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白珊学校蒙氏:“中国模式”何处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讨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09:00:46
“中国模式”何处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讨论 杨良敏 姜巍 2011年09月02日15:18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中国模式”何处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讨论--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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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学术界已争论很久了，近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讨论就更多。8月2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午餐会”上对这一讨论进行了梳理，并从经济的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剖析，最后以“中国模式何处去？”的诘问，提出他的一些具体建议。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高世楫做评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其他几位专家参与了讨论。
李佐军以逻辑为起点，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来进行研究和展开讨论。
第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他认为，若指具有中国特色的、尚在探索中的、主要反映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和发展道路的、作为中性词的“中国模式”，则存在，其含义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相近；若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成型的“中国模式”，则暂时不存在，其含义与“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相似，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相对应。
在国内，很多人不愿用“中国模式”，李佐军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提出来，担心带有“捧杀”等目的，而过去我们深受某些“模式”之苦，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警惕和反感。同时，认为“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在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第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及隐含的相关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三十年多年来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对“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或“西方模式”将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经验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等等。李佐军把研究“中国模式”的价值归结为五个有利于：有利于科学解释中国三十年改革和发展的成效；有利于深刻剖析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利于全面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对其他国家的意义和局限；有利于将“促发展”、“转方式”、“促改革”、“保民生”等有机结合起来思考，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促改革”与“转方式”两张皮的问题；有利于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出路。
第三，“中国模式”有哪些代表性解释？他梳理了七种：（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北京共识”。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提出、随后很多人沿用，其核心内容是：艰苦努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大胆实验、循序渐进等。与“华盛顿共识”（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相对应。（3）“威权政府”（或强势政府）。以西方一些学者及香港学者郎咸平等为代表，认为“威权政府”是从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阶段的一种政治形态。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权。既有一定民主，又有集权。（4）“渐进改革”。以樊纲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提出改革应遵循先易后难、试点试验、“双轨制”、改革补偿等路径，渐进推进改革。（5）“地方政府竞争”。以许成钢、张五常等为代表，认为地方政府追求GDP等政绩的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秘密。其要点是：向地方分权、地区试验、地方政府竞争（县级竞争）、地方有资源。（6）“文明型国家”。以张维为为代表，在其新著《中国震撼》中提出，“中国模式”的崛起是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不寻常的和平崛起。（7）“中国现代性”。英国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提出了中国的八大现代性：中国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朝贡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体系构想与东亚的关系；中国对待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与众不同；中国人所生活工作的是一块与其他民族国家大不相同的大洲规模的土地；中国政体的本质极具特色；中国的现代性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以国家转型速度快而著称；1949年后的中国一直由中国共产党执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特征。
第四，“中国模式”有何特征？李佐军总结了三个基本特征和八大具体特征。基本特征包括：
（1）“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政府强势，即无孔不入的政府审批、政府控制主要资源、地方政府企业化运作、“举国体制”等；国企强势，存在政企不分、行业垄断等问题；要素市场弱势，土地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能体现出来。当然，与改革前不同，当前既有政府主导，又镶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政府职能有所转变、非国有企业大量增加、产品市场发展起来了。
（2）“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在各地政府提出超常规发展或跨越发展或“弯道超车”等口号，奉行增长至上观念，视GDP增长为硬道理；各地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大竞赛等。这延续了改革前的发展战略，但与改革前不同在于增长速度更快、地方政府成为赶超发展的主要主体。
（3）“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在高投入发展、产业低端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过度外向发展、高碳发展等。与改革前不同在于，由自力更生转向完全开放、产业结构层次提高、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改变、资源环境保护明显加强等。
具体特征包括“八高八低”：“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高出口、低进口”；“高投资、低消费”；“高消耗、低集约”；“高排放、低循环”；“高产能过剩、低附加值”；“高模仿、低创新”，等。
第五，如何用经济学分析“中国模式”？李佐军从成本角度和主体行为角度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
从成本（或竞争力）角度分析，他提出一个“三维成本”分析框架：一维为生产成本（或生产要素成本）；二维为市场交易成本（科斯理论，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成本）；三维为政府组织成本（科斯理论）。由此，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成本结构特征表现为“低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高组织成本”。其中，低生产（要素）成本包含有低土地成本、低资源或原材料成本、低能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知识产权成本等。高交易成本包含有因市场交易比重大幅提高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特别是物流成本等大幅增加。高组织成本，具体表现为政府开支庞大，对企业和民众来说，表现为上缴税费、通胀税等较多。
从主体行为（及其约束条件）角度分析，他提出在特定权利结构约束条件下，各种主体的行为选择及由此带来的整体效果，也可作为分析模式的重要视角。“中国模式”的权利结构和主体行为特征表现为“国企和外企权利较多、体制内和城市居民权利较多、中央政府权利较大”。
第六，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带来高增长？李佐军仍然基于上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从成本角度，多种生产要素成本被压低，形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独特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市场交易比重提高和市场范围扩大必然增加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庞大政府的运行虽则带来了巨大的组织成本，也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但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的债务负担尚未突破上限，同时，政府组织成本增加的很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虽则增加了组织成本，但带来了政府直接经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从主体行为角度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得到较充分发挥，其他企业的积极性得到部分发挥，体制内和城市居民的积极性得到较充分发挥，其他居民的积极性得到部分发挥；中央政府权力和利益的较多保障，使其具有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虽与中央政府相比权利相对较小，但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权利较大，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得到较大发挥。
第七，为什么目前的“中国模式”难以持续？李佐军认为，首先是“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包括：土地成本、购房或房租成本（办公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成本（知识产权获取成本）等上升，导致“要素高成本时代”到来；政府运行成本、腐败成本等导致组织成本持续增加；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交易成本、赋税成本、物流成本等提高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其次，部分主体的积极性日益受到各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侵蚀，例如，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受到高税赋和行业垄断等不合理制度的影响；体制外和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受到起点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受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等不合理制度的影响。
再次，“中国模式”将遇到一些重大挑战，包括：政府高投资（或高支出）和“土地财政”减少，引发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挑战偿债能力底线。产能的飞速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超前推进，正在挑战国内外市场（消费需求）的极限。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提高速度，跟不上消费结构升级和高成本时代到来的步伐，正在挑战中国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货币超发引发通胀和高房价，正在挑战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资源大规模消耗和环境破坏，正在挑战资源环境承受底线。权利和财富分配不公，正在挑战老百姓和社会的承受力底线。“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减少，正在挑战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后国际环境日益险恶，“国际化红利”大幅减少，正在挑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
此外，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这类模式很难长期持续。前苏联政府主导可以实现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不可持续；亚洲“四小龙”将政府主导和外向型经济过度推进，最终难逃“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改革开放前“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最后导致国民经济效率的低下、经济结构的扭曲、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城乡国民的普遍贫困等。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更多地是依靠改革，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后期则更多地是依靠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建设，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二者有所不同。
第八，“中国模式”何处去？李佐军从逻辑出路、根本出路、具体出路三个方面提出他的看法。
从逻辑出路看，（1）推进全面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政府浪费、遏制腐败等，大幅降低政府组织成本；（2）明晰产权、建立健全法治、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社会诚信水平等，尽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3）加快土地、水、电、能源、金融、户籍和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放开价格，使价格能反映供求关系和要素稀缺状况，减少对生产要素成本正常提升的限制。
从根本出路看，（1）改革“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政府职能限定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领域，解决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2）调整“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正确认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尊重现代化循序前进的一般规律，力戒浮躁和短视心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发展目标，并尽快改革GDP至上和速度为主的考核制度，将效率、质量、公平和可持续方面的指标放在更重要的权重上。（3）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技术进步与创新、两型社会建设等，切实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从转型视角的具体出路看，（1）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增加品牌产业的比重。（2）区域结构转型（统筹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全国统一市场。（3）要素结构转型（创新发展），提高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和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比重，降低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比重。（4）排放结构转型（绿色发展），减少“三废”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氧气和水蒸气等有益物质的排放。（5）需求结构转型（内生发展），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民间投资。（6）分配结构转型（和谐发展），缩小政府与民众分配差距，由国富到民富；改革垄断行业，发展竞争性行业，缩小行业分配差距；缩小城乡和地区分配差距。（7）目标结构转型（持续发展），由追求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由追求物本发展向人本发展转变，由追求大国向强国转变。（8）制度结构转型（民本发展）,包括政府转型、市场转型、企业转型、政策转型（反思凯恩斯短期政策）、法治转型、文化转型、权力配置转型、改革方式转型等。
·评论· “中国模式”需要进行多维度讨论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事实上，今天讨论会选择“中国模式”这个题目是很有挑战性的。李佐军在系统介绍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不同解读、存在的争议后，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框架，力图从经济维度解释“中国模式”。他提出了一个从成本角度、行为主体角度分析中国模式的初步框架，分析了为什么当前所论的“中国模式”能带来高增长以及为什么不可持续。当然，如同任何一个经济议题总是存在争议一样，人们也许会对这个框架是否有充分的解释力提出质疑。
在这个经济逻辑分析框架中，“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分析框架也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使它“中国模式”在经济维度上的讨论更具体、更深入；另一方面，可能使得本来包含丰富内容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太经济化了，具有局限性。
根据李佐军的报告和我自己阅读相关文献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第一，就“中国模式”的概念溯源作一文献上补充。“中国模式”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学者力图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经济、政治上有哪些东西值得坚持和自我肯定。可以说，当时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的一种防御性论争。早期《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引起不少争论。2002年，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道路”的研讨会上，与会或提交论文的有杜润生、于光远、何祚庥、朱厚泽等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家，有温铁军、秦晖、俞可平、崔之元等在研究界非常活跃的青年学者，还有佩里·安德森、萨米尔·阿明等国际学者，第二年以《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为题出版会议论文集。自Joshua Ramo于2004年发表了“北京共识”的长文后，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就多起来了。我看过的材料中，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最早明确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以“中国模式”代替“北京共识”。2008年年底，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其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叫《“中国模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对“中国模式”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讨论。之后，关于“中国模式”的书相继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发展中的一些独特特征的讨论逐步深入，但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出现了不同看法。北大姚洋教授的一本新书就提“中国道路”而不用“中国模式”，但认为“模式”并不准确，更应该叫“道路”。同时姚洋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超出“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而是在向“华盛顿共识”建议的政策靠近。
对比较有影响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书，我赞成我们中心张军扩的一个提法，那就是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不要轻易否认自己的模式”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价值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从历史、文化、地理、政体、革命历程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认为将会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美国MIT的Edward Steifield 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在今年出版的中文翻译中用的名字叫《中国的逻辑》，他提出中国实施“制度外包”，把西方的制度和做法学过来，实际上“中国模式”是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另一位美国学者Stefan Halper 也于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模式的立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
比较系统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献是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Steinfield的《中国的逻辑》外，相较于其它论文结集而成的书，这两本专著的分析框架相对完整。而潘维在《“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的开篇长文提出了一个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解释中国模式的综合体系，他名之曰“鲲鹏模式”。
第二是中国模式的时间区间。许多学者、包括李佐军今天探讨“中国模式”都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期，但我倾向于赞成探讨“中国模式”要从新中国成立60年的时间来看，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轨迹看“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就更加清晰，对中国发展模式理解得更透彻。潘维解释说，如果没有前30年遗留的政治、经济遗产，后30年的发展都是空中楼阁，以前的错误使我们知道哪些不行，使得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开始探索。争议比较大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是后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的前提条件。李佐军在讲“中国模式”的优势时，提到了很多“低成本”因素，都是得益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关于中国土地征收制度，从正面角度讲，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的集体土地增值，形成的收益政府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然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引起了较大争议，需要进一步改进。把时间区间从30年扩大到60年，有关中国模式的很多问题解释起来就更加方便。
第三是“中国模式”要多维度讨论，有经济的维度、政治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在经济维度上，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到底是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好、还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好，这是“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主导模式形成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有很多学者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eLong教授等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但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进行调节，与通过直接掌控部分企业（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命令干预市场运行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经济维度上讨论“中国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之金融危机以后，让我们认识到欧美市场经济体制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使得“中国模式”所包含的部分合理性就显得更有价值。
在政治维度上，中国政府是威权式政府，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威权性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最有效模式？支持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事实上是给世界提出了一个超越经济层面的更深刻的意义。而Ramo最早提出的“北京共识”就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他指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的独立性，将发展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需求自主的发展。此外，还有文化对中国模式的影响。
现在更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不管如何定义“中国模式”，我们都希望了解这个模式是否可持续？从经济政策看，我们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讨论比较多、分析比较多。但贫富差距增大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现，这是否使得我们发展进程被打乱？这也是“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可以按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模式走下去，“中国模式”生命力就会很强，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模式”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如经济如何才能保持活力？社会如何分享财富？如何建构政党与政府以及社会、企业的关系？深入研究“中国模式”，就要从30年放眼到60年；不但从经济层面，而且要拓展到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从中国发展扩展到全球发展、世界治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仅仅只是给中国带来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世界上还有其它国家也取得类似的成果。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没什么特别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如果仅从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总结，一定意义上同“华盛顿共识”并没什么区别，实际上是向这个方向转型。总结“中国模式”，需要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总结出来，这需要把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
李佐军提出了很多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总结“中国模式”，首先要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花时间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发现其中的缺陷，以便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是要在全世界推广？如果是前者，重点是寻找中国的转型和未来发展方向，后者则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个阶段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的模式。当然，如果这个模式也将产生大量问题，不能有效指导现阶段中国的实践，更不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方向，那么，这种模式也是不成熟的。
实际上，“中国模式”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凸现出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还可以用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他们更好。刚开始，是惊讶和赞赏，有学习的含义。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出现了越来越多戒备和抵触情绪。法国等欧洲国家，特别热衷于讨论“中国模式”，并宣扬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需要我们提防的。
我认为，总结“中国模式”，既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又要看到中国毕竟是13亿人口大国，取得了历史的阶段性成功。在我国未来的转型和发展中，既要积极吸收西方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又要坚持能从我国未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原则等。我想这是当前总结“中国模式”的当务之急。如果中国这30年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很可能早就发生金融危机了。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有哪些是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要素。毕竟，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也在积极从中国发展经验中吸取有益内容。
在我国当前这个重要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时期，我认为更紧迫的，是要打破各种框框的束缚，不能过分强调所谓“中国模式”。中国乃至世界都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继续靠货币财政等需求管理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经济的两难境地。我国需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寻找有助于我国未来发展，有助于我国应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困局的策略。30年的历史是不够的，60年也不够，有可能需要从一两百年的历史中，才能获得有益的借鉴。目前看很严重的局面，政策上很大的突破，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都是很小的改变。这样，在思维上可能可以放得更开些。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中国模式”未来该怎样走？我们可以把当前面临的问题都罗列出来。但我们看到，问题只是表象，虽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如果缺乏一个框架，把所有的经济症状，给出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解释，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从而提出有效的转型道路，当然也很难建立所谓的“中国模式”。
总之，世界上有很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高增长，但是，超过30年的几乎没有。中国已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今天已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未来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模式，要从世界100年、200年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启示。当一个经济体把其内在的优势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原有模式的衰退，这时候更应该打破原有模式，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马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国外谈论“中国模式”，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利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验似乎增加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认为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很优越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我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从实际效果看，政府部分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取得了较好效果。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代替政府，不断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才是真正的发展动力。不管怎样，相比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广泛的。我认为，要深入理解中国模式，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政府的治理机制，特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做到比较合理配置资源，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府做不到？根源也许就在政府的治理机制。当然，还应看到，过去取得成效的发展模式，未来未必有效或符合发展趋势。
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博士提供的讨论提纲第八部分，实际上已经认定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与提纲第三部分自相矛盾。
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应回归到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上来。实际上，我们在不停地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也在不停地继承和否定我们已经走过的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且我们成功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过去我们的国人吃不上饭，到现在吃饱饭、而且进入基本小康阶段，这些都是我们走出的一条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巨大成就。
但其中也有令人不解的逻辑：在国人肉蛋奶消费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畜牧业的超常规发展，是否符合我们的资源禀赋和基本条件。特别是，这几年畜产品价格、玉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否昭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是否出了问题？中国畜牧业的这种规模化、集约化的快速发展，是否复制于美国？特别是，现有饲料配方，基本来自美国。因此，饲料中的能量主要来源于玉米，蛋白则来源于豆粕。这样就必须消耗大量的玉米和大豆。为什么最近10年来，大豆进口从不到1000万吨，增加到今年可能突破6000万吨，玉米过去要通过出口，才能使农民得到相对较好的价格水平，现在反过来需要进口了。这其中根本的因素，与目前这个并没有本土化的养殖模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也与不顾国情的粮食深加工快速发展有关。如果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我们的畜牧业可以持续发展吗？我们的研究表明，欧洲的饲料配方，最突出的特征是追求料肉比、追求饲料转化率，这和美国有本质的差别，反映了欧洲的农业资源特征。同样，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选择了自己的发展方式，比如他们的饲料配方中，因地制宜，用木薯作为饲料，通过酶制剂来提高其转化率，同样成为非常优良的饲料。唯独中国离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渐行渐远，许多传统上的比较优势，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抛弃。
在现有模式下，如果畜牧业越来越依赖国外的良种、技术和原料，这不会使人意外。但问题是，我们还能走多远？我们不能一方面批评开放、进口对国内农产品市场有较大冲击，而另一方面，选择一种不得不依赖、而且是不断扩大进口的发展模式。令人困惑的是，大豆进口难道真的没有上限吗？玉米走不出必须进口的魔咒吗？
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角度看，现在还有许多令我们费解的制度安排。比如，我们越来越感觉耕地资源、水资源的紧缺、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但是，我们却在大力发展大量消耗粮食，且高耗能、高污染的粮食深加工产业，甚至鼓励这些深加工产品出口；玉米燃料乙醇项目，早已失去政策与经济意义，每年耗费500万吨玉米、中央财政近15亿元的补贴，却到目前为止，居然始终不能被关闭；我们一直希望保持一个较低的粮价水平，理由是为了稳定通胀预期，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吃饭问题，但始终无视整个社会对粮食的不珍惜、毫无顾忌的浪费；还有，我们仍然在制定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战略，丝毫没有从顶层思考我们在越来越严酷的资源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战略。如此种种，是到了该认真研究我们的发展道路的时候。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什么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大概在十几年前，西方并不看重“中国模式”，但是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证明了“中国模式”，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思考，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模式”要探讨的更多的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角色。
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搞市场经济是否能和原有的政治架构结合起来。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需要关注，美国人生来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生来就会做坏事，而中国人生来喜欢有困难找政府，这一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原有的东西和开放的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过去，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你会指出这个模式有大量的问题，你又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的优点，最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人一样，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想改掉他的坏处，只保留他的好处很难。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角度不同，标签也很多，涵义大相径庭。
其实，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是由不得我们的。社会上对它的讨论是一种需求。我认为，从经济理论上研究“中国模式”是可以突破的，而中国人研究“中国模式”是很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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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以逻辑为起点，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来进行研究和展开讨论。
第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他认为，若指具有中国特色的、尚在探索中的、主要反映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和发展道路的、作为中性词的“中国模式”，则存在，其含义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相近；若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成型的“中国模式”，则暂时不存在，其含义与“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相似，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相对应。
在国内，很多人不愿用“中国模式”，李佐军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提出来，担心带有“捧杀”等目的，而过去我们深受某些“模式”之苦，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警惕和反感。同时，认为“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在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第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及隐含的相关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三十年多年来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对“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或“西方模式”将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经验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等等。李佐军把研究“中国模式”的价值归结为五个有利于：有利于科学解释中国三十年改革和发展的成效；有利于深刻剖析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利于全面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对其他国家的意义和局限；有利于将“促发展”、“转方式”、“促改革”、“保民生”等有机结合起来思考，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促改革”与“转方式”两张皮的问题；有利于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出路。
第三，“中国模式”有哪些代表性解释？他梳理了七种：（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北京共识”。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提出、随后很多人沿用，其核心内容是：艰苦努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大胆实验、循序渐进等。与“华盛顿共识”（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相对应。（3）“威权政府”（或强势政府）。以西方一些学者及香港学者郎咸平等为代表，认为“威权政府”是从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阶段的一种政治形态。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权。既有一定民主，又有集权。（4）“渐进改革”。以樊纲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提出改革应遵循先易后难、试点试验、“双轨制”、改革补偿等路径，渐进推进改革。（5）“地方政府竞争”。以许成钢、张五常等为代表，认为地方政府追求GDP等政绩的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秘密。其要点是：向地方分权、地区试验、地方政府竞争（县级竞争）、地方有资源。（6）“文明型国家”。以张维为为代表，在其新著《中国震撼》中提出，“中国模式”的崛起是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不寻常的和平崛起。（7）“中国现代性”。英国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提出了中国的八大现代性：中国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朝贡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体系构想与东亚的关系；中国对待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与众不同；中国人所生活工作的是一块与其他民族国家大不相同的大洲规模的土地；中国政体的本质极具特色；中国的现代性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以国家转型速度快而著称；1949年后的中国一直由中国共产党执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特征。
第四，“中国模式”有何特征？李佐军总结了三个基本特征和八大具体特征。基本特征包括：
（1）“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政府强势，即无孔不入的政府审批、政府控制主要资源、地方政府企业化运作、“举国体制”等；国企强势，存在政企不分、行业垄断等问题；要素市场弱势，土地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能体现出来。当然，与改革前不同，当前既有政府主导，又镶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政府职能有所转变、非国有企业大量增加、产品市场发展起来了。
（2）“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在各地政府提出超常规发展或跨越发展或“弯道超车”等口号，奉行增长至上观念，视GDP增长为硬道理；各地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大竞赛等。这延续了改革前的发展战略，但与改革前不同在于增长速度更快、地方政府成为赶超发展的主要主体。
（3）“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在高投入发展、产业低端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过度外向发展、高碳发展等。与改革前不同在于，由自力更生转向完全开放、产业结构层次提高、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改变、资源环境保护明显加强等。
具体特征包括“八高八低”：“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高出口、低进口”；“高投资、低消费”；“高消耗、低集约”；“高排放、低循环”；“高产能过剩、低附加值”；“高模仿、低创新”，等。
第五，如何用经济学分析“中国模式”？李佐军从成本角度和主体行为角度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
从成本（或竞争力）角度分析，他提出一个“三维成本”分析框架：一维为生产成本（或生产要素成本）；二维为市场交易成本（科斯理论，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成本）；三维为政府组织成本（科斯理论）。由此，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成本结构特征表现为“低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高组织成本”。其中，低生产（要素）成本包含有低土地成本、低资源或原材料成本、低能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知识产权成本等。高交易成本包含有因市场交易比重大幅提高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特别是物流成本等大幅增加。高组织成本，具体表现为政府开支庞大，对企业和民众来说，表现为上缴税费、通胀税等较多。
从主体行为（及其约束条件）角度分析，他提出在特定权利结构约束条件下，各种主体的行为选择及由此带来的整体效果，也可作为分析模式的重要视角。“中国模式”的权利结构和主体行为特征表现为“国企和外企权利较多、体制内和城市居民权利较多、中央政府权利较大”。
第六，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带来高增长？李佐军仍然基于上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从成本角度，多种生产要素成本被压低，形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独特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市场交易比重提高和市场范围扩大必然增加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庞大政府的运行虽则带来了巨大的组织成本，也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但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的债务负担尚未突破上限，同时，政府组织成本增加的很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虽则增加了组织成本，但带来了政府直接经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从主体行为角度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得到较充分发挥，其他企业的积极性得到部分发挥，体制内和城市居民的积极性得到较充分发挥，其他居民的积极性得到部分发挥；中央政府权力和利益的较多保障，使其具有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虽与中央政府相比权利相对较小，但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权利较大，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得到较大发挥。
第七，为什么目前的“中国模式”难以持续？李佐军认为，首先是“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包括：土地成本、购房或房租成本（办公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成本（知识产权获取成本）等上升，导致“要素高成本时代”到来；政府运行成本、腐败成本等导致组织成本持续增加；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交易成本、赋税成本、物流成本等提高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其次，部分主体的积极性日益受到各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侵蚀，例如，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受到高税赋和行业垄断等不合理制度的影响；体制外和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受到起点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受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等不合理制度的影响。
再次，“中国模式”将遇到一些重大挑战，包括：政府高投资（或高支出）和“土地财政”减少，引发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挑战偿债能力底线。产能的飞速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超前推进，正在挑战国内外市场（消费需求）的极限。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提高速度，跟不上消费结构升级和高成本时代到来的步伐，正在挑战中国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货币超发引发通胀和高房价，正在挑战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资源大规模消耗和环境破坏，正在挑战资源环境承受底线。权利和财富分配不公，正在挑战老百姓和社会的承受力底线。“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减少，正在挑战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后国际环境日益险恶，“国际化红利”大幅减少，正在挑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
此外，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这类模式很难长期持续。前苏联政府主导可以实现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不可持续；亚洲“四小龙”将政府主导和外向型经济过度推进，最终难逃“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改革开放前“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最后导致国民经济效率的低下、经济结构的扭曲、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城乡国民的普遍贫困等。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更多地是依靠改革，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后期则更多地是依靠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建设，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二者有所不同。
第八，“中国模式”何处去？李佐军从逻辑出路、根本出路、具体出路三个方面提出他的看法。
从逻辑出路看，（1）推进全面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政府浪费、遏制腐败等，大幅降低政府组织成本；（2）明晰产权、建立健全法治、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社会诚信水平等，尽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3）加快土地、水、电、能源、金融、户籍和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放开价格，使价格能反映供求关系和要素稀缺状况，减少对生产要素成本正常提升的限制。
从根本出路看，（1）改革“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政府职能限定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领域，解决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2）调整“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正确认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尊重现代化循序前进的一般规律，力戒浮躁和短视心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发展目标，并尽快改革GDP至上和速度为主的考核制度，将效率、质量、公平和可持续方面的指标放在更重要的权重上。（3）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技术进步与创新、两型社会建设等，切实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从转型视角的具体出路看，（1）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增加品牌产业的比重。（2）区域结构转型（统筹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全国统一市场。（3）要素结构转型（创新发展），提高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和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比重，降低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比重。（4）排放结构转型（绿色发展），减少“三废”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氧气和水蒸气等有益物质的排放。（5）需求结构转型（内生发展），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民间投资。（6）分配结构转型（和谐发展），缩小政府与民众分配差距，由国富到民富；改革垄断行业，发展竞争性行业，缩小行业分配差距；缩小城乡和地区分配差距。（7）目标结构转型（持续发展），由追求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由追求物本发展向人本发展转变，由追求大国向强国转变。（8）制度结构转型（民本发展）,包括政府转型、市场转型、企业转型、政策转型（反思凯恩斯短期政策）、法治转型、文化转型、权力配置转型、改革方式转型等。
·评论· “中国模式”需要进行多维度讨论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事实上，今天讨论会选择“中国模式”这个题目是很有挑战性的。李佐军在系统介绍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不同解读、存在的争议后，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框架，力图从经济维度解释“中国模式”。他提出了一个从成本角度、行为主体角度分析中国模式的初步框架，分析了为什么当前所论的“中国模式”能带来高增长以及为什么不可持续。当然，如同任何一个经济议题总是存在争议一样，人们也许会对这个框架是否有充分的解释力提出质疑。
在这个经济逻辑分析框架中，“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分析框架也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使它“中国模式”在经济维度上的讨论更具体、更深入；另一方面，可能使得本来包含丰富内容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太经济化了，具有局限性。
根据李佐军的报告和我自己阅读相关文献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第一，就“中国模式”的概念溯源作一文献上补充。“中国模式”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学者力图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经济、政治上有哪些东西值得坚持和自我肯定。可以说，当时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的一种防御性论争。早期《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引起不少争论。2002年，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道路”的研讨会上，与会或提交论文的有杜润生、于光远、何祚庥、朱厚泽等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家，有温铁军、秦晖、俞可平、崔之元等在研究界非常活跃的青年学者，还有佩里·安德森、萨米尔·阿明等国际学者，第二年以《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为题出版会议论文集。自Joshua Ramo于2004年发表了“北京共识”的长文后，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就多起来了。我看过的材料中，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最早明确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以“中国模式”代替“北京共识”。2008年年底，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其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叫《“中国模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对“中国模式”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讨论。之后，关于“中国模式”的书相继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发展中的一些独特特征的讨论逐步深入，但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出现了不同看法。北大姚洋教授的一本新书就提“中国道路”而不用“中国模式”，但认为“模式”并不准确，更应该叫“道路”。同时姚洋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超出“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而是在向“华盛顿共识”建议的政策靠近。
对比较有影响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书，我赞成我们中心张军扩的一个提法，那就是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不要轻易否认自己的模式”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价值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从历史、文化、地理、政体、革命历程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认为将会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美国MIT的Edward Steifield 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在今年出版的中文翻译中用的名字叫《中国的逻辑》，他提出中国实施“制度外包”，把西方的制度和做法学过来，实际上“中国模式”是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另一位美国学者Stefan Halper 也于去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模式的立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
比较系统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献是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Steinfield的《中国的逻辑》外，相较于其它论文结集而成的书，这两本专著的分析框架相对完整。而潘维在《“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的开篇长文提出了一个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解释中国模式的综合体系，他名之曰“鲲鹏模式”。
第二是中国模式的时间区间。许多学者、包括李佐军今天探讨“中国模式”都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期，但我倾向于赞成探讨“中国模式”要从新中国成立60年的时间来看，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轨迹看“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就更加清晰，对中国发展模式理解得更透彻。潘维解释说，如果没有前30年遗留的政治、经济遗产，后30年的发展都是空中楼阁，以前的错误使我们知道哪些不行，使得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开始探索。争议比较大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是后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的前提条件。李佐军在讲“中国模式”的优势时，提到了很多“低成本”因素，都是得益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关于中国土地征收制度，从正面角度讲，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的集体土地增值，形成的收益政府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然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引起了较大争议，需要进一步改进。把时间区间从30年扩大到60年，有关中国模式的很多问题解释起来就更加方便。
第三是“中国模式”要多维度讨论，有经济的维度、政治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在经济维度上，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到底是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好、还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好，这是“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主导模式形成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有很多学者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eLong教授等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但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进行调节，与通过直接掌控部分企业（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命令干预市场运行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经济维度上讨论“中国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之金融危机以后，让我们认识到欧美市场经济体制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使得“中国模式”所包含的部分合理性就显得更有价值。
在政治维度上，中国政府是威权式政府，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威权性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最有效模式？支持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事实上是给世界提出了一个超越经济层面的更深刻的意义。而Ramo最早提出的“北京共识”就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他指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的独立性，将发展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需求自主的发展。此外，还有文化对中国模式的影响。
现在更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不管如何定义“中国模式”，我们都希望了解这个模式是否可持续？从经济政策看，我们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讨论比较多、分析比较多。但贫富差距增大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现，这是否使得我们发展进程被打乱？这也是“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可以按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模式走下去，“中国模式”生命力就会很强，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模式”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如经济如何才能保持活力？社会如何分享财富？如何建构政党与政府以及社会、企业的关系？深入研究“中国模式”，就要从30年放眼到60年；不但从经济层面，而且要拓展到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从中国发展扩展到全球发展、世界治理。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仅仅只是给中国带来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世界上还有其它国家也取得类似的成果。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没什么特别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如果仅从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总结，一定意义上同“华盛顿共识”并没什么区别，实际上是向这个方向转型。总结“中国模式”，需要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总结出来，这需要把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
李佐军提出了很多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总结“中国模式”，首先要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花时间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发现其中的缺陷，以便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是要在全世界推广？如果是前者，重点是寻找中国的转型和未来发展方向，后者则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个阶段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的模式。当然，如果这个模式也将产生大量问题，不能有效指导现阶段中国的实践，更不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方向，那么，这种模式也是不成熟的。
实际上，“中国模式”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凸现出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还可以用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他们更好。刚开始，是惊讶和赞赏，有学习的含义。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出现了越来越多戒备和抵触情绪。法国等欧洲国家，特别热衷于讨论“中国模式”，并宣扬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需要我们提防的。
我认为，总结“中国模式”，既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又要看到中国毕竟是13亿人口大国，取得了历史的阶段性成功。在我国未来的转型和发展中，既要积极吸收西方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又要坚持能从我国未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原则等。我想这是当前总结“中国模式”的当务之急。如果中国这30年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很可能早就发生金融危机了。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有哪些是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要素。毕竟，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也在积极从中国发展经验中吸取有益内容。
在我国当前这个重要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时期，我认为更紧迫的，是要打破各种框框的束缚，不能过分强调所谓“中国模式”。中国乃至世界都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继续靠货币财政等需求管理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经济的两难境地。我国需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寻找有助于我国未来发展，有助于我国应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困局的策略。30年的历史是不够的，60年也不够，有可能需要从一两百年的历史中，才能获得有益的借鉴。目前看很严重的局面，政策上很大的突破，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都是很小的改变。这样，在思维上可能可以放得更开些。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中国模式”未来该怎样走？我们可以把当前面临的问题都罗列出来。但我们看到，问题只是表象，虽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如果缺乏一个框架，把所有的经济症状，给出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解释，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从而提出有效的转型道路，当然也很难建立所谓的“中国模式”。
总之，世界上有很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高增长，但是，超过30年的几乎没有。中国已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今天已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未来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模式，要从世界100年、200年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启示。当一个经济体把其内在的优势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原有模式的衰退，这时候更应该打破原有模式，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马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国外谈论“中国模式”，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利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验似乎增加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认为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很优越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我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从实际效果看，政府部分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取得了较好效果。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代替政府，不断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才是真正的发展动力。不管怎样，相比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广泛的。我认为，要深入理解中国模式，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政府的治理机制，特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做到比较合理配置资源，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府做不到？根源也许就在政府的治理机制。当然，还应看到，过去取得成效的发展模式，未来未必有效或符合发展趋势。
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博士提供的讨论提纲第八部分，实际上已经认定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与提纲第三部分自相矛盾。
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应回归到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上来。实际上，我们在不停地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也在不停地继承和否定我们已经走过的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且我们成功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过去我们的国人吃不上饭，到现在吃饱饭、而且进入基本小康阶段，这些都是我们走出的一条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巨大成就。
但其中也有令人不解的逻辑：在国人肉蛋奶消费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畜牧业的超常规发展，是否符合我们的资源禀赋和基本条件。特别是，这几年畜产品价格、玉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否昭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是否出了问题？中国畜牧业的这种规模化、集约化的快速发展，是否复制于美国？特别是，现有饲料配方，基本来自美国。因此，饲料中的能量主要来源于玉米，蛋白则来源于豆粕。这样就必须消耗大量的玉米和大豆。为什么最近10年来，大豆进口从不到1000万吨，增加到今年可能突破6000万吨，玉米过去要通过出口，才能使农民得到相对较好的价格水平，现在反过来需要进口了。这其中根本的因素，与目前这个并没有本土化的养殖模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也与不顾国情的粮食深加工快速发展有关。如果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我们的畜牧业可以持续发展吗？我们的研究表明，欧洲的饲料配方，最突出的特征是追求料肉比、追求饲料转化率，这和美国有本质的差别，反映了欧洲的农业资源特征。同样，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选择了自己的发展方式，比如他们的饲料配方中，因地制宜，用木薯作为饲料，通过酶制剂来提高其转化率，同样成为非常优良的饲料。唯独中国离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渐行渐远，许多传统上的比较优势，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抛弃。
在现有模式下，如果畜牧业越来越依赖国外的良种、技术和原料，这不会使人意外。但问题是，我们还能走多远？我们不能一方面批评开放、进口对国内农产品市场有较大冲击，而另一方面，选择一种不得不依赖、而且是不断扩大进口的发展模式。令人困惑的是，大豆进口难道真的没有上限吗？玉米走不出必须进口的魔咒吗？
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角度看，现在还有许多令我们费解的制度安排。比如，我们越来越感觉耕地资源、水资源的紧缺、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但是，我们却在大力发展大量消耗粮食，且高耗能、高污染的粮食深加工产业，甚至鼓励这些深加工产品出口；玉米燃料乙醇项目，早已失去政策与经济意义，每年耗费500万吨玉米、中央财政近15亿元的补贴，却到目前为止，居然始终不能被关闭；我们一直希望保持一个较低的粮价水平，理由是为了稳定通胀预期，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吃饭问题，但始终无视整个社会对粮食的不珍惜、毫无顾忌的浪费；还有，我们仍然在制定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战略，丝毫没有从顶层思考我们在越来越严酷的资源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战略。如此种种，是到了该认真研究我们的发展道路的时候。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什么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大概在十几年前，西方并不看重“中国模式”，但是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证明了“中国模式”，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思考，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模式”要探讨的更多的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角色。
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搞市场经济是否能和原有的政治架构结合起来。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需要关注，美国人生来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生来就会做坏事，而中国人生来喜欢有困难找政府，这一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原有的东西和开放的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过去，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你会指出这个模式有大量的问题，你又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的优点，最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人一样，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想改掉他的坏处，只保留他的好处很难。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角度不同，标签也很多，涵义大相径庭。
其实，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是由不得我们的。社会上对它的讨论是一种需求。我认为，从经济理论上研究“中国模式”是可以突破的，而中国人研究“中国模式”是很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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