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莎林俊杰合唱的歌:惨烈而深沉的国家梦想

惨烈而深沉的国家梦想-回望1895-1945年的中国海上力量 (2011-07-01 15:37:35)

国际历史和军事战略学者大多承认，支配19世纪末期国际政策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帝国主义思维，这种弱肉强食的思维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的野蛮丛林状态，也导演了无数弱小国家悲壮的命运惨剧。

作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国家和民族在这一黑暗的历史时期经历了苦难深重的历程，而在其中，令人最难忘的，是中国海上力量的壮烈和悲惨历史。有貌似唾手可得却注定失之交臂的历史机遇，也有几代肩负重大国家使命的海军先驱舍身忘家的高尚情怀和浴血奋斗的铁血精神。最重要的是，在那一段屡仆屡起的血火历史中，隐现的中国现代海洋的蓝色梦想迄今依然熠熠生辉。站在新世纪、中国日益强大的海权萌现的历史时刻，再三深情地回顾，她依然会帮助我们认识民族经略海洋、建立海权的启示。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7月刊：中国向洋100年_最南的海 最蓝的海

甲午一战，中国历经近三十年的近代化海军全军尽墨，中国人想乘船坚炮利而自强并跻身世界强国的愿景遭遇挫败。尔后，甲午的失败对整个国民心理和上层对国防的思考带来了根本的震撼，其结果有二：一是举国上千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巨大的国耻刺激下为之一变，在富国强兵的战略思考中，强兵以图存成为知识阶级和忧患人士的优先思想课题。自古“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一变为普遍对近代化军事精英的崇敬；二是清廷上下更加意识到欲摆脱亡国灭种的国族大危机，重建西洋标准的新型国防效能是为优先之优先政策考量。

在普遍重视海军的危机意识下，从零重建中国海军的努力于焉展开。当时重建海军的困难主要在于经费的短缺。《马关条约》除继续扩大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赔偿战费达二万万两白银，此数为清廷年度财政收入的差不多三倍，而由于新型财政系统未立，国家仍主要为农业社会，故此决定了重建海军的努力必然无可能做宏大规划，只能从条件许可的小型和零星舰艇添购开始。

重建海军的先锋首推英国怀特·考沃斯造船厂建造的“飞霆号”驱逐舰（又称鱼雷炮舰或猎舰），改型舰完工于1894年3月，本应回国参加甲午海战，但号称保持中立的英国扣留了该舰，直到条约签署，才放它回国。大约与“飞霆号”同时，又有购自德国瓦尔堪船厂的驱逐舰“飞鹰号”，及鱼雷艇“辰、宿、列、张”四艘。“飞鹰号”吨位高达850吨，拥有八座主炮和六座副炮，这条外形特别的军舰是中国海军唯一有四座烟囱的舰只，而且后来在民国初期，于1917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广州参与护法之役，从而获得其特殊的历史荣誉。

甲午失败的另一个战略后果是，日本占领旅顺、威海等重要军港，北方辽阔的海岸线已无法进行海防部署，这对重建海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重建的舰队分为巡洋舰队和巡江舰队，而巡洋舰队则是国家海防的重心，均为当时较大型战舰。由于经费困难和总体国家局势变化，巡洋舰队以中国陆续向英、德等国订购大型舰只为核心，较有代表性的是“海”字头三舰：“海容”“海琛”和“海筹”。最后，“海天”和“海圻”舰的归国终于把战后海军重建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这两艘4300吨的二等巡洋舰终于使重建海军有了主力模样，使国家在艰难时期不至于完全沦入有海无防的境地。此外，还向德国订购了“海龙”“海青”“海华”、“海犀”等四艘驱逐舰，以及“湖”字头鱼雷艇数艘，以及“楚豫”“楚材”等军舰，巡洋和巡江舰队庶几初具规模。

观察甲午后重建海军的努力，有四点值得重视，首先，这些大小军舰均密集订购于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1899年，内含雪耻的苦涩用心。其次，由于经费的困难，诸多军舰由各总督区自行设法向内外订购，这实际上增加了地方的军事实力，而此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影响。其三，巡江舰队的设立标志着清廷的军事努力从外患重新转向内部的稳定。最后，饱经失败和重生的海军军人因为对家国困难更直接的承担，对国耻更直接的感受，从而更富于现代化和革命的精神。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7月刊：中国向洋100年_最南的海 最蓝的海

谈历史不能回避在历史中行动的个人，而当我们回顾雨急风骤的甲午后中国海军历史，有三个人是不能回避的，他们是：程璧光、萨镇冰和陈绍宽。

生于1861年的程璧光为在美经商之华侨之子，毕业于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福州船政学堂，甲午战前，因清政府在渤海进行海军大阅兵，他率原属广东地方海军的“广甲”“广乙”和“广丙”号炮舰北上，战争爆发，出于报国热忱，程建议李鸿章保留三舰于北洋编内，参加作战，因为威海战败后率队投降，被革职。此后，他因家人和孙中山影响，参加兴中会，在清末民初迭经革命和时代风暴漩涡。

萨镇冰，福州色目裔家族的后人，家世源流可追溯至元代加入中国的色目人，故自称“雁门萨氏”。萨身为1876年第一批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深造的中国海军军人，其学成回国后，除短期担任舰只管带，主要事业在练兵。他于1882年调任北洋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教官，甲午战争的许多中下级军官为其子弟。甲午战争中，当水陆军一一败退，唯他指挥的“康济”号水手坚守南口岛10日，血溅征衣，奉命才撤退。1905年，重建又遭八国联军之役摧残之际，他升任南北洋水师总理兼广东水师提督，于更艰难处境下挑起再重建中国海军的重任，使历经巨创的中国近代海军得以保留丝毫复兴之火种。

比以上两位海军前辈稍晚的陈绍宽在中国海军史上留名主要是因为三端，一则是因为他的主要军事履历均在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事业的始终奠基者和规划者，其次，中国海军在现代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抗战是在其领导之下，最后，他至今被国人记忆的最显明事迹是，作为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海军军人，他对于航母在现代海权体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有最早的认知，并且在其主持的海军规划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呼喊。

国家海军的事业和海权的发展是与一国基本国力、国家发展状况最密切相关的事业。而深入查考三位海军军人的结局，人们可能得出关于海军事业与国家一般状况关系的最直观、动人结论。这三个个人具备卓越专业水准和宏大国族抱负的前辈结局均充满平生之憾。

1911年4月，程璧光率领重建后的巡洋舰队旗舰“海圻号”军舰赴英国参加乔治五世加冕典礼，后转赴北美访问和宣慰侨胞，行程逾三万里，为中国近代海军环球航行之最。舰队途径新加坡，为体现中华儿女精神面貌，他下令剪掉官兵发辫，为近代史惊人壮举，其后，归国途中宣布参加辛亥革命，嗣后，1917年护法战争事起，他率队南下广东，为孙中山第一次护法的主要武力，1918年，被刺客杀死于广州火车站。萨镇冰历经清末、民初和国民政府时期，练兵、带兵，艰难经营与再造再毁之际，一代海军名将晚年以慈善事业寄托。至于陈绍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目睹航母和海上航空势力的崛起，从上世纪30年代起即声嘶力竭倡导海权的意义，呼吁政府规划和建造航母，抗战期间，以弱小之海军浴血奋战万里江海。

毋庸讳言，这些中国海军的先驱都是具有很纯正报国之志的职业军人，他们离时代污浊的政治空气甚远，而在变化的时代潮流中总是希望借一己努力，保留中国近现代海军的血脉。然而，随着国家的失败，他们的事业终不能有实质的进展。1950年，暮年的萨镇冰听闻中国军队打入汉城，这位当年的甲午老战士曾吟诗一首，从中可以阅读近现代海军军人的家国情怀：

海军作为最现代化的军种，其人员素质为清末到民国军人之首。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普遍的爱国热情使海军军人在1937年爆发全民抗战后缔造了现代中国海军最光辉和荣誉的一页。

抗战初开，陈绍宽领导的中国海军舰艇仅有六十余艘。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再次重建最低限度的海上防御武力，海军军人筚路蓝缕，在建造军舰计划中，不仅从海军部日常办公费中厉行节约，而且从陈绍宽部长起，海军军人甚至进行个人工资捐献，如此集腋成裘，至抗战前，总算抢在战争开始前积累起总吨位接近七万吨的本钱。而同时期，日本海军拥有120万吨位种类齐全的各型大中舰艇。抗战时的中国海军问题，除舰艇种类不齐全，不具备海上作战能力，最主要的是舰艇防空能力薄弱，而在海空复合海权时代，面对来自空中的猛烈打击，海军官兵的抗战自一开始就注定了特别悲壮和牺牲的色彩。

一般史家谈中国海军抗战分为四期，即南京失守前的第一期、南京失守至武汉保卫战的第二期，此后直至抗战结束的第三期和受降、接收及收复国土的第四期。与拥有数千万后备兵员的陆军不同，海空力量在缺乏科技和产业支持的国度，在战时可谓战一场少一批，全军处于“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心理状态。

抗战第一期，海军不能实施近海防御的战略，于是配合长江守备，主要担任江阴要塞江防侧翼的守御任务。开战两月，最大的“平海号”和“宁海号”巡洋舰即被日军击沉，此间，海军通过水雷战、沉船阻塞等战法向暴日入侵舰队展开猛烈攻击，鱼雷艇及敢死队袭击黄浦江上的日旗舰“出云号”惊天地、泣鬼神，使全国人民抗战士气为之振奋。

第二阶段，配合长江中游防线的防御作战和大武汉会战，海军剩余力量先在田家镇一带布雷，当战舰被击沉，则将舰炮拆卸至陆地，海军官兵作为陆战人员继续坚持搏杀。在第三期作战中，为保护抗战大后方，海军在川江入口处进行大规模水雷铺设作战，其发明的水中漂雷击沉、击伤敌舰船八十余艘，为几乎处于有军无舰的中国海军开灭寇之记录，亦为死难同胞报国仇于万一。

抗战胜利，中国作为四强登上近代以来未有的国际地位高峰，苦撑八年的中国海军也在民主建国的思考下规划了美好的未来中国海权前景。其最值得记忆的是，中国军舰收复南海诸岛，并参与了光复台湾等令人振奋的行动，足慰百年以来为民族复兴和国家自由、独立而牺牲的千百万英灵。

中国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有长达近二万公里的海岸线，随着近现代产业兴起，中外的交通、物流和交往乃国家存亡绝续之命脉。同时近代以来，来自海上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运和人民的摧残可谓触目惊心。19世纪中期关于塞防和海防的大讨论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炮声中得到了结论。而民国建立后，国家并未能利用新国家的内外机会之窗，致力海权复兴。漫长的内战消耗了从一战兴起到二战爆发最宝贵的战略机遇，频仍战乱，对内滥用武力的思维导致外敌坐视中国错失海权机缘。

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海权实践历史，郑和的舰队带着更优越的文明之光遨游七海之际，地理大发现尚在不可知的黑暗中酝酿。但人们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即令充满自豪和敬意，终不能缺乏基本诚实和反省的态度：近现代中国海军虽然经诸代先辈开拓，但政治的不上轨道、经济的制度制约、最后整个思想和意识的落后，还是限定了这些前途宏伟的事业毕竟没有真正值得保存的历史果实。

近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首要问题是数量有限的海军建设并无改变我国国防陆权主导的战略思维，所谓海军，不过是陆防的海洋延伸而已，即对陆防周界的扩大，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思考中，所谓海权的概念并不能成立。而现代海权的建设除全民的海洋热情之外，也需要经贸和总体制度的支撑。近现代海军悲惨的命运表明：无蓬勃的国家发展支持决战蓝色海空的海军实力，对于来自海上的机动攻击，陆防和有限的近海防御国家几乎没有有意义的抵抗能力，同时，面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日益具备复合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海军战略，有限的近海舰队力量甚至连绊马索的作用都不能起到。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现代化的历程本是产业、经贸、内外制度现代化的同步过程，更是其国家重大利益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海权的力量保障这些利益的拓展，则无论局部的进步多大，一旦陷入与具备海权能力的大国严重冲突，不仅现实的利益难保，其前此的努力也会毁于一旦。甲午毁灭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最早、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国防力量，而八国联军再次毁掉了甲午后重建的家当，至于抗战，海军官兵壮烈的成仁奉献则同时也最后埋葬了近现代80年中国几代人的海权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