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文名 外贸公司服装:国民党降将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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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降将的是是非非
文章提交者：保尔·柯察银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从1946年6月开始，国共两党撕碎“双十协定”，开始全面内战。在长达三年的犬牙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由于正确的策略和措施，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占尽先机的中共，终于取得在大陆统治的政权，而使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黯然神伤地离开大陆，到孤悬海外的台湾岛去残喘，去梦回故国。
“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国民党政权亡于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亡于政令不统一，心怀鬼胎，各行其是；亡于将领拥兵自保，贪生怕死；也亡于内部分崩离析，叛属无常；等等复杂原因，不可尽述 ，并不仅仅是失去民心这么简单。
孙子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只有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标准的将领，才可以成为国之干臣，无往而不胜。且不要说别的元素，在蒋麾下几千名旅级以上将佐中，能够达到上述条件者，十不足一，这就为他埋下败亡的祸根。
事隔一个甲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弘扬传统道德，不能不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将那个年月里的许多历史人物，重新摆上历史的审判台，重新进行评价。
国民党及中共致力于北伐，自统一中国以来，国共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纷争中，从同学、同盟到分道扬镳，各为其主。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到生死利害的严峻考验关头，才尽现骨干成员自身本质和人品、道德与节操的本色。八年抗战与最后的逐鹿中原，就是这样严峻的考验关头。
在抗战中，有两百多位国民党将佐为国战死疆场，其中95%以上的牺牲将领，是真正的精华。而今天要重新定位和审议的，却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原逐鹿中的最后表现。
人格的力量，道德的标准，没有比中原逐鹿的最后时刻，国民党大大小小的降将们所能表现的那样，更为突出和典型。他们大致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虽然是国民党将领，但是，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信仰红色意识形态，在抗战和逐鹿中原的不同历史时期，秘密加入中共，实际上已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从本质意义上不属于降将，尽管历史，军史上，将之划做国军起义人员。
1、赵寿山，孔从周及其部属为一例代表。都原属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早在抗战初期，即与中共有密切联系，并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力主与中共合作。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赴中条山抗日时，是战功累累，但更加把中共看作是民族的希望。
赵寿山本人于1942年秘密参加中共；孔从周虽然是起义后才参加中共，但他和赵的思想观点始终是一致的。三年内战初期，三十八军整个归属中共后，赵寿山作到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建政后，赵授予上将军衔；孔则作到炮兵司令员，授予中将军衔。
2、张克侠，何基沣可以看作是第二例代表。原属于西北军冯玉祥、宋哲元系列。张是冯的连襟，
927年曾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回国后，即为张自忠二十五师参谋长，不久秘密加入中共。芦沟桥事变时，担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力主抗战。但奉命长期潜伏于国军。
张终于在徐蚌会战役，与另一个抗战时微服访问延安，后被军中中共秘密组织发展为特别党员的高级将领，即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国军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这个部队打响了芦沟桥抗战第一枪）一起，举行贾汪起义，打开杜聿明淮海防线的大门，使中共得以长驱直入，并分割包围黄伯韬第七兵团，为中共的胜利奠定基础。
中共建政后，张担任林业部长，林业科学院院长；何则初为三野三十四军军长，后为水利、农林部副部长。
3、廖运周及其秘密支部成员可以看作是第三例代表。廖是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1927年入中共。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到冯玉祥军中任团长，旅长。他是长期潜伏于国军的中共忠实分子。
徐蚌会战的双堆集战役时，为保证中共全歼精锐的，含有快速机械化的国军部队，即从华中来援徐州的国军第十二兵团黄维所部。廖率其所辖一一零师战场起义 ，撕开黄维所部的防线，为中共武装最后歼灭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类，在历史上就和中共有密切联系或与中共首脑有个人私交。长期以来，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最后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自然而然就归顺中共。
代表人物有张治中，卫立煌，高树勋，邓宝珊，韩练成，张学铭等，其中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1、张治中，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黄埔军校学生的前辈，曾担任过黄埔入伍生队总队长，四期生步兵军官团团长；后历任凇沪警备司令，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秘书长，湖南、新疆省主席，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国共两期和谈代表等。
他与周恩来，以及重庆谈判时的毛，都有较好的私交。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长期左右逢源，恣意周旋，而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虽在国民政府是高官厚禄，并得蒋公、李宗仁之信任，但在中共阵营里，口碑也是尚好。所以，当国民党众叛亲离，大势已去时，作为第二次和谈首席代表，他即选择留下，并坦然自若。
他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骑墙派，其人格并不足取。
2、卫立煌是蒋系的五虎上将，却是一个人品可圈可点的人物。他有些正义感，或算是真正的爱国军人。他作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抗战中著名的忻口战役；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领导中条山抗战。
他实心实意支援八路军百团大战，并曾经要求加入中共，本人与朱德私交很好。后率领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辽沈战役时，虽位居东北剿共总司令要职，并不强烈与中共为敌，因此，后被查办；不得已亡命香港，1954年始回大陆。
3、高树勋，原属于冯玉祥系统，较早即与南京方面貌合神离。曾为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其人与宁都起义的中共诸将（如边章五，原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后中共河北省军区司令；孙毅，宁都起义军官，中共七纵司令），有较深历史渊源。
抗战时，高任新编第八军军长，曾奉蒋之密令，处决阴谋投敌的军阀石友三。1945年10月，他率领第八军和三十军，由四十军配合，北上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于邯郸与中共交火时被围。
30日，在中共游说和旧友召唤下，率残部于邯郸马头镇起义，给国民党阵营以极大的震撼，使中共得以以他为样板，后来搞出一个“高树勋运动”，来瓦解此后的国军战斗意志。
4、邓宝珊，原冯玉祥之旧将，曾担任晋陕绥靖区总司令，长期扎在陕甘宁边区北端，与中共互通往来，女儿也是他特意送往延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虽内战初期与中共多有交锋，后为国军北平卫戍副司令，但从内在感情上支持傅作义与中共和平谈判，以致中共不战而获北平。
5、韩练成，原冯玉祥部旅长，后为国军四十六军军长。在抗战中，就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周恩来有所交往。在海南岛、山东作战中，多方回护中共，被削军权为中将参军。
1948年10月加入共军，中共建政后一度担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与条令部副部长等，授予中将军衔。
6、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长，市长，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处中将主任，因乃兄与中共之关系，中共建政后，为政协全国委员，天津建设工程局副局长。
因为，上述这类人和中共或多或少有历史渊源，最后投向胜利者的一方，在道义上，似乎无可指责，但其中的部分人，也非无投机之嫌。
第三类人的情况更为复杂，或是大革命时代的中共党人，革命低潮时即陆续脱党，利用黄埔军校和军界的老关系，又得以为国民政府高官，中原逐鹿末期，鹿死谁手已是定局时，即回归旧主，以图瓦全。或非蒋之嫡系，虽然一度与中共交恶。但更多的时候，身处局外，坐山观虎斗。自然在江山易主时，要顺应潮流，另谋生路。
前者以邵力子，郭汝瑰，侯镜如，覃异之，陈树华等为代表。后者以程潜，卢汉，李济深，蔡廷锴，鹿钟麟，黄绍肱等为代表。
1、邵力子是中共成立时最早的党员之一。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第二年（1926年）退出中共。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陕西省主席，国民党□□部长。作为第二次国共和谈代表团副团长，见大势已去，接受中共游说，滞留北平，参加中共操纵的新政协。
2、黄埔五期生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共，1930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即脱离中共。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后为蒋之嫡系陈诚部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军务署副署长，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国防部三厅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其前，在南京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递送有关情报。中共建政后，曾经任职南京军事学院。
3、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1927年任武汉保安总队队长，北伐军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中共南昌暴动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工作，被捕获释后，到中共华南局及顺直省委军委工作。1931年，或有意或无奈，即失去与中共组织联系。
后利用黄埔军校关系投到南京，历任国军八十九旅旅长，二十一师师长，十七兵团司令。参加国民党方面的平津战役，将司令部设在塘沽海外的军舰上。天津失陷后，率余部五万人泛海南下。后兼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又退守福建，任国民党华东军官团总团长。
1949年冬，其人率部起义，即移居香港，于1952年到京。
4、覃异之，1926年入黄埔军校炮科，不久为副区队长，同时加入中共。1928年去上海，即自行脱离中共，即投入国民党阵营，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二师团附，多次参加围剿红军，及参加古北口等地抗战。
历任国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七十三旅旅长，五十二军副军长，多次与日作战。1945年后，历任青年军204师师长、五十二军军长、南京卫戍区副司令。
1949年去香港，脱离国民党。12月回北京，任职政协。
5、黄埔六期生陈树华，1926年入中共，中共秋收暴动负伤后，失去组织联系。后历任国军军令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少将代局长；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随张治中在北平宣布投共。
中共建政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
此类人，在厉害得失的关键时刻，或红色革命低潮时，因各种原因脱离中共。后又于江山代谢时，选择新生。谈不上什么理想信念、气节情操。对中共，他们虽各有原因和苦衷，但绝对谈不上忠诚。对国民党，他们又愧对曾经的高官厚禄，不能从一而终，在道德上并无足取处。
6、程潜，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原湘军系首领；
卢汉，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后的云南地方实力派；
李济深、蔡廷锴均属于陈济棠粤军系列，又是十九路军，即“一二八”抗战，以及福建事变的重要领导人物。
鹿钟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列，（曾任西北军代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长，1946年赋闲居住天津）。
黄绍肱是新桂系三首领之一（另二人是李宗仁，白崇禧）。
他们从来就与蒋公同床异梦，和中共时连时分。天下大势已定时，他们均识时务，知道追随蒋公去孤岛台湾，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能明智地选择留在沦陷的大陆，讨得一杯羹，以度残生。
第四类人，是天下大局已定，知不可为，对蒋公彻底绝望，又不愿意为前朝殉节，遂顺应潮流，选择所谓和平整编的方式，以免于部属遭难，生灵涂炭。
代表人物有傅作义，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包尔汉等。
1、傅作义与董其武，都是阎锡山系统的晋军高官，非蒋嫡系，但又都是能征善战之将。无论对付日本人，还是在华北与中共交锋，是胜多败少。只是天下大局已定，谁都扭转不了历史的演变趋势，以致他们无可奈何的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傅作义，在主力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保定、天津先后失陷，在南下，西撤，东循海路退却的路子都被堵死的局面下，为二十万部属的生命安全，为使北平免于战火毁灭，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以及副将的斡旋（邓宝珊，马占山）、幕僚的游说、女儿（中共地下党员）的鼓动下，终于接受中共所谓和平改编方案。而绥远的董其武，则唯老长官之命是从，也选择接受改编的道路。
2、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生，是黄埔系的骁将。在东北，率领国军七十一军，叫林彪麾下的将领吃苦头很多。因私自调用美援军粮构筑工事，而被陈诚发现，即撤职赋闲。后回关内，1949年5月复为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守御家乡湖南。审时度势，在国民政府已成危卵之势局面下，不愿为之殉葬。为桑梓父老免遭战火，经过徘徊，终于选择与程潜一起投共。
3、陶峙岳、包尔汉，属于张治中旧属，张在北平宣布投共，脱离国民党。并晓谕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在王震大军张牙舞爪的快速入疆，新疆十万国军孤立一隅态势下，接受老上司的调停，宣布所谓的新疆和平解放，部属接受中共整编。
他们是属于识时务的那一类。
第五类，均位居封疆大吏，或者是高级将领，从来没有和中共有渊源。只是在大厦将倾，回天无力的历史条件下，树倒猢狲散，为自己的蝼蚁之命，贪生怕死，在最后的战场上选择临阵倒戈，或叛降投诚的道路。
这一部分人是断了脊梁，朝秦暮楚，望风使舵的一个群体。没有传统美德、人格和情操，是为将者最不齿的异类。这些人在1949年最后的战场上，在四面楚歌声中，不能尽忠，不能全节，以贪生的本能，如输光的赌徒一样，选择偷生和投机。
虽然，从当时的政治利益看，这一部分人在最后瓦解国军力量，涣散其战斗意志，客观减轻中共用军事手段带来的牺牲和损失。但是，他们的苟活，以及被正面颂扬，却侮辱与践踏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为反复无常，贪生怕死，变节出卖，蝇营苟利者，树立起一个卑鄙渺小的样板。
这其中包括那些前二十几年与中共为敌的四川各路军阀，西北五马的部将，以及其它战场上形形色色的猥琐的小军阀，土豪，劣绅和变节者。人数众多，占上述五类人的二分之一多。
传统道德曰：“士为知己者死”，又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忠臣不事二主”。它虽是封建道德伦理，但也是情操气节的精华所在。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但这种选择，应在仕途早期，而不是在危难之间。
在危难间，背主求荣，苟全性命，那就是叛卖。虽然，这些国军降将客观上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有着明显的政治效益。但从根本上败坏民族的传统道德，使反复无常的变节，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苟且贪生者，有着文过饰非的借口，以及招摇撞骗的本钱，也有着生存繁衍的市场。从而，混淆是非，扰乱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
从中共发动的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从政权机器到各行各业，均出现众多告密者，出卖者，落井下石者，丧心病狂者，以致使人与人之间互相不再信任，随时准备反戈一击。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趋于下降趋势，就是这种真与假、美与丑颠倒的必然社会效果。盖棺论定，把这些降将放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评判其道德的意义，无疑对端正民族的道德观，提倡民族气节和情操，具有积极的历史的价值。
文章提交者：保尔·柯察银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从1946年6月开始，国共两党撕碎“双十协定”，开始全面内战。在长达三年的犬牙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由于正确的策略和措施，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占尽先机的中共，终于取得在大陆统治的政权，而使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黯然神伤地离开大陆，到孤悬海外的台湾岛去残喘，去梦回故国。
“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国民党政权亡于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亡于政令不统一，心怀鬼胎，各行其是；亡于将领拥兵自保，贪生怕死；也亡于内部分崩离析，叛属无常；等等复杂原因，不可尽述 ，并不仅仅是失去民心这么简单。
孙子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只有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标准的将领，才可以成为国之干臣，无往而不胜。且不要说别的元素，在蒋麾下几千名旅级以上将佐中，能够达到上述条件者，十不足一，这就为他埋下败亡的祸根。
事隔一个甲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弘扬传统道德，不能不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将那个年月里的许多历史人物，重新摆上历史的审判台，重新进行评价。
国民党及中共致力于北伐，自统一中国以来，国共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纷争中，从同学、同盟到分道扬镳，各为其主。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到生死利害的严峻考验关头，才尽现骨干成员自身本质和人品、道德与节操的本色。八年抗战与最后的逐鹿中原，就是这样严峻的考验关头。
在抗战中，有两百多位国民党将佐为国战死疆场，其中95%以上的牺牲将领，是真正的精华。而今天要重新定位和审议的，却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原逐鹿中的最后表现。
人格的力量，道德的标准，没有比中原逐鹿的最后时刻，国民党大大小小的降将们所能表现的那样，更为突出和典型。他们大致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虽然是国民党将领，但是，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信仰红色意识形态，在抗战和逐鹿中原的不同历史时期，秘密加入中共，实际上已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从本质意义上不属于降将，尽管历史，军史上，将之划做国军起义人员。
1、赵寿山，孔从周及其部属为一例代表。都原属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早在抗战初期，即与中共有密切联系，并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力主与中共合作。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赴中条山抗日时，是战功累累，但更加把中共看作是民族的希望。
赵寿山本人于1942年秘密参加中共；孔从周虽然是起义后才参加中共，但他和赵的思想观点始终是一致的。三年内战初期，三十八军整个归属中共后，赵寿山作到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建政后，赵授予上将军衔；孔则作到炮兵司令员，授予中将军衔。
2、张克侠，何基沣可以看作是第二例代表。原属于西北军冯玉祥、宋哲元系列。张是冯的连襟，
927年曾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回国后，即为张自忠二十五师参谋长，不久秘密加入中共。芦沟桥事变时，担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力主抗战。但奉命长期潜伏于国军。
张终于在徐蚌会战役，与另一个抗战时微服访问延安，后被军中中共秘密组织发展为特别党员的高级将领，即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国军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这个部队打响了芦沟桥抗战第一枪）一起，举行贾汪起义，打开杜聿明淮海防线的大门，使中共得以长驱直入，并分割包围黄伯韬第七兵团，为中共的胜利奠定基础。
中共建政后，张担任林业部长，林业科学院院长；何则初为三野三十四军军长，后为水利、农林部副部长。
3、廖运周及其秘密支部成员可以看作是第三例代表。廖是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1927年入中共。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到冯玉祥军中任团长，旅长。他是长期潜伏于国军的中共忠实分子。
徐蚌会战的双堆集战役时，为保证中共全歼精锐的，含有快速机械化的国军部队，即从华中来援徐州的国军第十二兵团黄维所部。廖率其所辖一一零师战场起义 ，撕开黄维所部的防线，为中共武装最后歼灭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类，在历史上就和中共有密切联系或与中共首脑有个人私交。长期以来，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最后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自然而然就归顺中共。
代表人物有张治中，卫立煌，高树勋，邓宝珊，韩练成，张学铭等，其中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1、张治中，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黄埔军校学生的前辈，曾担任过黄埔入伍生队总队长，四期生步兵军官团团长；后历任凇沪警备司令，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秘书长，湖南、新疆省主席，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国共两期和谈代表等。
他与周恩来，以及重庆谈判时的毛，都有较好的私交。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长期左右逢源，恣意周旋，而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虽在国民政府是高官厚禄，并得蒋公、李宗仁之信任，但在中共阵营里，口碑也是尚好。所以，当国民党众叛亲离，大势已去时，作为第二次和谈首席代表，他即选择留下，并坦然自若。
他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骑墙派，其人格并不足取。
2、卫立煌是蒋系的五虎上将，却是一个人品可圈可点的人物。他有些正义感，或算是真正的爱国军人。他作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抗战中著名的忻口战役；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领导中条山抗战。
他实心实意支援八路军百团大战，并曾经要求加入中共，本人与朱德私交很好。后率领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辽沈战役时，虽位居东北剿共总司令要职，并不强烈与中共为敌，因此，后被查办；不得已亡命香港，1954年始回大陆。
3、高树勋，原属于冯玉祥系统，较早即与南京方面貌合神离。曾为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其人与宁都起义的中共诸将（如边章五，原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后中共河北省军区司令；孙毅，宁都起义军官，中共七纵司令），有较深历史渊源。
抗战时，高任新编第八军军长，曾奉蒋之密令，处决阴谋投敌的军阀石友三。1945年10月，他率领第八军和三十军，由四十军配合，北上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于邯郸与中共交火时被围。
30日，在中共游说和旧友召唤下，率残部于邯郸马头镇起义，给国民党阵营以极大的震撼，使中共得以以他为样板，后来搞出一个“高树勋运动”，来瓦解此后的国军战斗意志。
4、邓宝珊，原冯玉祥之旧将，曾担任晋陕绥靖区总司令，长期扎在陕甘宁边区北端，与中共互通往来，女儿也是他特意送往延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虽内战初期与中共多有交锋，后为国军北平卫戍副司令，但从内在感情上支持傅作义与中共和平谈判，以致中共不战而获北平。
5、韩练成，原冯玉祥部旅长，后为国军四十六军军长。在抗战中，就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周恩来有所交往。在海南岛、山东作战中，多方回护中共，被削军权为中将参军。
1948年10月加入共军，中共建政后一度担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与条令部副部长等，授予中将军衔。
6、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长，市长，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处中将主任，因乃兄与中共之关系，中共建政后，为政协全国委员，天津建设工程局副局长。
因为，上述这类人和中共或多或少有历史渊源，最后投向胜利者的一方，在道义上，似乎无可指责，但其中的部分人，也非无投机之嫌。
第三类人的情况更为复杂，或是大革命时代的中共党人，革命低潮时即陆续脱党，利用黄埔军校和军界的老关系，又得以为国民政府高官，中原逐鹿末期，鹿死谁手已是定局时，即回归旧主，以图瓦全。或非蒋之嫡系，虽然一度与中共交恶。但更多的时候，身处局外，坐山观虎斗。自然在江山易主时，要顺应潮流，另谋生路。
前者以邵力子，郭汝瑰，侯镜如，覃异之，陈树华等为代表。后者以程潜，卢汉，李济深，蔡廷锴，鹿钟麟，黄绍肱等为代表。
1、邵力子是中共成立时最早的党员之一。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第二年（1926年）退出中共。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陕西省主席，国民党□□部长。作为第二次国共和谈代表团副团长，见大势已去，接受中共游说，滞留北平，参加中共操纵的新政协。
2、黄埔五期生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共，1930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即脱离中共。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后为蒋之嫡系陈诚部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军务署副署长，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国防部三厅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其前，在南京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递送有关情报。中共建政后，曾经任职南京军事学院。
3、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1927年任武汉保安总队队长，北伐军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中共南昌暴动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工作，被捕获释后，到中共华南局及顺直省委军委工作。1931年，或有意或无奈，即失去与中共组织联系。
后利用黄埔军校关系投到南京，历任国军八十九旅旅长，二十一师师长，十七兵团司令。参加国民党方面的平津战役，将司令部设在塘沽海外的军舰上。天津失陷后，率余部五万人泛海南下。后兼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又退守福建，任国民党华东军官团总团长。
1949年冬，其人率部起义，即移居香港，于1952年到京。
4、覃异之，1926年入黄埔军校炮科，不久为副区队长，同时加入中共。1928年去上海，即自行脱离中共，即投入国民党阵营，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二师团附，多次参加围剿红军，及参加古北口等地抗战。
历任国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七十三旅旅长，五十二军副军长，多次与日作战。1945年后，历任青年军204师师长、五十二军军长、南京卫戍区副司令。
1949年去香港，脱离国民党。12月回北京，任职政协。
5、黄埔六期生陈树华，1926年入中共，中共秋收暴动负伤后，失去组织联系。后历任国军军令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少将代局长；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随张治中在北平宣布投共。
中共建政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
此类人，在厉害得失的关键时刻，或红色革命低潮时，因各种原因脱离中共。后又于江山代谢时，选择新生。谈不上什么理想信念、气节情操。对中共，他们虽各有原因和苦衷，但绝对谈不上忠诚。对国民党，他们又愧对曾经的高官厚禄，不能从一而终，在道德上并无足取处。
6、程潜，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原湘军系首领；
卢汉，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后的云南地方实力派；
李济深、蔡廷锴均属于陈济棠粤军系列，又是十九路军，即“一二八”抗战，以及福建事变的重要领导人物。
鹿钟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列，（曾任西北军代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长，1946年赋闲居住天津）。
黄绍肱是新桂系三首领之一（另二人是李宗仁，白崇禧）。
他们从来就与蒋公同床异梦，和中共时连时分。天下大势已定时，他们均识时务，知道追随蒋公去孤岛台湾，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能明智地选择留在沦陷的大陆，讨得一杯羹，以度残生。
第四类人，是天下大局已定，知不可为，对蒋公彻底绝望，又不愿意为前朝殉节，遂顺应潮流，选择所谓和平整编的方式，以免于部属遭难，生灵涂炭。
代表人物有傅作义，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包尔汉等。
1、傅作义与董其武，都是阎锡山系统的晋军高官，非蒋嫡系，但又都是能征善战之将。无论对付日本人，还是在华北与中共交锋，是胜多败少。只是天下大局已定，谁都扭转不了历史的演变趋势，以致他们无可奈何的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傅作义，在主力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保定、天津先后失陷，在南下，西撤，东循海路退却的路子都被堵死的局面下，为二十万部属的生命安全，为使北平免于战火毁灭，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以及副将的斡旋（邓宝珊，马占山）、幕僚的游说、女儿（中共地下党员）的鼓动下，终于接受中共所谓和平改编方案。而绥远的董其武，则唯老长官之命是从，也选择接受改编的道路。
2、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生，是黄埔系的骁将。在东北，率领国军七十一军，叫林彪麾下的将领吃苦头很多。因私自调用美援军粮构筑工事，而被陈诚发现，即撤职赋闲。后回关内，1949年5月复为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守御家乡湖南。审时度势，在国民政府已成危卵之势局面下，不愿为之殉葬。为桑梓父老免遭战火，经过徘徊，终于选择与程潜一起投共。
3、陶峙岳、包尔汉，属于张治中旧属，张在北平宣布投共，脱离国民党。并晓谕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在王震大军张牙舞爪的快速入疆，新疆十万国军孤立一隅态势下，接受老上司的调停，宣布所谓的新疆和平解放，部属接受中共整编。
他们是属于识时务的那一类。
第五类，均位居封疆大吏，或者是高级将领，从来没有和中共有渊源。只是在大厦将倾，回天无力的历史条件下，树倒猢狲散，为自己的蝼蚁之命，贪生怕死，在最后的战场上选择临阵倒戈，或叛降投诚的道路。
这一部分人是断了脊梁，朝秦暮楚，望风使舵的一个群体。没有传统美德、人格和情操，是为将者最不齿的异类。这些人在1949年最后的战场上，在四面楚歌声中，不能尽忠，不能全节，以贪生的本能，如输光的赌徒一样，选择偷生和投机。
虽然，从当时的政治利益看，这一部分人在最后瓦解国军力量，涣散其战斗意志，客观减轻中共用军事手段带来的牺牲和损失。但是，他们的苟活，以及被正面颂扬，却侮辱与践踏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为反复无常，贪生怕死，变节出卖，蝇营苟利者，树立起一个卑鄙渺小的样板。
这其中包括那些前二十几年与中共为敌的四川各路军阀，西北五马的部将，以及其它战场上形形色色的猥琐的小军阀，土豪，劣绅和变节者。人数众多，占上述五类人的二分之一多。
传统道德曰：“士为知己者死”，又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忠臣不事二主”。它虽是封建道德伦理，但也是情操气节的精华所在。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但这种选择，应在仕途早期，而不是在危难之间。
在危难间，背主求荣，苟全性命，那就是叛卖。虽然，这些国军降将客观上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有着明显的政治效益。但从根本上败坏民族的传统道德，使反复无常的变节，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苟且贪生者，有着文过饰非的借口，以及招摇撞骗的本钱，也有着生存繁衍的市场。从而，混淆是非，扰乱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
从中共发动的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从政权机器到各行各业，均出现众多告密者，出卖者，落井下石者，丧心病狂者，以致使人与人之间互相不再信任，随时准备反戈一击。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趋于下降趋势，就是这种真与假、美与丑颠倒的必然社会效果。盖棺论定，把这些降将放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评判其道德的意义，无疑对端正民族的道德观，提倡民族气节和情操，具有积极的历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