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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时空』 [新闻评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宣言--古清生国际时评系列点击：293 回复：14 作者：古清生 发表日期：2003-5-17 17:57:00 回复
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宣言
古清生
今天是我在天涯注册两周年的日子，一位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一点，他建议我就此做一个总结。我想，这是一个不不错的主意。我在大脑里检索了一遍，在中国人喜欢称之为红5月的５月份，除了世界性的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母亲节以外，它还有一些也是世界性的纪念日子，关于精神方面的佛诞节，关于生命健康方面的纪念伟大英国护士南丁格尔的世界护士节。非世界性的也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个５月７日，中国前领袖毛泽东指示知识分子下放农村与工矿与底层农民和劳工保持近距离，这个指示被知识分子称为“光辉的５·７指示”或“光辉的道路”。稍早一些，５·１６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颁布日。５·１９，中国足球大老年维四率队进行世界杯外围赛输给本国香港队折戟沉沙北京工体，引发中国２０世纪最大足球骚乱，中国官方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此写作纪实文学《５·１９长镜头》曾经热销。５·１８，则是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空军在５·８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将深沪股市炸塌以后井喷的日子。我个人的５月的记忆，曾在５月出版过一部散文集和一个中篇小说第一次被《小说月报》选刊。总之，５月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月份，我想总结不如开始，新世纪的阳光每一天都是新的。
今天，我仍是一个美国中心主义的反对者。我们今日之世界，是一个文明不对衬世界，从资源占有量统计和知识占有量统计，先发国家通过技术优势主导的产业结构分工和知识移民，它令地球南北方加剧失衡，愈发达的国家愈发达，后发国家在绝望的边缘徘徊。像刚果，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在破产，人民在流失，挣扎在人间地狱的苦难人民，疾病与犯罪续写着历史黑暗。那些优雅地在新奥尔良或休斯敦沐浴墨西哥湾明媚阳光垂钓的绅士与淑女，新贵们是不知道一位刚果或埃塞俄比亚母亲眼泪的盐份浓度的。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由新兴的信息技术解构，我曾在玛曲看到，来自阿尼玛卿山的青年藏族喇嘛，他们披着深红色的袈裟来到多媒体俱乐部（即内陆俗称的网吧）安详地坐在格档之内操作起ＱＱ系统，我看见那ＱＱ好友夹里，有几个美眉的头像，是传教？还是交流日常感受？我也在山东的河口进过网吧，古老的黄河入海口，它被建设成一座美丽的石油城，在一棵树（一位石油勘探者最早进入河口，用一根树枝做手杖，跋涉时扔了那根手杖插在地上，手杖长成了一棵，该树仍在但死了）的周边，成十万亩槐树林构成新的绿洲，成了5月时节放蜂人的天堂。这里有来自澳洲的１６种涉禽，它们在此消夏或小憩后继续向西伯利亚远征。我还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冈市，参加他们著名的中学～黄冈中学的一场互联网辩论赛，作为来宾我获得一个提问的机会，我问他们在互联网平台所得资讯与交际状况与现实生活差异大吗？我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从书本上学到了标准的书面英语，但网络使他们可以即时性地用口语包括北美流行哩语在内的语言与美国同龄人沟通。可以说文明的信息已经透浸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也接收到过来自约翰内斯堡的电邮。
亨廷顿采集的文明信息，在４百年前，仅就东西方而言它具有同构性，即古中华文明与新英格兰文明的互补，后面发生的一切以英格兰的大洋贸易运动为依托而发生了改变。因此在百年前，美孚公司的推销员到大清帝国推销煤油的时候，他们要把煤油灯免费随机赠送中国客户，然后定期免费加注煤油，以此让中国豆油灯退出中式的灯台宝座。而现在几乎不用如此罗嗉的手续，微软视窗可以在西雅图和北京同一时间发布，在上海国际汽车展上，中国最美丽的女孩勇敢地跨越东方古老的传统羁绊甘做汽车的伴娘。你还可以看到，即使波恩也没有安装的磁浮车安装在上海，中国的科技饥渴症可见一斑。百年前英格兰商人来华推广新卫生运动刷牙原料牙膏，要在牙膏筒盖内置放中奖彩券，而今天在对付沙斯即中国人称之为非典的传染病上，即使在河北和更边远的乡村，农民也知道固守村口，拒绝来自疫区的人士入内，即使是他们从疫区打工回来的亲人，也要隔离十天。这种维护生命与健康的自觉的卫生精神已经贯彻整个民族。官僚或者阻拦，他们就在因特网叫他下台。
可是，不平等是实实在在的。发达国家以种族理由、文明体理由、宗教理由及意识形态理由等种种理由，对六分之五人口的区域实行技术钳制，即使后发国家花钱购买，发达国家也只肯将过时了列入淘汰计划的技术出售，这是对人类文明与道德的反动，“巴黎统筹会”或“泛巴黎统筹会”的技术效果是将西欧与北美以外的人口关闭在当代技术的门外。在多元化信息工具与迅达的交通工具支持下，全球的表征文化已经同步，比如科学与民主，资本与利润，宪政和法制等等，许多关键词都已经存储在人们的大脑。但是，这种信息的通达引起人类更大的困惑，在信息屏闭时代，在对技术的强大追求的驱使下，会有许多人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并且也会有所斩获，然信息时代不一样，比如我们知道了美国研究出一种药物的萃取技术，假设是艾兹病的药物吧，因此会有很多人放弃继续努力，但是处于后发国家，买不到这种技术，同时因为药物定价昂贵，那些患者也买不起它，因此只得让病毒继续传播，而染病者只有在绝望的等待中死亡。
我原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向《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陈女士作过陈述，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我的思想有点中左，倾向劳工与农民的立场。但是，我一直被误读，我曾专门写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来表达我的世界主义观念，它们是《追杀索罗斯》和《２０３８》，前者是金融问题，后者是计算机与网络问题，分别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判断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不是本国的了，它是区域的，洲际和全球的，这些问题可以被一国操纵，乃至一个团体和一个人操纵，但是不可以被一国解决，不论是索罗斯的恶意投机还是尼克·李森的侥幸诈骗，它的结局都会是数以亿计的人口陷入穷贫际遇与暴乱环境，一个还算富足的国家瞬间破产，包括英格兰的黑色星期二，那一次梅杰首相治下的英国人均赠送给了索罗斯２８英镑。网络问题愈渐世界性，一个叫做陈盈豪的台湾青年学生，他写了一个小病毒释放到因特网上去，导致全世界４月２６日恐慌，数以百万台计算机硬盘或主板遭到破坏，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及各国法律不尽相同，还有受害人地点不同，陈盈豪并未为此付出代价。网络时代，对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系统异地发动攻击成为可能，攻击人可以在塞浦路斯或北韩某个隐蔽的居所通过因特网对白宫的网络系统发起攻击，或者攻击华尔街的证券系统，其造成损失而不受制裁，或有效躲过制裁，这就是网络现实。
我们现在生活在法律不完全结构中，各国立法和司法的差异性，使法律变成一头多面兽。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后发国家，历尽千辛万苦飘洋过海，胸怀伟大的冒险精神并渴望以诚实劳动养活自己及回报社会的移民，仅仅没有衣着体面的大使先生签发的签证而被海岸警卫队阻拦从大海上岸，结果令他们活活闷死在铁壳船舱或集装箱内，这是多么悲惨的人间悲剧？同为试图移民，负有数百亿走私案嫌疑，只是坐飞机舒舒服服逃到加拿大的中国商人赖昌星，加拿大政府却援引它的古怪的法律百般保护，尊为宾客，专门为其配备了警卫，可见加拿大这法律多么荒诞？哥仑布和他的伙伴们是拿着印第安的签证才上到美洲大陆的么？客观地两相比较分析，加拿大的移民法律不是鼓冒险精神与诚实劳动，而对移民国之逃犯情有独钟。据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报道，中国可能有300亿美元资金通过非法洗钱逃往美国，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美国就是一个犯罪者天堂。法国前国防部长有一句对法律的非常精确的评估：法律的漏洞足够驶过一艘航空母舰。美国可以发射火星探测器寻找外星人与其交流，可是在西撒哈拉，很多儿童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甚至没有一支铅笔和一块可以释放薄荷香气的橡皮擦。制造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人类世界，我们如何告慰先祖？如何面对未来？如何讲述给地球上其他的生命，假如语言可以沟通，我们对禽类与畜类说：我们人类需要制造阶级，有的人消费快乐而有的人专事品味苦难，而你禽类与畜则不需。这话如何讲得出口？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试图颠覆联合国，他的新联合国构想事实上是想将联合国的功能降格为美国国防部心理作战司的地位，因为蓝盔计划看不出它全面监督的功能，它只是前置性地定义发过国家的正义与政治正确性，而由它们主宰世界。这其实与美利坚宪法相违背的，要重新定义联合国宪章，但不是这样，恰恰不是削弱联合国的权力，不是让联合国成为少数国的附属，而是全人类的法庭。基于此，我希望有一部《地球法》，消灭世界上残存的封建国家体制实现全世界民主与自由只是这个《地球法》的一部分，《地球法》要捍卫人权，维护人类的民主与自由，维护世界秩序，消除国际犯罪，提供教育与法律援助，平等、幸福和共同建设人类家园，保护环境，合理资源配置，拉近南北差距，这才是联合国的康庄大道。
多少喜乐，多少悲哀，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叩问百年前，或4百年前的先人，为什么痛失了领先的中华文明？为什么滞留在农业时代？工业技术的差距，几十年便赶回来了，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存在，它的复兴需要数百年，或者万劫不复！那么，世界都一样。从古典的英格兰宪政文明，到近代的美利坚宪政文明，再到当代德意志宪政文明，我们看到宪政立国的大趋势，中国的发展，同样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参照系。但是，这些文明都隐含有不可漠视的斑点，比如英格兰文明进程中的鸦片贸易，这种犯罪行为如果是在一个《地球法》框架下，是可以受到约束的，它能提升文明的纯度，降低苦难人群的苦难烈度，而即便你是正义或中性的战争，比如伊拉克战争，在《地球法》框架内就必须交纳战争税，因为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战争都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它是暴力博彩的贸易形式，从开战与战争结束分析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主战方实际已经获利。这笔税金，它要给战败国人民生活秩序重建以及付还其国际债务。
从大地构造与生态环境出发，不论哪一方面，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的互相撕杀，不论是以何名义，都是无耻的犯罪。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是一场核均衡的结果，而不是人性之中的恶消解了多少，善增殖了多少。以美俄英法德的核装置为例，如果将它折合现金，足够世界另外50亿人口吃饱穿暖，并达到20%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可是恰恰不是这样，人类宁愿生存在核阴影中，他们忘却战败的苦难，至少是欧洲，那是好莱坞的题材库。
有了《地球法》，各国立宪皆不能违背，那些弥漫着陈腐气息的什么国王，什么酋长，让他们见太平洋去吧。因为没有《地球法》，美国总统以人治手段干涉世界事务，有的国王投其所好，献其一支雪茄，总统先生也许原谅了他，有的国王不买总统先生的账，总统先生就给他一个震慑与敬畏，这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道德的离失感。我们的正义，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基本道德每一时每一刻都在遭受着煎熬。在没有《地球法》公平约束的前提下，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本质，观察起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英法美中可以建树自己的文明体，德国是后来者，他们可以称之为有理想的国家，在第一层次；日俄澳新则是只能算有目标的国家，比如日本，它的目标就是发达起来然后扩大地盘，也就是占领亚洲大陆，它与俄罗斯是同出一辙，他们在第二层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但第二层次的国家，不可以建树自己的文明，他们没有文化准备也没有主客观条件；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可以将世界上诸多碌碌无为不思进取者归拢了去，这些国家在有了《地球法》以后，他们必须建立法制，建设行政制度和现代政经框架，他们不再是文明光顾不到的角落。
是要天下大同呢，还是一国独富呢？我这样叩问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宗教徒，即使是数国，欧盟，你们可以永远地地球上保住这两块后花园吗？你可以用路易十四的口吻：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滔。如果是这样，我则无话可说。
贡德·弗兰克说：欧洲人体身没有任何创造，更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节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德］，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我们的有效记忆中，欧洲的情况仍然是了解一些的，前两年曾有欧洲人来拍电视节目，但要求拍到１８４０年止，以后保持空白，我敬佩这个欧洲人的诚实，但也不敬佩他的聪明。
为了掩饰，或者出于他们的视觉。欧美学人们也制造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似是而非，但不论如何理论，有一种直觉是逃不过去的，无论是你历史上有何德何能，要保持今天这样一个贫富差距，你的理论不充分。亨利·吉雷特曼说：在美食家看来，能代表食物精美程度的莫过于美食的多样味道。而在生物学家看来，最为根本的莫过于作为味觉基础的分子结构。化学性感官――味觉和嗅觉――是最原始的感官形态。人们在发明各种预告性的分类之前，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味觉感官去辩别有营养的东西和有毒的物质，即前者味道鲜美，而后者的味道很坏。（《基础心理学》见《味觉》［美］卡罗琳·考斯梅尔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如果理论还不能足以说清楚，我以为感觉是最原始而准确的，这个味道很坏，它即有毒，我赞同这个说法。
在未来，愈来愈清楚地显现，工业集团操纵世界走势的能量大大加强，有一位伟大的美国女性蕾切尔·卡逊，她的名字应该在美国家喻户晓。卡逊生于１９０７年５月２７日，现在正是纪念她的时候。她是宾夕法尼亚泉溪镇人。她早年供职联邦政府鱼类与野生生物调查所，早年写过海洋生态的书。１９５８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哈金丝的信，诉说她后院饲喂的野鸟都死了，而１９５７年，联邦农业部的飞机在那里喷撒过杀虫剂。这个时候，卡逊正在考虑写作她后来影响全人类的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卡逊去收集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１９６２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一批工业后台的专家立即在《纽约人》杂志上发难，那是美利坚最黑暗和耻辱的时期。他们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化学工业与农药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的影响而加倍攻击，进而攻击卡逊本人，一位政府官员说：她是一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
但是，卡逊以超人的毅力顶住了攻击，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１９６２年底，已有４０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ＤＤＴ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名单中彻底清除。
然而，由于卡逊在环境保护上的努力付出和《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国遭受到空前的诋毁和攻击，她心力交瘁，瘦弱又患上癌症的卡逊，即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两年去世了。她所坚持的思想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工业集团的操纵，对卡逊的迫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的国家。但是，这没有完，工业集团迅速将生产转向亚洲，ＤＤＴ的技术，令亚洲一直生产到８０年代。它甚至导致了日本一场大讨论，日本有一批ＤＤＴ含量超标的大米，是销毁它还是将大米援助给贫困国家？这个讨论的结果是，与其饿死，不如饱死。３００万吨大米就这样运往了非洲。这样的事例，是由新闻人事后揭露，黑箱操作的事件，我想不至于少。而如果有《地球法》，那么，发现ＤＤＴ对人类的毒害，即可以禁产，那么，就不会将污染转移。
事实上，发达工业国的环境保护，不过是将毒害人与环境的地点转移而已，让后发国家去生产。这种损人利己的工业分配，它粉碎了人类文明的道德重建，物竞天择的野兽法则仍然通行人类。在美国，烟草工业受到压制，因此，烟草商将市场转移到后发国家，以至控制体育运动竞赛来推广烟草，仅在中国就开展过万宝路甲Ａ足球联赛，希尔顿篮球联赛。烟草商为了迅速打开和占领市场，他们在投向亚洲的烟草中，大量增加尼古丁含量，以便能在吸食少数几支便产生依赖而排斥其他烟草，这种恶劣的做法却没有相关的法律以及司法机构来制裁他们。由此可以看到，只有国法，没有球法是不行的！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事实上我上述提出的问题，大家都已经思考，包括眼前的沙斯问题，沙斯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小小的病毒泛滥，它不是终结，这种病毒以及比它毒得多的病毒都会产生，我这次看到，舆论只将沙斯发生的环境问题局限在吃野生动物上，没有警告工业排放和杀虫剂、除草剂以及消毒剂的使用上，这是没有《地球法》的悲哀。我不懂生物学，不知道病毒的变异性，与排毒的环境污染有无直接关系，但是昆虫的变异与植物变异，是见诸报道的。沙斯小小的攻击，人类的信心瞬即破碎，可见联合治理沙斯的国际合作有多么重要。很多疾病不能离开国际合作，如艾兹也是一样，包括地球的环境治理，离开全球的国际合作根本不可能。在所谓知识经济的鼓吹下，科学这柄双刃剑的负面极少被人提起，工业集团培养起来的“科学教士”们，他会对这些质疑发出愚昧与封建的斥责。而工业国或工业集团，正是借助了这样的舆论环境与求利心理，而将危害强加给人类。
一个面向新世纪，面向未来的《地球法》，它是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我希望人类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文明的理想与智慧的光芒，终将照耀人类环宇，它波及一切生物与植物，使地球这个宇宙中的生命家园，一如既往地美丽。
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宣言
古清生
今天是我在天涯注册两周年的日子，一位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一点，他建议我就此做一个总结。我想，这是一个不不错的主意。我在大脑里检索了一遍，在中国人喜欢称之为红5月的５月份，除了世界性的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母亲节以外，它还有一些也是世界性的纪念日子，关于精神方面的佛诞节，关于生命健康方面的纪念伟大英国护士南丁格尔的世界护士节。非世界性的也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个５月７日，中国前领袖毛泽东指示知识分子下放农村与工矿与底层农民和劳工保持近距离，这个指示被知识分子称为“光辉的５·７指示”或“光辉的道路”。稍早一些，５·１６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颁布日。５·１９，中国足球大老年维四率队进行世界杯外围赛输给本国香港队折戟沉沙北京工体，引发中国２０世纪最大足球骚乱，中国官方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此写作纪实文学《５·１９长镜头》曾经热销。５·１８，则是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空军在５·８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将深沪股市炸塌以后井喷的日子。我个人的５月的记忆，曾在５月出版过一部散文集和一个中篇小说第一次被《小说月报》选刊。总之，５月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月份，我想总结不如开始，新世纪的阳光每一天都是新的。
今天，我仍是一个美国中心主义的反对者。我们今日之世界，是一个文明不对衬世界，从资源占有量统计和知识占有量统计，先发国家通过技术优势主导的产业结构分工和知识移民，它令地球南北方加剧失衡，愈发达的国家愈发达，后发国家在绝望的边缘徘徊。像刚果，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在破产，人民在流失，挣扎在人间地狱的苦难人民，疾病与犯罪续写着历史黑暗。那些优雅地在新奥尔良或休斯敦沐浴墨西哥湾明媚阳光垂钓的绅士与淑女，新贵们是不知道一位刚果或埃塞俄比亚母亲眼泪的盐份浓度的。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由新兴的信息技术解构，我曾在玛曲看到，来自阿尼玛卿山的青年藏族喇嘛，他们披着深红色的袈裟来到多媒体俱乐部（即内陆俗称的网吧）安详地坐在格档之内操作起ＱＱ系统，我看见那ＱＱ好友夹里，有几个美眉的头像，是传教？还是交流日常感受？我也在山东的河口进过网吧，古老的黄河入海口，它被建设成一座美丽的石油城，在一棵树（一位石油勘探者最早进入河口，用一根树枝做手杖，跋涉时扔了那根手杖插在地上，手杖长成了一棵，该树仍在但死了）的周边，成十万亩槐树林构成新的绿洲，成了5月时节放蜂人的天堂。这里有来自澳洲的１６种涉禽，它们在此消夏或小憩后继续向西伯利亚远征。我还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冈市，参加他们著名的中学～黄冈中学的一场互联网辩论赛，作为来宾我获得一个提问的机会，我问他们在互联网平台所得资讯与交际状况与现实生活差异大吗？我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从书本上学到了标准的书面英语，但网络使他们可以即时性地用口语包括北美流行哩语在内的语言与美国同龄人沟通。可以说文明的信息已经透浸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也接收到过来自约翰内斯堡的电邮。
亨廷顿采集的文明信息，在４百年前，仅就东西方而言它具有同构性，即古中华文明与新英格兰文明的互补，后面发生的一切以英格兰的大洋贸易运动为依托而发生了改变。因此在百年前，美孚公司的推销员到大清帝国推销煤油的时候，他们要把煤油灯免费随机赠送中国客户，然后定期免费加注煤油，以此让中国豆油灯退出中式的灯台宝座。而现在几乎不用如此罗嗉的手续，微软视窗可以在西雅图和北京同一时间发布，在上海国际汽车展上，中国最美丽的女孩勇敢地跨越东方古老的传统羁绊甘做汽车的伴娘。你还可以看到，即使波恩也没有安装的磁浮车安装在上海，中国的科技饥渴症可见一斑。百年前英格兰商人来华推广新卫生运动刷牙原料牙膏，要在牙膏筒盖内置放中奖彩券，而今天在对付沙斯即中国人称之为非典的传染病上，即使在河北和更边远的乡村，农民也知道固守村口，拒绝来自疫区的人士入内，即使是他们从疫区打工回来的亲人，也要隔离十天。这种维护生命与健康的自觉的卫生精神已经贯彻整个民族。官僚或者阻拦，他们就在因特网叫他下台。
可是，不平等是实实在在的。发达国家以种族理由、文明体理由、宗教理由及意识形态理由等种种理由，对六分之五人口的区域实行技术钳制，即使后发国家花钱购买，发达国家也只肯将过时了列入淘汰计划的技术出售，这是对人类文明与道德的反动，“巴黎统筹会”或“泛巴黎统筹会”的技术效果是将西欧与北美以外的人口关闭在当代技术的门外。在多元化信息工具与迅达的交通工具支持下，全球的表征文化已经同步，比如科学与民主，资本与利润，宪政和法制等等，许多关键词都已经存储在人们的大脑。但是，这种信息的通达引起人类更大的困惑，在信息屏闭时代，在对技术的强大追求的驱使下，会有许多人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并且也会有所斩获，然信息时代不一样，比如我们知道了美国研究出一种药物的萃取技术，假设是艾兹病的药物吧，因此会有很多人放弃继续努力，但是处于后发国家，买不到这种技术，同时因为药物定价昂贵，那些患者也买不起它，因此只得让病毒继续传播，而染病者只有在绝望的等待中死亡。
我原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向《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陈女士作过陈述，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我的思想有点中左，倾向劳工与农民的立场。但是，我一直被误读，我曾专门写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来表达我的世界主义观念，它们是《追杀索罗斯》和《２０３８》，前者是金融问题，后者是计算机与网络问题，分别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判断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不是本国的了，它是区域的，洲际和全球的，这些问题可以被一国操纵，乃至一个团体和一个人操纵，但是不可以被一国解决，不论是索罗斯的恶意投机还是尼克·李森的侥幸诈骗，它的结局都会是数以亿计的人口陷入穷贫际遇与暴乱环境，一个还算富足的国家瞬间破产，包括英格兰的黑色星期二，那一次梅杰首相治下的英国人均赠送给了索罗斯２８英镑。网络问题愈渐世界性，一个叫做陈盈豪的台湾青年学生，他写了一个小病毒释放到因特网上去，导致全世界４月２６日恐慌，数以百万台计算机硬盘或主板遭到破坏，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及各国法律不尽相同，还有受害人地点不同，陈盈豪并未为此付出代价。网络时代，对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系统异地发动攻击成为可能，攻击人可以在塞浦路斯或北韩某个隐蔽的居所通过因特网对白宫的网络系统发起攻击，或者攻击华尔街的证券系统，其造成损失而不受制裁，或有效躲过制裁，这就是网络现实。
我们现在生活在法律不完全结构中，各国立法和司法的差异性，使法律变成一头多面兽。我们看到，那些来自后发国家，历尽千辛万苦飘洋过海，胸怀伟大的冒险精神并渴望以诚实劳动养活自己及回报社会的移民，仅仅没有衣着体面的大使先生签发的签证而被海岸警卫队阻拦从大海上岸，结果令他们活活闷死在铁壳船舱或集装箱内，这是多么悲惨的人间悲剧？同为试图移民，负有数百亿走私案嫌疑，只是坐飞机舒舒服服逃到加拿大的中国商人赖昌星，加拿大政府却援引它的古怪的法律百般保护，尊为宾客，专门为其配备了警卫，可见加拿大这法律多么荒诞？哥仑布和他的伙伴们是拿着印第安的签证才上到美洲大陆的么？客观地两相比较分析，加拿大的移民法律不是鼓冒险精神与诚实劳动，而对移民国之逃犯情有独钟。据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报道，中国可能有300亿美元资金通过非法洗钱逃往美国，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美国就是一个犯罪者天堂。法国前国防部长有一句对法律的非常精确的评估：法律的漏洞足够驶过一艘航空母舰。美国可以发射火星探测器寻找外星人与其交流，可是在西撒哈拉，很多儿童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甚至没有一支铅笔和一块可以释放薄荷香气的橡皮擦。制造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人类世界，我们如何告慰先祖？如何面对未来？如何讲述给地球上其他的生命，假如语言可以沟通，我们对禽类与畜类说：我们人类需要制造阶级，有的人消费快乐而有的人专事品味苦难，而你禽类与畜则不需。这话如何讲得出口？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试图颠覆联合国，他的新联合国构想事实上是想将联合国的功能降格为美国国防部心理作战司的地位，因为蓝盔计划看不出它全面监督的功能，它只是前置性地定义发过国家的正义与政治正确性，而由它们主宰世界。这其实与美利坚宪法相违背的，要重新定义联合国宪章，但不是这样，恰恰不是削弱联合国的权力，不是让联合国成为少数国的附属，而是全人类的法庭。基于此，我希望有一部《地球法》，消灭世界上残存的封建国家体制实现全世界民主与自由只是这个《地球法》的一部分，《地球法》要捍卫人权，维护人类的民主与自由，维护世界秩序，消除国际犯罪，提供教育与法律援助，平等、幸福和共同建设人类家园，保护环境，合理资源配置，拉近南北差距，这才是联合国的康庄大道。
多少喜乐，多少悲哀，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叩问百年前，或4百年前的先人，为什么痛失了领先的中华文明？为什么滞留在农业时代？工业技术的差距，几十年便赶回来了，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存在，它的复兴需要数百年，或者万劫不复！那么，世界都一样。从古典的英格兰宪政文明，到近代的美利坚宪政文明，再到当代德意志宪政文明，我们看到宪政立国的大趋势，中国的发展，同样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参照系。但是，这些文明都隐含有不可漠视的斑点，比如英格兰文明进程中的鸦片贸易，这种犯罪行为如果是在一个《地球法》框架下，是可以受到约束的，它能提升文明的纯度，降低苦难人群的苦难烈度，而即便你是正义或中性的战争，比如伊拉克战争，在《地球法》框架内就必须交纳战争税，因为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战争都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它是暴力博彩的贸易形式，从开战与战争结束分析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主战方实际已经获利。这笔税金，它要给战败国人民生活秩序重建以及付还其国际债务。
从大地构造与生态环境出发，不论哪一方面，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的互相撕杀，不论是以何名义，都是无耻的犯罪。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是一场核均衡的结果，而不是人性之中的恶消解了多少，善增殖了多少。以美俄英法德的核装置为例，如果将它折合现金，足够世界另外50亿人口吃饱穿暖，并达到20%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可是恰恰不是这样，人类宁愿生存在核阴影中，他们忘却战败的苦难，至少是欧洲，那是好莱坞的题材库。
有了《地球法》，各国立宪皆不能违背，那些弥漫着陈腐气息的什么国王，什么酋长，让他们见太平洋去吧。因为没有《地球法》，美国总统以人治手段干涉世界事务，有的国王投其所好，献其一支雪茄，总统先生也许原谅了他，有的国王不买总统先生的账，总统先生就给他一个震慑与敬畏，这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道德的离失感。我们的正义，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基本道德每一时每一刻都在遭受着煎熬。在没有《地球法》公平约束的前提下，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本质，观察起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英法美中可以建树自己的文明体，德国是后来者，他们可以称之为有理想的国家，在第一层次；日俄澳新则是只能算有目标的国家，比如日本，它的目标就是发达起来然后扩大地盘，也就是占领亚洲大陆，它与俄罗斯是同出一辙，他们在第二层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但第二层次的国家，不可以建树自己的文明，他们没有文化准备也没有主客观条件；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可以将世界上诸多碌碌无为不思进取者归拢了去，这些国家在有了《地球法》以后，他们必须建立法制，建设行政制度和现代政经框架，他们不再是文明光顾不到的角落。
是要天下大同呢，还是一国独富呢？我这样叩问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宗教徒，即使是数国，欧盟，你们可以永远地地球上保住这两块后花园吗？你可以用路易十四的口吻：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滔。如果是这样，我则无话可说。
贡德·弗兰克说：欧洲人体身没有任何创造，更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节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德］，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我们的有效记忆中，欧洲的情况仍然是了解一些的，前两年曾有欧洲人来拍电视节目，但要求拍到１８４０年止，以后保持空白，我敬佩这个欧洲人的诚实，但也不敬佩他的聪明。
为了掩饰，或者出于他们的视觉。欧美学人们也制造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似是而非，但不论如何理论，有一种直觉是逃不过去的，无论是你历史上有何德何能，要保持今天这样一个贫富差距，你的理论不充分。亨利·吉雷特曼说：在美食家看来，能代表食物精美程度的莫过于美食的多样味道。而在生物学家看来，最为根本的莫过于作为味觉基础的分子结构。化学性感官――味觉和嗅觉――是最原始的感官形态。人们在发明各种预告性的分类之前，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味觉感官去辩别有营养的东西和有毒的物质，即前者味道鲜美，而后者的味道很坏。（《基础心理学》见《味觉》［美］卡罗琳·考斯梅尔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如果理论还不能足以说清楚，我以为感觉是最原始而准确的，这个味道很坏，它即有毒，我赞同这个说法。
在未来，愈来愈清楚地显现，工业集团操纵世界走势的能量大大加强，有一位伟大的美国女性蕾切尔·卡逊，她的名字应该在美国家喻户晓。卡逊生于１９０７年５月２７日，现在正是纪念她的时候。她是宾夕法尼亚泉溪镇人。她早年供职联邦政府鱼类与野生生物调查所，早年写过海洋生态的书。１９５８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哈金丝的信，诉说她后院饲喂的野鸟都死了，而１９５７年，联邦农业部的飞机在那里喷撒过杀虫剂。这个时候，卡逊正在考虑写作她后来影响全人类的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卡逊去收集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１９６２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一批工业后台的专家立即在《纽约人》杂志上发难，那是美利坚最黑暗和耻辱的时期。他们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化学工业与农药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的影响而加倍攻击，进而攻击卡逊本人，一位政府官员说：她是一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
但是，卡逊以超人的毅力顶住了攻击，１９６３年，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１９６２年底，已有４０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ＤＤＴ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名单中彻底清除。
然而，由于卡逊在环境保护上的努力付出和《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国遭受到空前的诋毁和攻击，她心力交瘁，瘦弱又患上癌症的卡逊，即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两年去世了。她所坚持的思想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工业集团的操纵，对卡逊的迫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的国家。但是，这没有完，工业集团迅速将生产转向亚洲，ＤＤＴ的技术，令亚洲一直生产到８０年代。它甚至导致了日本一场大讨论，日本有一批ＤＤＴ含量超标的大米，是销毁它还是将大米援助给贫困国家？这个讨论的结果是，与其饿死，不如饱死。３００万吨大米就这样运往了非洲。这样的事例，是由新闻人事后揭露，黑箱操作的事件，我想不至于少。而如果有《地球法》，那么，发现ＤＤＴ对人类的毒害，即可以禁产，那么，就不会将污染转移。
事实上，发达工业国的环境保护，不过是将毒害人与环境的地点转移而已，让后发国家去生产。这种损人利己的工业分配，它粉碎了人类文明的道德重建，物竞天择的野兽法则仍然通行人类。在美国，烟草工业受到压制，因此，烟草商将市场转移到后发国家，以至控制体育运动竞赛来推广烟草，仅在中国就开展过万宝路甲Ａ足球联赛，希尔顿篮球联赛。烟草商为了迅速打开和占领市场，他们在投向亚洲的烟草中，大量增加尼古丁含量，以便能在吸食少数几支便产生依赖而排斥其他烟草，这种恶劣的做法却没有相关的法律以及司法机构来制裁他们。由此可以看到，只有国法，没有球法是不行的！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事实上我上述提出的问题，大家都已经思考，包括眼前的沙斯问题，沙斯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小小的病毒泛滥，它不是终结，这种病毒以及比它毒得多的病毒都会产生，我这次看到，舆论只将沙斯发生的环境问题局限在吃野生动物上，没有警告工业排放和杀虫剂、除草剂以及消毒剂的使用上，这是没有《地球法》的悲哀。我不懂生物学，不知道病毒的变异性，与排毒的环境污染有无直接关系，但是昆虫的变异与植物变异，是见诸报道的。沙斯小小的攻击，人类的信心瞬即破碎，可见联合治理沙斯的国际合作有多么重要。很多疾病不能离开国际合作，如艾兹也是一样，包括地球的环境治理，离开全球的国际合作根本不可能。在所谓知识经济的鼓吹下，科学这柄双刃剑的负面极少被人提起，工业集团培养起来的“科学教士”们，他会对这些质疑发出愚昧与封建的斥责。而工业国或工业集团，正是借助了这样的舆论环境与求利心理，而将危害强加给人类。
一个面向新世纪，面向未来的《地球法》，它是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我希望人类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文明的理想与智慧的光芒，终将照耀人类环宇，它波及一切生物与植物，使地球这个宇宙中的生命家园，一如既往地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