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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的来龙去脉---了解端方之九

了解端方 2011-01-29 15:10:31 阅读169 评论2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毛公鼎的来龙去脉---了解端方之九

毛公鼎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该鼎系西周宣王时青铜器，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双立耳，三蹄足，口沿外侈，颈饰重环纹一周，器底铸铭文有32行，共497字，乃现已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是迄今为止商周青铜器铭文字最长的，也是陕西出土青铜重器之一，现藏于台北市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所著《毛公鼎之年代》中，把毛公鼎定为周宣王时器，但唐兰认为：“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

据贺世明先生（1996年10月25日《宝鸡日报》刊载《毛泽东的远祖是陕西岐山人》之文作者）的考证，该鼎是清道光年间，由岐山县董家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掘到的，古董商看到该鼎有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即花三百两白银收购了该鼎。当运到村南时，被该村村民董治官拦路抢下密藏。古董商告官加上进行行贿后，岐山县知事以“私藏宝鼎”之罪派人抓捕了董治官，并被吊拷关押月余，董治官才交代出密藏之处，知县即派卒役从董治官家起获了毛公鼎，运到县衙门。至于毛公鼎怎么又到山东陈介琪手中，贺世明没有叙述。毛公鼎一出世，有人就为其遭了牢狱之灾。

与贺世明先生考证相矛盾的有另一个史料---据《西周重器毛公鼎》记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得缘巧见此鼎，便把毛公鼎铭文画成双钩图，寄给居于浙江嘉兴的篆刻家徐同柏（浙江海盐人），徐时年69岁，当徐同柏见到毛公鼎真拓片时，已年逾八旬，在作了《周毛公鼎考释》之后，才安归道山。徐同柏生前著有《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见《清代传记丛刊·清代学人列传·徐同柏》，另我藏有《从古堂款识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蒙学报馆石印本白纸线装八册本复制本可印证。

咸丰二年（1852年），西安古董商人古董商苏亿年辗转购得此器，载以入京兜售毛公鼎。时任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出身的陈介琪闻之，经人引见得识苏亿年，经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于1000两白银的价格购得此宝，视为至宝，秘不示人。1852年5月，陈介琪为毛公鼎作了释文和题记。释文竖写，上端是四块形毛公鼎拓本，中为陈介琪毛公鼎所作释文和题记，下为毛公鼎立体拓本。陈介琪得出毛公鼎之后，凭托其高超的传拓技术，制作宝器拓片出售，售价极其昂贵。陈介琪应为考释毛公鼎的先锋人物，也是目前唯一能看到他对毛公鼎的有关文字记载。

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琪卒。宣统二年（1910年）陈氏后人作价20000两白银将毛公鼎卖给端方。端方得到了毛公鼎，亦与陈介琪使用同样手段，制作了几十张宝器拓片出售，每张宝器拓片时售200两白银，只有袁世凯没花钱得到一张由端方亲自赠送的宝器拓片，可见俩人私交之深厚、关系之密切。

摄政王载沣（光绪帝之胞弟）掌权后数次欲杀袁世凯，虽没杀成袁世凯，但袁毕竟被逼下野“隐归”了，接着借个滑稽的东陵“大不敬”之罪搞掉袁世凯的挚友---手掌大权的直隶总督端方。宣统三年（1911年），“保路运动”闹得风起云涌，把持着清廷最高权力的那班政治白痴无奈之下，又把“放马南山”的端方请出山来，授以三品侍郎衔暨铁路大臣全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一切事宜。端方也不避讳，南下途中公然下车去拜访“慰问”“隐归”中的袁世凯，名义上是端袁两家商议联姻结亲之事，端方还许诺以毛公鼎作为长女嫁入袁家为媳的陪嫁品，但迷信堪舆的袁世凯视毛公鼎为不祥之物，便婉言谢绝之，毛公鼎又一次易主的可能就如此这样夭折了。端方敢如此不顾朝中载沣、隆裕这两个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白痴巨头的忌讳，赴任公务途中与袁世凯私会，实际一是他算准了朝中那些权贵对自己不敢怎么样，二是他与袁世凯确有需要就涉及国家未来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议，这就是俩人见面后发生的屏退所有幕僚随员的那次密室长谈。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端袁的那次密室长谈，如果之后端方不因意外被害，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肯定会重写，但是历史不存在有如果！

关于国宝级青铜重器毛公鼎，有二个史实必须澄清：

其一，陈氏后人一直对外宣称当年是端方以权谋私威逼他家出让毛公鼎而事实是1910年中的端方被彻底罢贬在京闲赋，才有了放马南回、归隐把玩的念头，以至有闲对毛公鼎有了收购的想法，其实当时他早已收藏了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就是如今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视作镇馆之宝收藏的那套商朝青铜器。1964年陈氏后人在“四清”运动中，把祖上所藏古玩字画“无偿捐献”给“国家”，而出卖毛公鼎收入端方的20000两白银，帮助他们维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养尊处优生活状态。相比之下，在当时的物价指数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尚不计收藏宝器58年中出售拓片的银两收入，单以1000两白银买进，20000两白银卖出，况且古玩行历来成交后也没有反悔之一说，可见陈氏后人贪婪之心到何程度！所有这些事实，还需我浪费笔墨来证明陈氏后人是如何“革命地”卑鄙无耻到极点吗？

其二，从端方外孙女邢院生所著的长篇小说《叛女》---被改编拍摄成的同名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组某些人员有种传言流出：端方与张之洞为争夺毛公鼎怎么怎么的，张之洞在宣统元年（1910年）八月二十一日，如果他生前想要争夺毛公鼎，不是找端方，而是该陈氏后人直接下狱抢来更省事，只有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白痴才会很天真地想像出这种无稽之谈！

端方去世后，妾出面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后，美国学者福开森做“媒”，英国记者辛浦森准备出价五万美元（时值约四万银元），端方妾嫌价低拒卖。其中有一个故事发生：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在收入毛公鼎之前，当时古玩界有些别有用心者想坏掉这宗交易，逼端家为毛公鼎另择他主质押，便假借“爱国护宝”之名四出造谣惑众，以致当时盛传该鼎是膺品。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去山东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当年陈介琪为借祭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两器重量有差异，而且仿器的造型与铸工均很粗劣，才断定所收质押之器是真品，然后准予质押，入库保存。经过这场风波，毛公鼎身价倍增。

得搞清一下这个美国学者福开森何许人也？端方生前曾经为国家立宪制度出洋考察宪政，又担任过南洋（外交）大臣，结识了很多欧、美、日多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并且建立了相互间一定的友情，这个美国学者福开森就是其生前的一个洋人朋友。端方最著名的收藏---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柉禁，该青铜柉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柉禁所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是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端方兄弟被害后，其京城房产又被人纵火烧毁，其遗属为维持生计，在1924年福开森是以端方故友的身份，诱骗端方之子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把这一整套举世无双的商朝青铜器出卖给他。现在，该套青铜重器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如果按陈氏后人的行为逻辑，那中国政府还可以不顾国际法准则，向美国政府索回这一整套商朝青铜重器。可能又可行吗？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找上端家门，表示愿以相当低的利息为优惠条件，代向端家去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经当时端家掌门的端方子媳夫妻同意，谈荔孙亲自前往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办理了转赎手术，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入北平大陆银行。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美国学者福开森，之后对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任（1927年）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身为收藏大行家的叶恭绰当然明白福开森的醉翁之意，眼见洋人居心叵测，便然后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的郑洪年、光绪进士冯恕商议定计保住毛公鼎，三人决定合股买进毛公鼎，但购得后仍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内，福开森的诡计因此没有再次得逞。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叶恭绰在宣统元年由邮传部派往欧洲游学，兼考察铁路材料事宜，次年回国，因与端方六弟端锦同属习研铁路专业，故与端锦交往频繁，两人私交不薄。宣统三年（1911年），端方复出任铁路大臣后，起用六弟友人叶恭绰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叶恭绰又与郑洪年为广东番禺同乡，1906年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办暨南学堂创始人，是当时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执掌两江总督的端方，叶恭绰和郑洪年对端方怀有知遇之恩。冯恕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亦属拥戴立宪及端方旧部一系的人。保护国宝不致外流、报恩、念旧交集于一起，三位心怀爱国仁义之举，可惜后世只知叶恭绰当年为保护毛公鼎作出了巨大贡献，对郑洪年、冯恕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壮举却鲜为人知。

1930年，叶恭绰手头积蓄了一笔钱，郑洪年、冯恕两人出让了对毛公鼎持有的股份。从此，“毛公鼎”的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继续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民国23年（1934年），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随之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运至上海保存。

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开战，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沦陷，便决定去香港避难。离沪前将珍藏的7箱文物，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鼎。

民国29年（1940年），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叶恭绰闻讯，急电尚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去上海应诉，叶公超应命转道香港赴上海。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去汪伪法院作为被告应诉，不料潘氏为在法院求得胜诉，竟向日本宪兵队密报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日本宪兵队得悉此情报，立刻上叶家进行搜查，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自卫之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他经历了三次审讯，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也未吐露招出有关毛公鼎的密藏之处。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毛公鼎的下落，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膺品毛公鼎交出，他才被关押49日后才获释放，但仍受到监视。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把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于叔父叶恭绰。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回上海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于银行，后由沪上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寇抢掠而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毛公鼎由被军统局保管处领回，从上海运至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同年10月，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之际，民国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展期为一个月，毛公鼎是“文物还都展览”中国宝重器展品。展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正式结束了民间收藏的历史。

1948年，毛公鼎与一批国宝重器被清点后小心翼翼地打包装箱，从南京中央博物院迁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1965年，毛公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陈放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供观众观赏。

江南 2010年10月初稿于广州

声明：关于毛公鼎来龙去脉，本文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考证最全面的专业论文，在本博属于首发。我首发于此是出于对推动促进研究端方思想的专业研究，也算是对为中国社会走向宪政社会作出超越时代杰出贡献的伟大政治家端方的一种纪念。如需转载本文，请先与作者取得联系并得到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