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彬微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列汉诺夫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出版了关于普列汉诺夫哲学、美学和生平传记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最新观点。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其中的某些对传统看法提出“挑战”的观点。

关于普列汉诺夫生平的分期。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和理论生涯的分期，传统的划分是三个阶段（1876—1883年、1883—1903年和1903—1918年）。针对这种划分，目前中国学者又提出四分法、五分法的划分，但赞成四分法的多一些。对普列汉诺夫的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年）和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年），学者们几乎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三分法把1903—1918年这15年都算作“机会主义”时期；四分法则把1903—1914年算作“孟什维主义”时期，1914—1918年算作“社会沙文主义”时期（李清崑、王秀芳：《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五分法则把1903—1908年算作“孟什维主义”时期，1908—1914年为“反取消主义”时期，1914—1918年为“社会沙文主义”时期（高放  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第657—658页。）。这种不断细分的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注重采取科学的态度，排斥过去那种笼而统之的武断做法。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功过评价。中共领导人和学术界历来肯定普列汉诺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同时也都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后期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但总体上给予他“功大于过”的评价。但功在哪里？过在何处？现在学者们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功大于过，应该“四六”开。但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过大于功”，至少是“功过掺半”，而在理论上则“功大于过”。（李清崑、王秀芳：《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第21—26页。）

关于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传统的看法往往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说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忽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且常常把做这些事的人作为修正主义者来批判。现在学者们认为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李清崑、王秀芳：《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前言》第1页。）。“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如果说有变化、有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个人所完成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普列汉诺夫就是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如不懂得普列汉诺夫，那就不能完全或彻底了解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作为有独创性和多方面理论成就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是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存在“青蓝关系”。（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序》第1—2页、《前言》第4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问题。由于普列汉诺夫后期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反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因此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作用往往被淡化。对此，有学者认为，评价普列汉诺夫时，不能忽视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中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倍倍尔、卢森堡最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反击，其论据是：普列汉诺夫“1898年7月在《新时代》发表的《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一文才是反驳伯恩斯坦主义的第一枪”。不仅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米勒兰主义以及考茨基的调和主义。（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37—50页。）

关于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演变问题。传统的看法往往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演化和政治演化混为一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一切优秀哲学著作都是1903年以前完成的，他在其孟什维主义时期的哲学逐渐走向了唯心主义。然而现在有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依据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有好几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的论述，进而认为，“理论上、主要是哲学上始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乃是孟什维主义时期普列汉诺夫表现其‘特殊立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他仍是一个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犯了最严重的策略错误的革命者”；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的著名评语，绝不是偶发的、个别的论断，而是反映列宁一贯思想的总结。（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61—66页。）

关于普列汉诺夫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直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把普列汉诺夫在1914年到1918年间坚持护国主义和反对列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一归咎于他坚持“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认为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要以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为前提，而俄国不具备这样的前提的论断是固守教条。而苏联解体以来，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普列汉诺夫坚持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之处”，今天“应当对他的思想重新认识”。这个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毕生反对各种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的“跳跃”论，他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规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原理的，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走上了“跳跃”之路，到头来，终于未能克服经济文化落后给社会主义带来的种种灾难。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人阶级的最大历史灾难莫过于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的论断。（张光明：《重读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2期；《从“跳跃”到不可“跳跃”——重评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发展规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的争论。在近两三年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关于所谓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争论了。1999年11月30日的俄罗斯《独立报》刊发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及关于“遗嘱”来历的介绍和专家对遗嘱的鉴定。这些材料很快被全文译成中文发表。起初，中国普列汉诺夫研究的学者对这份“遗嘱”的真伪存有疑义，相当多的人认为它是伪造的。然而近两三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政治遗嘱”也被炒热了起来。有人不愿“纠缠于”关于“政治遗嘱”真伪的考据，而宁信其有，把这个“遗嘱”视为“先知”的预言，把苏联的解体作为预言应验的证明。其实，“政治遗嘱”引发的争论“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论这篇“政治遗嘱”是真迹还是赝品，人们所要讨论的都绝不仅限于对普列汉诺夫个人的评价。                                                                     

（刘淑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