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经济发展研究会: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明史”修纂群体与清初文化秩序

“明史”修纂群体与清初文化秩序
“明史”修纂群体与清初文化秩序
尤学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0
中国古代有重视修史的传统，修史活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一种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这在易代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新王朝需要通过修史阐释继承大统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掌握历史解释权，重塑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以建立和稳固新的文化秩序。史家们往往会借助修史来表达自身的诉求，从而为自己在易代后的文化秩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明清易代不同于此前的王朝更迭，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取代了华夏，既有政权的交替，又有民族的进退，情况异常复杂。而它带给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家的冲击也格外猛烈。怎样看待和解释明清易代的事实，怎样面对新政权，成为清初史家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清初形成了一个修纂和研究“明史”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出现了大批官修和私修的明史著作，体裁体例丰富多彩。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史家群体。这个群体构成复杂、志趣迥异，既有不忘故国、不与新政权合作的抗争型史家。也有积极或被迫参与新政权的合作型史家，还有在新旧政权之间摇摆的游离型史家。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往往会通过修史旨趣、史料采择、历史评价等影响到其明史编纂活动，尤其反映在对明清易代这一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上。而这些认识和评论的发展变化恰恰反映出史家群体面对历史巨变所作出的自我调适过程，及其对文化秩序的诉求。
怀念故国的抗争型史家
抗争型史家以明朝遗民为主，他们是清初明史编纂的主要力量。他们在王朝易代之后，无法接受清王朝的正统地位，抗清斗争又归于失败。只好“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政治理念与史学事业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了清初私修明史的热潮。
清初的明朝遗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王朝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这些遗民在明末的文化秩序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几乎一夜之间，这种地位就不复存在了。这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与迷茫感。既然赖以立身的政治
最有代表性的是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论。“亡国”主要是对政治秩序而言；“亡天下”则是一种文化秩序。顾炎武之所以将二者区别开来，既是发泄对明朝那些“肉食者”的不满和对明朝政治秩序的失望，也是要表明明朝的政治秩序虽亡，但文化秩序须维护，而责任就在于每一个“匹夫”。当然，责任最重大的“匹夫”就是这些遗民，他们理所应当掌握文化秩序的主导权。
但已掌握了政权的清王朝显然想要依靠政治优势重建一种新的、以自己为主导的文化秩序。这是遗民们所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抗争的，所以他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区别华夏与夷狄，严夷夏之防。严夷夏之防无非是这些遗民们担心文化秩序的主导权落入清王朝之手而发出的微弱呼声，表达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同时力图重振遗民史家的文化优越感。遗民们试图借此掌握文化秩序的主导权，以传统的“道统”来对抗清王朝的“治统”，其主要方式是通过修史来确立和坚持文化秩序的观念基础。这在他们修纂的明史著作的记述重点和思想倾向中都有明确体现。但是，政治压力和生存环境使得这些遗民史家主导文化秩序的诉求变得越来越渺茫，终究走向分化与衰弱。
软硬兼施下的合作型史家
清王朝一方面通过开科举、征遗民等方式，为一般士人提供出路，将他们拉拢到清王朝的文化秩序之中，对不从者则施以“文字狱”等高压手段：另一方面则开设明史馆，广揽史才，力图掌握明朝和明清易代的历史解释权，从而为建立新文化秩序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以证明自身的正统地位。
当时，很多学者和史家参与其事，逐渐形成了一个与清王朝合作的群体。他们编纂的明史著作与抗争型史家之作在旨趣、重点、评判等诸多方面都大异其趣，大多体现了清王朝的立场和观念。对明朝，他们缺乏遗民史家那样的崇敬；对崇祯帝，他们大肆指责与批评；对清朝，他们大力鼓吹其正统地位和仁政圣德。即便是表彰忠义之士，他们也只选择那些死于李自成起义的大明臣子，对那些为抗清而死的臣子则大加贬抑。由此体现了该群体对清王朝的依附性。
为消除抗争型史家的对抗，在他们的影响与推动下，清王朝逐渐采取了一些与抗争型史家的观念相互调节融合的措施。比如，康熙宣布黄帝为其共认的先祖，推崇程朱理学，力图消除“治统”与“道统”的对抗；在对南明政权的评价上，清王朝先是不承认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乾隆时终于承认南明政权为正统，不过前提是清王朝拥有全国性的正统地位；相应地，对抗清过程中牺牲的明朝忠烈，清王朝先是否定，后又予以肯定；对那些降清仕清的明臣，虽然早期给予了策略性的肯定，但最终却被打入了《明史·贰臣传》。
历史评价的变化，说明清王朝在努力弥合它与抗争型史家在历史观念上的裂隙。其最终目的则是将这些抗争型史家纳入其主导的文化秩序之中，建立稳固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努力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官修《明史》的史家群体中就有不少遗民史家。黄宗羲派其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参与《明史》修纂，虽有为故国存信史之意，但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清王朝所主导的文化秩序。这也是抗争型史家群体走向分化之一例。
被边缘化的游离型史家
在上述两种史家群体之间游走的游离型史家，缺乏确定的归属感，也没有明确的文化秩序诉求。他们在思想上是苦闷的：当他们想融入遗民所倡导的文化秩序之中时，却因与清王朝的合作而不为所容；当他们想在清王朝主导的文化秩序中寻求一席之地时，却又被自己的故国之思和强大的舆论压力所折磨。两不相容的结局使他们只能寻求自我的解脱，把自我的才情与苦闷尽展于自己的论著之中，修纂明史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选择和精神寄托。钱谦益在明亡之后，故国之思萦绕胸怀，仕清之悔挥之不去，亡友“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之语犹在耳际，遂发愿作明朝国史。不幸绛云楼_场大火，烧毁了他多年搜集的史料，也烧毁了他的国史梦。他对此痛彻心扉，如果他在世还能亲眼看到明史修成，则“朝睹杀青，夕归黄壤，不致魂魄私恨无穷也”。钱谦益何以将修纂明史视同自己的“魂魄”?正是因为修史已成为他寻求心灵安宁、寄寓人生价值之所在。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游离型史家在文化秩序诉求上的无力与模糊，使得他们逐渐被边缘化。
上述三种类型的史家群体中，抗争型史家与合作型史家对文化秩序的诉求比较强烈，主导权的争夺主要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展开。游离型史家对文化秩序没有或不能有明确的诉求，只能被边缘化，逐步走向消亡。最终，合作型史家依托清王朝的政治优势而取得了文化秩序的主导权，抗争型史家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分化，有些走向消亡，有些则逐步融入了新的文化秩序中。而作为新文化秩序的基础，各家在历史认识上逐渐调和与趋同，构成了清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念基础。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