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011年05月25日05:35

　　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人们越来越感到，要彻底澄清思想混乱，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首先必须解决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判定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根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强调必须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走在拨乱反正斗争前列的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以澄清多年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还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和到党校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着重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根据叶剑英提出的要求，中央党校开学后，决定把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作为中共党史课的主要内容，组织800多名来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讨论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为此，在胡耀邦的指导下，从这年12月开始酝酿、翌年4月形成的一份研究党史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这两条原则启发下，有些学员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质疑。而有的人仍然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据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的精神。于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鉴于一些批判“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来信总是依据“毛主席语录”评价文章的现象，人民日报社编辑部也感到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并开始就这个问题组织文章。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发表后，又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对文章的观点持有异议，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此，报社编辑部决定继续组织文章，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
　　1978年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准备将他们早已收到、几经修改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哲学专刊上发表。该报负责人看到文章清样后，意识到这一论题的现实意义，决定委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作进一步修改，准备作为重要文章在报纸头版发表。
　　为增强现实针对性，文章在修改过程中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了。
　　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交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鲜明地指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现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的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由于文章思想观点的鲜明和尖锐，以及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
　　理论需要同实践相结合，真理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本是哲学上常识性问题，但由于长期以来思想僵化的影响，这一常识性问题的提出却引来一系列责难。有的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实际上提倡怀疑一切，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有的人虽不反对文章的观点，却囿于多年来形成的思维习惯而看不清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甚至担心开展这样的讨论会与中央的方针发生冲突，影响党内团结和社会安定。
　　1978年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当天，各省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还被告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这种情况使《人民日报》等许多报刊在刊登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时，不能不面对巨大的压力。
　　但是，多数同志都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应当开展讨论。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3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党组还作出决定，支持并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毛泽东早已多次阐述过。在1963年11月18日修改一篇文章时，他还亲笔加上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1]。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针对“两个凡是”方针，重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时，却被某些人视为“大逆不道”。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和争论必然要进一步展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
　　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和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开展
　　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很大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他们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要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这场讨论得以顶住压力，并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成为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大讨论。
　　1978年4月27日至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这种情况以及由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而产生的意见分歧，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5月30日，他就自己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向有关同志谈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我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2]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
　　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这篇讲话使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同志受到震动，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受到鼓舞。
　　为了回答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的争论，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转载。这篇文章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文章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思想不能证明自身。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相互混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真理观上。长期以来，他们把真理说成是依人们的主观思想为转移的东西；把理论本身或权威人士的言论，或文件上写了的，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而独独讳言客观实践。其为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在此之前的6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几家主要报纸连续发表和相互转载的这几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
　　在此前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先后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既有中央、地方及军队的理论工作者，又有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发言者纷纷指出，肯定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会否定或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且正是肯定和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科学没有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这个问题不但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党的各项事业重新走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7月21日，邓小平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在此期间，叶剑英、李先念都对邓小平的主张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明确支持。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8月，《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这位曾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再次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勇气，当即表示: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10月下旬，文章初稿写成后，他针对编辑部负责人的担心再次坚定地表示:文章的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李先念、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在先后看过文章后，均表示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终于刊登在当年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
　　从7月底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各地宣传部门和党校也积极配合，纷纷举办讨论会或培训班，推动这场讨论的开展。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讨论会达70余次，报刊上发表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达650多篇，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新闻界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理论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注:
　　[1]毛泽东在修改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加写了这句话。文章在1963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22期刊登。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20页。
　　[3]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