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化下的官员“两难”

    解决好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做被动式的枝节纠正，而是需要总体性的调整，扭转社会的市场化走向，这是当下应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必然选择

    官场矛盾击鼓传花的现象出现，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官员缺乏责任心，更应该思考的是，官员为何缺乏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动力？

    中国经济社会运行规则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从主观上，将社会矛盾冲突激化归结于官员思想麻痹。从现实来看，大部分政府官员是意识到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的，但是他们缺乏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动力。这里并不仅仅是个人主观动能不足所造成的，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运行规则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市场化为突出特征，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这即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也是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诱因。在以经济增长为首要政绩考核的导向下，在社会矛盾冲突强度不足以造成社会稳定的预判下，社会矛盾冲突久拖不决成为可能。

    以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共物品消费在1997年后开始推向市场供给，以社会市场化为突出特征，从根本上改变着1997年之前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变化至少导致两方面的效应：

    第一，从积极效应来看，公共物品消费的大举市场化，有力拉动着经济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重返快速增长通道，200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率先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其中，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功不可没，教育与医疗的市场化又使得国家财政在这两块领域投入实现了最小化，换取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建设领域，以此扩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于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可以说体验到了社会市场化模式的“发展”甜头。

    第二，从消极效应来看，主要是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使得公众背上沉重的压力，透支公众的总体消费能力。在面对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沉重的消费大山时，公众只能大幅缩减在私人物品方面的消费，这使得1997年之前就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在“饮鸩止渴”之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恶化了。另外，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等公共品的缺失，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同时，房地产业发展过程出现的土地征迁、房地产商与公众的利益冲突，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冲突开始显现，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此许多政府官员感受到了“稳定”的压力。

    当社会市场化下的“发展”与“稳定”冲突时，只要矛盾冲突不足以对社会稳定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矛盾存在对于发展是有收益的，矛盾久拖不决也就成为相当部分政府官员的选择策略。

    在“发展”与“稳定”之间艰难抉择

    事实上，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即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同时也是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模式下，“发展”与“稳定”二者之间存在冲突与对抗的关联。对此，我们不难看出许多政府官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面对政绩考核的压力，发展是多数政府官员面临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中心任务，也是对政府官员任期内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指标。在有限的任期内，在发展效率最大化的导向下，要调整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没有留出充分的时间与精力空间。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市场化的背景下，由于“发展”与“稳定”冲突与对抗的关联，这意味着要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必然要以牺牲发展速度为代价。

    “发展”与“稳定”并不冲突

    但是在现有经济社会运行规则下，发展必然导致冲突。在唯GDP发展取向下，政府官员面对矛盾必然会“拖、躲、捂、推”。所以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调整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最小化的降低政府官员在发展与稳定任务考量中的艰难抉择。

    解决好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做被动式的枝节纠正，而是需要总体性的调整，扭转社会的市场化走向，这是当下应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必然选择。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反思中提出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目标，但是在实践中还没有形成有效可行的总体性方案，缺乏“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的立场。

    总之，我们还是需要强调的是，面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冲突，而对发展与稳定的双重压力，我们一味指责政府官员只看重发展，而回避社会矛盾冲突，一味期待政府官员加强对社会矛盾冲突解决的重视，而不从发展根本方式这一深层的原因分析社会矛盾冲突何以存在，无疑是治标不治本。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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