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如何看本地txt: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许纪霖刚出了一本学术文集，文集后记的标题是《许纪霖：矛盾体》。

　　按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人分两种：一种是刺猬(思想家)，一种是狐狸(学者)。许纪霖愿意自己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翻译成王元化的话，他搞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因其在两方面都倾注热情，而这两方面又不易兼顾，其人内心之“矛盾”可知。

　　这一点，在2010年12月29日，许纪霖与我的谈话中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点评，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说我自己”。

　　许纪霖说：“我是一个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运就在于哺乳界开会不欢迎它，说它是鸟类，鸟类开会说它是哺乳动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对立的，两边可能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义，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时他对这两派都有批判。在当今知识界的风气下，这是一个不讨巧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与其说许纪霖如今是“主义中人”，不如说他是“伦理中人”。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反思、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深表不满，对士风和世风浇漓感到忧虑，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对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的关注上。

　　许纪霖说，目前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虽然在刚见面的时候许纪霖曾从头到脚打量我，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王元化对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你就认识王元化先生，他去世两年了，你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你怎么评价他?

　　许纪霖：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改革滞后，远不及广东，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是领先的。之所以领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有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员，有一批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倡导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后来主持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希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落实启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王元化先生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深刻。因为1990年代以后，学术和思想的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很多人丧失了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学理背景比较弱。王元化先生在这两方面算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从1980年代到过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和他自身这样的一个追求分不开。我和他相识很偶然，他一直讲“心灵的相契比观点的相同更重要”(我们大概就属于这种关系)。

　　南方周末：1980年代，王家客厅老有知识界的种种聚会，当时大概有哪些人?

　　许纪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书法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员都有。他在这点上有点儿像胡适，他有一种能力，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老先生晚年也特别好友，特别怕寂寞，每天高朋满座，他也很开心。

　　南方周末：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而是从别的路径逐渐靠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思想的超前性这个角度来讲，你如何评价他?

　　许纪霖：不能用某一个标准来看一个思想家。英美经验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就是对的，它的反面就是错的;自由主义是对的，非自由主义就是错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断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反思启蒙心态。对任何现成的主义，他都有反思，不轻易相信。他不大愿意像有些人一样，觉得找到了一条切实的道路。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王元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盲从，对自由主义也有反思和超越。

　　南方周末：这种反思和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

　　许纪霖：自由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学说，它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王元化晚年不相信自由主义这套东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越来越注重文化、心灵的问题，这就是他对自由主义超越的一面。

　　他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广泛吸收各种其他的学说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他内心曾经是被黑格尔俘虏过的，后来他对黑格尔主义做了严厉的批判和自我反思。但他到晚年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他始终非常欣赏黑格尔讲的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力量更伟大，觉得这还是黑格尔主义的精华。

　　他对任何学说都不是简单地抛弃、信仰，有自身思考的主体性，对各种学说都有取舍。骨子里尊重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精神价值，这两个东西是他的底色，是他最看重的。

　　切莫把某一种价值极端化

　　南方周末：你在思想上与王元化先生相似?

　　许纪霖：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我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一些同情的了解，但都有批判。也许我是一个儒家吧，更喜欢中道，不太喜欢偏激。

　　原教旨自由主义和左派处于偏激的两个极端，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一些基本的教条，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新左派又极端反对资本主义，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

　　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南方周末：你讲过中国一直缺乏从洛克到哈耶克这一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许纪霖：自由主义有好多支，最忌讳的是认为自由主义有道统。原教旨自由主义就相信有这么一套道统，其他自由主义好像都被污染了，这比较可怕，它不是开放的，是封闭的。自由主义内部也充满了张力，它在当代世界是主流，凡是成为主流的东西都非常丰富。

　　我比较接近罗尔斯。他并不迷信市场，认为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同样有可能产生不公正，所以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矫正自发的市场所产生的弊端。他内在地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把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用他的方式来融合，形成了他的正义观。

　　切莫把自由主义封闭起来，觉得自己信奉的是惟一的、最好的，其他都错。

　　这个时代是由媒体包装的，极端最具市场传播价值。极端的意见都是颠覆性的，但任何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我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所以当某种极端声音出现后，我总会怀疑它是否超越了合理性。中道为什么好?就是不走极端，像密尔说的，真理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只是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而已，每一条腿都是真理，但是都是局部的真，整体的真理是在不同意见之间互动、交流、批判的结果。

　　中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是算术平均数，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产物。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都会产生人类的悲剧，绝对自由会成无政府主义，绝对的平等我们曾有教训。中道是有原则的。

　　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

　　南方周末：你写傅斯年时提到，自由主义者“好做帝王师”?

　　许纪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自由主义者极具批判性，坚守民间立场，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愿意在体制内实践理想。比如，王世杰就是国民党体制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他做国民党的高官，还是有一些信念没变。自由主义者和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南方周末：好人进入政府不是一件坏事，但好人政府这种理念可能不成立。

　　许纪霖：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不变革，再多好人进政府也没用，也无所作为。第一步需要变革制度，而不是好人进政府。

　　南方周末：你做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许纪霖：1980年代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认为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缘故，这个问题我后来有反思，传统文化也能塑造独立人格，儒家讲的道德也能塑造独立人格，人格可以超越文化。

　　这30年我做知识分子研究，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以此来反思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南方周末：你讲过如果说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的话，你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前三代，为什么?

　　许纪霖：有距离感比较容易对话，可以看得更清楚。做研究就像拍照片一样，不要以为给他一个特写就看清楚了，要理解他的意义一定要把镜头拉开，最好是用广角镜。我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这一代人有一些特殊的光彩让我喜欢，在情感上我能找到与他们共鸣的东西。

　　南方周末：谁堪称当代思想家?

　　许纪霖：这不是一个能回答的问题，再过50年看。

　　我们这代人缺乏反思和谦卑

　　南方周末：你对你们这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如何评价?

　　许纪霖：“17年(1949年到1966年)一代”是受到布尔什维克教育长大的一代，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王蒙是那代人的典范。所以，北岛说：“我什么都不信”，王蒙说：“我们这代人信”。

　　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和“17年一代”不一样，我们的信仰和1980年代启蒙思想有关。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老三届，在“文革”当中是红卫兵，考入大学以后又是“新三级”(77、78、79三级)。在当下中国，这代人已成为中流砥柱，受到太多赞扬，也往往自我赞扬。

　　南方周末：如果说“17年一代”的理想有点盲从性，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找新的理想?

　　许纪霖：对。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人，“17年一代”有相当多的盲从性。我们这一代相当理性，骨子里不是特别爱钱，也不太懂生活享受，喜欢思考大问题。

　　我经历过“文革”的生生死死，上山下乡，再考上大学。进入大学后，同学四分之三都算“老三届”，我算班里最小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在这代人的边缘，这使我能够跳出来。

　　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为什么绝大部分都非常成功?一方面是时代给了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善于把握从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南方周末：这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好不好?

　　许纪霖：它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互补，这就是这代人的复杂性。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往往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的心态。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狂妄与毛泽东时代及市场经济有关

　　南方周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代人的狂妄?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代人就是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这代人里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1949年以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不仅学问好，有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我们这代人开了风气，留下了启蒙的遗产，但很少有德高望重之辈。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最重要的是革命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冯亦代做卧底，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是个不一般的朋友。但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今天都是，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最近还在纷纷扰扰的高尔泰和萧默之争也让人遗憾。《一叶一菩提》出版以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很痛心。我现在没能力去判断谁是谁非，但我经历了“文革”，“文革”当中，为了神圣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相互厮杀，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对方是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南方周末：所以现在也不能苛责那些具体的人?

　　许纪霖：回过头来看，当然不想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采取控诉姿态，历史的冤结解不开，更重要是能够超脱出来，以当下来反思历史。“文革”过去这么多年，还缺乏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反思，还纠缠在个人恩怨里面，还是很遗憾的。

　　南方周末：反思精神的匮乏是不是与对“文革”进行反思的空间大小有关?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外界因素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写给抽屉看的，很多人现在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问题在于自身心态没有超脱出来。

　　南方周末：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跟市场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有关系?

　　许纪霖：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

　　人性中既有神性又有魔性，大部分人的行为，相当意义上取决于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会把人内心向善的一面激发出来，环境很差，它会把人性恶给激发出来，制度的改变是首要的。

　　但并不是制度变了以后，人性自然而然会变，或只能期待制度的变化，制度之外还有风气，风气和道德有关。今天，不仅外部制度环境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风气有问题，一些好的传统都断掉了。

　　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南方周末：问题是怎么来改变这个局面呢?

　　许纪霖：把病症搞清楚才能开药方，而且有时候病症搞清楚了也未必可以开得出药方，可能要长期调理。只能让老百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能在岸上比划好了再跳下去。

　　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

　　国民党的宋教仁被刺杀，上海地方法院可以传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到庭问询。为什么后来搞得那么糟?五四的人后来总结说，没有形成维护制度的文化，文化建设是长期的。

　　台湾两次选举都有开枪事件，第一次是阿扁操弄两颗子弹，但这次事件两党都没有操弄，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的进化。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文化的改变需要三代，是渐进的。我想强调的是重建社会和重建伦理的意义。

　　南方周末：思想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文化制约论”;一种主张“制度决定论”，你大概是比较赞成前一种了?

　　许纪霖：要提防两种极端倾向，唯制度论和唯文化论，制度和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好制度会激发起好的文化，好文化也能够成为好制度的温床。

　　南方周末：如何进行社会和伦理重建?

　　许纪霖：鉴于毛泽东时代建构了一个过于强大的权力系统而消灭了社会，邓小平从1980年代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希望大量的社会事务让社会自己来承担，让它释放活力，而政府只承担它应该承担的功能，这是对的。

　　秩序不能仅靠权力维持，要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政府如果管制失灵，社会又无法自身产生一种秩序，那会很可怕。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重建，要通过社会的重建产生出来。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唤起了几亿人的同情心，大家突然感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命运感，几万个志愿者奔赴灾区，这是一场社会重建运动。最新的例子就是上海火灾，10万市民自发献花哀悼，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社会重建运动。

　　南方周末：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社会的重建还是有希望的。

　　许纪霖：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

　　不要把社会看成政府的对立面，而是要让社会焕发出自身的活力，把人性中向好的东西焕发出来。志愿者组织不是破坏性的力量，恰恰是一个积极的社会重建的力量。道德不是用来说教的，道德重建、伦理重建不是靠读经、靠灌输的方式能够奏效的，而是要通过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是儒家的传统，儒家从来不认为培养君子仅仅靠在书院里读四书五经就行的。这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运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可爱。

　　政府要给公民伦理重建、道德重建的实践空间，公民也要能够抓住机会实践。

　　南方周末：当下如果不着手进行社会、伦理重建，最糟的局面是什么?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乱源在人心。人们心中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乱?

　　以前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在重生了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互相之间没有情感，只有交易、利益。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但是社会总需要秩序，大家就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维持一套刚性的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知识分子除了常识，还要有知识

　　南方周末：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和伦理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许纪霖：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在公民运动当中，有很多活动知识分子参与了，但他们是以市民和公民的身份参与的，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常识和良知的问题吧。

　　但如果问题很复杂，一般公民参与不了，那时知识分子就需要以专业的身份出现。知识分子有一个工作别人做不了，就是在重大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之后，思考、总结、阐释事件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帮知识分子朋友讨论上海花祭事件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典范，鲜花也是力量，表达诉求和愿望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甚至是非常优雅的方式。应该让公民运动和政府中的理性力量实现互动。上海花祭非常温柔、理性，但同样成功。

　　南方周末：你大概是自由主义者中对后现代理论最为同情的人了，你也曾经提出了一个“当后现代终于来临时，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处在现代化阶段，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后现代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纪霖：以这种方式理解后现代是对后现代的误解，现代和后现代并不是两个时期。后现代学说的核心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确定不移的普适价值，而现代性还相信有普适性价值。

　　后现代学说有一些革命的、解放的意义，能够扫除启蒙思潮当中的唯理主义、全知全能的弊端。但后现代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就会产生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没有善恶是非之分，会非常可怕。

　　我采取的是一个介乎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之间不是互不相干，不同的文化之间其实还共享着一套普适价值。这价值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而是存在于各种特殊的文化当中的。这样理解可以防止两种极端化倾向。

　　南方周末：你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发言，这是不是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许纪霖：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除了常识之外，还要有知识，你有你的知识，我有我的知识，合起来就构成一种极强的力量，能够揭穿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自我辩护的各种权力的秘密。

　　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是媒体知识分子的毛病。学院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学院知识分子要更多的公共性，你的意义在哪里，要在公共性上获得证明;媒体知识分子则要多一点知识。

　　公共知识分子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他面对公共事务发言，必须要能够承担起责任伦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