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专治性病的医院:群体性事件是基层政府党委在交学费

马怀德：群体性事件是基层政府党委在交学费

工作知识 2009-10-20 14:23:55 阅读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主持人晓虹：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有“集体荣誉感”，但是现在来看，所谓的“知道”和“觉醒”有了越来越扩张的趋势，比如现在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大家开始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像以前一样官方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甚至出现了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类似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马怀德：我曾经专门对新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处置的规则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我的体会是之所以现在发生越来越多各类社会群体性事件，原因无外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策不公，决策违法。很多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采取的某种政策是不公平的，决策是不妥当的、不合法的。人们就是这样，你有不公平的东西，他总是要有反映的途径和渠道，今天不反映，明天会反映。他是随时捕捉泄私愤或者表达政府不满的渠道，有宣泄的欲望和要求。一旦抓住了那一点，比如说“瓮安事件”，实际上他跟政府有多大的关系吗？没有，就是平时对政府政策的不公表达一种不满。而这时正好有一个出气口，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动辄几千人、上万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对政策、对决策有意见。

第二，政府不作为。很多事情政府积极作为了，及时的化解纠纷、及时采取措施、及时的解决矛盾，不会引发或者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的升级。就因为你拖延，不处理，明明是政府做的错事你不去处理，或者是明明有人犯了罪你不去追究，它就会激化矛盾，引发升级。

第三，沟通不畅。有些不是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是老百姓恶意的找茬，根本在于双方的沟通不畅，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当然这跟我们的信息不公开，老百姓知情权不落实有关系，由于沟通不畅就有很多误解。比如瓮安事件，政府不及时的向社会宣布事情调查结果是什么，没有抓住黄金的24小时政府权威、主流媒体发声音的过程，就会导致谣言四起，大家就说学生是被轮奸之后被扔到河里的，打捞上来是一丝不挂的等等，那就是谣言四起，为什么？就是政府跟老百姓沟通不畅，信息不透明、不公开。

第四，问责不力。很多都是官僚主义导致的，漠不关心导致的，或者说是基层官员不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导致的，又没有很强的问责制度。大家觉得GDP上不去是责任，计划生育没搞好是责任，好像法制健不健全不是责任，社会稳不稳定也未必是多重的责任。这两年通过信访等方式加强了问责，但更多的情况下官员对这些东西是麻木不仁的，没有太多敏感性。技术也不够，意识不到有的问题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这是从主观上来讲、制度上来讲的缺陷。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传媒的发展有关系，过去不是说没发生过这些事，很多，天天在发生，但是没有像今天这种发达的传媒和互联网的作用。正是有了腾讯这样大的门户网站，现代的通讯手段，信息的传递手段，导致了有些东西会被放大。

看看今天湖北石首的事件，再看看周森峰29岁副市长的事情，这些事情实际上互联网起到了很大的“放大”效应。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对这些东西没有敏感性，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现代的媒体和特殊的环境，觉得按传统的管制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恰恰不是这样，有些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然就会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实际上都是在交学费，现在每发生一个群体性事件，等于是基层政府党委在交学费、在学习。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学会了怎么跟媒体打交道，学会了怎么预防突发性事件，学会了有效的跟民众沟通，学会了依法行政，我想相应的这些事件也会减少。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剧烈的变动，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多，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其他的事件，很容易引发这些社会矛盾。

这是一个全民法官时代 周森峰引发了“全民政审”

主持人晓虹：您刚才提到了石首事件，那您最近都关心哪些事情呢？

马怀德：最近的新闻实际上挺多，除了29岁副市长还有好多。

主持人晓虹：为什么关注他呢？

马怀德：我觉得这可能跟地方政府舆论宣传思路和最后的结果事与愿违，他本来是要树立一个很年轻干部的典型，29岁就当了副市长，没想到他会引来全民政审。从他的论文，到妻子的工作，到他父母的身份职业，到他个人的开销、作风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全民法官”时代，全民都是法官，人人都有评判的权利，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公务人员，无论是说话、表态，还是做事情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低调。不是枪打出头鸟，而是说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确确实实现在技术提供了这样一种方便和机会。

另外我关心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女许霆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结果。这更多的是法律的问题，比如构不构成盗窃，盗窃和不当得利之间怎么划分。这是一种法律人的职业敏感。

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官员腐败问题

主持人晓虹：对邓玉娇案您怎么看呢？

马怀德：邓玉娇案件好像是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回家了。但它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网民们齐动员解救了一个邓玉娇，但你很难防止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邓玉娇，甚至是被杀头的邓玉娇。更多的是要警示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怎么慎用自己的权力，怎么能够把公权用到公益上，而不是用到自己的私利上。这种问题可能还不是我们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就涉及到腐败的问题，涉及到地方官员滥用权力。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中央三令五申，中央领导都做了很好的表率，为什么基层还那么乱，腐败案件为什么像割韭菜一样层出不穷，而且数额一个比一个大，性质一个比一个恶劣。这可能跟我们现在政府官员，特别是一把手所拥有的无法制约的巨大的权力有关系，跟我们的透明度不够有关系，跟我们的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系，跟老百姓民主的监督力量还不够壮大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南京的周久耕可以拉下马，可以把深圳海事局的林书记拉下马，但我的体会是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地方腐败官员、不称职的官员，用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

主持人晓虹：那您觉得现在立法的成本高不高呢？

马怀德：我觉得成本并不是很高，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比如说财产收入申报制度，想要立法很容易，国外有很多这样的立法，我们借鉴起来很容易。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这就是决心问题，要有决心去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现在不是在新疆阿勒泰做的试水嘛，实际上需要更高层次、更权威的法律法规来解决这个问题。立法成本有多高？没多高，比最小的贪官所获取的不义之财费用要小得多，但是它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这种制度的变革会解救无数个想贪、还没有贪成的潜在的犯罪分子，它可以解救一个基层政权。你想想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成本和收益相比，收益远远要大于成本。我们还是问责的立法、反腐败的立法、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这方面的立法能够很快的有结果。

主持人晓虹：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