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超与谢玄不善译文:孟丽君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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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是清代初年的一部长篇弹词作品,作者陈端生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于乾隆十六年(1751)出生在浙江杭州,18岁那年便开始了《再生缘》的写作,在十八、九岁两年间便写成了1660万字之多,后由于家庭的种种变故而搁笔,12年后虽又写了1卷即第17,但从此停笔不复再作。因此,《再生缘》是一部未完成的巨制,后面3卷乃他人所续完。

正是对于陈端生的17卷原作,百余年后有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学问大家,先后给以极高的评价。1954年陈寅恪著5万余言长文《论再生缘》,其中写道:“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毁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认为此作足可与印度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媲美。1960,郭沫若怀着补课的心情读《再生缘》,竟使年近古稀的人感受到在18岁时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着迷。他将陈端生与1819世纪的英法诸国大作家比较,以为后者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光明日报》1961.8.7

如果仅看到《再生缘》改编之作,就会诧异于它何以受到如此推重。由于原作和改编(包括续作)差异很大,精华失落,其价值也就难以等量齐观。本文就前17卷中的女主人公孟丽君评说一二。

孟丽君女扮男妆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各剧种中女状元、女驸马的形象也几乎都有孟丽君的影子,《再生缘》前半部的情节可以说并未超出此类模式。故事发生在云南昆明,曾为龙图阁大学士的孟士元,面对云南总督皇甫敬为其子少华,元戎侯爵刘捷为其次子奎壁,都欲聘于才貌双全的孟家小姐孟丽君,只得以比箭裁决,结果刘奎壁输给了皇甫少华。然而刘奎壁不甘服输,阴谋陷害皇甫少华一家,致使少华及其母、姐潜逃,其父身陷敌国;孟丽君则被迫改适刘奎壁。就在婚期前夕,孟丽君改男装,更姓名,离家出走,此后应举赴考,连中三元,官至兵部尚书,以至宰相。她不仅让皇甫一家的沉冤得以昭雪,而且使之比过去更加显贵,皇甫之女长华为后,少华父子封王。写到这里,按照一般同类故事,则已大功告成,只消奏明天子,重现女身,便可重归皇甫,皆大欢喜。

正是在孟丽君是否恢复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一点上,《再生缘》大大超越了程式旧套。作家以更大的篇幅、更为浓重的笔触,展现了孟丽君所扮演的男性角色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所崭露的聪明才智和事功业绩,达到了连真正的男子也未必能够达到的辉煌峰点巅。社会承认了她(改变了性别身份的她),她自己也发现了自身的潜能和价值。与此同时,在是否回归女性角色这个关节点上,陷入了一种极为矛盾尴尬的两难境地。

与其他女扮男装的人物相比,《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对男权社会的参与要广泛深入得多。她不仅为个人和家族的利害历尽风险,而且为朝庭和社稷的安危多所建树。改妆后的孟丽君易名郦君玉,字明堂,赶考途中得到一位诚笃商家康信仁的帮助,认其为义父;高中状元后又入赘相府梁鉴门中,与其义女梁素华(实为孟家奶娘之女苏映雪)结为伉俪,作成假凤虚凰。郦明堂之所以受到皇帝的信用,与其才华、胆略、政绩的彰著直接相关,二者同步。

为太后治病,可以说是取信皇家最初也是至关紧要的一环。正当太医下药无功之际,郦状元以其曾习脉理,广识歧黄,一反众多御医的庸方,对症施治,改补剂为凉剂,故能药到病除,使太后转危为安,上下无不悦服。凭此一功,郦状元遂升为兵部尚书。继而,外邦来犯,边廷告急,身负兵部军机重任的郦明堂立即建议招贤御敌。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擢拔英才,重用良将,果然克敌制胜,奏凯回朝。这其中,就有应募而来、被点为武状元、立有战功的皇甫少华。他与郦大人即孟丽君,也就成了门生恩师的关系。

郦明堂此番荐贤靖国之功,非同小可,使天子更加依重,进一步拜为宰相。位居极品的她,才智品格获得空前的展现和发挥,不仅称职胜任,而且游刃有余,成为朝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旦称病告假,竟弄到大小朝官君王侯相手足无措、调排不开,一切都乱了套。郦明堂竟是个十分出色的内阁总理人材。

然而,就在郦明堂步入政坛、功业日著的同时,她的女性本来面目也渐渐显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猜疑、试探、查诘。先是在招贤比武的试场上与未婚夫相遇,再是与父兄翁婿同朝为官,更难处置的是亲生母亲求医告急,最后连皇帝也识破机关。这一重重险滩难关横在郦明堂面前,真可谓高潮迭起,惊心动魄,常常系千钧一发。当皇甫少华出示孟丽君自画真容,意图触动前情时,她强忍酸痛,不露声色,不仅正言诫饬,还要为媒作伐,弄到少华心内懊闷,反疑自家错认。当父兄与之同衙,公公登门造访之际,她公然与他们平起平坐,使得分明认出音容笑貌就是女儿的孟士元不敢说破。尤其当孟夫人思女成疾,以诊病为由把郦君玉延至内室,出于人伦天性, 郦君玉一面抚慰双亲,一面陈述不便相认的原委。可是孟家走漏风声,皇甫少华急忙上本,揭明真相,冀求赐婚。在这突然袭击之下,她并不就范,反而针锋相对,以攻为守,做了一篇彻底的翻案文章,剖白前番相认乃是对垂危病人动了側隐之心,并当着满朝文武,要问少华一个戏师欺君之罪。这一来,变被动为主动,又一次隐藏了女子的真实面目,保全了恩师和宰相的地位和尊严。

就在这反复较量之中,皇帝也看出破绽,而且动了私心,深深地爱恋上了这才高貌美的郦宰相。这就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风流天子为了把郦相留在自己身边,自然不愿其重归皇甫,因而在否认郦明堂就是孟丽君这一点上,竭力回护,成为郦的同盟和靠山。但天子的最终目的是要把郦收为后妃,据为己有。这又完全违背了她的意愿。少年皇帝既是她的一面盾牌,又是她的一个威胁。这样,郦明堂在闯过了皇甫上本这一险关之后,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天子布下的“风流阵”之中。这一回的对手是帝王本人,奉诏陪同游园,引如千花万柳之中,她以谣诼为祸相谏,更以辞朝挂冠相挟。这一招果然灵验,天子因其无怯无惊,竟把郦明堂放走,空费心机。

人们不禁要问,孟丽君为什么千方百计、苦心孤诣地隐匿自己的性别身份,不愿复归妇女的本来面目呢?

从客观情势而论,她确有不得已的方面。他在扮演男性角色的道路上,已经愈走愈远,骑虎难下。正如她对父母所说:“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这四件一来,孩儿就是一个杀剐的罪名了。”不但自己性命难存,且将祸及爹娘,连累继父、岳父康、梁两家。即便是天子恩赦,也没有“老师作妇嫁门生”之理,相府梁千金又如何处置?更何况天子私情蜜意,等待坐守渔利,情势更不容她暴露真相。总之,由性别的复原将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现在是合理的、正当的、体面的、荣耀的一切,将逆转为荒唐的、悖谬的、可耻的、有罪的。可谓一着差,满盘输,令人动弹不得。

然而,客观原因纵有千条,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孟丽君的不肯回归。我们还应当从孟丽君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原因,这才是更为深层的、内在的原因。我们看到,她在改变角色、涉足男性领地、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发现了自身的潜能和价值,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成就感,而且整个男权社会也给予了广泛的承认和高度评价。在这样的自我感觉和社会氛围中,她视野开阔、胸襟扩大,对自身婚嫁的关注就相对地淡化以至消解了。她不仅“不欲于归皇甫门”,更不屑受宠幸被纳为后妃,实质上是不愿依附于任何男性而失掉现有的一切。这与念念不忘少华、一心想成就梦中婚姻的梁素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应当说,这种不愿意依附于人的自主自立,不愿意受制于人的自尊自强,才是孟丽君性格中最有光彩,最可宝贵的东西。他真正领略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和受到社会景仰的人的尊严和乐趣。

当然,孟丽君借以护身、对抗社会的武器,仍不能脱离她的环境和教养。“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5.4)。更何况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规定永远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就是闭锁于家庭,为女、为妻、为母,作驯服的奴隶和生育的工具。她们如若扮演了男性的角色,参预社会生活,就是搅乱阴阳,颠倒乾坤,罪莫大焉。这两种角色,一种是孟丽君不甘扮演的,一种是社会不容许她扮演的。她无时不处在岔口上,进退两难,无可选择,这就必然陷入困境,以至被逼上绝路。当太后相召,醉以美酒,脱靴验看,真相败露之时,郦宰相“口吐鲜血一命危”。书也就到17卷终止,作者再也写不下去了。

按照人物的性格作品的逻辑,《再生缘》的结局必然是悲剧,郭沫若曾作过合理的推论和构想。遗憾的是,200年来《再生缘》的续作者和改编者全不理会这些,一无例外地写成了大团圆的结局,都止于“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套子。孟丽君生命和精神中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被弱化以至抹平,她性格中那最见光彩的东西也就随之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