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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与清末新政》（节选）---了解端方之三

了解端方 2010-11-30 18:04:53 阅读3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端方与清末新政》（节选）---了解端方之三

第一章 变局中崛起

自17世纪开始的满清王朝，到19世纪中期显露出日趋衰败的迹象。以清帝为代表的天朝上国的尊严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戏弄下已经残破不堪。尊者的傲慢自负与故步自封在外来强者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踏上了师夷自救的改革路程。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政运动相继而起，中华帝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本书的主角端方正是在这个剧变时代里应运崛起的一颗政治新星。他的生命轨迹与清末社会改革运动相始终，他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为那一改革时代增添了绚丽而又悲壮的色彩。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批寻求救世之道的古典贵族的终结者，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第一代披坚执锐的改革英雄的同行人。

一、满人中的才子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4月20日（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端方的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祖父文雅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端方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而桂清是慈禧的亲信，同治帝的老师，先后做过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显然，端方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接近权力顶峰的官宦亲贵圈子里。他近水楼台，见多识广，但无缘了解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和心理状态。

端方在18岁以前的主要活动是研习儒家经典。从掌握的现有零星材料还看不清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生活与学习的详情，只知道他的养父桂清1879年死了，他以荫生资格报捐，被分派工部，于满洲候补员外上学习行走，其间与他的表兄即后来历任刑部、礼部、户部和学部尚书及军机政务大臣的荣庆常相往来。3年后，即1882年中举，获得了入仕为官的“科举正途出身”。根据满吏中中举者不多的一般情况推断，21岁便中举的端方当属满人中聪明好学、勤奋用功、自立要强之辈。验之后来他当上封疆大吏后创意迭出、办事果断，这一推断应是合乎其人的。他的幕僚记述他的行事风格说：“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诹焉。谋虑既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

像许多新中举的学子一样，端方中举后也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他的表兄荣庆在1882年10月9日（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载了他成婚和荣庆往贺的情形。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第9页。随后，他“入赀为员外郎”，准备在仕途上实现鲲鹏展翅。但家运不济，事与心违，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的生父桂和去世，翌年，母亲又去世。端方为此哀痛不已，辞官回家守丧两年有余。其间，山东巡抚张曜闻端方才名，上奏调其赴山东差遣，端方以服丧未满予以拒绝。

直到1889年，端方才从考妣之丧的哀痛中摆脱出来，正式受命为官做事。该年，端方遵令筹办光绪帝婚事，因办事干练利索，井井有条，事后叙功，加四品衔，到工部就职。1891年（光绪十七年）1月，奉旨管理街道厅。同年4月18日，奏补员外郎，历掌料估所、都水司印钥，并任会典馆协修官、纂修官、帮总纂官等职。同年又自工部外放张家口担任监督，管理该地税收。在张家口期间，端方取汉族贫家女张玉梅为妾，感情甚笃。但三个月不到，张妾因疾暴卒，端方再遭精神重创。哀痛之余，端方以诗志其感伤：“半世悲愉亦渐尝，荒原凭吊意苍凉。灯前笑语犹萦耳，梦里容颜几断肠。我与寒花书葬志，卿留青冢傍斜阳。一麾江海行将去，招尔香魂返故乡。”

1892年（光绪十八年），端方协助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土药税厘，因工作异常出力获得上司保奏，奉旨交军机处存记。1893年（光绪十九年）11月，晋升郎中，奉旨监督节慎库。1894年（光绪二十年）因京察一等，奉旨准其一等加一级，记名以道府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廷决定在菩陀峪修建定东陵，端方受命监工。事后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识褒奖，加三品衔。在两宫即将下葬的宣统元年三月，已为两江总督的端方还再次因此事被朝廷“著交部从优议叙”。端方谢恩折中亦有“臣起家水部，负土山陵，过叨慈圣之深恩”之句。（端方宣统元年三月《从优议叙谢恩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十四，第9页）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再受命筹办庆辰典礼，复奉旨嘉奖。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因翁同龢与刚毅保荐，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端方，谕赏记名御史，以道台尽先补用。4月，奉上谕补授直隶霸昌道。

直到此时，外界对端方还是不甚了解，1898年4月27日《申报》在报道上谕内容时把端方的“方”写成“芳”，说明端方在舆论界还没有知名度。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端方只是京城里一个办事勤谨的小京官。仕宦之途虽然极为顺利，但扮演的是“内官”角色，所办均为皇家内廷之事，与外部世界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他的家族本来就颇为富有，多年的内官肥缺更增加了他的财富。此一时期，他不仅玩起了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的金石字画收藏，而且购置修建了令人称羡的花园宅邸。1887年荣庆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与一帮亲友前往北京西直门外蓝靛厂北岛附近养水湖端方寓所游玩所看到的情形：“湖阔顷许，南面土山，北种柳树，湖中宜莲与稻。湖北筑室三楹，窗轩面湖，后进为土洞，有陶渊明遗风。洞上平坦，可远眺，尽观本湖境；洞后为土山，过山，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北则昆明湖并草湖、西湖环焉。一望水乡，烟波浩渺，令人有出世之想。”

端方留下的作于同年秋天的一首诗也反映了他此时的生活情形，诗云：

本类燕巢幕，还成尘覆蕉。梦魂伤锦瑟，心绪冷金貂。多病空求艾，怀人尚采萧。不堪寻往迹，聊复访参寥。禾黍秋风里，湖山落照西。近村看树合，结屋傍云楼。时变怀前事，涂荒径别蹊。强教支病骨，到此意凄凄。

用宫廷闲官和贵族名士来概括端方此时的生活状态最为恰当。他才动人主而又多情善感，但与外界发生的惊天大事却甚少关系。发生于此时的对中外历史进程均有重大影响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似乎与他都没有什么牵涉。史料中很少出现有关他在这些方面活动的信息。

1895年端方曾以日本侵朝而以工部郎中资格请求代奏，折中有：“然前谋之不预，持之未坚，则本根动摇，事变杂出，或因小有胜负而浮说已兴，或因谋出老成而赔偿如故。从前俄法衅端，其初未尝不言战也，而卒归于失算，则谋之不预，持之不坚也。而犹能终归于和，则以其始之不忘战也。”（《工部郎中端方因闻日本盘据朝鲜条陈管见据呈代奏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19页）这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则有关端方这一时期参预国家大政的记录。

二、投身戊戌变法

端方在晚清政治中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百日维新。1898年8月21日，他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负责创建这一中国传统官制中不曾有过的新机构。与他同时获得任命的有会办吴懋鼎和徐建寅。吴懋鼎早年在英国上海汇丰银行充当学徒，后为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首席买办。徐建寅是洋务派第一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督办，曾受李鸿章派遣游历欧洲考察工矿技术两年。端方与他们两人一同获任农工商局新机构的负责人且为第一把手，也说明在光绪皇帝的眼里端方是改革阵营里的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新派领军人物。光绪帝对端方抱有无限期待，其任命谕旨写道：

训农通商为富国大端，前经迭谕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务，以冀开辟利源，各处办理如何，现尚未据奏报。万宝之原皆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日农务是尚，然无专董其事者力为劝导，则不足以鼓舞振作。著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等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著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其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至工学商局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理。农工商总局端方等随时稽查。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选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所有各局开办日期及派出办理之员并著先行电奏，此事创办之始，必须官民一气，实心实力，方可渐收成效。端方等及各该督抚等务当体朝廷振作之心，考求新法，精益求精，庶几农业兴而生殖日蕃，商业盛而流通益广，以植富强之基，朕之厚望焉。

光绪帝此谕是在康有为变法奏折影响下发出的。康有为在1898年1月29日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即建议于制度局下分设农、工、商三局，总摄全国农业、工业和商业事务，研求进步改良。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5年版，第201页。在1898年8月2日的《条陈商务折》中又强调采纳御史王鹏运于中央设立商务局、于各省设立商务分局建议的重要性。接着在1898年8月18日的《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中再次提议于京师设农商局、于各省设农商分局。3天后，光绪帝便发布上谕，任命端方等于京师筹设农工商总局。显然，光绪帝此一谕旨直接体现了戊戌改革派的理念。“朕之厚望”即是改革派群体的集体厚望。在制度局一类新机构无法增设的情况下，先行开设农工商总局无疑代表了改革派对旧体制的一种突破。端方无意中担当了改革派突击队的一名尖兵。

关于端方在戊戌年被荐升任农工商总局督办一事有多种记述，如《翁同龢日记》1898年l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记载云：“见起四刻，极陈宜破格用人，保毛庆蕃、那桐、端方，并言赵舒翘宜外任，刚公亦有论荐”（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版）；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记载云：“设立农工商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均着赏给三品卿衔，并准专折奏事，此康有为请设立者也，而所派三人，端为刚相保，徐为裕制军保，吴为王制军保”（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9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也说：“上折请开农工局，并进呈农学图，奉旨派端方、徐建寅、吴懋鼎办理。端方者，刚毅之私人也，但为骨董之学者也；徐建寅者，裕禄之私人也；吴懋鼎者，王文韶之私人也》（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7页）。纵观各种记述，翁同龢所记当最为直接可信，翁氏日记中还有端方对翁心存感激的记录。

百日维新期间，康梁改革派的主要活动多游走于纸上，而中央大吏和地方实力派大多则是阳奉阴违或消极观望。对新政怀着虔诚的态度而又能把改革理念落实到日常政务中去的官吏少之又少。在中央层面端方恐怕是仅有的改革实践派。他所领导的农工商总局也几乎是惟一的专办新政的新设机构。

新官志大心切，走马上任的端方果然不负光绪帝之厚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的实践中去。从8月21日上任至9月21日政变发生，端方在维新期间的出新表现的确可圈可点。

8月21日（七月初五日）的谕旨仅仅下令建立农工商局，没有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开局运作条件。在近于白手起家的情况下，仅用了10天时间，端方就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上折奏报农工商总局将于次日开办。端方在折中申明，虽没有正式的宽敞办公处所，但已在城内椿树胡同“暂先租赁民房一所”作为办公之地，先行开局办事。俟觅有相宜处所，再行请旨搬迁。光绪帝看折后颇为欣赏，也同情端方作为新人办事之难。他于当日下旨说：“农工商总局开办伊始，务宜规模宽敞，足敷展布，其经费亦须宽为筹备，方可以持久。”端方似乎冲劲十足，并未在乎局所大小，他“每日到局议办各事，倍极勤慎”。

端方在维新期间十分讲究工作效率，开局10余天便连上十个言事奏折，最典型的是一天曾上三个奏折。端方对光绪帝的“妥议具奏”命令不仅快速作出了答复，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酌议之。端方的积极表现，加上光绪帝常有“著农工商总局知道”、“著端方妥议具奏”等批示以及不时蒙恩召见，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初七日京报上就有“召见军机、端方、明秀”和“召见军机、英瑞、端方”的消息，转见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七月十七日《申报》。致使时人有端方和农工商总局“渐夺部权矣”的感叹。

端方的奏折主要涉及中国农业振兴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五大论点：

第一，全面引进西方和日本先进农业机器、相应技术及专家人才。端方在《试办农务筹议大概情形折》中建议说：“农器美国最精，日本最廉。此制一人之力，可终百亩。事啬报丰，宜于广漠，拟函询驻美使臣酌量代购，或就近与洋商订购。其应购日本农器，拟属大学堂此次游历日本人员先为择要购致。事求近效，不在多资。”而引进机器之后也要注意引进西方专家人才学习技术。同一奏折因此又建议聘请外国农业师来华指导农业技术：“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化学肥壤之法，考质播种之宜，曲牖旁通，昭若发蒙，则易为功矣。”在《筹办丝茶情形折》中他也重申了采行西方先进方法的重要性：“各处蚕户，惟泥守火试、雪试、卤试诸成法，于西国烘蚕养蚕之学实未讲求。机器缫丝，惟上海、苏州、杭州、常州、绍兴有之，仍属机缫丝少而土缫丝多。此蚕丝种植制造之必宜推广者也。”

第二，急需重视培养农学人才。端方在《筹议农务折》中提议：“拟专设一堂，名曰农务中学堂，考农事之初阶，为劝氓之始事。先延东西各国农师，兼访近畿明农之士，与诸生讲明切究。凡中国农政诸书及西人种植之学，分类考求。其新译之书，新购之种，新格之理，亦令分类纂记。”同时发掘社会的教育功能，广开农学会，大办农学报，“聚农会之精英，为农学之进境”，“但明农学，不及时政”，从而“使天下翕然向风，同心究讨”。端方还建议光绪帝采纳主事程式谷条陈中的办法，将农业基础知识分列五表，“均绘图贴说”，“附入学报内酌量分刊，由各支会按照所例摘出传刊，以广乡曲闻见”。

第三，农业实验具有相当重要性。端方认为在中国推进农学不在于议论如何高远，关键在于卓有成效的务实举措，有实践成绩方足以“开风气而示信从”，导引百姓虚心向学。他建议说：“开物必要成务，百闻不如一见，若徒托恢张之词而不究诸实用，诚恐蔓衍无归，转失振兴之意。故规模必求其实，而办事先归于约。拟设植物院也。广购异植，兼采常品，分种标题，别具宜忌。比如加非宜于热地，与茗饮同功，树胶得于制造，与皮革等用，详加演说，广为利导，与农学农会相消息。拟在近畿分购隙地也。初办之始，数顷已足，试行种植新法，若著成效，再加推广。观摩不远，必易信从。然后推其事于四畿，下其法于郡国，则试办较为切实。”从开办植物院和农业试验场等实务做起，讲究渐进实绩，反对徒有虚词是端方此时的行政理念，也是他与追求丰功伟绩的康梁等戊戌人物的相异之处。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端方便显出了他脚踏实地的务实特征。

第四，商事商办。端方对官权过重商权受抑的现状颇不以为然，力主国家放权给商人，由商人全权办理工商事务。他在《遵议给事中庞鸿书条陈农工商务折》中陈述说：“前者各省设立商务局，绅为经理，未能著效，诚有如该给事中所云者。现在臣局议办大要，即拟延订各省富商专任各省兴商事务。果能自筹股本或纠集公司，查明款项属实，应即批准，给以文札，议章兴办，并由京外总分局与地方官吏共同保护，不使掣肘。”端方在这里不仅否定了此前流行的“官督商办”的工商开办模式，而且提议兴商事务由富商专办，地方官吏只能保护不能掣肘，甚至同意国家机构商务局也可任用富商，这实际上将重商的思想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第五，农工商应协调发展。正如农工商总局的名称所昭示的，端方在强调重视农业的同时，看到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筹办丝茶折》中明确指出，近来丝茶大利渐为外人所夺，其原因不仅有国人种植之法未讲，还有国人对制造、行销之法不精：“丝茶两项衰旺之由，以种植、制造、行销三者为要领，而中国丝茶种植制造之法实多未精，各国起与争衡，故行销日减。”在端方看来，种植属农业，固属重要，而制造、行销则分属工商，也关乎中国丝茶之命运，必须谋求三者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此他主张引进机器和美日人才，讲求工业制造之方，并改善市场环境，培养和保护名牌产品，许给优良“牌号”，“准专利若干年”，同时“官设银行”，“商集公司”，通力合作，互相接济。端方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不听命于外人”，立于不败之地。端方从农业问题引申出农工商一体化问题，强调农产品生产行销的全过程改良，这就克服了以前“重商者说商，重农者说农”的偏见，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协调发展的论题。

百日维新期间京官中能将一种思想或方案实实在在从中央推及到地方乡村的改良人物屈指可数，端方是其中之一。他的建立现代农业的主张被光绪帝采纳后以上谕的形式下发各地执行。如在端方上呈《遵议程式谷推广农会农报折》当日，光绪帝就发布上谕说：

督理农工商总局事务端方等奏，遵议中书王景沂条陈农工商务事宜，主事程式谷条陈推广农会农报事宜，并端方等筹办丝茶情形各折，农务为中国大利根本，业经谕令各行省开设分局，实力劝办。惟种植一切，必须参用西法，购买机器，聘订西师，非重资不能猝办。至多设支会，广刊农表，亦讲求农学之要端，应于省会地方筹款试办，逐渐推行，广为开导，或借官款倡始，或劝富民集资，总期地无余利，方足以收实效。著各省督抚，饬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兴办，勿得视为迂图，以重农政。至丝茶向为商务大宗，近来中国利权，多为外人所夺，而丝茶衰旺，总以种植、制造、行销三者为要领，并宜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并著产茶、产丝各省督抚，妥定草程，实力筹办，以保利源，并将开办情形随时具奏。端方等三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数日后，安徽巡抚邓华熙上《遵旨督率安徽省各属筹办农桑种植情形折》，汇报他遵令在地方筹办农事情形，折文中有如下表述：

窃臣迭奉谕旨：整理农工商务，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令各省督抚切实筹办，先行具奏等因。仰见朝廷振兴庶务，重在尽地力而裕民生，薄海臣民，同声钦感。……上海创设农学报，内多新法，利益田功，即由臣购置其书，与升任徽宁池太广道袁昶，刊印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元司农《农桑辑要》两书，通发各属，谆谕牧令等官，倡率绅耆，参稽互证，开民智以尽力农事……酿土不如西法之精，爰从按月农学报册，择要刊示，以扩见闻……近来明诏频颁宣示，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皆经迅速转行，务令实力实心次第遵办。

随折又附片将新立安庆省城日新蚕桑公司章程呈上。从公司章程可见，公司由有志员绅集股创立，购置附近农田若干，从事种桑、养蚕、缫丝及推销的一条龙农业。公司雇本地土民为员工，另募湖州桑工教授成法，并开蒙学馆以教农家子弟，又“购化学各器考验土质，置显微镜以剔选蚕种，置农学新书、新器以备集众讨论”显然，安徽巡抚采取的这些举措，正是端方所上奏折中建议的建立现代农业的举措。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端方的建议在地方上是结出果实的。新政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凭空论断地那样在地方督抚中除湖南外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从端方到光绪帝再到安徽巡抚邓华熙及所属牧令，政令事实上是一以贯之的，从上谕、奏折的接转叙述和具体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所编就的自编年谱中曾声称端方是“但为骨董之学”的无能之人，但从端方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言行看，端方则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改革能人，承载着康梁维新派的变革意图和希望。在某些方面端方的革新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甚至超过康梁。他是百日维新期间北京政府中难得一见的实干家。他之所以被康有为蔑视小瞧，不是由于他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梁思想异趣，而是因为他后来没有像康有为那样走向极端，欲置太后于死地，当然也没有像康有为那样遭受通缉或像“六君子”那样英勇就义，却反而得到他们的仇敌慈禧太后的宠爱。端方之被康有为讥讽颇类似袁世凯之被维新派揶揄，都是因为没有与康有为等激进分子或流亡派始终保持相同路径。

曾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在1898年9月18日和19日分别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进行了秘密会谈。事后他对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谈了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莫理循记述说：“伊藤对中国的变法维新很失望，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家，没有人愿意负责，没有人在他的追随者们面前勇敢地、公开地站出来。皇帝颁布了大量变法维新的诏书，但是这些诏书从未付诸行动。”伊藤是老资格的且十分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政治家，他对维新派领导人的评判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戊戌年里大多数的改革家实际上是改革呼唤家，他们只是在言论方面独步一时，而在实践上的建树则微乎其微。戊戌政变后陪同康有为乘船从上海到香港的英国上海领事馆秘书亨·戈颁曾写信给莫理循说：“康有为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我想，光绪皇帝大概也和他相像。”

端方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用具体的实践活动来推进已经起动的改革进程。

由于某些改革措施的过激，加上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处置失当和缺乏经验，新政在守旧派中引起了恐惧。慈禧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抢在维新派企图把她除掉的密谋付诸实行之前，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一举扭转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国历史步入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9月26日，慈禧下令推翻新政，恢复旧制。10月9日，即政变后第18天，端方主政的维新机构农工商总局被下令撤销，端方与吴懋鼎、徐建寅等一同被革职。

被革职后的端方在政变后的政治环境里地位和性命均岌岌可危，他不得不寻求自保之道。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述道：“八月二十三日，撤农工商局，派办三员皆撤去卿衔，惟端方系刚相所保，八月以前与康甚密，至政变后求刚庇护，刚乃代奏，系奉所命入康党探其消息者。八月底太后召见，问其外间人言定否？对曰：‘自训政后人心大定’。太后叱皇上听之，又进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之为‘升官保命歌’。”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也记载道：“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具贿李莲英乞助。一日后为枢臣言，吴懋鼎、端方皆幸进，必为有为党，罪当戍新疆，禄对端方官直隶，政声卓著，且臣素知其为人，绝非附康者。刚毅争曰：农工商皆百姓执业，何必官为越俎，设局代谋。此皆有为为洋人汉奸，欲假此局以攘民业，卖之外夷，端方为承其乏，其不端可知，圣论处分甚当。而后重违禄意，不示可否，遂已。未几莲英为后言，端方近颇刊布书籍，颂后圣德，后触禄前论，竟擢陕西按察使。”剔除这两条史料中的矛盾和附会成分，有三个基本事实值得注意：第一，端方此前的确与康梁关系甚密；第二，政变后有些曾经反对变法的枢臣权要出于不同的理由庇护了端方；第三，端方有《劝善歌》呈进，该举博得慈禧太后对他的宽恕。其中尤以《劝善歌》最为重要，苏继祖说它是端方的“升官保命歌”。

《劝善歌》何以有如此巨大效力？笔者细读《劝善歌》词句，发现它不过是一篇称赞清朝圣君特别是慈禧太后的平常歌词，其核心内容如下（《劝善歌》很长，这里略）……

这是专制政体下特别是太后听政时期任何中国官员都可能写出的歌功颂德作品，它的确能使慈禧太后身心愉悦，但绝不足以改变她对戊戌政敌的报复态度。端方获得宽恕的最大原因还是在于他此前力主渐进主义的务实改革，他一贯力主调和帝后关系，反对陈义过高，更反对废弑太后。这些才是慈禧没有严究他的深层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端方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戊戌政变后张百熙、严复、容闳、袁世凯、徐建寅等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其中的大吏袁世凯与端方一样政变后地位不降反升。这种结局对中国政治来说并非坏事。它为以后新政复活保存了一丝血脉。康有为等人后来对这些人物的恶意臧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被逐派的愤恨，不利于中国历史的进步。

退一步讲，端方的存活和后来的升迁也不是他的罪过，因为避祸是人的本能，只要不出卖他人，为了不可再得的生命的存在而采取一些策略性的自保之术在政治上本来就无可厚非。正如康有为、梁启超以至孙中山曾在落难时求助过英日侵略者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说他们就是外国侵略者的走狗一样，我们也不能因端方在政变后曾寻求过保守派大臣和慈禧的庇护而把他归之于保守派的同路人。更不能因为他没有像康梁那样流亡或像戊戌六君子那样引颈就义就把他在百日维新中的贡献一笔抹杀或予以逆向评价。“死不死”不能作为对生时行为的评判尺度。如果因慈禧太后偶然地杀端或不杀端而左右我们对端方此前言行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端方内心从来就没有向保守派屈服。他后来对戊戌年的改革总有一种难以忘却的怀念情愫，东山再起后时刻准备为当年的维新之士平反昭雪。慈禧在世时，他虽不敢公然为戊戌改革翻案，但已经开始与改良派人物梁启超等暗中联络，重提昔日的改良方案。慈禧去世还未下葬，他便公然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奏折中提出要为戊戌年慈禧钦定的罪人平反。

已故湖北巡抚曾钅禾当年与端方一样同属维新阵营中人物，因在戊戌年上折请求变法而被慈禧以“擅请变法莠言乱政”为由予以革职永不叙用。端方在奏请为曾氏平反的折子中毫不客气地对新登基的小皇帝和摄政王写道：

自来纯臣谋国，往往知无不言，发之事前，诚多骇听，验诸事后，率可推行。若令摈斥以终，虽效忠者没齿无怨，而幽忱未白究无以励謇谔之风……其奏上条陈，在戊戌八月以后，斯时变法之议尚在斟酌未定之时，而该革抚见为当言，即毅然言之，勇于谋国，不顾其私迹，其戆直之风，朴忠之操，实非唯诺趋时者所可比数……指为莠言，实属过当。钦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因时制宜，简派大臣更定官制，修改刑律各要政，薄海内外莫不倾心。该革抚所上条陈，多与现在推行之新政，隐相符合。臣伏查该革抚世笃忠贞，心殷报国，所至之地，皆有成绩可考。今当变法图强之际，似此忠鲠之臣，允宜及时湔雪，庶足以作伉直敢言之气，而儆便侫趋时之风。

已故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也是戊戌年改良派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且是端方入主农工商总局的保人，后因支持光绪帝推进新政而遭到慈禧斥贬驱逐。端方也在慈禧去世不久公然上折奏请为之平反。他申述其理由说：“当甲午戊戌之交，时局艰危，宫廷旰食，翁同龢身膺枢要，责有攸归，乃循绎二十四年十月严旨，独咎同龢辅导之无方，仰见圣人责躬之微意，盖当五洲交通之时代，本中华未有之艰难，在当时不可宽责备之文，在今日似宜有原情之论。”端方竭力要表白的意思无外是，今昔情景已变，当年为罪者，今日或可为功，翁同龢以帝师参预机衡忠心可嘉，理应开复原官。

表面上看端方是在为那些已故革职老臣请求开复平反，实际上是要为他自己早年曾经热心参与的整个戊戌维新翻案正名。前朝已故革臣在这里只不过是端方重提旧事推倒旧案的引子而已。

对戊戌年阻挠新政的守旧人物，端方也在后来寻机予以打击。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戊戌年反对新政并率先上折请太后垂帘听政，是戊戌政变中的关键人物之一。1908年他因丁忧回原籍常熟守制，住于省城苏州。其时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便与苏藩司瑞合谋，以杨崇伊夺妓为害地方为由上折奏请将其逐出省城苏州。《申报》报道其事说：

江督端午帅、苏抚陈伯帅会衔奏参丁忧在籍道员杨崇伊于八月十五夜率众持枪擅入吴韶生家，抢夺妓女，开枪伤人……十七日复率众到吴家，以至于彼此相殴。闻该绅声名素劣，且据苏藩司瑞呈称有一千元包为抢出妓女之说。查抢夺妇女系土棍流氓所为。在省垣尚且如此，其在籍之凶横可知，不第为害地方，且贻羞朝廷。因请旨将丁忧浙江候补道杨崇伊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不准逗留省垣，驱除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倘再不知敛迹，仍干预地方公事，再行按照所犯劣迹，严行奏参惩办云云。当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江苏地方上劣绅本不在少数，单把杨崇伊拉出来严打，端方骨子里是在为戊戌年的事秋后算账。这也说明端方内心一直都不曾向守旧派妥协。

说明：节选这一章节只是让感兴趣的网友简单地了解一下端方，专业、详尽的注解及出处基本没摘录于此，想更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建议还是去买正版书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