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至尊天空光明123:论非洲国家民主化范式转换——基于容错性民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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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洲国家民主化范式转换——基于容错性民主的视角*
周志发
内容提要 西方民主与其文化、制度紧密相连,这决定了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需要考虑其自身的条件。在国家整合、民族认同尚未完成之前,非洲国家适合采取一党制的政体;从其历史来看,四百年奴隶贸易和百年殖民导致非洲部族仇恨甚深,以部族为基础的多党制容易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从其文化来看,非洲国家信奉权威,缺乏民主所需要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从其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非洲国家欠发达的商品经济阻碍西方民主在非洲的传播。所以说,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该问题无法在西方多党制民主理论体系中得到解答,而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为非洲国家实践一党制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容错性民主 自由民主 一党制民主化 多党制民主化
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非洲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多党民主浪潮。在1990—1994年间,先后有42个非洲国家举行了多党民主选举,完成了从一党威权向多党民主制度的变革。[1]这场被喻为“非洲第二次独立”的民主化进程,[2]是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挟冷战胜利之势,通过将经济援助与民主挂钩的方式,强行要求非洲大陆“试验”西方民主,迫使其从一党制或军人专政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那么,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场民主“试验”究竟对非洲各国造成何种影响呢?
从表面上看,非洲国家民主化从1995年伊始便已处于巩固时期,其人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虽时有军人干政,但还政于民是其主流,因为民主已成为非洲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深层次上看,非洲国家缺失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当前,西方民主尚无法与非洲传统文化相融合,因此西方民主在非洲大陆难以扎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日益“民主”且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却无法摆脱贫穷,继续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总之,非洲国家民主化并没有真正改善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贫穷、不发达、疾病、殖民势力的遗留问题、不时撕裂整个社会的种族和部族冲突、暴力、犯罪以及战争。”[3]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多党制民主在非洲国家实践的“合法性”。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在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化之初如此“自信”?这其实是典型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作祟。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基于西方经验而形成的民主核心价值是普适性的,可随意移植。20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在冷战前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 M. Lipset)和经济史学家W. W. 罗斯托(W. W. Rostow)等都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应当得到普遍的实行。[4]至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接近尾声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 Fukuyama)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之终点的观点。[5]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民主所需的先决条件,例如历史、人口、种族划分、宗教、血缘关系、公民社会的活力、政治文化、世袭制度和权威主义等。[6]其结果是,众多非洲国家经过近20年多党制民主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国家民主化初期便发生种族冲突,甚至包括种族屠杀。具体地说,在推行多党制民主的过程中,1992年3月布隆迪揭开了部族屠杀、政局动荡的序幕;而卢旺达于1994年爆发内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部族仇杀惨剧,直接导致了近50万人死亡。[7]多哥总统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ema)指出,由于“不顾一切的、无休止的民主化而导致卢旺达的灾难,引导人们无情地去争权夺利,它已重新唤起部族主义恶魔并驱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8]
由此可见,非洲大陆部族关系非常复杂,当部族矛盾与多党政治相结合之后,简单地采用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就会出现民主制最坏的情况即“多数人的暴政”。所以说,从民主化的实践层面来看,西方多党制民主在非洲国家推行得并不成功,这也证明其民主政治全盘西化是不可行的。而且,非洲国家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被动接受,这严重妨碍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变革理论,阻碍非洲学者的独立思考,也缺乏对其智慧应有的尊重。当然,最终解决非洲的贫穷和落后,只有依靠非洲自身科技的发展,才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西方国家在非洲大陆推行多党制民主化之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严重破坏非洲国家的教育体系,科学教育受到强烈的冲击,最终使其面临“智力流失(Brain Drain)”的危险。[9]
一、为什么说非洲国家适合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
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化过程中充满暴力,大多数国家政局不稳,西方学者对其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非洲国家民主化需要考虑其前提条件和本土化的可能性。学者们认为,“在创建非洲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在非洲内部找到一个民主传统,并使其与普遍化的民主理想相协调。”[10]于是,将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普适的政治理念开始遭受更多的质疑,“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11]但总体而言,西方学者以及国家对外政策,仍以西方民主理论为中心。在实践层面,非洲国家过去近20年的民主化道路,总是不断地偏离西方预设的轨道。像南非等众多国家采用一党主政、多党参与的模式、乌干达所采用过的“无党制”,[12]均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充分说明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制并不是非洲国家唯一的选择,有时甚至难以与其国情相适应。本文认为,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西方国家对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国家的发展只判断对了一半:非洲国家的确需要民主化,这是正确的。但非洲国家推行的不应是“多党制民主化”而应该是“一党制民主化”。
为什么说非洲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以下从非洲国家的“国家建构、政党、文化、经济”等四个方面,说明其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进程的合理性。
第一,非洲国家建构尚未完成,不适合推行西方多党制民主化。当代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面临一个普遍而艰巨的历史性发展主题,便是如何及时地实现由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转型,即如何把这些新创立的年轻非洲国家内部那严重分割、破碎、封闭性的众多传统部族或部落组织,加以整合改造,使其重构成为富于凝聚力和一体化的现代统一民族。[13]非洲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各种途径推进国家一体化进程,主要途径是通过教育。[14]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又遭遇多党制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其进程被进一步延缓了。然而,由传统部族社会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始终是非洲国家发展的主题。于是,西方一些学者反思非洲十多年的民主化进程之时,又重新回到这一主题上来:“为了实现民主化转变,国家的统一和认同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15]
然而,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一方面,西方列强对非洲近百年殖民统治完全破坏了殖民入侵前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却未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并符合非洲传统的先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在非洲大陆的出现不是民族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生非洲国家边界的划分是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西方列强划分的结果。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在其1972年出版的《非洲边界争端》一书写道,“非洲未曾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非洲未曾参与自己疆界的划分,非洲的边界是人为造成的,是殖民主义列强强加于它的。”[16]这种边界的划分造成了民族界限和国界线上的不一致,表面上在一国之中造就多元异质文化。但在非洲尚未完成国家整合之前,多元文化容易造成错综复杂的民族、部族矛盾和边界领土的争端。而且,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断了非洲大陆原有的民族文化聚合过程,破坏了历史上已初步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所以说,非洲国家“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逆向演变方式,决定了其在政治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因此,对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来说,如何让民众从部族认同走向民族国家认同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采取“一党制”政体显然是符合非洲国家整合、民族认同的需要;
第二,非洲国家独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其政党部族化,这与西方民主理论要求的政党内涵相矛盾。非洲奴隶贸易史是西方列强残酷剥削非洲人民的血泪史,它始于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跨越了近四百年的漫长历程,使非洲大陆失去近一亿成年劳力,给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也是非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且,欧洲殖民获取奴隶的方式更为今后非洲部族的仇恨埋下了种子。通常,欧洲殖民主义者是以欧洲“枪械、火药、丝毛棉麻织物、洒类、珠子或小型饰物、钢铁等金属、食品和少数非洲统治阶级所带要的奢侈品”为诱饵,收买非洲的国王和部族酋长,利用非洲人的部落战争猎取奴隶。早期他们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直接猎奴。[17]所以说,从历史的维度看来,非洲传统部族仇恨甚深,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但殖民时期欧洲列强并没有化解部族之间的仇恨,相反的,西方殖民者大多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部族矛盾管理非洲,甚至故意在各部族间制造隔阂、矛盾和不信任感。[18]非洲实践多党民主政体正好为部族之间的争斗提供合法的政治舞台。于是,在国家尚未建构完毕,部族之间尚未和解,多党民主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各部族之间的仇恨找到发泄的通道。所以,实行多党制的众多非洲国家,最初直接表现为一个部族对另外一个部族通过国家机器的方式加以施压。
而且,非洲在部族基础上建立的政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通常,政党是某个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代表,具有超民族的政治特性。[19]而部族是一个具有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同的记忆和文化的因素的人群。[20]显然,以部族为基础的非洲国家政党,是一个缺乏超越部族的政党。这使得原本属于文化和社会实体范畴的部族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含义,政治斗争变成了部族较量。[21]
第三,非洲传统的政治文化与西方多党民主相矛盾。非洲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与其传统观念密切有关:其一是酋长制下的等级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尊重领袖的权威主义意识;其二是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体利益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意见一致”或“一致同意”精神;其三,在传统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君权神授”观念。[22]的确,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实现,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文化和提倡集体主义、尊重长者权威的非洲文化存在一定的距离。而且,西方民主所强调的选举并不是非洲国家的传统,[23]兼之四百年奴隶贸易和百年殖民的影响,非洲政治文化更多表现为多元和断裂,即农村地区政治文化和臣属政治文化,与现代城市参与政治文化并存。[24]
第四,非洲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自由民主所需的发达商品经济相矛盾。四百年奴隶贸易为非洲奠定了一种严重依赖单一商品的依附性外向型经济,催生了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也阻碍了其对科技发展的需求,而随后近百年的殖民主义强化了非洲畸形的经济结构。而且,非洲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前,绝大多数地区是处于奴隶制(部分地区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或封建制等社会经济形态。但西方民主政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可以说,经济高度发展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为此,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运用实证的方法,对不同时期各国人均GDP与民主化关系的做了统计,指出向民主的转变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绝大多数推行多党制民主的非洲国家,一方面远离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低于亨廷顿所设想的1000—3000美元的“转变带”时期。[25]事实上,大批人均GDP甚至不足300美元的非洲国家纷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跳到现代民主社会。而且,非洲国家教育普及甚低。在识字率方面,据联合国2000年4月公布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成年文盲率达到40%,有四千万学龄孩子处于失学状态。[26]所以说,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化之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其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普及率,这与西方民主理论自身要求的特点相违背。
综上所述,当代非洲国家缺乏统一国家而存在的一种历史经历、国民意识、国家观念,缺乏使国家持久团结和稳定的国内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联系,[27]同时又面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所以说非洲国家民主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显然西方多党民主理论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回答。这样的民主理论必须同时有助于宽容文化、科学文化的培育,并能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推行。而容错性民主的提出为非洲实践一党制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容错性民主为非洲国家推行“一党制民主化”提供理论依据
尽管西方民主概念种类繁多、颇有争议,然而大多数西方学者在研究民主理论之时,忽视了“试错权”对建构民主理论的重要性。容错性民主的提出,便是基于“试错权是人认识以及改造世界的基本权利”的假设基础上建构出来的。众所周知,民主意味着政府是基于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人民以某种方式自愿将手中的权利委托给政治精英。从试错权的视角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意味着人民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精英拥有替人民试错的基本权利,并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基本义务。所以容错性民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民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政治精英拥有试错的权利与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这两部分主要包含以下七个基本问题:(1)人民如何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2)人民是否把所有领域的试错权都委托给政治精英?(3)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如何得到保护?(4)政治精英与人民分享错误之时,人民能否较好地理解?(5)政治精英与人民分享错误时是否避重就轻,还是真正分享重要的错误?(6)如何保障隐含的错误得到有效检索与分享?(7)如何评估政治精英从错误中学习、修正错误的能力?上述七个基本问题,分别涉及到人民委托试错权的方式、政府的权限、法制、教育权、批判的文化、平等、自由等方面。在容错性民主体系内,人民的自由权、平等权等权利是由于人民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的过程中获得的。从上述分析可知,容错性民主将政治系统与教育系统、文化系统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说明民主建设仅仅关注政治层面是不够的,它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基于上述分析,容错性民主被定义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人民将拥有的基本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精英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之中,拥有替人民试错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基本义务,并从制度上确保错误得到有效检索与分享,从而使得政府组织自身得以完善。”[28]
那么,为什么说容错性民主适合在非洲国家实践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容错性民主强调民主的核心是“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多党竞争和普选并不是民主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均可实践容错性民主。但在自由民主理论体系中,“多党竞争和普选”是其核心,所以最小限度的民主原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政权或者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应该由大众选举产生,这是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标准。[29]亨廷顿认为,到1990年,一个民主化国家的第一次选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被认为合法:即有一个或多个合格的国际观察员分遣队在场观察,而观察员承认选举合乎诚实与公平的最低标准。[30]但在容错性民主看来,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首先,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发展时期的国家,普选制是不是唯一委托试错权的方式?该问题仍需存疑;其次,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选制的推广也非常晚,比如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真正实施,瑞士到了1971年妇女才有投票权;再次,即使普选是民主政体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在容错性民主看来,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普选只是完成哪些人拥有试错权而已,之后如何保障精英的试错权利和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较前者更为重要。
具体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在容错性民主看来,其是否采取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分水岭,一党制同样可以推行民主化进程。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灵活采用一党制民主或多党制民主。考虑到一党制有助于非洲国家整合和民族认同,所以,非洲国家适合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进程;
第二,容错性民主较自由民主更具普适性。西方民主认为民主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1]商品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原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自由竞争,反映到政治领域是民主主义。可以说,在自由民主体系中,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个人权利观念与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的普遍产生,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然而,非洲国家恰恰缺乏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根据西方民主化的经验,非洲国家是难以推行西方民主化进程的。
但容错性民主却认为非洲是可以推行民主化进程,只不过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而是容错性民主。因为任何社会共同的特征是试错法,尤其是创新领域,所以容错性民主适用范围较自由民主更加广阔。它认为,“试错权的委托和保护以及错误的分享与修正”,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直接相关,在商品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同样可以实践之。于是问题转化为:自由民主之中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是如何在容错性民主理论之中体现出来的呢?容错性民主内蕴自由、平等等的理念,是自洽的,不需要和商品经济发生直接的联系。在该体系之中,人民拥有平等权、自由权、教育权、批判权等权利是精英拥有试错权与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义务的内在要求。 [32]
所以说,容错性民主不像西方的自由民主那样,需要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运动、工业革命等阶段,“离开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它们带来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宽容和理性,很难想像民主能够得以存在。”[33]容错性民主只要承认科学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而我们要把这种试错权交给最能节省成本、时间的专家手中,让他们替我们试错,并从错误中学习来修正错误。在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的过程中,民众也获得了自由、平等、批判、受教育等权利。显然,这种观念的转变不需要经历西方漫长的文明史;
第三,容错性民主在尊重非洲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为民众争取更多合法的权益。自由民主批判非洲国家的酋长制,认为等级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不平等原则和尊重领袖的权威主义意识,不利于民主化的推进。在容错性民主看来,这不是核心问题。容错性民主关心的是,酋长是否具备分享错误的精神?缺乏这种精神的话,如何培养?与此同时,需要从法制上确定酋长的试错权和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以及民众可以自由、平等地质疑酋长的权利。容错性民主还认为,当人民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之时,在使用试错权方面人民与政治精英是不平等的。整个社会将围绕试错权的大小划分不同的等级,最高领袖拥有最大的试错权并承担相应的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所以,容错性民主尊重非洲社会的等级观念以及与之形成的等级社会,只是强调试错权的委托、保护和错误的分享与修正,以及民众应获得的权利。
此外,当民众将部分试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之时,实践容错性民主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这与自由民主倡导的有限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34]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践容错性民主有助于非洲科学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因为它是在尊重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构建的民主理论体系;容错性民主内蕴求真、宽容的民主文化,也与非洲传统的道德观相通。因为在非洲传统道德观中,作为群体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宽容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传统非洲人看来,宽容的美德“所产生的融洽会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希望感,这比生活中的其他东西都珍贵。”[35]所以说,容错性民主理论实践无须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前提条件,且尊重非洲传统的宽容文化,考虑到非洲大陆科学文化的培育,又能兼顾非洲国家整合、民族认同,故较自由民主更具适切性。
三、结语
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等背景密切联系的。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民主作为舶来品,未经本土化是难以扎根的。如此浅显的道理,西方国家却完全置之不理。于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挟冷战胜利之势,强行将经济援助与非洲推行民主挂钩。这种不顾非洲国家整合、民族认同尚未完成,更忽视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尤其是四百年奴隶贸易、殖民地时期遗留下的问题,直接要求非洲过渡到现代多党制民主政体,对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造成了严重后果。“政局从持续动荡发展到危机状态,经济从越来越困难走向崩溃,非洲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36]而从非洲国家建构、政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来看,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适合一党制。所以,非洲国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但西方民主理论如熊彼特的选举民主、达尔的多头政体和自由民主等理论,均是多党制背景下陈述的,无法回答非洲这一核心问题。容错性民主则是基于“试错权是人认识以及改造世界的基本权利”的假设基础上建构出来的,认为民主的核心是“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分享错误、修正错误的义务”。其核心与党派无关,因而一党制和多党制均可推行民主化。
而且,非洲国家民主化经过近20年的发展,西方民主理论逐渐失去对其的解释力。比如说,非洲众多国家出现的“一党主政、多党参与的模式”,[37]被西方国家批为“披着多党制的外衣”的一党制;乌干达曾采用的“无党制”,因与西方多党制模式相差甚远,被西方国家批评是一党制的翻版。因此,西方国家仍旧担心非洲“回潮”,即从多党民主回归到一党专制。
虽然非洲国家民主化出现的“一党主政、多党参与的模式”和“无党制”模式,无法在西方多党制民主理论体系中得到解释,但均在容错性民主的解释范围内。容错性民主理论认为,多党制民主难以给非洲国家整合、民族认同做出贡献,更忽视非洲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和经济基础,所以西方“多党制民主化”应该退出非洲国家民主化的舞台,取而代之是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进程。所以说,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论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Y. K. Museveni)反对在非洲大陆推行多党制民主化的观点,“应当做的符合逻辑的事就是努力使一党制统治更加民主,更为负责和更能对公众的需要作出响应,而不是抛弃这种制度,实行一种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制度(指多党制)。”[38]
注释:
[1][15][21]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5、132页。
[2][7]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69-70页。
[3][6][10][11][33][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54、155、6、6页。
[4]
[5]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36]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311页。
[9]Ogunleye, A. O., 1999, “Science Education in
[12]2005年乌干达实行多党制,次年2月23日进行多党选举,原总统穆塞韦尼获得大选胜利。这也是东非国家25年来首次进行大选。本文认为,乌干达独特的“无党制”民主最终无法抗拒多党制民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更为广泛的民主理论体系为之辩护。
[13]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4]N. K. Onuoha Chukunta, 1978,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
[16]贺文萍:《非洲大湖地区危及暴露出的若干问题》,载于《亚非纵横》1997年第2期。
[17]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18]M. O. Alabi, 1989, “The Colonial Origin of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African Nations”[M], in Bayo Lawal and Kola Olugbade eds. Issue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19]政党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社会背景差异较大,难以统一界定。参引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Anthony D. Smith, 1993,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M], in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8; 喀麦隆学者埃朗加·姆布因加认为,有关部族的严格定义是不存在的。参引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22][35][38]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81、128页。
[23]吉瓦登:《非洲“民主化”时代的多党选举》,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2期。
[24]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25][30][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0、7页。
[26]http://www.unesco.org/bpi/eng/unescopress/2002/02-103e.shtml,
[27]A. A. Nwankwo, 1985,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
[28]周志发:《重建西方民主概念——基于犯错权的视角》,载于《学术界》2009年第4期。
[29][美]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32]周志发、林斌:《论中国特色的民主化模式——基于容错性民主的视角》,载于《学术界》2010年第9期。
[34]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3-74页。
[37]伦纳德·汤普逊:《姆贝基面临的艰巨挑战》,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1期,第24页。
On the Conversion of Paradigm on Democratiz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stake-tolerant Democracy
Zhou Zhifa(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bstract: Western democracy has intrinsic links to its culture and social system, so
Key Words: Mistake-tolerant Democracy, Liberal Democracy, One-party Democratization, Multiparty Democratization
*本文系教育部2009年哲学社会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的子课题“当代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与中非政治发展经验交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