下半年，各个地方，包括军队纷纷对这场争论作出反应，并公开表明态度。不久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场讨论对促进全国、全党思想解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三、应当历史地看待“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不少人把“真理标准讨论”等同于一二篇文章，这既与事实不符，亦失之偏颇。《实》文的发表仅仅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而且刚刚掀开一条缝，即被重重的压下了；《马》文的发表是“将堤坝炸开一个硕大的缺口”。吴江说:“第一篇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内部的争论，而且处于受压的地位；第二篇文章虽然把争论公之于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讨论只限于中央及省市上层，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同上引吴江文章)如各路“诸侯”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从7月黑龙江率先表态支持开始，直至12月8日湖南表态收尾结束，时间跨越近半年，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才对“真理标准讨论”一一表明态度。其中某一省的主要领导专门组织人员查看全国报纸，一旦表态支持的省、市、自治区超过半数时，他们就勇敢地亮相了。从而也反映出“真理标准讨论”尚未真正开展起来。就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也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的讨论，甚至行文措辞都要婉转，阐述本意要借助于主要领导和伟人的讲话语录。当时“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文章都未直接点明反对“两个凡是”，即使是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的主要领导也要顾及组织原则，作出策略上的表述。直接点明反对“两个凡是”是后来之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即于1979年1月18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直至4月初结束。与会对象为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和理论工作者。领导小组由11人组成，由胡耀邦挂帅，包括了各个方面不同观点的人，体现了民主的讨论精神。胡耀邦作了《引言》报告，胡说:“到了去年(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家要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指真理标准)解决一下。”会议期间，邓小平又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在中国，尤其是当时的中国，通过全国性的会议和下达文件的行政方式比任何其他方式都为有效。中央充分认识到“真理标准讨论”之事非短期内可以鸣金。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束，但“真理标准讨论”却一度中断。因而在1979年下半年，邓小平又明确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于是在1979年8月和9月，在胡耀邦的同意下，吴江应邀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重点转述邓小平“真理标准讨论”要补课的意见，主要是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并整顿组织，并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的形式转发各地。这一“补课”，直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才基本结束。

　　回溯其时，“两个凡是”为什么会有很大市场，一方面固然发轫于主要领导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实则更大程度上是我党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所导致。所以消除其影响，绝非短时期所能完成。人们的思维有个惯性，人们的适应有个过程，解决理论问题不可能凭一二篇文章，一朝一夕就能播种于各个阶层；某个错误观念，单凭理论界摇旗呐喊，短时间内就想扭转，也只不过是书生的空想，成熟的政治家才不会这样。

　　往事已已矣，来者犹可追。趁“真理标准讨论”的许多参与者还健在，趁许多原始资料陆续披露之机，我们可否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不再把它作为“历史之谜”留给后人。中国的历史已经够厚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