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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2011-06-01 11:46:58   作者：谭同学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点击：468   评论：0条
[摘 要]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 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 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关键词]村庄秩序；文化重建；现代化类型
对 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村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社区共同体，而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将仍然有7－8亿左右的人 口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将仍然将必须以村庄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归依。在物质生活基本达到温饱水平后，他们对村庄的社会和文化生存状态是否满意，是村落社 会能否长期稳定，城乡之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那 如何改善农民在村庄当中的生存条件呢？在此问题上，现有研究的主要思路是让农民增收。而且，近两年来中央政府的惠农政策，的确使农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但从长远来看，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仍将十分有限。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承认农村将长期相对落后的前提下，注重重建和 培育农村社会的内源性活力，而不是任由其慢性衰败，以至于出现新的城乡结构型社会断裂[1]。况且，物质条件远非农民生存尊严的全部。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 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非物质因素，例如，环境优良、人际和谐、邻里互助、能够在村庄中寻求到生活的意义、有文化参与、有社区共同体认同，等等。基本此，可以 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而要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村庄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建设。
一、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的内在关联
农民在村庄的生活为何具有与现代化类型相关的意义呢？这首先要从村庄秩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变化说起。
在 中国农村的生活中，传统而至的乡土性特点在费孝通的研究中得到最为经典的概括。他曾用“熟人社会”概括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特性，并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 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 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在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 [2]，这使得其社会秩序成为一种礼治秩序。礼治社会不依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礼，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礼是人们生活甚至于生命本身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村庄生活当中，文化网络的力量处处得到了体现。例如，在解决村庄水利、道路等公共品建设和维护问题上，往往以宗族牵头合作，农忙时节的帮工，农闲时节的串门频率都比较高，邻里亲缘、老人在联接社会关系纽带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村庄舆论对村庄成员的约束能力比较强。
但 是，这种情况在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中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在目前的不少农村地区，农民的合作能力在急剧下降，村庄自治意识弱化，村落社会关系纽带 疏散及社区舆论对个人行为约束力明显降低，村落文化生活及社会闲暇金钱化、感官化、低俗化以及群众娱乐活动缺失对解构村落文化迹象比较明显，农民的精神自 尊满足感降低，迷信及信仰虚无或极端，部分老人、妇女在遭遇矛盾纠纷时采取激端方式寻求自我解脱的比率在上升，等等。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无 疑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村庄逐步解体，文化裂变的一部分表现。
而 从未来向度来看，倘若按照以某些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中国能像美国等先发现代化国家一样，建立起一种以个人为本位、高物质消耗的社会的话，即便我们的现代 化过程所依赖的村庄基础发生裂变，并且消解，也无关紧要。然而，最致命的问题恰恰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以及其他后发展的大国将不可能通过走这条老路达到 “理想国”。这些迹象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资源的限制，二是市场的限制。关于第一点可以能源为例，仅仅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美国，其消耗的能源近世界消耗能 源的30％，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4倍，现有石油消耗水平约为美国的1/20左右[3]，如果中国人均能源消耗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的话，世界能源危机会恶性 发展道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关于第二点，可以工业产品销售为例，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工业生产技术链条的末端，其参与国际市场的产品往往是 科技附加值低而靠数量取胜的产品。如，中国现有生产能力已让制造业产品几乎遍布全球，试想如果沿着这条路将制造业能力再提高一倍（因为农村衰败而国内市场 需求严重不足的话），世界市场如何能容下这种生产能力？
在 这两个基本制约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将是有限的。如果不顾及这两个基本条件，强力推行高速的城市化的话，得到结果可能就是印度或拉美地区大 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在贫民窟中，基本的治安、卫生条件维持都将是成问题的，居民的生存尊严实现程度也必然降低（亦无宗教意识形态维系这种无尊严世界的精神 秩序），遑论在这样的条件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如果要维持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话，则必须要维持城乡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是在农民基 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前提下，必须重视社会和谐与文化建设，引导农民构建一种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而社会和精神福利效益却相对较高的生活方式，使村庄重新 成为能够实现农民基本生存价值和尊严，并可供其安身立命的地域、社会和文化共同体。
不 言而喻，这种现代化是一种与先发现代化国家所不同的现代化类型，物质高消耗不是现代化过程中村庄秩序的基础。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已有的“温饱型”物质基础 上，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就是与这种特定类型的现代化相关联的。同时，这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战略意义所在。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人生价值与生存 尊严的实现，还依赖于和谐村庄共同体的认同、互助和可参与性的文化生活。这是无法转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民，不因文化的边缘化而自感尊严缺失和精神绝望的社会 “底线”。它们必须生存在有社会互助支撑下的网络中，而不能是孤立无助的“原子”，其所面临社会网络疏散化、社区文化缺失化等问题有可能瓦解现代化所必须 依赖的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
在 村庄中，从文化生活的角度来看，农民有大量的闲暇，它要么被投入非农生产换取收入（如前所述，这个空间有限），要么被投入文化娱乐生活，否则它将变成一种 负担。重建村庄文化，让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一体的村庄仍能成为农民安定生活的地方，已是和谐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它又可通过塑造有凝聚力的村庄社 会基础，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 这方面，温铁军等人作了一定的探讨。他认为，乡村建设应是环保和文化的结合，要让农民知道，现在“只有致富才英雄，谁不致富谁狗熊”的意识形态[4]，给 农民的东西，不是墙上画一张饼，永远吃不着。贺雪峰也指出，中国九亿农民顺利进入城市并且获得高的有保障收入的前途，几乎没有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指标与标准，如何以人本身，而不是从以时尚和广告所刺激起来的无节制的消费欲望，来确定中国自己的发展目标”[5]，就具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可能享受到那种富裕的以大量物质消耗为基础的文明，但他们仍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这 种衣食无忧、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不是以占有物质多少来确定人的价值，而是以人是否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来确定自己 的价值”[6]。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与目前西方的生活方式大异其趣，又是一种旧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十分相近。这是人与自然、 人与他人及人与自我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类型的根本要义，也是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之间最为深邃的内在关联。
不过，或许有人要反问，梁漱溟等人以文化重建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失败了吗？答案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时它的经济与政治前提尚未得到解决，而今天已经得到了解决。
二、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及内在缺陷
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现实化表达。但若以此为标准，就农村文化建设与村庄秩序的情况来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尚较明显。农村文 化建设的水平远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以至于因此在村庄秩序当中形成了某些不和谐因素。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 先，农村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总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6117.3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 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2476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绝对值）由1978年的128元增加到2259元[7]。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必 然增加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但是，农村文化的供给水平并没有与文化需求的增加相匹配，而且，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农村有限的文化消 费过程中，消费结构也极不合理。2002年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6.2，比同期的城市恩格尔系数高出8.5，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基本物质生活 消费，当年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的比重只占11.47％[7]。
其 次，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民生活所依赖的文化在物质标准与媒体效应的刺激下，在社会文化当中越来越边缘化。这种变化对农民生存所带来的压力，丝毫都不比 经济上的压力小。正如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 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8]。村庄中乡土艺术的凋零、文化形式的被摧毁、远离农村生活的本真状态的娱乐形式已占据主流的问 题，更重要的在于，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农村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9]。农村的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 统，它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感官的物质享受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 支配。当农民的生存已经使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内的生活，并且还“失去了从容不迫的氛围”，那么想要从乡土文化中再次发掘出一种安身立命的资源便是极为困难 的[9]。
再 次，农村文化建设能力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表现，严重的妨碍了村庄秩序的良性循环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一是，人们常说的伦理、道德 观念的蜕变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农民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淡化，不赡养老人，不孝敬公婆，以及打骂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不少地方农民的集体观念 正在急剧地淡化，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他们只关心自己发家致富，对公益的事漠不关心，集体组织已经缺乏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反映在某些农村干部身上 则是，腐败现象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在部分地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农民对干部敬而远之。三是，一些农村地区农民精神生活单一化，快感化，“尤其是 赌博，如同瘟疫在农村蔓延”[10]。我们无法设想在这样的乡村文化基础上，进行有益于农村发展的建设。如果要在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 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具体手段，“瞄准”以上现象以及背后的社会基础进行有针对性“治疗”。
当 我们考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秩序问题时，就必须考虑乡村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对这一个基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所谓的“现代设施”，电视也罢，图书室也 罢，没有相应的组织动员机制，群众参与性的村庄文化生活就难以形成。而倘若消解掉群众参与性的因素，在个体的文化消费选择上，因为集体文化生活的缺乏，必 然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关系纽带，进一步让农民感觉面对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活世界。再加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村生活所依赖的卫生等条件较差，农民常感 暴露在单家独户力量无法解决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威胁之下，于是容易转向对宗教的依赖。以电视为例，它无疑是农民应具备的文化消费的物质条件之一，如今在 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电视也已经基本上普及了，而且频道也越来越多。这对农民来说自然是一种文化享受。可是，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农民沉醉在搓麻将，打 纸牌，甚至于赌博、迷信当中呢？农民将电视作为摆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电视面前，农民单向的接受，只是一个看客，快乐着别人的快乐，悲伤着别人的悲伤。 况且，现有电视节目中播出的主要内容与农民的生活无关，这样的节目只是越来越把农民当作应当教育和改造的“傻瓜”。按照电视中渲染的豪宅、名车、美女的 “小资”消费主义生活，只能证明农民无用，人生毫无意义，其生活是落后、没有尊严可言的“非人”生活。在这样的电视机面前，十个或几十个频道于农民又有何 用？
文 化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不能代替文化生活本身，文化的享受不仅在于它的内容，还在于它的形式，具有参与性才是真正的享受。缺少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相应的 动员机制，无疑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缺陷。当原本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村庄失去了健康的文化作为支撑时（并且，如前所述，其生产在经济上的意义 相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言，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弱质和边缘性生产），村庄的生活则可能一种无意义的境界，而这有瓦解农民的自尊、生存尊严所依赖的社会 文化基础的危险。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现代化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而如何培育这个基础呢？在现有农民温饱有余的物质基础上，培育这个基础的核心着力点就 在于，培育群众参与性村庄文化生活的组织与动员机制，这应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质 言之，从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绝大部分农民生命的根基所在。而要护住这一根基，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其物质生活的战略自是十 分必要，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通过重建乡村文化，改善农民非物质福利，维持一个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这 应是在让农民增收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战略——而这至今并未受到起码的重视，发掘这一战略的潜力，进行乡村建设已可谓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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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铁军.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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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贺雪峰.如何进行乡村建设[J].甘肃理论学刊，2004（1）.
[7]汪前元，朱光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文化困境与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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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勇.被“文化殖民”的农村[J].天涯，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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