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本松: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6:02:24
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期的大隐士，他所生活的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变革，处于夕阳即将落山，黑暗又将笼罩寰宇的大压抑时代。政治上清流和浊流分庭抗礼，德行上君子与小人剑拔弩张，泾渭分明的政治集团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这一切都能从樊英先生的遭际中得到预示，他是大黑暗时代的先知，他的灵敏的嗅觉告诉他，天色已晚，大势不可挽回。
樊英先生所处的时代也颇荒唐，一个又一个的婴儿皇帝使东汉王朝飘摇欲坠，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成了左右朝廷局面的关键性力量。然而这两股势力是非理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正常的，原本就濒于危亡的东汉王朝，又朝毁灭前进了一大步。清流势力的崛起或许延缓了毁灭的步伐，但其作用亦微乎其微，党锢之祸的发生即证明了其力量的相对弱小，可这毕竟使黑夜中有了一缕清风，而这缕清风的源头中，则自然而然地可见樊英先生的影子。他的高徒陈寔先生在党锢之祸中的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是受到老师樊英先生的巨大影响而致。
除了以上论及的，樊英先生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主义观念至今看来仍不失为先进，这足以使宋明以来的禁锢的女权状况大为汗颜。
儒生耶？方士耶？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他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先生乃是同乡，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俱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史书上关于樊英先生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知其详；宋真宗时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樊英先生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取材于《后汉书》，也附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乃一大憾事。
而这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读过《后汉书》的读者一定会发问，樊英先生既是隐士又是学问家，为什么不归在《儒林列传》或是《隐逸列传》，却归在《方术士列传》？真正的原因只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知道，但这并不妨碍纳兰秋先生借以揣摩。
樊英先生是渊博的儒生，即所谓的大学问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后汉书》记载樊英先生从小就在三辅受业，通晓《五经》，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
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樊英先生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了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据说当时“樊氏学”十分流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能够跟从樊英先生学习《易经》。
“樊氏学”受推崇的程度若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是得力于樊英先生自身；二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使然。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先生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先生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扬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也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长，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周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被归为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是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衰学。
由于历史对待谶纬之学的前后态度有差，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颇感为难。一些想当初都堪称硕儒的学问家应该归于哪一类呢？归到儒林吧，读者不答应（当时亦有读者，而且鉴赏能力非常之高），一定会说，这些大忽悠怎能归于儒林呢，这不是给儒生阶层抹黑吗？
范晔先生无奈，只好将此类人归到方术士门下，另立一篇传记。方术士乃是方士和术士的统称，既包括天文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星相家、预言家、炼丹家和高僧名道。正如范晔先生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存在即合理，方术士作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樊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和另类发挥，使得他成为名冠一时的大儒；他还是谶纬学说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尤其是研究《易纬》（谶纬学说中的一条分支——纬书之中的首部纬书）的佼佼者和权威专家；樊英先生也因此没能被范晔先生归于儒林而别立于方术士传中。这对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亦被后世引为憾事。
历史仍在前进，并不存在所谓的定论，樊英先生究竟在历史上以何面目示人，《后汉书》说了不算，后世之人自有公断。
从目前的趋势看，“是儒生，还是方士”的唾沫官司还要打下去，还要吵得天翻地覆，但读者不必为其劳神，只消记住，樊英先生是个隐士。这是一个不需要争吵、没有冲突的话题，千百年以后，人们已忘掉孰为儒生，哪个是方士，只记得一个隐士，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
汉顺帝很生气
樊英先生隐居的地方在壶山，而隐居的年龄已不可考，大约学有所成之后就隐居起来，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纵观有关樊英先生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
因为“樊氏学” 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先生拒绝；公卿也佩服樊英先生的人品和学识，纷纷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但他都不应；汉安帝初即位的时候，朝廷按照成例征召贤能之人当博士，并赐给策书和公车，樊英先生和同郡的其他五个人同在被征召之列，但在樊英先生不合作态度的影响下，只有两人应召，樊英先生等四人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读者一定以为樊英先生太过清高狂傲，儒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如此简慢蔑视君主和法令，不是儒生应当所为的。其实不然。樊英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主张，他的不合作的态度亦是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现状折射而来。
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大约经历了五个帝王，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樊英先生主要生活在安帝、顺帝和桓帝三世。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正是东汉王朝迅速走向毁灭的阶段。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东汉之亡肇始于桓、灵二帝，非也，种种迹象表明，桓、灵二帝及其以降东汉诸帝的颓废不堪，皆因于安、顺两朝，安帝和顺帝对东汉的衰亡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安帝刘祜先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政治上毫无建树，只知沉迷女色，阎姬就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之一。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下一个儿子。在母以子贵的后宫，身为皇后而没有嫡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荣耀和显贵亦无法保障和延续。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则垂帘听政，照旧执掌大权，继续享受尊崇。
没想到刘懿是个短命鬼，只在龙椅上坐了七个月就死了。刘懿死后，曹腾（曹操之所以姓曹，就是随曹腾的姓，曹操的老爹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先生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
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落入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他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多是群小人，外戚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汉顺帝御宇二十年，致使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由勾结转为水火难容。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的局面；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樊英先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樊英先生学贯古今，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虽然他在内心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就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所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没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下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是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出尘脱俗的化外之民。比这稍好一点的，还要亲事稼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绝不麻烦别人。比这更好的则是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樊英先生大概是最后一类，他不想全身而退，仍要为未来培养希望。
樊英先生的隐居，虽然是在国家丧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称不上是值得推崇的行为，但他的隐居仍然是彻底的，他不跟任何人合作，只俯首讲坛，传播自己的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樊英先生发掘了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了快乐。生活贵在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那些生活在别人制定好的条条框框里的人永远都不会领悟到快乐的真谛。
樊英先生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诏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樊英先生以当官为祸事，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先生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先生送到京师。
樊英先生也不好难为地方官，无奈之下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先生抬入殿中，樊英先生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 面对樊英先生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
从此闲云野鹤
朝堂之上，汉顺帝和樊英先生僵持不下，殿上的气氛骤然紧张。
汉顺帝怒不可遏地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摆架子！你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轻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先生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恐惧，他慢条斯理地说：“陛下的话，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向殿下称臣呢？对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即使是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是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先生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先生倔强的性格。樊英先生绝非浪得虚名，因为很少有人敢在朝堂之上以诘责的语气跟汉顺帝这样对话。
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先生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先生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先生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先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
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
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樊英先生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因此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
汉顺帝虽然不能使樊英先生屈服，然而他尊重樊英先生的名声，让樊英先生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就这样，樊英先生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地招待，向樊英先生执弟子之礼。人心都是肉长的，樊英先生看汉顺帝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先生请到皇宫，摆上一桌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先生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先生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先生五品中郎将之职。
樊英先生接受官职，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没过两个月，樊英先生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知道这两个多月对樊英先生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也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 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一天，他正在菜园里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熟识。
张楷先生对樊英先生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禄爵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
樊英先生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先生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禄爵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地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地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
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他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有司衙门一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
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地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众多的弟子中，不得不提一位陈寔先生。
陈寔先生字仲弓，河南许昌人，他不仅继承了樊英先生高深的学问，也学到了樊英先生高风亮节的品行。在汉顺帝和樊英先生之间的那场风波中，陈寔先生深深钦佩老师的勇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傲骨、傲气，并傲然不可犯。
陈寔先生跟随樊英先生学习《易经》很是努力，经常废寝忘食。樊英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认为将来可以承其衣钵的必是此人，因此不吝学识，能教的全都教授给陈寔先生；陈寔先生也不负重望，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年轻的时候就扬名在外。
陈寔先生做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已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他了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个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称为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并在李膺先生等人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也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沙龙成员）怎么办？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密切。
试分析之。清议和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已经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从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中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与现代人的观点相比，丝毫不逊色。要知道，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
陈寔先生亲眼目睹了老师尊重自己妻子的一幕。樊英先生生病期间，他的妻子派侍女前来拜问，樊英先生不惜病体，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先生觉得奇怪，就向老师问为什么。樊英先生说：“妻是齐的意思，按照古礼，妻子应该与丈夫一同受供奉祭祀，地位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不下床答拜呢？”
呵呵，一个彬彬有礼、崇尚女权的可爱的老头形象跃然于眼前。
樊英先生七十多岁时故去，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期的大隐士，他所生活的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变革，处于夕阳即将落山，黑暗又将笼罩寰宇的大压抑时代。政治上清流和浊流分庭抗礼，德行上君子与小人剑拔弩张，泾渭分明的政治集团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这一切都能从樊英先生的遭际中得到预示，他是大黑暗时代的先知，他的灵敏的嗅觉告诉他，天色已晚，大势不可挽回。
樊英先生所处的时代也颇荒唐，一个又一个的婴儿皇帝使东汉王朝飘摇欲坠，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成了左右朝廷局面的关键性力量。然而这两股势力是非理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正常的，原本就濒于危亡的东汉王朝，又朝毁灭前进了一大步。清流势力的崛起或许延缓了毁灭的步伐，但其作用亦微乎其微，党锢之祸的发生即证明了其力量的相对弱小，可这毕竟使黑夜中有了一缕清风，而这缕清风的源头中，则自然而然地可见樊英先生的影子。他的高徒陈寔先生在党锢之祸中的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是受到老师樊英先生的巨大影响而致。
除了以上论及的，樊英先生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主义观念至今看来仍不失为先进，这足以使宋明以来的禁锢的女权状况大为汗颜。
儒生耶？方士耶？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他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先生乃是同乡，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俱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史书上关于樊英先生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知其详；宋真宗时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樊英先生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取材于《后汉书》，也附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乃一大憾事。
而这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读过《后汉书》的读者一定会发问，樊英先生既是隐士又是学问家，为什么不归在《儒林列传》或是《隐逸列传》，却归在《方术士列传》？真正的原因只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知道，但这并不妨碍纳兰秋先生借以揣摩。
樊英先生是渊博的儒生，即所谓的大学问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后汉书》记载樊英先生从小就在三辅受业，通晓《五经》，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
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樊英先生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了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据说当时“樊氏学”十分流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能够跟从樊英先生学习《易经》。
“樊氏学”受推崇的程度若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是得力于樊英先生自身；二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使然。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先生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先生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扬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也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长，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周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被归为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是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衰学。
由于历史对待谶纬之学的前后态度有差，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颇感为难。一些想当初都堪称硕儒的学问家应该归于哪一类呢？归到儒林吧，读者不答应（当时亦有读者，而且鉴赏能力非常之高），一定会说，这些大忽悠怎能归于儒林呢，这不是给儒生阶层抹黑吗？
范晔先生无奈，只好将此类人归到方术士门下，另立一篇传记。方术士乃是方士和术士的统称，既包括天文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星相家、预言家、炼丹家和高僧名道。正如范晔先生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存在即合理，方术士作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樊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和另类发挥，使得他成为名冠一时的大儒；他还是谶纬学说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尤其是研究《易纬》（谶纬学说中的一条分支——纬书之中的首部纬书）的佼佼者和权威专家；樊英先生也因此没能被范晔先生归于儒林而别立于方术士传中。这对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亦被后世引为憾事。
历史仍在前进，并不存在所谓的定论，樊英先生究竟在历史上以何面目示人，《后汉书》说了不算，后世之人自有公断。
从目前的趋势看，“是儒生，还是方士”的唾沫官司还要打下去，还要吵得天翻地覆，但读者不必为其劳神，只消记住，樊英先生是个隐士。这是一个不需要争吵、没有冲突的话题，千百年以后，人们已忘掉孰为儒生，哪个是方士，只记得一个隐士，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
汉顺帝很生气
樊英先生隐居的地方在壶山，而隐居的年龄已不可考，大约学有所成之后就隐居起来，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纵观有关樊英先生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
因为“樊氏学” 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先生拒绝；公卿也佩服樊英先生的人品和学识，纷纷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但他都不应；汉安帝初即位的时候，朝廷按照成例征召贤能之人当博士，并赐给策书和公车，樊英先生和同郡的其他五个人同在被征召之列，但在樊英先生不合作态度的影响下，只有两人应召，樊英先生等四人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读者一定以为樊英先生太过清高狂傲，儒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如此简慢蔑视君主和法令，不是儒生应当所为的。其实不然。樊英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主张，他的不合作的态度亦是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现状折射而来。
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大约经历了五个帝王，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樊英先生主要生活在安帝、顺帝和桓帝三世。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正是东汉王朝迅速走向毁灭的阶段。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东汉之亡肇始于桓、灵二帝，非也，种种迹象表明，桓、灵二帝及其以降东汉诸帝的颓废不堪，皆因于安、顺两朝，安帝和顺帝对东汉的衰亡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安帝刘祜先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政治上毫无建树，只知沉迷女色，阎姬就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之一。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下一个儿子。在母以子贵的后宫，身为皇后而没有嫡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荣耀和显贵亦无法保障和延续。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则垂帘听政，照旧执掌大权，继续享受尊崇。
没想到刘懿是个短命鬼，只在龙椅上坐了七个月就死了。刘懿死后，曹腾（曹操之所以姓曹，就是随曹腾的姓，曹操的老爹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先生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
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落入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他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多是群小人，外戚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汉顺帝御宇二十年，致使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由勾结转为水火难容。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的局面；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樊英先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樊英先生学贯古今，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虽然他在内心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就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所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没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下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是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出尘脱俗的化外之民。比这稍好一点的，还要亲事稼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绝不麻烦别人。比这更好的则是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樊英先生大概是最后一类，他不想全身而退，仍要为未来培养希望。
樊英先生的隐居，虽然是在国家丧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称不上是值得推崇的行为，但他的隐居仍然是彻底的，他不跟任何人合作，只俯首讲坛，传播自己的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樊英先生发掘了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了快乐。生活贵在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那些生活在别人制定好的条条框框里的人永远都不会领悟到快乐的真谛。
樊英先生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诏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樊英先生以当官为祸事，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先生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先生送到京师。
樊英先生也不好难为地方官，无奈之下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先生抬入殿中，樊英先生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 面对樊英先生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
从此闲云野鹤
朝堂之上，汉顺帝和樊英先生僵持不下，殿上的气氛骤然紧张。
汉顺帝怒不可遏地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摆架子！你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轻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先生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恐惧，他慢条斯理地说：“陛下的话，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向殿下称臣呢？对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即使是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是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先生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先生倔强的性格。樊英先生绝非浪得虚名，因为很少有人敢在朝堂之上以诘责的语气跟汉顺帝这样对话。
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先生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先生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先生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先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
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
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樊英先生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因此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
汉顺帝虽然不能使樊英先生屈服，然而他尊重樊英先生的名声，让樊英先生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就这样，樊英先生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地招待，向樊英先生执弟子之礼。人心都是肉长的，樊英先生看汉顺帝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先生请到皇宫，摆上一桌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先生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先生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先生五品中郎将之职。
樊英先生接受官职，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没过两个月，樊英先生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知道这两个多月对樊英先生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也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 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一天，他正在菜园里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熟识。
张楷先生对樊英先生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禄爵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
樊英先生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先生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禄爵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地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地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
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他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有司衙门一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
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地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众多的弟子中，不得不提一位陈寔先生。
陈寔先生字仲弓，河南许昌人，他不仅继承了樊英先生高深的学问，也学到了樊英先生高风亮节的品行。在汉顺帝和樊英先生之间的那场风波中，陈寔先生深深钦佩老师的勇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傲骨、傲气，并傲然不可犯。
陈寔先生跟随樊英先生学习《易经》很是努力，经常废寝忘食。樊英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认为将来可以承其衣钵的必是此人，因此不吝学识，能教的全都教授给陈寔先生；陈寔先生也不负重望，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年轻的时候就扬名在外。
陈寔先生做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已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他了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个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称为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并在李膺先生等人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也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沙龙成员）怎么办？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密切。
试分析之。清议和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已经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从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中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与现代人的观点相比，丝毫不逊色。要知道，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
陈寔先生亲眼目睹了老师尊重自己妻子的一幕。樊英先生生病期间，他的妻子派侍女前来拜问，樊英先生不惜病体，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先生觉得奇怪，就向老师问为什么。樊英先生说：“妻是齐的意思，按照古礼，妻子应该与丈夫一同受供奉祭祀，地位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不下床答拜呢？”
呵呵，一个彬彬有礼、崇尚女权的可爱的老头形象跃然于眼前。
樊英先生七十多岁时故去，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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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2011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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