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清末重臣、满洲翘楚端方客死四川资州，死因为新军哗变。同时遇难的，还有随端方赴川的六弟端锦。

　　职位最高的牺牲者

　　是年12月23日，民军代表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置之西油盒中”，传之武昌，请黎元洪验看。随后，其首级被游街示众，鄂省商民“闻其首级解到，纷纷鼓掌，路过街衢时，商民围观，几同异宝”。有文士颇为惋惜端方之死，见首级而诵《后赤壁赋》：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清末四大能臣，时人臧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四大能臣中，张之洞于1909年病逝，岑春煊、袁世凯、端方在皇族内阁成立前后先后下台，纷纷退隐。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仅数月，就被人参以办理孝钦后（慈禧）陵差（即慈禧太后丧葬事宜）不敬而被革职。参奏端方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李国杰称端方私自遣人给葬礼拍照，“全无心肝”，并在风水墙外安设电线杆，破坏风水。

　　1909年，以袁世凯和端方的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是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如果不是1911年川鄂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端方的政治前途，或将在1909年终结。鉴于端方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廷在1911年又起用端方。于是，辛亥年添了一员职位最高的牺牲者。过后，曾有人为端方抱屈，辛亥年“荼毒”四川的赵尔丰、“屠杀”革命党人的鄂都瑞澂当死未死，“温和”的端方不当死，却无故冤死。

　　端方丧命于乱刀之下，身首异处，暴尸郊野。但关于端方因何而死，却争议颇多。

　　死因一：勤王遭拒

　　该说法出自端方家丁。端方死后，其家丁逃回北京，向端家汇报称：

　　“钦差（在资州）正拟进省，忽接由省发来的急电，谓北京失守，两宫出狩陕西，有旨令午帅（端方）率领鄂兵由陕赴晋勤王。午帅当时向各兵演说，预备北上。兵士反对勤王，因此大哗”，造反兵士互相煽动，并杀害端方兄弟。

　　此份报告，由端方家人转呈朝廷，清廷据此发出嘉奖并追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

　　端方家丁的说法，称其锐意进剿（保路运动）、并在革命后积极回京护驾。这与事实有不符之处。端方对进四川进剿，本身持怀疑态度。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9月10日，朝廷急命在湖北的端方带部分鄂军赴川进剿。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十四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

　　办事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

　　端方家丁还提到了“两宫西狩”、“有旨勤王”一说。这一说法，难免使清廷附会庚子事变中端方所为。庚子事变，两宫出奔，端方自陕西奔赴山西接驾，危难之际见忠臣。由此端方的仕途扶摇直上，十年之间数任封疆，并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死因二：进退失据

　　端方死后一个月（12月26日），有立宪派倾向的上海《申报》报道：

　　“（端方）得京电（应指辛亥革命），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

　　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和上海《申报》的报道大同小异，但是陈文斌回忆提到了一种补充性的说法。陈文斌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民军方面关于端方死因的报道或回忆，提示了端方在资州的尴尬处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谋划独立,军队却不听令。这一说法，可能与历史实情吻合。至端方死这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的独立也在旦夕之间。当此之时，端方或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

　　第三方：

　　一份旁观者的说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报》转《重庆访函》报道：

　　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署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

　　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也可由与端方随行的六名轿夫佐证。事后，这六名轿夫向官府报告称，“大帅欲上轿回湖北”，遂被杀。

　　《重庆访函》的报道与端方轿夫的报告中，关于端方之死的差异，是去向问题（湖北或者北京）。此时，湖北已经光复，轿夫对于端方去向的说法，或为回忆不确。

　　《重庆访函》与轿夫回忆，是关于端方之死的旁观者说法。与家仆和民军的说法相比较，较少个人因素与政治立场分歧造成的误区。这种说法，提示了端方在听闻武昌革命之后的选择。根据端方死因的三种说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应如下：

　　端方率鄂军（大多为新军）进入到川东资州，在进退两难之际，或许已听闻儿女亲家袁世凯出山组阁。于是，端方许诺重饷以说服鄂军士兵从其北上，但鄂军听说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弃军北还，途中为革命兵士所杀。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辛亥年，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遗忘了。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端忠敏公奏稿》等。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 端方与收藏

　　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同伯希和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及文物。端方死后，其子弟因贫困，在1924年将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福开森。现在，该套青铜器仍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张謇挽端方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

　　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 左全孝祭文

　　“……瑞瀓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瀓，受祸且烈于（赵）尔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 追忆与回眸

　　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张鸣（历史学家）

　　本版撰文 张晓波 新京报系列插图/鲁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