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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头颅与“革命者”的投机牟利---了解端方之五

了解端方 2010-12-12 02:28:50 阅读297 评论4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端方的头颅与“革命者”的投机牟利

---了解端方之五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

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这幅挽联出自清末光绪年状元张謇，专为痛悼端方被乱军所害所作，其中极陈惋惜之情，释义便可得解其义。张謇作为一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与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缘故分不开的，张謇写这幅挽联仅仅是出于对端方的一种个人感情吗？

辉县市百泉国际大酒店后边的太行碑廊端方墓1

我们先看自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之后，端方出任两江总督。这里摘录一段《清史稿》原文看看对端方是如何评价的：“（光绪）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从这段官方正史记录不难看出，端方从坐镇一方手掌实权伊始，便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立宪思想，推行实施变革措施。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党人杀的被杀，逃的出逃，贬的被贬，端方复职升迁后不但没有老老实实地安分守己，反而显示出很张扬的一套行事作风，除了把一些变革措施落到实处之外，在政治上还对戊戌政变进行反攻清算。

“端方内心从来就没有向保守派屈服。他后来对戊戌年的改革总有一种难以忘却的怀念情愫，东山再起后时刻准备为当年的维新之士平反昭雪。慈禧在世时，他虽不敢公然为戊戌改革翻案，但已经开始与改良派人物梁启超等暗中联络，重提昔日的改良方案。慈禧去世还未下葬，他便公然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奏折中提出要为戊戌年慈禧钦定的罪人平反。

已故湖北巡抚曾铄当年与端方一样同属维新阵营中人物，因在戊戌年上折请求变法而被慈禧以“擅请变法莠言乱政”为由予以革职永不叙用。端方在奏请为曾氏平反的折子中毫不客气地对新登基的小皇帝和摄政王写道：

自来纯臣谋国，往往知无不言，发之事前，诚多骇听，验诸事后，率可推行。若令摈斥以终，虽效忠者没齿无怨，而幽忱未白究无以励謇谔之风……其奏上条陈，在戊戌八月以后，斯时变法之议尚在斟酌未定之时，而该革抚见为当言，即毅然言之，勇于谋国，不顾其私迹，其戆直之风，朴忠之操，实非唯诺趋时者所可比数……指为莠言，实属过当。钦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因时制宜，简派大臣更定官制，修改刑律各要政，薄海内外莫不倾心。该革抚所上条陈，多与现在推行之新政，隐相符合。臣伏查该革抚世笃忠贞，心殷报国，所至之地，皆有成绩可考。今当变法图强之际，似此忠鲠之臣，允宜及时湔雪，庶足以作伉直敢言之气，而儆便侫趋时之风。”（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

 杨崇伊在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来看，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杨崇伊被看作戊戌政变中顽固派的大功臣是毫无疑问的。1908年他因丁忧回原籍常熟守制，住于苏省省城苏州，当时恰巧因强抢妓女案件闹上公堂，被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获悉，端方明知杨崇伊是李鸿章的亲家，还是毫不犹豫地抓住杨崇伊的把柄，对其进行了严厉无情的打击。1908年10月16日《申报》有一则报道：

江督端午帅、苏抚陈伯帅会衔奏参丁忧在籍道员杨崇伊于八月十五夜率众持枪擅入吴韶生家，抢夺妓女，开枪伤人……十七日复率众到吴家，以至于彼此相殴。闻该绅声名素劣，且据苏藩司瑞呈称有一千元包为抢出妓女之说。查抢夺妇女系土棍流氓所为。在省垣尚且如此，其在籍之凶横可知，不第为害地方，且贻羞朝廷。因请旨将丁忧浙江候补道杨崇伊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不准逗留省垣，驱除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倘再不知敛迹，仍干预地方公事，再行按照所犯劣迹，严行奏参惩办云云。当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端方的这一系列变革作为，无疑给自己在官场造成树敌过多的事实，也为后来再次遭陷被革职留下了伏笔。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皇帝皇后下葬称之为“奉安”，事前按律要派出大臣预先勘察皇灵经过的路线。慈禧“奉安”于遵化东陵普陀峪，派出的勘路大臣是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之长孙）。李国杰到天津时，端方认为李国杰虽是钦差大臣却是晚辈，没有必要亲自去接迎，只派个幕僚带名帖前去迎候，李国杰有了几分不快。李国杰办完皇差回京，端方也没有按钦差礼制送行，更使李国杰心怀不满。回京后他与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谈及此事，杨也因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时，与其兄---前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交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摩擦，早对端方心存怨意。还有个程遵尧，是名伶同光十三绝之一程长庚的孙子，他爷爷给他捐了个候补道，如今已是外务部的实授郎中，被抽调出来协办“奉安”皇差，拜见端方时，端方既未让座，还问得他很难堪：“读过几年书呀？”接着就端茶送客，颇有藐视之意。又加上李国杰亲戚杨崇伊去年被端方修理得不轻，李、杨、程三人自然一拍即合，得悉端方在“奉安”大典时聘用了民间照像师（现称“摄影师”）准备拍照之事，马上定计设了一个陷阱。

到了“奉安”那天，照像师果然乘坐端方的马车，拿着相机沿途拍照，此时没有一人吱声拦阻。皇灵到了东陵寝门面前，自隆裕太后以下王公大臣分班站定行礼，照像师自然站在他们背后抓镜拍照。突然一个御前侍卫出来抓住照像师指着照相机厉声连问：“这是什么东西？陵寝重地你是怎么进来的？”被惊动的隆裕太后便降旨严问。照像师回道：“是端大人带进来的。”庆亲王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平素端方素来看不惯他，此时奕劻逮住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喝道：“好生无礼！在御前还称什么端大人，叫端方！”李国杰立即又当众口参道：“端方身为封疆大吏，意敢叫一个市井之人混进大臣行例，在皇太后面前拍照，实属犯了大不敬罪，应请严加议处！”摄政王载泽附和着发问：“端方，你身为大臣，世受皇恩，竟荒悖至此，是何居心？”面对众起攻之的局面，端方根本没有辩白的机会，只得长跪地上向乳儿皇帝、新太后、年轻摄政王不住地磕头......

据曹汝霖回忆，李国杰回京之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此事，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长于刀笔的杨士琦立即捉笔代李国杰写上一本奏折，狠狠地参劾了端方一本；御史胡思敬也落井下石，罗列了端方为官以来的所谓各种劣迹，写成十大罪状，进行弹劾。奏折一上，摄政王载沣批示交部严议，三天后（那年的十月十一日）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刑部初议为降五级留原省听用，这意味着原官居一品的端方得向许多以前手下官员行礼下跪，对端方而言无疑是要承受着长期的莫大羞辱，于是他们兄弟多方打点疏通，最后刑部改为将端方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决定。对于端方这次被一撸到底的罢官革职，《清史稿》上如此说：“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晚清唯一的实力派变革家端方又一次被罢官革职，而且这回处罚决定比戊戌政变之后还要严厉。

一个乳臭未干的无知宣统小皇帝，一个连讨自己老公欢心的手段都没有的、比家庭妇女强不了多少的隆裕新太后，一个优柔寡断的年轻摄政王载沣，一群缺乏政治经验又无知又自负的年轻王公贵族，他们凑在一起使得立宪变革陷于停顿不说，并且几近开起了历史倒车。1911年的5月8日，北京成立了所谓内阁，皇室成员占去了大部分的席位，紫禁城从此被一帮政治上几近白痴的新手控制着。张謇等一批多年为立宪奔走呼号的立宪派人士，深深感到受了清廷的愚弄，革命党人乘机四处大肆活动闹事，大清帝国始无前例地动荡起来了。

当时二十六、七岁的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生父，对治国方略毫无见解，却不自量力地一心欲诛杀已被罢官革职的袁世凯，不料却遭到京城内外很多官员的一致反对，甚至有总督提出如一意孤行要杀袁，他先辞职，兵变发生就没他什么事了。载沣杀袁世凯不成，倒逼出了朝野上下一片要求袁世凯复出的呼声。在这种形势下，素与袁世凯私交颇深的端方凭其政治谋略和为官经验，不难判断出东山再起后与袁联手重推立宪之可能，于是在京城再次为复出打点关系。此时朝廷强行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间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宣统三年（1911年），那班白痴权臣们无奈只得重新启用端方，委以铁路大臣之职，督办粤汉、渝汉铁路所有一切事务，端方再次复出。

端方在赴任途中经过河南彰德（今安阳），特意专程拜访在洹上村当“隐士”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相当高的礼遇接待来访的端方。端、袁的这次会唔是对双方均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完成了两件事：一、端方把自己的长女陶雍（必须说明：近年台湾出版了涉及袁世凯家族的书，其中把陶雍说成是端方的独生女儿，为此我觉得不实，专门与端方后人---丽姐核实，她明确告诉我：陶雍为端方长女确实无误。）许配给了袁世凯偏爱的五子袁克权，端方甚至许诺待完婚时以绝世国宝“毛公鼎”作为女儿的陪嫁品，袁世凯没有接受，婉言谢绝了如此珍稀的陪嫁品；第二、两人屏去所有幕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密谈，内容肯定成了永远的秘密，这个重大细节，端、袁两家不止一位后人知道，但谁都不知任何内容。丽姐和我一致认为事涉当时中国政局的走向与未来格局，这个极其重要的细节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曲永远无法解密的绝唱！

到了武昌，当初投资铁路的官绅们群情激愤，保路运动愈演愈烈，端方深知此时前往四川很危险，根本无意去趟这浑水，便拖延着留在湖北不走。可湖广总督瑞澄却担心端方有过在湖北的为官经历，逗留时间一长唯恐自己的总督官位不保，就老转弯抹角地催促瑞方从速动身离开武昌，端方以“手下无兵”推诿。瑞澄无奈，假作慷慨地拨出鄂新军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相当于现在军队一个团建制），并从各协再抽调一些人马组成三十一标，全都交予端方指挥。瑞澄此招一出，端方再也没有借口在武昌赖下去了，只好带兵入川，但他并没有直奔成都而去，而是借水道乘轮船经宜昌往重庆溯江西上，故意绕道拖延时日而行。

在进军成都途中闻知武昌起义消息，端方见机不妙便准备取道陕西返京，因为他曾在那里为官数年，进入陕境就比较容易掌控局面，但这些鄂军新军军士多数为鄂籍人，因乡土观念重而不大愿意经陕进京，军心由此开始动摇。军中居心叵测者知悉端方从成都银行商借得4万两军饷，开始游说造谣说端方侵吞了军饷并诓骗他们，鼓动其他军人反水哗变夺取军饷，这是直接导致端方兄弟被害的直接成因。端方率领鄂军前队在资阳，结果后队给前队情报，准备反水。四川党人张培爵亦趁机派遣田智亮率三百人，持炸弹八十枚，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其彻底解决。田氏到后，和军中谋叛首领接触，议定非杀端方不可。于是剪发辫、废肩章，喝血酒，缠白布于袖以表决心。时任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反对说：“端大人有情有义，待我们不薄，何必杀他呢？”李绍伯胁迫曾广大说：“事至如今不杀端方，我们如何交差，用你的脑袋吗？”吓得曾广大再也不敢开口，同协统邓承拔一起悄悄溜出会场，跑到端方住所劝他立即逃走或躲藏起来。可是端方却心想昨天才给大家开了会，收效甚好，怎么忽然就变了呢？况且在这人地生疏的异地他乡，又往哪里逃躲呢？假如端方此时当机立断速逃，尚有躲过大劫之可能，可他估算平素有恩于手下军士尚不至对军队完全失控，假若出逃遇上沿途乱军可能更不安全。曾广大和邓承拔眼看着端方犹豫不决的样子，无可奈何，也顾不得了，便缒城而逃，端方的亲信官兵十余人见势不妙，也化装跑了。

到了十月初七（11月27日），哗变众军士冲入端方兄弟住所，坐帐索饷，继而到处翻找饷银，结果没找出多少银两来，便把他们架到天后宫行辕。端方和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手下所杀。“……各军士悉有死方于途之心……至资州又闻重庆独立，成都亦将宣告独立，各军士相与谋……十月初七日，军士借要饷为名直人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剽客已尽逃，独方与其弟二人在帐中……遂挟方与其弟偕行至天上宫……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往，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是日也，军中欢呼雷动而资城人民安堵如恒云。”（《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清史稿》中写道：“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哗。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没有找到饷银的乱军军士们经商议后，决定砍下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带回武昌作为参加“革命”的投名状。为了“防腐”把首级分别置于两个煤油桶内灌入菜油，并扯出响应“革命”这面大旗作幌子，在返回途中一路“展示”向公众其“革命功绩”，最后回到武昌把两颗头颅交呈黎元洪邀功领赏。

他从北京带来的及沿途收集的几十驮架书籍和珍奇古玩亦就此失散，包括那部令所有红学迷们梦寐以求的珍贵“端方本”《红楼梦》抄本。

其实兵变发生前一日端方没听幕僚建议也不无道理，有一个证据可以作为旁证：近年曾有武汉居民陈文斌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捐献了《生平记》手稿3册，手稿记载他1906年至1912年在湖北新军的从军经历，其间述及端方在川被杀情形，并言端方曾想在川响应各省独立。据陈文斌记载，当时端方爱兵如子：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端锦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的、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端方如此仁义，当军中倾向革命者倡议杀掉端方、响应武昌起义时，不少人认为不可，而且为端方准备了三项应变之策：一是退守西藏，静观待变；二是取道陕西，护送端方返京；三是拥护端方在川宣布独立。

端方没下决心冒险出逃，除了平时素以仁厚之心对待帐下军士，可能还出于有比较自信的侥幸心理。“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看看这些朝野对他向来都不错的口碑便可证明。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就在端方兄弟俩被残忍杀害的次日，从成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饷银就到了资州。一年后，王国维曾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美国《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感慨一代伟大政治变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关于端方兄弟俩的准确被害日期，一群混账乱兵后来都众说不一，以至各种史料上的印证和复核都各成一说，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但是，端方的丧命，是直接因为兵变所致。历来兵变、暴民作乱是无理可讲的，兵变是一种社会不稳定的病变常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兵变、民变大大小小有成千上万桩，发生时根本没有理性的道理可论，可令后人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残暴混账的悲剧会被贴上所谓“革命”的正义标签？

接下去更残暴无耻的闹剧开演了：自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上为湖北都督的位置，直到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他才宣告就职。为了向即将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表“革命”决心，黎元洪把寄放在武昌洪山禅寺的端方兄弟俩头颅取出，派人送到上海当时的博物馆内对社会公众公开展览一个月。展期届满，便将两颗头颅送往北京西直门的端方家中。

端方家人见到亲人的这两颗头颅时，悲切无措之情不难想象。恰在此时，送来两颗头颅的人趁机放火烧房，之后逃循而去。1912年初在北京西直门的这场火灾，烧了三天三夜，楞是没有人去扑救，端家从此家道中落。

是什么样的花园宅邸能熊熊燃烧上三天三夜呢？与端方私交不错的荣庆与一帮亲友前往北京西直门外蓝靛厂北岛附近养水湖端方寓所游玩回家之后，在日记中有如此描述：“湖阔顷许，南面土山，北种柳树，湖中宜莲与稻。湖北筑室三楹，窗轩面湖，后进为土洞，有陶渊明遗风。洞上平坦，可远眺，尽观本湖境；洞后为土山，过山，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北则昆明湖并草湖、西湖环焉。一望水乡，烟波浩渺，令人有出世之想。”（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二日，第13页。）

直到袁世凯离开河南彰德回京掌控政局，出于对政治盟友和亲家的双重感情，派人把端方身首合拢入殓盖棺，为避免端方生前的仇敌再继续滋事生非，选择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势力掌控范围内---河南辉县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墓地予以厚葬。

“端方自欧美返，常语人曰：欧美立宪真是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士，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而那些白痴权贵们却对他这些具有先锋认识的真知灼见冠以 “大不敬”之罪名。端方死了！端锦为了一份执着的忠诚陪葬了！那班政治白痴“赏给”的只是：追赠端方为“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辉县市百泉国际大酒店后边的太行碑廊端方墓2

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权臣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直至清王朝彻底崩溃，白痴低能儿们都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原因就是其才能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清代野记》）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能否助己夺取政权为唯一标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深刻地认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无能力将政权视为私产，袁世凯搞“洪宪”便是范例。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

“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此辈）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唯尚感情”（《端忠敏公方奏折》）。

端方的这些话中最后一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此辈）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唯尚感情”，对于后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警世意义。作为中国人---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仅凭受中国那些一知半解的腐儒们画虎类犬的偏激文字鼓惑就昏了头地热血沸腾，最后结果只能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危害与灾难。

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的思想开明的晚清政治家，端方对这个国家的国情是有着深刻体会的。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不同的是，端方摈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痼疾有着清醒之认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代表人物不同的是，端方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是变革所需要的国民素质基础，主张通过教育来开启民智，借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与孙文、黄兴等革命党人领袖不同的是，端方虽然赞同全面学习西方，但是他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对中国社会进行变革。可惜端方死得太早，他的许多政治抱负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和验证，因为他是满洲人，他的改革思想和举措就被否定，因为他是满洲人，他就是一个刽子手，对于他的那些开明的思想和主张不予认定，“革命党人”那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异族的统治，渴望汉族人有自己的政权，那是“革命党”的正常做法，但今天看来，继续无视满人政治家、改革家的正确主张和务实德政、仁政政绩，那就是否定历史、就是采用大汉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观！

如果继续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革命”投机行为，眼睛光色迷迷地盯着秀才娘子的大床与小尼姑的光头，“革命”动力靠这些作为能源来发动，又“端”又“方”的端方除了在地下继续看着悲剧重演之外，还可能观赏到有别的“戏”开演吗？不能正本清源，中国将永远陷入不“端”与不“方”之中！

2010年12月12日初稿于广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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