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怎么切割:第七章 新征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梦想

2008年10月下旬，北京到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深秋时节，成立14年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迎来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在经济中心（CCER）基础上设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挂牌。在雷曼破产、美林卖身、高盛、摩根缴械，国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的飘摇时刻，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说，其意义或许与14年前经济中心的创建找到共通之处。尽管在14年前，没有多少人对北大东北角朗润园里一个破败的院落寄予多少厚望，但从林毅夫教授爬上坍塌的院墙勘探地势时，就知道这里将要开始的是一番怎样激动人心的事业。14年后，朗润园里高朋满座，共贺研究院诞生，作为北大国际MBA的中方资源依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历史性变化对于北大国际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一）从经济学研究到国富民强

10月25日，在上午的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研讨会之后，下午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无疑是对过往30年回顾的最好传承。新任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不改其“奇人”之风，笑言：“直到5月31日在机场把毅夫送上飞机，我也不明白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他请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现在，我们总算比较明白了一点，原来世行决定聘请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林毅夫教授赴任世行前后，正是筹办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关键时刻。尽管世行的聘任，多少打乱了筹办的步骤，但林毅夫教授作为世界银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是他个人作为一位学者的荣誉，更是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4年来“经世济用”理念的肯定，同时，中国作为林毅夫教授和经济中心学术研究根植的沃土，更是这一系列成就的坚强后盾——由此，“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临危受命既是毅夫的光荣，也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同仁的光荣。”而回北京短短几天内就安排了面向学生、媒体、学者多场讲座访谈的林毅夫教授坦言，“很想念大家”。从经济研究中心到发展研究院，其实是对14年前他那句“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豪言的最好佐证。如果说14年前的断言有什么变化，就是他的视野已然超越经济学一门学术，而是围绕“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调动筹划智力、财力和精力。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感怀，与14年相比，今天在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在深刻反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又一次尝试：“中国的发展问题，今天实际上不是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所能诠释的，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更加宽阔的领域，我想社会今天经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涉及到很多的研究课题，作为校长我对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北大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将个人的事业和祖国的前途紧密相连，有了这些，我相信国家发展研究院一定能够办好。”与许校长的讲话相印证，14年来，经济中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学术和教育的内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此次建立国家发展研究院就是CCER面临历史新机遇的自我突破之举——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必将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发生进一步的深刻变革，并更加显著地改变全球格局。与经济总量增长同步的是，中国将无可避免地面对诸多挑战。从单一学科的视角认识社会，尽管具有专业化和精细程度的优势，但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提出现代化实践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更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综合把握。因此，在专业化的经济学学科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讨论、交流、互相激发与合作研究的平台，完成更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的集结”，成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愿景。

（二）心系华夏，放眼全球

从5月31日踏上飞机远赴华盛顿开始，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的作为就成为所有人关注的话题，就在此次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专程回国期间，他坦言，希望“以知识支持改革”，放眼未来，中国需要在经济、金融、市场等等方面继续充实知识和人才储备，过往3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验，也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希望可以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带进世银，同时令中国人增加自信——‘创造知识的’，不只是西方人。”其实，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经济中心14年来所秉承的理念，莫不指向林毅夫教授对于自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根植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双重身份的交汇——避开教条的八股和浮夸的噱头，以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调研讨论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和经济中心作为知识分子与民间智库的力量。就在2008年5月6日，北大国际各界校友为林毅夫教授举行的践行仪式上，校友们向亲爱的林老师和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老师分别赠送了两幅字。送给人行副行长易纲老师的是“放眼全球”，送给世行副行长林老师的则是“心系华夏”。这两幅字相映成趣，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经济中心的过去与未来，或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中国未来在全球的位置已经毋庸赘言，如何处理好这种新身份带来的种种挑战、进而变其为中国发展的正向动力，确实需要华夏与全球的双重视野。对此，林毅夫教授表示，世行除了引入中国的发展方式，改变世行一向以西方完全市场开放为主导的发展观，还希望借中国的经验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发展市场，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减少中国与外国在竞争中引起的摩擦。“世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往要求受助国一面倒全盘西化，他们这几年有了反省，所以才来聘用中国经济学家，其实他们已经有所改变。日后，可能会有人说是我改变了世行，其实只是我遇到好时机，无论如何，我都很乐意接受这个赞誉。”林毅夫教授的这种“当仁不让”即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所说的北大精神——“使命”。14年前的中心成立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一种愿望，那么14年后的今天，发展研究院将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周其仁教授在阐述从经济中心到发展研究院的历程时进一步表示，冠名“国家”二字，是因为发展研究院有志向研究在国家发展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全球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得好，有些发展得不那么好，这是经济学持久的兴趣和关怀所在。“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有志于继承传统，探讨当代国富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民本位的国家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志向就意味着立足于经济学研究基础，主动与其他学科结成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是探索系统性发展理论的实践研究方法。由此，扩大研究领域，尝试不同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知识和思想的新集结，“方可更好地把握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三）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库”

评价过往的30年和经济中心，林毅夫教授的老朋友、澳大利亚总理顾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Ross Garnaut表示，在改革开放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转型，但最重要的转型是心态的转型。现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跟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努力是“紧密相关的”。经济中心的教授们所做的研究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者了解过去这30年快速、持续发展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同时也帮助世界上其他学者了解发展的真正内涵。“我们今天一整天的会都在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发展转型当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学习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让国外的学者更了解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心态。”十多年前，当Ross Garnaut教授受邀来中国访问，刚刚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的林毅夫教授为他担任演讲翻译。阔别十余载，此次站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中心——朗润园的红墙绿瓦间，林毅夫教授“重操旧业”，再次为他担任翻译。而作为经济中心的密切伙伴、中国进程的研究者，Ross Garnaut教授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的问号：中国怎么与世界容纳在一起？尤其是，2008年以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理论、乃至制度的讨论，不啻为站在改革开放30年转折点上的中国反思与总结这一系列思考的契机。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茅的发言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改革更加重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我们的改革围绕化解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因素，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围绕发展经济中突出问题，围绕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继续深入展开。我们的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变成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制之一。对外开放有利推进我们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竞争力以及世界影响力，中国在更宽领域上，更大程度上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更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放眼世界、立足国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需要中国的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建设高品质的思想，需要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讨论、交流、互相激发和合作研究的平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希望这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平台可以继承过去研究中心的良好传统在广阔领域发展作用，为下一个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发挥作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毅夫教授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做的阐释亦是对上述期望的回应：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参与改革发展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高层对话。按照 “小机构、大网络”的原则，组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培养综合性的国家发展高级人才，成为中国集结高水平综合性知识的一个学界思想库。 (本文来源：网易商业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