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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态度

    胡乔木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持有相反的态度。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之后，有一种说法：当胡耀邦同志在受到来自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巨大压力之际，6月20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汪东兴已在讲你代表哪个中央了，所以，应立即停止争论。胡耀邦同志在当时不太明朗的局势下也有过“冷却一下”的考虑。

    当时我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的负责人。据我了解，耀邦同志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乔木同志6月20日找他谈话的事，也未听他说过“要冷却一下”的意思。在工作中他也未做过这样的部署。但当汪东兴同志对他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负责人严厉申斥并明确指出“下不为例”之后，很明显，耀邦同志不会“硬顶着干”的。(所以，即使他有过“冷却一下”的考虑也是不足为奇的。)耀邦同志组织观念很强，在和我们《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同志接触中从未谈论过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短长。6月下旬我曾去中央组织部向耀邦汇报各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应，当我谈到：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强烈；形势发展越来越向赞成讨论的方面转化、但阻力也不少时，耀邦同志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不可避免。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议停止争论。不同意见要听，要分析，但形势发展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虽然不一定指的就是乔木同志，但可看出耀邦同志成竹在胸，结论也很明确，这是他对这场争论持有不同意见同志的一次明确表态。(如果乔木当时确实对耀邦同志说过那些话，则是不足取的。)1978年8月18日，耀邦同志在和《理论动态》组同志们的谈话时透露，乔木同志在8月16日找过他，他曾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和乔木交换过意见，他对乔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可大了，是关系到解除精神束缚的问题，不只是理论界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整个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要拨乱反正，首先要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他还说：“我对乔木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风格，要苦学苦干，还要敢想敢干。至于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不高、科学水平低，乔木谈了这个问题，我同意这个看法。”从这次他和乔木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再一次提醒乔木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加深认识，也可以看出此时乔木同志并未对耀邦的意见再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吴江同志在他所著《十年的路》一书中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不久，他参加了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在那次会议讲话中指责说：“如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吴江还说：“记得当时邓力群同志也在场，听后他也对我说：这话有些过头了。”据我所知，这是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我也听参加会议的同志证实，乔木确实这样讲过。乔木同志为什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后来我看到社科院印发的正式文件，才知道乔木同志在1980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想应该对我们自己工作里面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我说了几句话，影响非常坏。就是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下，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我说，政治局常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说有分歧，就是造谣，就是分裂党。我这话是非常错误的，错误很明显。当时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当时政治局常委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表示同意，是有这回事，这件事当然是一种表面现象。可是为什么我要说出那样一些话呢?当时想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反对有一些人当时不许进行这个讨论，说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表态，意见不一致，不应该讨论。这种情况，我当时指的就是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他们就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我所说他们是造谣，是分裂党，我的心目中是指的这样一些人，可是这个话我不可说清楚，本来我就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事实不能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描写。因此，有这样一种推理，不但不能够帮助讨论，反而会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混乱。很多同志对我说这样的话，表示非常不满，很惊讶，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说话经常会不周到的，那么这次，这也是不应该说的。”

    不少同志对乔木这个“自我批评”很不满意，说他没有把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实思想讲清楚，认为他这些话是名为维护党的团结，实是维护当时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中央领导立场的表露。其实当他作这个“自我批评”的时候，全国的大气候，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乔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表现了和以前迥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可以这样说，在我当时所看到的有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乔木对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评价比谁都高，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的批评也比谁都严厉。例如，1978年9月13日他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像真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识。可是居然成为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还是多么严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同这种流毒作斗争，批评这种流毒，肃清这种流毒。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如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就不能前进一步。这就是这个讨论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什么背景的话，这就是它的政治背景。”他说：“《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听说本是外省的一位教师写的，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毛主席特别着重宣传和反复宣传的基本原理，竟然会成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进行这场讨论是多么及时，多么中肯，多么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成为问题，难道还不要大声疾呼吗?!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大声疾呼，而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确实就像毛主席说的，这些同志自称学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因此，《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最近看到曾任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引述了乔木在1979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乔木希望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这问题本来是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乔木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我看到两个版本，一个是1979年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第3期印发的乔木1月份在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乔木说：“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前一时期为什么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一些原因的影响，发生了僵化和半僵化现象，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禁令，不许人有不同说法，不许人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话。其次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的专制主义。所有问题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再次是，党内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赏罚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最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安于现状，也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还有哪些未打破的，要求社科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过于集中的思想。”第二个版本是1993年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收进了这一传达报告，只在第三个问题中有一段讲到思想路线问题。乔木说：“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会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这一稿将第一稿700字压缩到不到200字，增加了显然是经过斟酌的“被认定”、“认定”的用语。

    1979年12月3日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思想理论工作座谈会(也叫中宣部例会)，由中宣部直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注重讨论理论务虚会后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问题。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他在会上讲了话，插了话，胡乔木同志也在会议上讲了话。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在这次会议的讲话较前一段的讲话精神似乎又发生了变化。耀邦同志在谈到理论务虚会以来理论工作的成绩时，着重指出三年来“贯彻了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理论工作、理论研究方向，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真理标准问题。这一宣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思想理论战线的发展，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线”。

    乔木在讲话中未谈及理论标准讨论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影响以及这场讨论的必要性，却强调要从哲学的角度对真理标准进行研究讨论，认为理论工作不要用争论的方法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他指出这样两点：“真理标准问题，我们认真从哲学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太少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没有拿出好的文章来，还有这么一个逻辑，首先有个基本命题，然后马恩列斯毛如何说，然后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谁如果反对这些如何如何……，真理标准要用实践观念作基础，要从哲学角度认真分析、深入研究。既然是标准，就要有严格的科学定义。如果不严格，怎么能作为标准?列宁曾经讲过，实践的标准是这样既确定又不确定。我们应当答复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在讨论当中真正弄清实践标准这个问题。(作者注：列宁这句话出自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讲的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因为真理是个发展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也要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检验真理也不是因此完成的。列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还需要我们回答列宁什么呢?当时并没有人以列宁的话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列宁这句话，恰恰是在肯定马克思这个原理时讲的。)实践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政治上讲，得到群众的称赞，但从哲学深度来研究，我们做得很不够。有这么一个口号：哲学为政治服务，教育文艺为政治服务，笼统讲能否讲清楚?这要看从哪个意义上讲。我们建国三十年来，真正有分量的哲学著作，如果一年出一本，就应该有三十本，一年如果出十二本，就应该有三百六十本。但是能够推荐出来的有多少?可能很少。我们不能走三十年来理论研究工作走过的道路和用过的方法，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今后在三十年中就会遇到非常残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残酷无情的问题。”他还说：“还有一个问题，理论工作可不可以主要用争论的方法来写论文?我认为不要都用争论的方法。而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去探讨，去研究、去解决、去答复大量的现实的问题，其中有的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的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确实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如何去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不能满足。不光是报纸宣传，报纸每天发表新闻和其他东西，理论宣传和报纸宣传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的出版物还有许多带有浓厚争论的刊物，显得我们理论工作做得不够，这对理论不是一个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所谓‘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作者注：以上根据本人的记录整理，并与印发的材料核对过)真理标准问题要从理论上深入地阐明是应该的。但它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这个导向是不能转移的。特别是在上述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需要补课之时，坚持不坚持这个导向更是至关重要。因此，乔木同志这次讲话，不能不引起与会同志议论纷纷，不少同志反映说：对照党的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意义的高度评价，对照邓小平同志历来阐明和强调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场争论争得好，无可避免等一系列论述，胡乔木同志的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他曾经一度申明过的态度相比显然又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