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镇魂by priest腐书:群体性事件会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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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会少吗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14)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西来，国内大量劳资纠纷和农民工就业问题端倪隐现，本刊曾预警群体性事件或呈高发趋势。此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确出现多发态势，但在各方及时应对和克制下，所幸未酿成大规模恶性冲突。
随着经济环境趋于好转，集中爆发失业、失地或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概率正在变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最危急的导火索之一已基本熄灭。这为“十二五”期间缓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
但危机只后退了半步。执政党对此有清醒认识，近年已拿出一系列举措，短长并举，以求标本兼治。群体性事件是否会呈下降趋势，要观察这些举措能否逐一落实。
从治标来看，随着奥运安保、国庆六十周年安保模式的成型与推广，各地方政府完善了网格化治安管理，更成熟掌握了社会力量动员，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显著上升，直接约束了较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发生。
基层多级、多领域官员的大规模“维稳”培训也初见成效。在过去两年里，全国市县级党政一把手、公检法负责人，轮番进京集中受训，主要课题之一，即是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经此轮训交流，以及同步的维稳体制建设，各地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化解、舆情研判、及时处置、信息发布等流程掌控能力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发酵。
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对此的判断是，宏观社会控制趋于缜密、周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恶性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减小，但是，微观环境里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比如征地拆迁中此起彼伏的暴力流血事件，就仍在不断给社会情绪“拱火”。
从治本来看，民生问题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直接或深层次原因。过去几年中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某种程度上讲，是“民怨”的出气口。随着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成为共识，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逐渐成为主旋律，解决既有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连数年，高层频频表态，要遏制贫富差距扩大、解决民生问题，这一决心最终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是明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一个突出位置。
这一“补旧账”的思路，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方有望化解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因。内因之一，是低收入群体的困难。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严重，在社会分化中降至社会底层，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定一系列有倾斜的公共政策，向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对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进行“兜底”。
内因之二，是所谓“伪中产”的焦虑。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社会行动力和影响力，但面临高企的房价、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缺乏足够保障的医疗、教育、养老服务，同样存在“弱势群体”心理，需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其对当前社会秩序的认同感。
与此同时，今年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高规格强调社会管理，明确表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亦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分别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和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有望加速建设劳资协商、官民互动等一揽子利益表达、沟通和协调平台。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而不仅仅追究简单僵硬的社会控制和刚性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望增加整个社会的弹性和韧劲，增强对群体性事件的“消化”能力。
但治本之策能否果行，主要看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杯葛。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决心摆脱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不仅减少与民争利，还需把真金白金投向民生政策；另包括，社会管理权限上果断放开空间，有魄力来培养社会自治能力，等等。
从近期群体性事件中不难预判，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破坏等领域的矛盾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诱因。此外，也将呈现出若干新特点：表达方式趋于平和克制，新兴媒体快速发酵事件，凸显政府公信力不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通常表现为：以个案为诱因，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与草根网民纷纷介入讨论，吸引传统媒体，网上网下交织放大。这种虚拟空间中的群体性事件，在表达不满和施加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实质性的。
随着微博等新传播方式的更迭普及，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群体性事件”预计会只增不减。在网络上表达不满和质疑政府的门槛更低，相应而言，本需要政府具备更高的公信力才能作出妥善回应。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光环开始褪色，出现“有理也说不清”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将是执政者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也是今后几年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