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女排技术统计: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3、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从而使清政府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更容易受到牵制。

4、以各省咨议局和商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友：这不是在宣扬“告别革命”吗？

袁：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大陆而言，1995－97年初，国务院教育委员会下属部门如临大敌，出钱“组编”一些人开会、作文、出书，批判围剿，热闹了一阵子。我的感觉是可怜兮兮，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有个前提必须明确：肯定还是否定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统一口径。再过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然会众说纷纭。就我个人而言，却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尽管史家们已经一再说明完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袁世凯的角色转换

友：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问题是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向专制蜕化。因此，首先要讨论的不是专制民国与新政清帝国的比较，而是追问民国为什么蜕化为专制？孙中山经验不足，选择非人，有些责任；但袁世凯是罪魁祸首。

袁：让袁世凯当总统是孙中山无可奈何的选择，说不上有多大的罪责。[4]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袁世凯会犯下那些众所周知的严重历史错误？二是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是不是一无是处？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把袁世凯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

史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他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 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5]

这些状况无非说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友：那么，为什么进入民国后，他掌握了最高行政权，反而向后倒退，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

袁：与其指摘他倒退，毋宁说他是停滞不前。不妨看看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的政见：“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兵多昧服从之义，人民鲜知公共之益……循此不变，必至纪纲废坠，法度荡然。”[6]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他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所指出：袁世凯这个时期的宣言、命令和文告等言行，“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此等形式上之事，已大背于法治矣……然其所为，实无异于晚清末造。”[7]也就是说，他脑子里法治和中国传统的德治含混不清，其政治思想基础仍是传统统治术的晚清修订版：中体西用。按照张之洞1898年间在《劝学篇》中的诠释，即既要坚持三纲五常，又要学习“西政、西艺”；所谓西政指的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8]也就是说，要发展教育；发展经济；用新武器装备和训练部队；建立新式的财政税收制度；制定律例，依法治国。至于西政的核心：法治和民主政治则排除在视野之外；即使把这些字眼写在纸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过是多了一些统治老百姓的手段，与真正的民主、法治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了解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现象，我们才能比较准确理解他这一类统治者新旧参半的言行。例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既标榜法治，又成立军政执法处，可以不经法定程序，搜查住宅、逮捕乃至处死有关人士（湖北革命元勋张振武就是如此“就地正法”的）。又如，口口声声“依法治国”，又对当时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视而不见；把封报刊、抓记者、检查来往信件等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统统不当一回事。

这不等于说在民国时期，他的作为一无是处。

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我们的官僚机构一定大不一样，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顺便说说，有些朋友老觉得废掉科举有点可惜。冷静想想，除了现代社会职业分化，为知识阶层开辟了远非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比的众多上升途径外，即使以官吏选拔来说，这样的文官考试不是更高明吗？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在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事件发生前，他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

友：不能光看表面，他是野心家！例如，在冠冕堂皇的军民分治背后，无非是冀图剥夺国民党都督的权力。

袁：中国知识阶层有两个奇特的传统：一是正心诚意的老传统，动不动就先审查道德取向和人们的动机。其实，野心、雄心有多大区别？道德判断受判断者的主观影响很大；从社会生活的全局看，有些政治人物的道德缺陷，也无关宏旨，尽管它往往令人恶心乃至气愤。他们大都是政客，把他们当圣人，是幼稚者的蒙昧。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恰恰在制度层面，袁世凯在执政第一年有可取之处。

另一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传统。以军民分治来说，提倡者是袁世凯、黎元洪；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都督则反对得很厉害。是不是胡汉民、李烈钧等革命家就代表正确路线？不一定。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国民党人）说得好：“绍仪等按之东西各国，皆恃此法（指军民分治）以为治，行之久远，因进于强盛之域，我民国自当引为导师。”[9]黎元洪不学无文，但他的智囊给他写的鼓吹军民分治的通电，洋洋洒洒有声有色：“自各省光复，军人柄政……文武兼资，古难其选……学识所蔽，左道乘之”。“司法独立，宪国所同……自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军民并辖，积厚培高，权力之雄，罕与伦匹……稍拥重兵，即图反侧……兵连祸结，更嬗为雄。”“内讧不息，外患相乘”。”消隐患于无形……惟有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民政长综揽政纲，必须选诸议会，命诸政府……司法独立，直隶中央……每省定一都督，转辖军队，悉归中央委任节制，一除干预政治嬗举军官之弊。”[10]如果不以人废言，应该承认这是一篇掷地有声切中时弊的好文章。

反对的理由归纳起来，无非一点：“国本未固，乱机四伏，而欲使军政民政划然分立……不相统属，一有缓急，依恃何人？……设使都督于军政之外，号令不行，财政计划势难过问，一有贻误，饷无所出，兵何能戢？”[11]我想，这里对危机和如何解决危机两方面的判断都不准确。

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各地治安状况确实不佳。经济发展不足于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种种问题，清末已经民变蜂起，辛亥革命召唤和遣散“民军”，又使局势更为混乱。但这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当时，几乎每月都有兵变消息传来。但兵变大都出于欠饷。除前清陕西巡抚（曾任陕甘总督）升允1913年6月规模不大并迅速平息的叛乱外，几乎不存在来自清皇室及其支持者的武力反抗。发展经济、吸纳破产贫民是治本之策；建设正常的治安管理机关，防匪缉盗，也是当务之急。两者都需要建立和健全现代国家机关。“军政统一”，听任军人予取予夺，只能增加经济和财政混乱，饮鸩止渴，制造更多土匪；而在政治上，这样的“军民统一”，妨碍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更是贻害无穷。看看后来的历史发展，黎元洪的通电，可谓不幸言中了。

友：他一上台就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不经国会同意，答应苛刻条件，同六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

袁：这是以斗争观点歪曲历史的又一典型。此事的经手人是财政总长周学熙，他的说明是：“时民国初建……库空如洗，危急万状。乃与六国银行团续议大借款。由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出席临时参议院，说明通过。即本此条款与银行团磋商……迨十二月间，始将合同拟定。同时具说帖报告参议院，全体通过。”[12]黄兴等人最初不明真相，加上党派斗争因素，也曾责骂没有通过参议院。又一经手人熊希龄曾公开答复：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迫不得已，忍辱借款。“至于事实原委，则国务员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13]连国民党议员、坚持认为此事违法的邹鲁也承认，会议记录证明事先曾两次在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曾就其中五款单独举手表决，均获通过；“主席咨询全院，其余普通条款，毋庸表决。众赞同。”[14]谈判底线和最后文本均经过国会批准；有关文件现在不难查到。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史书以讹传讹，不足为训。同时，这件事本身又一次证明，袁世凯政府上台之初大体上是尊重国会的。

友：他走马灯似的换总理，无非是想大权独揽，践踏民主制度。

袁：袁世凯无疑朝思梦想大权独揽，“二次革命”失败后更是如此。1913年10月16日，他提出《临时约法》修正意见三条，要把文武官员任命、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大权都抓到手，摆脱国会的审议批准；并要求规定“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15]但需国会开会后审查批准。迈向独裁专制的意向，非常明显。不过，当时的纷争还有另外的内涵不容忽略：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临时约法》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之际匆忙制订的。它按三权分立原则建构国家机关 ，确认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不愧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宪法。在行政权的运作上，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并“得发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职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内的“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俨然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直到1918年孙文与“非常国会” 的议员谈话，仍坚持说：“约法规定为元首制。”[16]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17]又使总理和各部总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决权。据此，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不少政治领袖和当今的一些学者，又把它理解为实行内阁制。同时也出现了总统免总理职务要总理副署的怪事；也产生了如被免职的总理不副署，该命令是否有效的争议。据参与制定约法的有关人士回忆，原来考虑美国式的总统制，但在政权即将移交给袁世凯的情况下，为了提防袁氏专横，特地制订条文作出种种限制，乃至可以理解为转而改用内阁制。约法条文的不严密，加上没有设立宪法法院，风浪迭起就难于避免了。

两种制度各有长短，关键是要有正常运作的国会。宋教仁鼓吹内阁制，当然有利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蓄意实行总统制，也没有逸出民主共和的范围；何况只要民选的国会还在，他未必可以如愿以偿。

友：你总不能说撤掉国民党三都督也不是为独裁专制铺路的举措吧？

袁：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确实处心积虑，想一举摧垮国民党。但撤换三都督，特别是撤李烈钧，情况却比较复杂。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下达的免职令是这样写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经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淦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商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嗣因任命汪瑞闓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形……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史弋克安离浔……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18]当时的李烈钧也许忙于行动，没有辩白。奇怪的是到了1944年，有空写自传和回忆“二次革命”了，他却只留下这么几行字：袁世凯“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袁见不能利诱，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19]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不干了。究竟如何“卸江西都督之任”，袁氏所说是真是假，居然避而不谈！

此外，撤掉李烈钧，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武装还在国民党人手中。广东是胡汉民下台，陈炯明上台，国民党仍然掌握着军权，加派了一个广东人陈昭常为民政长。那时的陈炯明是忠实和能干的国民党人。此事也许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推行军民分治的步骤。

一位深悉北洋内幕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癸丑（1913）以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袁殁段继，威望大减，故已经袁氏灌入之‘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认以兼省长为应享权利，湖北王占元首开其端，各省相率效尤，军民两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20]这段话值得深思。不能认为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否则就无法理解国民党被打下去以后，他还要继续推行。

如果按林彪说的“历史为路线斗争服务”办事，只能说国民党对，袁世凯错，会不会歪曲历史呢？

友：“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袁：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与他在这一时期有没有做其他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两件事。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21]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22]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袁世凯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张謇一上台，便痛陈法律对企业兴败的作用，宣布“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23]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2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友：自由经济加专制政治，许多东方政治家都有此爱好。

袁：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将这个常识问题撇开，还是讨论什么原因使袁世凯变坏吧。

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晚清固然如此，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前的民国也不例外。以袁世凯来说，本是落第秀才，无论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做重大决策之际，作为他知识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制约其行为方式。他的政事堂不过是大清帝国军机处的翻版，他要的总理或国务卿无非是皇上身边的宰相。他心目中的总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认识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简单点说，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国民党的错误选择

友：传统文化当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光有这一条说明不了帝制会成为现实。

袁：这就涉及牵制力量的状况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和制度建构上的互相制约，政治家的独裁专制乃至贪污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后，商会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其他社团和政党有如雨后春笋。可是，这些团体没有正确发挥自己的牵制力，给统治者轻而易举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层在思想上有两根杀手锏：

1. 用民族性对抗现代性，宣称那些外来东西不合中国国情。
2. 把社会稳定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藉口需要稳定剥夺公民的自由权。

要冲破这些思想牢笼，需要政治智慧。但当时的国民党在不该出错的关键时刻作出无法补救的错误决策：宋教仁被刺后，在司法程序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不顾人民要求稳定的强烈情绪（南北各地商会无一不反对动武），也不考虑力量对比悬殊，盲目发动“二次革命”。[25]结果社会舆论目之为“暴民专制”，并给袁世凯找到藉口，解散国民党，剥夺其国会议员的议席，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失去制度性的约束，另行炮制御用的参政院，为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如果国会还能正常运作，一而再、再而三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恐怕就难以上演了。

友：国民党又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不明智的选择？

袁：冲破正统和革命史观的桎梏，冷静观察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组织转型中的艰辛。

友：辛亥前历经十次武装起义，还不成熟？

袁：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何况它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全都以失败而告终，武昌起义却不是它计划内的产品。

孙中山是个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国一建立，满清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于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实在不高。他头上的光环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一党专政的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刻意制作出来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虚名，却非常缺乏民主素养。早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 ，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岂有独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26]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7]

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如此安排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这是20世纪的创举，比俄德意诸国都早。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孙文设计的政治生活蓝图中却要在一个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国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

这样的创举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

再以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些反民主的举措令人吃惊。代表半数是指定的；筹备过程中对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动辄开除；党章上明明白白写上“总理（指孙中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28]并把“忠诚服从领袖”写入《纪律问题决议案》。这些践踏民主的传统不但为害全国，国民党自身也被害惨了。丢掉大陆，在台湾选战中败北，不是都与这个党缺乏民主、自由的状况息息相关吗？

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与其苛责某个历史人物，毋宁更多考虑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层面，可以把孙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指标。他学习和吸收了一些西学，但吸收现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则已融入骨髓。[29]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袭了专制文化中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领四百多人捣毁立宪派的政闻社成立大会的不光彩记录。[30]民国元年7月7日，同盟会在北京的机关报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领二十多人捣毁《国民公报》社，只因后者报端发表了对同盟会的不敬之辞！[31]在近代中国革命家和革命党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后的新局面。中国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传统，使中国人在19、20世纪吃尽苦头。时至21世纪，恐怕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梁启超与立宪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国民党吧？其他社会力量难道就没有责任？

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弄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制，这个错误影响全局。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夹杂不少污秽；反复操练，就会逐步走向正轨；粗暴地打断，后果难于预料。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出入国会，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32]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这样说不等于其他社会力量就没有责任了。史家们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合力的产物。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应该追问的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关注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无力完成巩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任务？

民国初年，商会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都在继长增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大展身手。离开自由和法治，这样的环境无法建立。但没有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足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清醒地为这些要求不懈地奋斗。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立宪派处于迷惘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代表他们的政党——进步党及其思想领袖梁启超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上。

1、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强人的关系，丧失了批判锐气。

辛亥革命爆发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是护国运动的旗手。这些说明他在紧急历史关头是清醒的。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民国初年政治运作全局的抉择上有重大失误。

梁启超一开始就采取与袁世凯合作的方针。问题不在能不能与这个政治强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33]梁氏的这一决策的弱点是没有把监督政治强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差错到袁氏当选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借箸代筹，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为明显：“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4]国师、策士心态跃然纸上，却与现代政治家的认识和运作相距甚远。

错误的由来当然与政治经验不足有关。袁世凯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分了解其中内幕：“项城（袁世凯）之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现。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35]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却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长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政治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政治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政治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政治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政治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失误，导致他走向提倡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所谓开明专制实质是专制。梁启超却冀图将它同立宪政治混杂并存。历史的答案是只见专制，何来开明和宪政？

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

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梁启超批判锐气的消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转弯。1902年他气壮山河的宏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创了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启迪后昆，胡适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国初建，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为国人素质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应而焦虑，告诫人们“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呼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43]与《青年杂志》创刊号标榜的“科学与人权”前后呼应。此时的梁启超却抹煞新旧差别，说：“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把确立传统伦常或名教中的“报恩”、“明分”、“虑后”三个道德规范看作紧迫的任务。[44]实际是要引导中国人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当年执舆论牛耳的启蒙大师的气势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联名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45]而在他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46]

共和国的公民当然应有道德素养，但更应有公民意识，且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入迷途。不幸，这时的梁启超忘记了尚未完成的启蒙诉求；而蔡元培等人虽有警觉，却没有专注此事的开展，徒然留下思想史的记忆，而与实事无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梁启超等人保持世纪初的批判锐气，致力于监督统治者和启发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提早点燃，也许历史会呈现别样风情。

不应忘记的经验教训

友：中国大陆有个流行很广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更不敢解决土地和其他农村问题。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爆炸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友：这样的开明专制不是也有一些作用吗？

袁：作为一个强人，他确实稳定过局势，使贤任能，推动了经济发展。可是，有过英明决策的领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措。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徐世昌说过一句话：“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47]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20世纪中国煽动个人崇拜的歪风从未止息;带来的灾祸确实罄竹难书。这样的愚民术居然还有市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友：历史的进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那一个人。

袁：这涉及另一个不应忘记的教训：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摆脱民族情绪羁绊，不要听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

重温民国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在劫难逃。那些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各式各样的历史符号，是环境和个性凝聚成的符号。环境无非是传统和现实的网络。东方各国社会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摆脱传统的重负，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仔细想想，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那一个不是因袭传统太多而失败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摆脱中国文化负面因素所付出的代价。这不是说个人的选择毫无意义。环境与个性因素孰轻孰重？不必在鳮生旦、旦生鳮的迷宫中打转。可以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无法逃脱文化的羁绊。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可以避免以痛骂某人为满足，而更多注意个人言行后面的历史教训。

如果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的话，那些把中国现代化受阻归罪没有认同传统的说法就纯属过慮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注释：

1、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2、 参阅拙作：<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熊希龄：<在参政院发表政见的演说词>，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1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

4、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5、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乱世奸雄”四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

6、 袁世凯：<大总统莅参议院之宣言>，《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第29页。

7、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上海。

8、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9叶。

9、 <唐绍仪总理在参议院宣布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内外时报第37页，上海1912年5月。

10、 <黎副总统为军民分治致袁总统暨各省电>，《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内外时报第24-26页。

11、 李烈钧：<致袁世凯、黎元洪及各都督等电>，《李烈钧集》第18页，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

12、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3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13、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9－541页。

1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977－78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长沙。

15、 《东方杂志》第10卷6号中国大事记第2－4页。

16、 孙中山：<对全体国会议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17、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9—1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中国大事记第10页。

19、 《李烈钧集》第829、866页。

20、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第10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原书海天出版社1937年出版）。

21、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00-20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4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62页。

24、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40页。

25、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和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26、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97页。

27、 同上第98页。

28、<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

29、 参阅拙作：<孙文民初迷误的认识和思想根源>，其中小部分摘登在《明报月刊》2001年第10期。

30、 章太炎：<记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全集》（四）第375－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1、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6－47页，汉生出版社1992年台北。

32、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 同上，第617页。

35、 <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6、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9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24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第69页。

3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9页。

40、 同上，第675页。

41、 同上，第658页。

42、 梁启超：<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2第95页。

43、 蔡元培等：<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4、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第一卷第2号第13页。

45、 <孔教会请愿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6号。

46、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62页。

47、 <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页。

2001年9月24日初稿

11月9日修改定稿

　　一、从启蒙思想审视辛亥革命

　　启蒙者，启迪蒙昧，开启智慧也！而之所以要启蒙，就在于旧有的意识已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加以突破，使人们得以获得继续前进的思想动力。然而突破一种思想过后必定要面对新思想体系的重建，这一全新思想体系必然是更有活力，更能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体系。这一重建的过程，必然是一派众家学说争鸣，思想纷呈的景象！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智慧集中迸发，社会大踏步前进的时代！

　　在中国来说，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便是这样一个过程；于西方，古希腊时期和近代的启蒙运动时期便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中国而言，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文化繁荣很快便体现到了政治架构的重建上来。随着封建一统的建立，中国逐步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汉唐盛世。这种盛世气象既反映在疆域、财富与人口的广大与繁盛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进而是整个世界的仰慕与向心力！然而自宋以后，居中华思想统治地位的儒释道兼容学说及比较自由的思想氛围逐渐被程朱理学一家独大所代替。而程朱理学所带来的最重要影响便是将儒家思想和行为模式化，绝对化，禁止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拓展与创新。随着程朱理学被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方式固化，以及后来文字狱的摧残，中国的思想自由与创新力几近沦丧！伴随这一过程的便是中国漫长的，逐步丧失先进文明光辉而成为保守落后国家的进程。而古希腊文明及其衍生的古罗马政治文明，随着基督教在西方成为绝对权威也逐步或成为异端，或成为神学的奴仆而失去其本来的诉求，丧失了应有的光辉！

　　近代以来，随着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推进，人们逐步进入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启蒙运动带来的最大成果是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何为自由，就是人们有根据个人意愿选择诸如信仰、言论以及工作等等方面的权力！这里就自然有了很多的前提和衍进：首先它承认了人自身的意识、需求才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就是人本主义；其次，每个人都有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权力，所以人人都应当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包容别人表达自己观点和实现自己目的的权力；再次，人们为能更好地表达和保护自己的权力，同时又不干扰他人表达和保护自己的权力，就需要相互约定应遵守的公共守则，以便实现共有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就产生并实践了制定和实行法律的诉求；在此情况下，民主制度与法治社会便应运而生了！所以启蒙运动无论在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它既普及了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同时也建构起了民主与法治的现代政治框架，促进了社会平等与科技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迄今最为迅猛的进步！

　　由启蒙运动再反观百家争鸣和希腊文明的成果与失落，我们发现：思想的兼容并蓄与自由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而一旦某种思想被神圣化，拒绝自我更新和来自外部的推动，甚而破坏内外的改变与更新力量，那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倒退！从这个角度更能看出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它并不因为反对旧有的宗教独裁而消灭宗教，它让人们获得的是你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它赋予了人们自由精神与创新意识，同时又拒绝构建新的权威主义，而是以民主和法治的办法在社会各个方面保障了这种自由的长期存在，稳固了社会发展的基石！而如果因为反对一种威权而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威权，那这种革新就不是真正的革新！正因如此，启蒙运动及其导引的历次革命与改良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而辛亥革命无疑是启蒙运动又一次导引的人类变革，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和目的无疑就要从启蒙运动的本质来审视！辛亥革命所要革除的是旧有的一部分人统治一部分人的历史，继之以全民共有之民主政府；它要革除旧有的阶级观念，构建保障人人平等下的法治社会；它要革除的是人们只能选择某种思想，只能按照某种思想行事的历史，继之以思想的自由。它要建立的是自由、平等、包容与法治的现代社会！如果最终这个社会呈现的是这样的一种景象;一种思想成为权威，其他被视作异端或者被压制；如果一个派别成为权威，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拒绝接受国民的批评和选择；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包容与博爱精神，社会各阶层被长期割裂与彼此仇恨等，那无疑这是背离了辛亥革命的初衷的。如果这就是那时的社会现实，那就无疑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果实在那一时刻凋谢了！

　　二、以启蒙思想看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分为两段，迄今各据30年。如果非要说前30年是对辛亥革命继承的话，那实在自欺欺人：在思想领域，前三十年对于毛思想的疯狂崇拜笼罩整个中国，唯一的一次思想“争鸣”竟然最后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迫害的前奏；文革时期倒也是大鸣大放还有大字报，但这是在预设了一种“真理”的前提下的鸣放，如果偏离了这个“真理”，便会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很快打倒，这哪里谈得上思想上的自由！在政治上，中国此时与其说在某党专政下，不如说是在某人的独裁下。我们一直不肯也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但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裁者（无论他被称为领袖或者舵手之类，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在社会层面，解放后人们非但没有实现人人平等，而且被以所谓“成分”的方式人为划分为不同阶级并固化了下来，使得人为的斗争与迫害长期存在，这一状况下，所谓包容与法治根本就是妄谈！所以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对启蒙运动导引下的辛亥革命的真正背离，这不是引证了某个人某本书里的几句话就能否定了的！

　　改革开放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是对“四人帮”的审判。它一改“四人帮”在文革时期，肆意破坏法治，任意诬陷和迫害他人的做法，而是采用法律的手段将之绳之以法。它不是以一种新的威权打倒旧的威权，而是试图重构一种对每一个人都公平的新的制度！继而平反冤假错案，继而实行领导人任期制，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以来部分成果的恢复与发展。90年的前一年是中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党内某一派从此失势，而另一派则主导中国至今。但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实际是一以贯之的，这与改革开放的开启者的明锐洞察和大胆执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共和国历史最有评价权的就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经历过解放前革命的激情，经历过新中国建立的喜悦和历次运动的彷徨与伤害，他们最知道中国需要什么，应该坚持什么。所以经济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因为那次事情而停止。现在的中国还有这样一批民间的人士，他们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如今垂垂老矣，才真正知道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哪，最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实际是我们现在最可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即将前行的方向指导，只可惜他们所说所想只能分散在很多边缘的网站，不被主流媒体所接受和传导！

　　如果简单以建国以来的成就来论证某种主义的成功，那实在有悖事实。事实上这前后三十年的对比恰恰再次映证了启蒙思想所倡导的某些普世价值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以及某种主义的失败！

　　三、以启蒙思想审视当下中国

　　当下中国思想领域仍然处于某派学说的“领导”之下，这些学说以及他们认可的关联学说成为目前中国真理判断的标准。这种预设了答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创新和进步的，所以经常会出现只要某些人自己说自己是对的，或者对什么是继承了，那么社会舆情中他就是对的了，就是对什么继承了，别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引用并作为依据，而除此之外的话或者道理便是不能成之为依据的!

　　启蒙思想产生的基础是人的自省力，或者说是怀疑的本能。每个人出生时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白板，其后被自己的经历以及别人的言论涂写下各种印迹，这便成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了。而人的最大优点是不光被动接受还可以通过自身的认识加以识别，同时利用自己的不断的反省，或者说是怀疑以及发问来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然而这种自省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持此观点，或者他周围的舆情不允许对某些思想产生怀疑，那么这种反省便很可能被扼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需要一些人出来就某些意义重大，但广大民众或不能，或不敢，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进行发问以及阐释，让广大民众认识到，理解清楚，以起到启迪大众的目的。当下启迪大众最需要做的事情实际就是激起民众的反思意识，只有人们自己掌握和运用了这一方法，才能真正摆脱旧有的束缚。反思需要一定的对象，现在就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这里简要分享下：

　　1.口号与真相

　　我们常说也经常听人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可是在实际中对自己，往往出现自己喊了某个口号便是真的就做了某件事的怪现象。比如，有人喊我代表谁的利益，那么就有人相信他是代表谁的利益了，而且还能引证这些口号跟别人说：你看，他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吧，他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喊了什么口号就实现了相应行动这样的咄咄怪事在当下中国还真就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有人说我们不民主，不对，我们组织告诉我们现在实行的人大制度是最民主的，比所有的其他制度都民主。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到处引证这样的话了，说你看谁都说了我们的人大制度就是最民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民主的。口号与真相，是要我们去判断的，我们不是懵懂的幼儿别人说什么我们点头就是了，我们需要追问。你说人大制度最民主，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因为它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人数有几千人，代表性强，不象其他的国家就一点人，代表性窄。接着又问了，这几千个来自各阶层的人是这么来得呢，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每个阶层的利益呢？然后有人会回答，他们是选举产生的。这就好办了，选举是每个选民都参与的，你就可以联系自己了，到底有没参加这样的选举，如果有，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确确实实是存在而且施行了。如果没有，那就要问了，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得到回答，至少我们暂时不会肯定它就是最民主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真相，在没有看到真相前，口号怎么能够当成已成立的论据到处说呢？

　　口号与真相之间不一定划等号，需要看到和传播这些口号的人首先追问一下真相，如果得到了真相，你可以言之确凿的将之传播，拿来当论据！如果有一种组织，强行将自己的口号当成既有的事实进行宣导与传播，造成舆论的普遍承认并作为论据，那么作为个体的人此时则需要以反思的态度来加以审视。

　　2.真实的历史与被裁减的历史

　　有人说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一切古代史都是被当代人根据自己意愿裁减的历史，所差别的只是裁减程度的不同而已。自汉而下，秉笔直书的史官愈发难得，欲知本朝甚至前朝历史则必须待到新朝的轮替，那时才能真切。但古代的历史观总体保持一致，所以有千年固有的概念。但至今朝，我们所裁减的不止是某些史实，更有审视历史的观念！比如对农民起义的看法，此前是贬多而无褒，至于当下则完全是进步的，没有一丝贬意！然而真正的史实是什么样的？以最优代表性的唐末黄巢起义和明末李自成起义，以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确实打击了旧有的政权，但是其自己实行的各种政策和对待百姓的态度就比原有政府要好么，过瘾的杀富济贫最后变成了滥杀无辜，甚至还有滥“吃”无辜。就我自己而言，我出生的乡镇是以两个姓氏组合在一起命名的。可是居于首位的姓氏，如今在那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于是问长辈这是怎么回事。长辈说是闹长毛的时候全给杀光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长毛是长辈对太平军的称呼。这就奇怪了，太平军不是反抗压迫的人民的军队么。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才逐渐了解到，太平天国及相应的镇压行动是中国人口减少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抗战死亡的人数！我们仿佛一直把这些领袖当成了时代进步的引领者，把他们领导的战争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却从来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还有这么多血淋淋的情节！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裁减掉来传给我们的后人呢？难道就是因为近代我们的土改运动与这些起义有太多的相似，怕人们知道这些细节后会反思土改本身的一些问题？还有民族方面的问题，仿佛从古至今各民族都是大融合的进程。可是到底民族是如何融合的呢？以中华民族融合进度最为迅速的南北朝来看，其开端始自“五胡乱华”，于孝文帝的改革时达到高潮。我们只知道孝文帝的改革却从来不知道之前各民族的仇杀和汉民族的存亡之危。抛开这些残酷的史实，又怎么看得出孝文帝改革的意义，和民族融合的真实历程呢。难怪今天人们突然间看到边疆地区突然间出现的暴力事件会如此的诧异，因为人们从来不知道真正的历史有多么的残酷！理解这些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要可以去翻旧账，去报复，而是要人们明白在对待很多问题时要考虑的更多些，做得更全面些，以避免历史的重演。相反，刻意回避这些史实，不但不能阻止它的再次发生，还会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漠视导致其变本加厉地重现！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很多就某些历史问题做深入研究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真实的苏联已经逐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山之石，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3.辩论与恐吓

　　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这里有几个前提:其一，既然是辩论，那就不能首先预设一个真理在哪里，而是需要人们根据事实在辩论中得出来。如果事先预设了一个所谓真理，那这个辩论就变成了对某个所谓真理的论证了。其二，对于辩论内容及其引证不能设禁忌，也就是自由辩论，不能规定这些事实不能讲，那些可以讲，那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有所偏颇的；其三，辩论应当是事实与论点的集合，无论辩论者提出了什么，坚持了什么，不能就此展开对辩论者的攻击和迫害。不能还没有深入问题，首先质问别人叫什么，干什么等等，辩论是对真理的接近，不能最后以恐吓的方式让人噤声。

　　而目前我们的周围却缺乏这样的一种环境，结论是预设的，内容是有禁忌的，而如果谁胆敢触犯前两条，最后就只能恐吓收场了！由此我们反思一下目前中国很多争论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比如强拆问题，比如官二代问题等等。往往大家讨论了一下，最后草草下了一个结论，比如要加强监督，要加强教育等等，后续就没有了：到底怎么监督，监督的具体方法，监督需要设立什么条件，监督与现在什么矛盾，需要怎么改进，改进的措施是什么，谁来跟踪，怎么使这种办法长期施行，怎么推广等等！人们在工业生产中，都知道用这些发问与跟进来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可是面对社会问题，大家都好像变成浅尝辄止的人，草草了事，任由其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以致五六七八九地不停出现！为什么，为什么集社会大众智慧，最后争论的结果就是这些浮云，一散而尽。是人们不会，还是不能够？既然当下有这么多社会问题，需要大家认清明白，需要找到解决办法，为什么不能够进行不预设结论，不设立禁忌，对辩论者宽容的广泛的社会讨论呢？

　　4.包容与偏执

　　包容是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对的便是偏执。人为什么会偏执，与个人性格有关，更与社会舆情有关，也是缺乏反思精神的具体体现！如台海关系，大陆舆情一直将症结归咎在台湾“一小撮”人的台独主张，而对于“一国两制”主张在台的污名化更是愤愤不平，进而更坚定了两岸分裂责任在台湾一方的信念。难道事实就真的是这样？在金门到与大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相对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说一国两制在台湾遭到污名化，同样的三民主义主张的民主政治在大陆不也是以什么自由化，什么轮流做庄的判断污名化处理了么？对待一个具体问题，当与别人产生了极端对立的态度时，最应该反思的是自己，为什么别人会如此强烈的反对自己，别人的观点我都仔细考虑过了么，自己提出的观点或者办法真的适合别人们，别人现在处于的状态和我所了解到的有什么不同么？对待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前途的事情，更加要带着这样的包容和反思态度去思考和应对。如果我们没有带着这样包容的态度，去反思各自的做法，一意偏执地走下去，只会积攒仇恨，非但无益事情解决，很可能会导引无穷的悲剧！包容会导引出双方真实的愿望，会看出真正阻挠问题解决的原因，而不至于成为某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牺牲品！

　　以上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当下值得反思的内容。可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怎么才能实现不入歧途的反思呢？正如资中筠老师所说，凭借我们的常识，一些我们最基本的认可的理念，一些最贴近我们的事实和体悟！古人云：发明本心，我觉得甚有道理。潜藏于我们内心的有很多自然的，真实的认知本能和判断标准，所谓扪心自问，就是要调动这些我们自身所在的良知来反思既往的所为所想！事实上，启蒙思想的源头也就在于对这人的本心的认知和需求的肯定。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众多深刻博大，存有人文关怀的思想与理论。近代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深刻梳理，后又提出引入“科学”与“民主”两个西方理念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得到丰富的中华文化本应更有活力，可是最后，非但这两个引入的理念没有坚持下来，旧有的东西也被斩断了！悲哀，这种悲哀源自仍然没有结束的某个实验。

　　当下两岸民众应当更清晰认清目前所处状态，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最终走向团结，再次重塑崭新的中华文化，并使其光大发展，使中华民族成为受全世界尊敬的民族！期间所面对的障碍，相信随着启蒙的深入，民众的日益觉醒，会逐渐得以突破！　　程明陈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 摘要：辛亥革命具有政治发展的特征，它是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会、宪法和总统等西方的新制度文明，而倒下的是东方的帝王专制。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宪政之治”的新传统，终结了传统中国“朝代国家”的形态。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新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呈现了政治发展的新模式。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是其鲜明表征。
　　关键词：辛亥革命；政治权威合理化；政治文化世俗化；政治参与扩大化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144—07
　　1911年，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形成辛亥革命的历史潮流，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以来十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历史在革命、改良、民变和清廷的自我挽救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辛亥志士推翻了清帝国，打破了数千年传统政治统治，于是产生了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制度的国家——中华民国。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主要偏重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问题；辛亥革命中政党团体和会党；辛亥革命与其他革命的比较研究；辛亥革命的结局与影响等方面[1]108—109，而本文则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新模式的选择方面进行新的学术思考。
　　政治学所说的政治发展，一般是与现代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对于政治发展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向着更高级形态的变迁，如社会形态的更替，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就狭义而言，政治发展特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把政治发展的定义归纳为10个方面：(1)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2)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先决条件，(3)政治发展是以工业社会下的政治为其模范，(4)政治发展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运作，(5)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制之发展，(6)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参与，(7)政治发展是民主政治之建立，(8)政治发展是稳定与有秩序的变迁，(9)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10)政治发展是社会变迁多面向过程中的一个面向。[2]30张玉法认为政治发展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集权，(2)法治精神，(3)官僚制度，(4)民族主义的普及或民族国家的建立，(5)福利国家，(6)政治结构的分化，(7)政治文化的俗化，(8)人民对公众事务的大量参与。[3]88—89而塞缪尔·P．亨廷顿则对后三项特征十分看重，认为政治发展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权威的合理化，(2)结构的分离，(3)政治参与的扩大。[4]87发展作为一个普通用语，既包括政治变化，也包括经济和社会变化。总结前述诸位学者的看法，就每一前现代社会来说，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为国家政治系统提供大众支持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包括为促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建立制度的社会化过程；还包括社会成员在价值、态度、认识和期望上的重大变化。
　　由上考察辛亥革命，可知中华民国取代自秦始皇开创的两千多年的“帝国”，从而也开创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走向。它在中国新旧转化的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辉煌篇章。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结果，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发展，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也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合理化
　　政治权威的合理化，即由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亨廷顿认为：“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4]92即从传统型权威过渡到法理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的统治所依靠的权威主要是种种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这是被自古就有的遵从权威的影响和习惯性的观念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5]51人们对这种权威的遵循是基于对传统世袭规则的神圣性质的敬畏。一个统治的合法性若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那么这就是传统型统治。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被视为天子，是神圣的权威。《周书·诏诰》说：“有夏服(受)天命”，君主是替天行事。《诗经·小雅·北山》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150君主的命令是“奉天承运”，并建天坛，定期举行祭天大典与上帝交通。神权政治表现在地方行政中，常有地方官员带领百姓祈雨。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作为君父，皇帝又是伦理的权威，《荀子·王政》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7]126程颢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8]77《中庸章句》中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9]33一言以蔽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主宰着历代臣民命运的悲欢，操纵一切权力又凌驾于一切人之上。董仲舒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0]386皇帝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11]258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积习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属于传统型的政治权威。
　　“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4]24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颁布的《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久遵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12]308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的《十九信条》也明确规定“大清帝国之皇帝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12]310。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
　　明确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举之”。[12]312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旗帜鲜明地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2]314可见，辛亥革命以暴力推倒了帝制而代之以中华民国，它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辛亥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种族的封建权威，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黄炎培说：“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以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13]68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认为：“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14]辛亥革命是一条政治的分界线，此后，帝王、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即是明证。国家元首不再祭天(只有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统治阶层的人虽然有些仍很迷信，但中国政治已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15]220“大总统由国民公举”。[16]78中华民国的创立标志着“主权在民”的权力合法性原则被肯定，凸显了人民大众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就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也诉诸人民主权理论：“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17]127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开始建立法理型政治权威。法理型权威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法律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统治者完全按照所授权的范围来治理社会。所以，法理型权威统治所依靠的主要是非人格化的权威，即理性化的法律制度，这就是其合法性的基础。法理型统治“依靠对合法章程的有效性的信任，依靠由理性制订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也就是说，依靠履行规定义务的服从观念”。[5]52在法理型统治社会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以法律为依据进行治理的社会。无论是领袖、官员，抑或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和束缚。孙中山在革命早期就把“制定中华民国宪法”[18]297作为同盟会的重要任务写进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宪法的地位，孙中山认为“宪法是立国的基础”。[19]331因而他十分重视宪法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18]298“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与国之存亡相始终。盖宪法成立，国之根本，庶难摇动……宪法成，国本斯固。”[19]400孙中山又强调说：“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6]78可见，法律已上升为中华民国的政治权威。“国家治乱一系于法……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19]349“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脉不存，体将安托?”[20]281“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20]284凸显出法律在中华民国政治中的神圣地位。因此，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意义，最主要的是在于它结束了“朝代国家”形态，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家”形态——中华民国，这是空前的大变化。正如林伯渠所说：“这个名(指中华民国一著者)不是别的名，是民主主义的名，有了这个名，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21]554由此，中国出现了新的国会、宪法和由选举而产生的总统，以及选举制、任期制、人人平等、议会立法。孙中山还提出一切政党和社会团体及个人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民党之所求者，国中无论何人及何种势力，均应纳服于法律之下，不应在法律之外稍有活动。”[22]235“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15]110至于“国会议员，不过国民之公仆，并非有何神圣，苟其渎职，即须受法律之制裁。”[22]645在一国之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人，“人人受此大法之支配”。[19]265正如孙中山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5]2这是传统型权威转化为法理型权威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大突破与创新，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是极重要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一种方法。辛亥武昌革命爆发后，初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召开，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1年12月29日上午，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选举临时大总统，成立内阁。继有临时参议院会议的召开，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选临时大总统，改组内阁，皆标志着共和体制的诞生。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新模式的确立。如孙中山所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16]781922年孙中山又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中说：“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任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23]1027
(编辑：石水舟)  　二、辛亥革命引起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依附性较小，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
　　和新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24]375—376
　　首先是对法治精神的诉求。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人治”开始向“法治”的根本性转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举之”，“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统率海陆军之权”，“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约之权”，“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暨任免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临时大总统之下分设各部，“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一部分事务”并对其负责，“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12]312—313由此观之，临时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揽国家行政权，决定一切政策，负实际行政责任。可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总统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临时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享有若干权力，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涉及内阁权限的规定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二是“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12]317从以上条文看，虽然国务员对于总统只是起“辅佐”作用，而国家的实际政务总是通过政府各部门来推进实施的，加之“副署”权的规定，这就赋予国务院以较大的权力。同盟会的一份通电指出：“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利，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在国务员之手。”[25]54可见《中华民国l临时约法》又实行责任内阁制。人们常言，之所以由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的变更，实是因为大总统之位从孙中山转移到袁世凯，有“因人立法”之嫌。如李剑农曾指出：“从前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教仁想把它变为责任内阁制，那些对于宋教仁怀疑忌心的代表先生们，因为要打击宋教仁的原故，拼命地反对，使责任内阁不能实现。现在所制定的约法，预备在袁世凯临时总统任内施行，又因为要抑制袁世凯野心的原故，竟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26]348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然是针对袁世凯而采用责任内阁制，以缩小总统权力，表面上看是“因人立法”这一传统精神之回归，但其实际上呈现出的是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们相信可以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规范袁世凯的政治行为，是他们重视制度这一现代法治精神之表征。如孙中山说：“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余犹虑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志不贰，然后许其议和。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27]69—70宋教仁也曾言：“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28]487处于政局边缘的康有为在《共和平议》中说：“吾国责任内阁之制，取之于法，慕法今制之美也，令总统垂供画诺，此为约法之意，盖以制袁世凯也。”[29]1020
　　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表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一年又两个月通过法律55种，而后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法统替代儒家圣王传统。
　　其次是社会心理的变更。孙中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为主人矣”。[30]211在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30]211“因此，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如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所言：“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8]296革命还废除了跪拜，以鞠躬之礼代替过去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它反映了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被平等的观念所否定。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再次是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31]240。中华民国建立后，人民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社会面貌出现许多新气象：“君主之命已终，世局统统归共和。”[32]辛亥革命造成了传统制度与旧思想的解体，如李书城曾言，临时政府“扫除了中国旧官场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88]199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替了清政府的黄龙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5]5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令内务部：“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向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34]32孙中山还在命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的公函中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他在这一命令中主张废除“大人”、“老爷”等称号，并提出：“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日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34]31这些都是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变化，并在中华民国影响深远。
　　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35]322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据《农商部统计报告》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所设工厂分别是：1910年有986家，1911年有787家，1912年有1502家，1913年有1378家，1914年有1123家。同时，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前不过50—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35]335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推行新式教育，培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和，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36]14—15否定了“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可以说，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建立共和国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业的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增加、新式教育的提倡与实行，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更和社会启蒙的深化。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7]663—664梁启超在发动护国战争后说；“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我而费词。但观数日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38]118朱执信也曾回忆民国初“国民相信自己是主人翁，官吏自问没有什么威光”。[39]865
(编辑：石水舟)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影响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它是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在体制方面，意味着权力从君主统治者转移到人民议会手中。王室的权力和特权逐渐受到限制或废除，议会作为最有势力的机构出现。此外，就是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选举议会的权力逐渐从贵族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再就是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的出现。政党是现代化或趋向政治现代化的产物。
　　首先，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治事务是“肉食者谋之”，舆论封闭，言论、出版不自由，集会、结社、请愿不允许。明代的“东林党案”、清代的“文字狱”等就是明证。孙中山指出，传统社会“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剥夺净尽”。[16]383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在认识西方世界之际，逐渐了解和懂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的发展，国内的报刊、杂志、新式学堂的增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也有助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是游离于晚清政治之外的，因而他们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具有较多的认同感，能够勇于参加政治。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孙中山认为，民权自由而发生，但关键是平等，“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16]723针对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孙中山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复见于今，甚无谓也。”[15]198—199又由于共和政治赋予公民以选举权，因此传统社会与中华民国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感受，通过比较有利于提高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体认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懂得行使民主权利。他们在组成乡、县临时议会和省、国议会的选举过程中，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现了普遍的关注，出现了“任官举职，权柄恒不自上。往往司长所辟除者，地方人民辄投函或径谒司长，要求更易，甚至已易数人不能决”[40]300的情况。1911年有临时大总统的选举，1912年有省议员和参众两院的选举，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其次，政治参与范围扩大。1911年辛亥革命明显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制系统的高度整合，松解了政治对经济、文化的刻板控制。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范围，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废除收疍户、惰户等类人的贱民身份，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不仅“士大夫对于集会大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41]而且乡曲措大，市井鄙夫，或则滥竽工会，或则侧身政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仅1912年问，大小各种政府团体就曾出现300多个。其中在民政部立案的有22个。[42]政党的出现，既是中国参政扩大化的直接反映，又是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具体体现，还是中国政治发展制度化的例证。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现代中国由政党而仕，传统政体没有政党，进行现代化的政体需要政党。从由科举而仕转向由政党而仕，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同时，办报也成为时尚，至1913年，全国报纸达500家，许多报纸以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监督政府工作为己任。[42]134并且工人组建自己的组织参与政治。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遭到当局的禁止时，工人就援引《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款据理力争，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21]313—31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交融在一起，政治职能交杂混合，职能划分不清，出现职能的交叉化和任职的多重化，人们的政治参与首选在做官、在政治领域，通过出任官职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在中华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等方面有所区分化，人们的政治参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等各个领域，从政、经商、参军、任记者、当律师、做医生等也是首选，出现了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化。孙中山离职大总统 后，用心在实业建设，也是参与政治的明证。政体采用“五权分立”。孙中山认为，“必以五权宪法为建设国家底基础……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16]488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善良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16]800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中华民国政府基于专业分化的理念，让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具有专业功能的部门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单一的、专门化机构。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来行使其统治权。内阁向国会负责，内阁国务各员辅佐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和行使立法权；法院为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民刑诉讼，行使司法权。[12]314—318同时，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级管理。因此，与过去传统政治的封闭和低效率相比，新政权在行使其政府职能上，就更集中和具有权威性，而且更有效。
　　再次，政治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传统社会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使一般人对于政治无权问津。因此，传统社会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君主、士绅和地主，是一般的自然人，很少有组成团体来参政的。在中华民国，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发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欣喜地说：“中国报纸与近来出版的书中也都充满着民主思想。”[18]252—253辛亥革命之后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更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知识分子。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现在参与了这个体系，人民群众参与政治体系的范围和深度大大地扩展了。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稳定。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主体有这样的一些个体，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士绅、个别资本家、工人和相当数量的官员、军人等。在此特别要提到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问题，孙中山在给一些妇女团体的复函中提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43]441据此，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破天荒地宣布赋予几千年来备受歧视的妇女以参加各级政权的权利。“于是有所谓女子北伐队……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这“不特自古所未见，抑亦环球所罕闻”，[44]女子参政风潮的出现正是民国初年参政扩大化的生动写照。当时的竞选活动，已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竞选者做竞选演说大多在茶馆里或其他公共场所里。[12]159从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竞选者奔走四方，发表演说，[45]527当时登记的选民达4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远远超过了1908年清朝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的O.4％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民初人们组成如商会、学会和政党等团体集体参政的，也有组织办报参政的。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46]各地报纸“风起云涌”，1913年7月之前“全国有500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当时平均每10人有1份报纸。“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47]194参政扩大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体制方面，权力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议会中，君主转变为总统。从法理的角度看是如此的。民主化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议会手中。
(编辑：石水舟)  辛亥革命:成也孙文，败也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