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女子3米板决赛回放:从钱云会案件看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艰难进程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思考之三

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博文，原本要顺着“思考之一”、“思考之二”的既定思路写下去的。看到钱云会案件公开审理的报道，觉得钱云会案件的前因后果给我们的启迪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对于中国民主与法治进程具有非常的典型意义。所以，临时中断原先的写作提纲，就从钱云会案件来“以小见大”，谈谈民主与法治问题。

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100年来，古老中国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直到现在，还在艰苦探索。

钱云会案件原本事实是清楚的。但是，在目前这种社会互信缺失、法治素养低下、媒体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却发酵成了一桩“疑案”。还是让我们从新闻报道的重重迷雾中来还原案件的本相。

据报载，钱云会出生于1957年，1992年钱云会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2005年12月10日又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2008年11月13日再次因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0年7月22日刑满释放。

应该说，钱云会曾经是受过刑事处分的人。按照相关法律，“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民应当推选遵纪守法、办事公道、廉洁奉公、身体健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热心为村民服务、胜任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的选民为村民委员会成员”（《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国家、省的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担任村委会的公民必须是“遵纪守法”，从法院的判决看，钱云会似乎并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或者说，曾经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尽管法律并无禁止“曾经的罪犯”当选村长，但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不会选举一个“曾经的罪犯”去当选的。

也许又有人会出来质疑，钱云会受刑事处分本身就是“冤案”。即使这样，也完全可以向法院申诉，直至最高法院，要求纠正。这才是成熟的法治社会、成熟的公民、成熟的新闻媒体所应该做的。

但是，当地村民和众多媒体似乎有意淡忘这一点。2005年钱云会“高票当选”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委会主任（村长），为什么村民会选一个“曾经的罪犯”当选，据说是钱云会积极为村民谋利益。

2010年12月25日上午，钱云会在横穿公路时被一辆工程车撞死。于是，钱云会案件在网上被疯狂炒作：因征地补偿问题带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坐牢；被人按住用工程车碾压致死……

本来，带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坐牢；交通事故；这三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经媒体故意的连接，变成了：因征地补偿而带领村民上访——因带领村民上访而坐牢——最后因不断上访而被人谋杀。

一时间，舆情汹汹，几乎所有专家、学者、新闻人都出来质疑温州和乐清警方的“事故论”，坚持“谋杀论”。其中一个新闻界的无良之徒还用一张移花接木的伪造的所谓现场照片，来质疑警方的证据。

最有代表性的是《凤凰卫视》的专栏主持人窦文涛，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出来胡言乱语（见《文涛拍案》）：

我看，一遍便遍看这个照片，我的直觉，就其他事我都还不太了解的时候，我就看个照片，我怎么看我怎么觉得它怎么能压的这么巧，或者说不巧，我老觉得不像是无意的，我甚至老觉着像是有人扔到车轮的底下什么摁到车轮的底下，而且这车还是缓缓的、慢慢的压成这个样。”

村民们对他口碑好，从哪看出来，选票。说2005年选村委会主任的时候，2500多村民，人家得了2400多票，这近乎全票这个当选。可是当时家里人都不太爱他干这事，说有什么好处呢。好，有什么好处，好处是做了三回牢。

这是个罪犯，可能为什么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觉得他好呢？因为他们认为钱云会坐牢，一次次的坐牢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村民争利，跟上访有关，那争的什么利，或者说站在村民的角度，觉得他是维护村民的利益。好，那维的又什么利，我一说几个词，中国人就全知道，不外就是拆迁、征地、补偿。那这种事经济利益得多大，所以传说有人要对他不利，这玩意不奇怪。

 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典型的“大嘴巴”。你不了解情况，可以评论，但要谨慎、要公正、要客观。下一切结论都必须在调查之后，而不是在调查之前。用猜测、想象代替调查、代替事实，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更违背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一个著名的评论家、一个著名的新闻主持人的职业操守、法律意识、公民素质竟低下到如此程度，可见民主与法治进程之艰难！回想起前不久在凤凰网上看到一篇历史文章，竟然胡说八道当年上海“二六大轰炸”（1949年2月6日）指引国民党飞机的隐藏特务就是我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如此罔顾事实，胡说一气，引来一片骂声。后来，凤凰网自知理亏，悄悄将这篇文章撤下来了事。至今也不见作者出来道歉，也不见凤凰网出来道歉。扬帆和他的夫人董慧都早已逝世，也不知他们有无后人。所以也不见有人出来起诉凤凰网及这篇文章的作者。这是另一个话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和媒体人的无耻、无良。新闻媒体是靠不住的，关键还是要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是仅仅用来吃饭的，更重要的是用来独立思考的。

 好在事实终究是事实。在当庭案审中，警方找到了钱云会生前一直戴着了具有微录功能的手表（该手表曾经被村民藏匿），记录了钱云会被撞死前发生的真实情况。钱云会确实死于意外的交通事故。

 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网民和专家质疑：没有见过会微录的手表。即使有这种手表，一个小小村长怎么会买得起？

 其实，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多了，正好说明你要学习。不要小看村长，现在那个村长家里没有几百万块钱的？更何况是温州这样富裕地区的村长呢？

 钱云会之死是个悲剧，因为人的生命永远是最宝贵的。肇事司机费良玉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也是个悲剧，因为费良玉是个农民工，家里需要他打工赚钱。费良玉既要付出巨额赔款，又要坐牢三年多，一个贫苦家庭从此就断了生计。顺便说一句，对于费良玉的遭遇，对于费良玉家庭日后的生计，那些义愤填膺的、对基层疾苦“深怀同情”的专家、学者、新闻人至今连屁都没放半个。倒是费良玉所在矿山的一个工头说了一句公道话：舆论这样对费良玉不公平。但是，在舆论一边倒向“谋杀论”的情况下，这位工头的声音显得多么地卑微、多么地微弱啊！

 所以，真正让人感到悲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互信的缺失，专家、媒体的胡言乱语甚至伪造证据，政府反映的迟钝和公信力的缺失，全社会公民素质的低下，以及网络上“多数人的暴力”……

 人民网1月29日的一篇时评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围绕着钱云会案件存在的问题：

 时隔一月，央视《新闻调查》以一期详细的节目，吹散层层迷雾，让人或能窥见种种偶然和必然之后的真相。姗姗来迟的真相，也应能促成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政府应该如何更迅速、更有效地回应质疑，如何在众声喧哗中掌握最有权威性、公信力的麦克风？另一方面则是，媒体、舆论和公众，应该如何更科学、更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如何面对具体事件时保持更客观、更中立的判断？在尘埃庶几落定之时，这样的思考，或许能成为弥合信任的开始。

 对于每一起公共事件，公众都拥有知情、参与、监督与表达的权利。尤其是钱云会事件，有着征地、上访、拘留等涉及当前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关键词”，也有着谋杀假设、证据分析等强烈刺激神经的因素，因而拥有着更广泛、更深入的关注度。也正因此，这样的关注之中，肯定会包含更多感情、感性的因素。

于是，就难免有意气用事、快意恩仇的指责、谩骂，难免有缺乏证据的“推测说”、“阴谋论”，也难免有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谣言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应该说，这其中，蕴含着公众对真相的关注、对弱势的支持、对公平的诉求，但是，如果用谩骂代替审思，用猜测代替自省，也可能模糊掉理性的边界，反而不利于真相的澄清与事情的解决。

在这样情绪中，媒体应有更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接受采访时，温州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说，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拿着一张明显经过处理的照片，以此为事实进行质疑。或许，少数媒体也应该思考，如何提供尽可能接近真相的事实，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歪曲事实。

 深入细想，还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民主的问题？

 辛亥革命以后的100年，国人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甚至为此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鲜血、泪水的代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后将权力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开始了“北洋政权”时期，历任总统的是：黎元洪（辛亥革命元勋）、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据说是贿选总统）。北洋时期，尽管军阀混战，但基本上实行了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国民受到了初步的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训练。这段时期也是文化比较发展的时期，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后来，就是“军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

 历史不是当前能够看清楚的。要看清历史的轨迹，需要时间、需要保持一段距离。现在看来，辛亥革命之后，古老中国是缓慢地、艰难地向民主与法治方向前进的。孙中山先生所谓中国的进步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论，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可惜，中国的历史演进往往会因为“改朝换代”而中断，然后，又重复演进一遍。每重复一遍，社会、民族都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钱云会案件看，当下的中国，正在重复演进辛亥革命以后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对钱云会案件“人言汹汹”，也是好事，正说明了民主的进步。

但是，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媒体的公正和良知、民众的公民素养都是需要强化和提高的。最根本的是需要有一个法治环境，需要有全社会的宽容和相互信任，需要提高实行民主的制度保障。尤其要警惕极端民粹主义的泛滥。

极端民粹主义是祸害无穷的。如果任其泛滥，辛亥革命以来100年间几千万人用生命、鲜血、泪水换来的点滴民主与法治成果就会毁于一旦。

民主尽管是人类天生的需求，但民主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和有法治保障的民主。这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给我们的启示。（2011-02-01）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思考之二

中国近代真正陷入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危机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开始的。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也惊醒了统治阶级内部一批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深受刺激，如恭亲王奕  、侍郎文祥、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首先倡议“讲求西法，师夷之长，以求自强”。开始在内政、外交、军事谋求革新，开矿山、办工厂、造枪炮、购军舰、兴西学......咸丰十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洋务。所有这些，史称“洋务运动”，也称自强运动。

从1840年到1895年五十五年间，尽管外敌入侵时有发生，国内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等等，但基本上近代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以北洋大臣李鸿章所经营的业绩为佳。以北洋海军为例，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海军无论在舰队规模上，还是在舰船总吨位上均为亚洲第一，并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海军。

而且，平心而论，自从美国总统门罗提出“利益均沾”的“门罗主义”后，西方列强（除沙皇俄国外），并没有对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就连近在咫尺的“蕞尔小国”日本，也不敢轻举妄动，顶多是偷偷摸摸地在琉球王国问题上做些小动作。而且，这期间，西方文明东渐，国内先进人士放眼世界，新的文明因素在渐渐滋长。如果当时能抓住机遇，上下彻底改革，也许中国会以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方式，和平地长入近现代工业强国。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开国”要比清朝晚的多。1853年7月，也就是比中英鸦片战争整整晚了十三年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舰队到达日本横须贺港，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与日本通商（史称“黑船事件”）。第二年2月11日，佩里率领更多的军舰再次来到横须贺港，并深入神奈川河口停泊。在美国炮舰威慑下，当时统治日本的幕府将军只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供美舰补给用，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享受最惠国待遇。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各国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日本施行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由此被打破，日本正式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与老大帝国的清王朝不同，日本经历了“黑船事件”的重大危机后，举国上下发愤图强，主动接纳世界，历经“倒幕运动”、“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近现代化的道路，用短短四十二年时间，一举跨入世界列强行列。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日本几乎是“全盘西化”，而清王朝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仅停留在“师夷之长”而已。

举一个例子。在佩里准将登陆的地方，明治维新政府专门设立了纪念碑，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日本官民一致将佩里视为日本富国强兵、推动现代化的恩人，至今仍建有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

但是，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社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最近翻阅藏书时读到《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  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1北京第一版），其中有一大段话令人深思，抄录于下：

“守旧势力实代表根深蒂固之传统思想与作风，而以大多数科举正途出身之士大夫为中心。此辈熟谙章句旧学，经国家历年培养选拔，人数极多，全国官绅多出于此。……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之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施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在全国有极大之潜力。”

“迨欧风东渐，洋务继兴，此辈遂亦大受刺激。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

“士大夫以科举为进身之阶。其高第则入翰林，次则授部、院、司、员，再次亦得补地方州县，逐次升迁，皆有出路。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以自高。而京内之翰、詹、科、道。各省之学使、考官，以至于书院山长，皆由此辈掌握，内外呼应，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予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清议，也就是清谈，也即所谓清流。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就是“清流”的代表人物。这帮人，都是做“八股文”的高手，一生只读“圣贤书”，一生都在“代圣人立言”，至于世界大势、工业文明，于这帮人或是闻所未闻，或是视为“奇巧淫技”。

在鸦片战争期间，有一位“清流”士大夫，不知从哪里听说：洋人之所以不肯向天朝皇帝下跪，是因为洋人是没有膝盖的。因此，这位仁兄向清军主帅建议，只管放洋兵前来，到时候让兵勇拿竹竿横扫一通，洋兵必纷纷仆地。结果可想而知。还有一位“清流”士大夫，眼见洋枪洋炮厉害，于是访得民间“秘方”：洋枪洋炮只不过是“奇巧淫技”，只要用人之污秽之物（即粪便）浇之，即可化解洋枪洋炮的厉害（现在村妇之间吵架，还留有此类遗风，即往仇家门口倒大粪）。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五十多年过去了，“清流们”对世界的认识比鸦片战争时的“清流们”好不到哪里去。这帮人，你开矿，他要反对；你办厂，他要反对；你办新学，他要反对；你购买军舰，他要反对；你修铁路，他更要反对（怕蒸汽机声惊动了祖先的灵魂，于是出现了马拉火车的奇观）。但是，他们又是“最爱国的”，一旦中外有事，首先振臂高呼的是他们，积极主战的也是他们。至于用什么去与外人作战，则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或者，也许他们会出个主意，让兵勇们扛着粪桶去浇灭洋人的炸药！

李鸿章“卖国贼”帽子，也是这帮人最早给戴上的。

甲午惨败，终于使“清流们”出现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警醒、开始反思、开始“向洋看世界”。翁同龢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积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实行“戊戌变法”。

但是，已经迟了。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了。短命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戊戌六君子”魂断午门，翁同龢自己也被慈禧开缺，最后被宣布“永不叙用”。

中国，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主动地、和平地长入近现代化的极好机遇；中国，终于最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中国，终于开始了腥风血雨的百年激荡……（2011-01-31）

百年激荡、百年回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思考之一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上世纪的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首举义旗，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时间，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对清廷“独立”，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年仅3岁的溥仪被迫宣布“退位”，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

有意思的是，最早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的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还担任革命军临时总司令。文学转而变为“武学”，这可以反映出晚清社会的风云激荡。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以往，人们往往将辛亥革命爆发视为偶然因素，即是“保路运动”引起的，设想没有“保路运动”，也就不会有武昌起义，没有武昌起义，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唯心。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国面临一系列重大灾变后，内部外部矛盾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所演绎的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

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新兴的蛮夷——英国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接下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中法战争（1883）、中日甲午战争（1895）、八国联军入侵（1900）……整整60年间，古老中国大地是兵连祸结，丧权辱国。

但是，“西学东渐”，新的思想、新的文明因素也在慢慢滋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等，可以看作晚清政府内部自救图强的改革。

对此，马克思这样断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样，恩格斯也预言“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波斯和中国》）。

停滞的、僵化的体制，一旦遇到先进的文明，便无可奈何地迅速瓦解了。

也许，如果当时能够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就不会有近现代那么多的苦难、血泪、百年激荡……

但是，历史是不可重复的。

古老中国终于没有走上相对比较平和的改良（改革）之路，而是选择了激烈社会冲突的革命之路。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最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古老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系太稳固了，已经深入到民族的骨髓里。而我们的东邻日本，尽管几千年来深受中华文明的熏陶，但毕竟“孤悬海外”，尚未完全“开化”，所以，美国的军舰一去，日本就同意“开国”，并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整个民族彷佛脱胎换骨一般，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百年激荡、百年回响。

辛亥革命过去100年了，但留给今天人们思索很长、很长……（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