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基 无赖mp3百度云:制度变迁中的农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

制度变迁中的农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
　　 ——中国农家经济变迁：1978-2007
　　
　　史清华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52
　　
　　内容提要：本文从制度变迁入手，首先对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进而结合农户收入增长，对其收入结构变迁及其形成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农业生产环境变迁也做了补充分析。发现：在整个三十年的农村变革中：制度变革是农户收入增长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制度变革的动力最初来自农民，但新世纪后政府的引导成为农村变革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由农民主力推动的农村改革，还是由政府主力引导的农村改革，农民的行为都是经济理性的。在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中，很少有低效率的行为发生。农村经济环境的市场化演进，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与农产品的出售渠道的民营化演进，是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重要基础。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要想使农村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给予农民以更好的自主决策权，在“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中，政府应当对“放活”二字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践中将其置于首位。家庭经营模式的确是农村制度变迁的关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模式有改革的必要。由此，在新一轮的制度设计中应顺应民心，予以适当考虑。
　　
　　关键词：制度变迁、收入增长、结构变迁，环境变迁，农民
　　
　　 1. 制度变迁过程
　　在2008年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份中，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学术界纷纷在举办这样那样的研讨会，意在纪念和总结中国改革三十年。说起中国改革，当首推农村改革。改革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农村土地经营组织制度的变革为先导。在高度集权化的农村集体经营时代，计划经济思想对民众行动的束缚越来越重，农民的营农思想无法得到良好的贯彻，自由劳动权被严重限制，农产品处置权极度缺乏，加之城乡二元壁垒森严，使得整个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一种崩溃的边缘。在产品供给极度短缺时期，不得已整个中国经济生活进入了一种“票证” 漫天飞的时代。在整个二十多年的农村集体统一经营过程中，农民并非一味地被动参与，曾先后在集体化的初期（1957年）和中期（1962年），自发地进行了农地包干经营，并且在1962年的那场大包干中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的难题 ，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都很快被取缔。直到1970年代中期，保持沉默了15年的中国农民开始了自己那特有的“用脚走路”的方式，用自己信誉做担保，在承诺“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下自己”信条支持下，做起了合情而不合法的新一轮农村包干——把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私下里分到农户。从农民们的承诺不难看出，他们于国家，于集体奢望极少，在不损害国家与集体利益的承诺下，农民最想要得到的是营农思想的实践与劳动自由权的回归。在二十多年的农业集体统一经营时代，农民已充分认识到劳动自由权的价值所在，“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成为那时农民最好的心理描述。
　　在这次合情而不合法的行动中，“用脚走路”的农民再一次取得了骄人的经济业绩，他们不仅把粮食总产量由1977年的2.83亿吨提升到1981年的3.25亿吨，人均产量由297.69公斤提升至324.79公斤，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同时也使自己的收入由1977年的117.10元/人提升到1982年的223.44元/人。农民的行动引起了决策者的极大关注，尽管这一行动在上层意识形态由“不许”到“完全认可”经历了数年的煎熬，最终在这场行动与意识的博弈中，农民的行动赢得了上层意识的认可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胜负与输赢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国情，走出中国式的农村发展之路的问题。理论上的集体统一经营与实践中的分户包干经营都没有什么错，集体统一经营所以不为农民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限制了农民的能动性，使农民的营农思想不能很好体现，劳动自由严重丧失。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 ，当集体统一经营无法使百姓的生活得以逐渐变好，即使再好的政策，百姓也会抛弃，这是因为不能使百姓很好生存的政策本身触犯了“天”条。农民为实现生存进行的分田单干行动是符合“天”条的，实践证明这一行动也是解决百姓生存的一个好办法。所谓不合法，只能说当时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合国情，需要修改。
　　在中央政府以一种特有的方式 正式确认了农民行动之合法性后，顺势在1983年至1986年连续四个文件中对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生产决策权、产品处置权以及劳动自由权等相关产权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除了土地所有权依旧保持在集体或国家手里外，有关农村的生产发展权逐步归还农民，并将土地承包使用权由短到长一再顺延，由最初的3年（1982-1984），后顺延15年（1985-1999），再后又顺延30年（2000-2029）。与此同时，农民作为农村发展主体的义务与日俱增，作为农民除了交皇粮纳国税外，还要承担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诸如农村交通、农村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以及部分地方官吏吃喝等庞大费用开支。在政府于1980年代中期将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一度缩小了的城乡差距再度扩大 ，特别是在改革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双轨制期间，农民的各种负担呈现一种与日俱增态势。在农民将政府最为关心的粮食总产量提升到5亿吨之时（1996-1999），也进入了他们负担最重的时期 。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增长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徘徊期。
　　中央政府对农民家庭负担增长与收入变化予以了极大关注，在上世纪末着手开启了号称“农村第三次改革”的农村“费改税”试点改革（1999-2002），改革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并于2003年全面推行试行方案，此间农民的税负的确呈现一种下降趋势，人均税负由1999年的99.98元降到2002年的67.3元，降幅达32.69%，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结束徘徊，进入了缓慢增长过程，人均纯收入由1999年的2210.3元升到2003年的2622.2元，升幅达18.63%。在这个一增一减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最为关心的粮食安全问题却出现了与改革期望相反的结果，粮食总产量持续4年大跌，由1999年的5.08亿吨持续下滑到2003年的4.31亿吨，4年下降达15.28%。
　　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之际，新一届中央政府一改常规被动做法，于2003年岁末积极主动地出台了“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的在中国农民心目中已具有符合意义的“一号文件”。这一文件出台也标志着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在2004-2008年期间，中央顺势相继出台了包括从“三农”改革的目标（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对策（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等五个“一号文件”。从这些文件的出台到文件本身，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的农村改革与上世纪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同，一是动力起源不同，新世纪的农村改革以上层意识形态为主动，农民积极参与，而上世纪的农村改革则以农民行动为主动，政府处于改革的被动地位；二是改革关注的重心不同，新世纪的农村改革以过程关注为主，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而上世纪的农村改革则以结果关注为主，把国家稳定放在首位。在“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十八字方针的引领下，实现了2003年以来农民增收与国家稳定两大目标的双赢 。特别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后，政府对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可谓是本次改革的最大进步。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三十年的过程中，尽管农村历经两次大的持续改革，由于在改革上的不彻底性，使得农村在整个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两化”引发的农地升值利益被无情地剥夺。尽管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却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利益很少得到保护，尽管为此，农民做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上访，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但能真正解决的案例则是非常少的。
　　从以上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在未来中国农村发展中，以农村土地为核心的改革依旧需要继续进行。另外，城乡壁垒的全面拆除与公共政策的阳光普照也是未来农村改革的重点所在。
　　 2. 农户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
　　 2.1 农户收入增长与粮食供给
　　国家的安定一直是每一届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突出表现：粮食问题始终放在决策首位。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粮食总量的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会直接引发制度性的变革。当然，每一次制度变革又会相应地带来粮食总量新的波动。改革开放前，从农业互助组到农业高级社，进而进入人民公社，粮食总产量经历了一个大的“?”走势。由1952年的1.64亿吨提升至1957年的1.95亿吨，五年提升18.99%。之后在经历了1957年的“退社风潮”（陈吉元等，1993：258-272），强行于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粮食总产量也在当年创历史记录，达到1.98亿吨，但之后则出现连续三年大跌，由1958年的1.98亿吨下降至1961年的1.37亿吨，降幅高达30.94%。由粮食供给的突然下降直到引发了人口的大面积非自然死亡，人口总量由1959年的67207万人，下降至1961年的65859万人，三年净减少1348万人，减少幅度达2.01%。不得已，政策对人民公社制度作了调整，农村经营核心单位进一步下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制度，并在一些农村地区内部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调整后，经过四年的努力，粮食总产量得到完全恢复并首次突破2万亿吨大关，创出历史新高，由1962年的1.54亿吨升至1966年的2.14亿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粮食生产再次进入了一个低谷，粮食总产连续五年徘徊在2.09-2.18亿吨之间，直到1970年重新回到持续增长的轨道，由1970年的2.40亿吨提升至1977年的2.82亿吨。但若结合中国人口的增长，我们会发现，此时的人均粮食产量（1975-77三年平均303.63公斤）仅相当于集体化前的水平（1955-57三年平均302.59公斤）。显然，单纯地就粮食看，20年的农业集体化并未能使国家在安定上取得多少成功。却将民众生活拖入泥潭。在国家对农业生产决策权与农产品处置权牢牢控制和农民劳动自由权极大限制下，20年的农业集体经营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人均纯收入由1957年的73元增长至1977年的117.1元，20年平均增长仅2.39%。其中1964年至1977年14年平均增长仅0.97%。恩格尔系数始终保持在65%以上。基本这种背景，才再一次引发了农民对集体经营体制的歇斯底里抗争。由此也才有了1978年之后的中国农村改革。
　　改革从民生开始，但深化则与安定相关。从图1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户家庭的收入变化总体呈现一种持续上升趋势。到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增长至4140.0元，较改革之初1978年的133.6元，增长了29.99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57%。当然，农户收入水平的增长受到物价增长影响很大，若按照2000年全国价格总指数将收入进行折算，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则降到7.15倍，年均增长速度相应降为7.50%。从整体走势看，三十年农民收入增长呈现一种波浪型变化，改革初期的7年（1978-84）属于农户经济快速增长期，收入增长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5%，此间粮食总产也首次突破4亿吨大关。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粮食危机的初步缓解，以及改革重心的城市转移，之后7年（1985-91）农户收入增长进入徘徊或下降期，年平均增长速度降至1.36%。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下，农户经济增长再次进入了一个回升期（1992-97），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回升至8.75%，此间粮食总产也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之后6年（1998-03），受粮食总产徘徊或下降，而农民税费负担居高不下的双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再次进入了一种徘徊状态，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6年平均增长速度回落到5.49%，此间粮食总产量一度跌至1990年代初期水平。进入2004年后，在中央政府连续数个“一号文件”的激发下，农村经济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2004-07），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环比增长速度由2004年的8.93%提升至2007年的10.13%，4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53%，与此同时，粮食总产也由相应增长了16.44%，重回到5亿吨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07）
　　图1 粮食总产量与农民纯收入的变化
　　从农民收入水平与粮食总产的趋势线看，二者的走势形成一个盒子状。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未来农民收入增长中对粮食增长的依赖越来越弱，换言之，政府所推行新粮政 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呈减弱状。
　　 2.2 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及变化
　　家庭经营，也即农户经营，历来是中国农民生存的重要方式。尽管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代表落后的“小农”，但在上世纪1950年代之前却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主流生产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短暂恢复的中国农业，其组织经营方式也开始了变革，变革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从互助组逐渐演变到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演变到以集体统一经营为核心的人民公社。尽管在这一变革中，始点的家庭经营与终点的集体经营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仅仅是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其本身也不存在对立，且在面对中国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环境下，两种经营方式呈互补式，但却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长达近30年的对立。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化是引发这一对立的根源。当然，通过对立，政府获取了不少“收益”，诸如很方便地无偿调用农村资源支援城市与工业建设，但也失去了不少“支持” ，1960年代初的粮食大减产及随后的大增与此不无关系。在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时代，农民并没有完全放弃家庭经营，倒是利用1960年代争取来的少许的自留地经营权，做着两种经营方式的比较实验。正是这一实验推动了198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改变，并最终认可了家庭经营。
　　自1978年以来，农户家庭的收入增长与家庭经营呈现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图2）。从不认可，到有条件认可，到完全认可，家庭经营在农户经济收入增长中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三十年的演变中，农户总收入（现价）呈现一种持续增长趋势，人均总收入由1978年的151.8元持续增长至2006年的5025.1元，30年增长32.11倍，平均增速为13.31%，较纯收入的增长速度（12.47%）高出0.84百分点。在这一增长过程中，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十分抢眼，农户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由1978年的54.0元增长到2006年的3310.0元，30年增长60.28倍，平均增速达15.83%，远高于农户总收入与纯收入的增速。在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可以说是由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推动的。特别是由集体经济转入农户经营后，家庭经营在农户经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就家庭经营对农户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三十年的农村发展，农户经济收入增长中来自家庭经营的贡献份额总体呈现一种“?”趋势。在1978-82年被逐渐认可阶段，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例呈现一种快速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35.58%上升至1982年的45.37%；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家庭经营认可后，家庭经营对农户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迅速提高，在1983年即升至80.08%，在此后的13年（1983-95），这一份额被稳稳地保持了下来，期间有6年超过81%，最高曾达82.37%（1990）。进入“九五”后，即1996年之后，家庭经营对农户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一种持续下滑趋势，由1996年的79.58%持续下降至2003年的68.53%，受2004年一号文件作用影响曾出现小幅回升（69.42%），但之后继续下滑，到2006年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即65.87%。相对1995年，12年下降了14.43个百分点。从这一数据变化似乎有一种感觉：在农户经济增长过程中，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那种高度依赖家庭经营增长的时代（1983-95）已过去，从1996年始农户经济增长进入了一种非家庭经营时代 。当然，这一变化会是一个比较慢长的过程，但非家庭经营的趋势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07）
　　图2 家庭经营与农户收入增长的关系
　　在农户选择非家庭经营的收入增长过程中，取代家庭经营成为农户收入增长支柱的是什么？这种支柱能否靠得住？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家庭经营时代的到来，农民不仅赢得到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与产品处置权，更赢得了自由劳动的发展权，在家庭有限资源利用最大化过程中，农民充分利用家庭这种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经营管理成本相对较小的组织进行生产外，还将家庭部分劳动资源组织外出，形成家庭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从趋势看，外出劳务是推动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对农户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由1980年代中期的不足5%持续增长到2007年的23.62%。单纯地就份额大小看，外出劳务与家庭经营并不是一个数量级，其对家庭经营在农户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外出劳务对农户经济收入增长贡献份额持续上升的趋势却不容小视。很明显，外出劳务收入在农户经济增长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支柱力量，尽管还不具备替代家庭经营的实力，但部分替代的实力已形成。另外，在农户经济非家庭经营化的过程中，来自家庭非借贷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冲击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正是在非借贷性收入与外出劳务收入份额的共同持续提高作用下，才加速了家庭经营在农户经济中的弱化过程。
　　
　　资料来源：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1986-2007），图4及以下同。
　　图3 农户收入中外出劳务与家庭经营的关系
　　 2.3 家庭经营内部收入结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农村经营体制由集体统一经营向农户分散经营的转变，中国农户收入来源也相应地由来自集体经营为主向来自家庭经营为主转移。在1978年，农户总收入中来自集体统一经营的份额高达58.23%，来自家庭经营的份额为35.58%，经过短短五年，到1983年，农户收入中来自集体统一经营的份额降至13.96% ，而来自家庭经营的份额则相应升至80.08%。自此，农户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时代。
　　在整个农户家庭经营时代，农户收入增长不仅经历了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相对稳定期，同时也经历了在外出劳务收入份额的迅速提高下的家庭经营弱化期。与此同时，家庭经营内部还经历了一个由农业及粮食种植业为主向非农业、非粮食种植业转化过程（图4）。在1986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及粮作业的收入份额分别为75.17%和37.07%，非农业的收入份额为24.83%，经过10年变迁，到1995年分别演变到70.40%、31.73%和29.60%，又过8年，到2003年分别演变为58.09%、17.91%和41.91%。在新世纪一号文件的作用下，2004年农业及粮食种植业在农户家庭经营中的收入份额尽管有所回升，分别达到61.31%和22.55%，但回升时间很短，只有2年左右，到2006年后重又回到原来轨道上，2007年的农业及粮食种植业份额回落到60.29%和21.20%，而非农业的份额则回升至39.71%。很显然，农户家庭经营内部的非农化与非粮化趋势已经形成，并处于一种难以逆转的态势。
　　
　　图4 农业及粮食种植业对农户家庭经营的贡献
　　 3. 农户收入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基础
　　在研究农户结构调整问题时，一方面需要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更需要对资源利用结构以及家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储备条件的变迁进行研究。从前面分析已经看出，中国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始终是处在一种变迁过程中，事实上，这一过程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家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储备条件以及资源利用结构的变迁决定的。为了说明这一判断，我们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例，对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储备水平的变迁以及资源利用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
　　 3.1 家庭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提高是加速农户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根本
　　作为农户家庭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储备水平明显呈逐年上升趋势。就文化素质变化看，在观察初期的1986年，观察户家庭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普遍为小学及以下水平，其中文盲半文盲率高达25.10%，经过22年的变化，农户家庭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有了质的提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大幅度下降，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则呈显著上升趋势。到2007年初中及以上率已达60.46%，其中高中及以上率达11.42%，分别较观察初期提高了26.19和5.04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小学及以下率已下降到39.54%，其中文盲半文盲率下降到5.98%，分别较观察初期降低了26.19和19.12个百分点。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国农户家庭劳动者的技术素质也有了质的飞跃，家庭成员中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者比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已由观察初期的3.13%提高到2007年的8.49%，22年提高了一倍还多。但也应当看到，在进入1996年以后，这一指标变化出现明显的徘徊或下降，直到新世纪新一届中央政府就任，这一指标才有了一个大的持续增长，家庭成员中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者比率由2002年的4.63%，突然增至2003年的7.55%，之后在新世纪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到2006年首次突破8%，达到8.28%，到2007年升至历史最高点，达到8.49%。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结构的这一变化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农户所以能够摆脱传统家庭经营思维的束缚，走进一种非家庭经营化的发展模式，家庭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是根本动因。
　　 3.2 家庭经营劳动用工非农化是推动农户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保障
　　从22年的跟踪观察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庭经营上，农户的用工量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在观察初（1986年），家庭经营用工量平均为444.25个，经过五年到1990年升至观察以来的最高点，达471.78个，之后转入一种持续下降的过程，到1995年降至432.59个，2000年跌破400个大关，降至396.58个，2007年又跌破300个大关，降至285.19个。相对1990年，2007年农户家庭经营用工量降幅达39.55%。这一趋势从某种角度表明：家庭经营用工量减少是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趋向非家庭经营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就用工构成变化看，中国农户的家庭经营用工方向总体呈现一种非农化与非粮化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在新世纪一号文件出台后有微微逆转之势（图5）。农业及粮作种植业用工份额在观察初期分别为82.09%和38.94%，到2003年降至观察以来的最低点，分别降至67.88%和27.74%，18年分别下降了14.21和11.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业用工份额则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在2004年新世纪一号文件出台后，尽管家庭经营的总用工量依旧保持了下降趋势，但农业及粮作种植业用工份额却出现明显反弹，到2004年分别回升至68.57%和27.94%，之后三年继续回升，到2007年回升至72.19%和29.84%。5年分别回升了4.31和2.11个百分点。
　　在非农业中，用工份额上升最快的为家庭商业饮食服务业，其份额由1986年的4.25%提高到2007年的9.36%，22年上升了5.11个百分点，家庭工业的份额尽管也呈上升趋势，但相对商业饮食服务业来说，就小的多了，只有3.14个百分点。为什么？作者在对农户非农化路径分析中发现（史清华和张惠林，2000），在农户家庭资本储备相对较低的时期，商业饮食服务业是农户家庭非农化首选的产业，只有当农户家庭资本储备达到一定高度，家庭工业才能作为农户备选对象。换言之，农户家庭经营用工非农化趋向商业饮食服务业，意味着农户在向非农化迈进过程中，家庭资本储备，特别是人力资本储备还相当有限，需要积蓄更多的资本才能迈上家庭工业之路。
　　
　　图5 农户家庭经营用工结构及变化
　　 3.3 家庭经营资金投向非农化是推动农户经济增长的又一种重要保障
　　同样从22年跟踪观察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家庭经营资金使用量呈现一种缓慢上升趋势。在1986年，家庭经营平均资金使用量为1014.13元，到2007年已扩大到8581.53元，22年资金使用量提高了8.46倍，年平均增速仅为10.70%，远低于农户总收入与纯收入的增速。当然，这一倍数是用现价计算的，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用零售物价指数进行折算，其资金使用量提高的倍数仅2.02倍，年平均增速也相应降至5.41%。这一结果意味着，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农户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能力的提高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作保障。这从农户家庭经营雇工费支出的变化可以得到证明。在1986年，农户家庭经营平均雇工11.00个，雇工支出平均为43.20元，到2007年则分别达到21.27个和662.40元，22年分别提高了93.34%和14.33倍。这预示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户家庭经营雇工成本越来越高，雇工价已由1986年的3.93元/工提高到2007年的31.15元/工，22年提高了6.93倍。雇工价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农户在跨越非农化所需要的资本门槛也越来越高，在资本储备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资本门槛相对较低的非农产业就成为必然出路。
　　从图6走势可以看出，在农户资金使用构成变化中，家庭经营的投资方向同样呈现一种非农化趋势。但相对用工倾向来说，非农化投资趋向力度大，结构变迁程度也非常明显。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的推进过程中，资金投向是第一位要素。在资金投向非农化的引导下，劳动用工非农化才开始加速。在观察初期，农户在农业及粮作种植业的投资份额分别为70.90%和28.42%，到2007年则分别下降到57.26%和18.72%，22年分别下降了13.64和9.7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业投资份额则提高了13.64个百分点。在非农业中，投资份额最高的是家庭工业，上升最快的则为农户家庭商业饮食服务业，其份额分别由1986年的10.65%和5.29%演变到2007年的20.15%和11.67%。从变化趋势看，与劳动用工结构变化相比，家庭工业的投资份额呈起伏跌宕趋势，而家庭商业饮食服务业虽也有起伏跌宕现象，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上这种上升到90年代末期则出现明显回落。直到2004年这一回落现象才得以回复。相对1998年和2002年，2007年农户在家庭商业饮食服务业上的投资份额还分别低1.86和1.19个百分点，但相对2004年，则升高了3.82个百分点。对此现象在稍后将给予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经过22年的变化，农户家庭经营的投资倾向变化是非常大的，投资方向也是相对较明确的，作物种植与动物养殖是其传统产业，投资倾向总体呈现一种减的趋势，而家庭工业以及商业饮食服务业则作为农户经济发展中的拓展产业，投资倾向呈现一种增的趋势，其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民实现增收的重要依托。
　　
　　图6 农户家庭经营投资结构及变化
　　 4. 结构调整的理论：资源利用效率优先准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农村经济也由传统的以数量为主的经济发展目标开始了向以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发展目标转换。结构调整可以说已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战略。但是，对于以农户经营体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其结构调整，固然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有关，但真正要实现农户家庭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农户的理性经济行为相吻合 。对于农民行为是否经济理性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 • W.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1986）一书中曾专门进行了论述，认为：“农户在生产分配上很少有低效率的行为发生。”后来在一篇名为《论农业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冲突》一文中专门对贫困与农业发展问题作了精辟总结，认为：“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剌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的农业剌激。”（迈耶，1995）从舒尔茨的假设到论述不难看出，农民的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准则的，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过程中，完全遵循着效率优先的经济理性准则。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农户在家庭经营过程中的劳动与资金资源的配置效率变化做出解释。
　　从前文分析我们已看到，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呈现一种“三非”（即非家庭经营、非农业与非粮食种植业）趋向，这种趋势是否遵循的是经济理性准则，也即效率优先准则？实证观察结果看，的确是这样。就劳动用工效率的变化看（图7），在劳动资源利用上，家庭经营的用工效率表现总体呈现一种好的趋势，但这一趋势也仅出现在2003年新农政出台后，出台前家庭经营的用工效率则呈现一种恶化趋势，由此农户将劳动资源进行非家庭经营化配置是符合效率优先准则的。就家庭经营内部看，家庭工业、家庭商业饮食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劳动用工效率明显好于农业及粮食种植业，农业与非农业的用工效率呈现一种剪刀状趋势演变。这一趋势预示着：向农业投工是效率最低的，且是越来越划不来的，新农政实施尽管给这一趋势带来了一些逆转，但不会长久。农户家庭投工非农化趋势的形成完全由业别间用工比较效率决定。即使在非农业中，农户所以将更多的劳动用工投向商业饮食服务业，也完全是由于这一产业的用工效率显著好于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的结果。可见，各业间用工效率的高低是指导农户决定用工方向的理论基础或原则。
　　
　　注：用工效率=（收入-费用-投工?雇工价）?投工
　　图7 农户家庭经营用工效率及比较
　　就投资效率及演变趋势看（图8），农户的非家庭经营化选择与家庭经营本身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且呈恶化状有着直接的关系，2003年以来实施新农政后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家庭经营的资金利用效率还处于相当不稳定阶段，能否继续保持正向，有待时间验征。就家庭经营内部农业与非农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及其走势比较，可以肯定地说，剪刀状发展趋势决定了农户在农业与非农业投资选择上会优先后者。尽管这一“剪刀状”没有劳动用工效率那么明显，但农业与非农业资金利用效率的反方向变化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农户将资金投向非农业是为了避免恶化着的农业投资环境，寻找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的投资环境，农民的这种投资行为完全符合资金使用效率优先准则。新世纪系列一号文件出台所产生的政策效应的确对中国农业投资环境有所改变，农业投资效率有了明显好转，但相对非农业，农业的投资效率依旧处于一种较低位置。事实上，中国农业的弱质性是先天固有的，良政可以改变其一些不利影响，但很难彻底改变。
　　
　　注：投资效率=（收入-费用-投工?雇工价）?费用
　　图8 农户家庭经营投资效率及比较
　　 5. 结构调整的基础：农业生产环境变迁
　　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村经济发展所面对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特别是与农业发展相关农产品处置环境、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环境以及劳动力就业环境等变化尤其巨大。农产品处置由改革初期的全面统购统销，逐渐演变到部分统购、派购、合同定购、以及后来的全面市场化。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由独家经营逐渐发展到多家共存，劳动力就业由完全不能“离土”到鼓励全面“离土”。农产品收购销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变革，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渠道和品种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劳动力就业的广泛化变革，为农村经济的全面市场化推进以及结构调整开启了一盏绿灯。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这一环境变化从根本上为农村及农民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里以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产品处置和农业生产资料购买为例。
　　 5.1 粮食处置与国家定购任务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粮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产品的发展历程看，在改革初期，国家任务的下达与完成是农民生产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粮食这一任务完成的基础上结构调整的事才能进入考虑之列。就观察情况看，在80年代中期（1987年），合同定购粮食的任务比较重，其规模达到555.67公斤/户，相当于农户家庭当年粮食生产量的21.48%，而实际完成的比例只有91.94%。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宏观粮食供给环境的改善，这一任务明显地呈逐年下降趋势。到1990年，合同定购粮食的任务已降到451.48公斤，降幅达18.75%，相当于农户家庭当年粮食生产量的17.07%，而当年实际完成的比例达到97.37%，接近100%。事实上，农民对国家定购任务的很好完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粮食价格的市场化推进。在有记录的五个观察年份中，农民完成粮食任务量在其出售量中的比例与完成任务所获取的收入在其粮食出售额中的比例逐渐趋向一致化，由1987年的60.77%和49.80%分别演变到1991年的50.56%和44.99%，两个比例相差的百分点由10.97个缩小到5.57个，5年缩小了5.40个百分点。粮食平均定购价格由1987年的0.4173元/公斤提升到1991年的0.5235元/公斤，五年提升了25.45%，粮价提升的结果是：政府定购价与市场价距离缩小，由低于市场价的35.95%演变到20.03%，五年差距缩小15.92个百分点。可见，政府通过价格控制直接剥夺农民利益行为的收敛是保证任务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激发农民生产热情，实现政府粮食目标与农民收入目标双赢的关键。
　　
　　图9 农户家庭粮食生产、出售与任务的关系
　　在定购任务的不断减轻（图9），收购价格的不断市场化推进中，农户对任务完成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任务的良好完成表面看是以任务不断减轻为前提，实质则是收购价格的不断市场化推进。这一推进从某种角度意味着政府对农民的生产成果更加尊重，同时，任务的积极完成也为农民在农业生产安排上的机动性增强提供了重要保证。从而使农民有机会对自家拥有的诸如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等的配置进行优化组合。正是农业生产环境这一变化才使农民有了大规模调整家庭经济结构的机会。
　　 5.2 农产品出售渠道的变迁
　　在分析农产品出售渠道变迁之前，我们先对农产品出售额的变化做一分析。根据农户跟踪观察数据计算，自1986年观察以来，农户家庭直接来自农产品销售的收入总体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图10），由1986年的1034.99元提升至2007年的8920.07元，22年提升了7.62倍，但在这一上升过程中，中间曾经历长达六年（1997-2003）的徘徊或下降。在1986-97年期间，农产品销售额平均增速为14.92%，到1997-2002年期间，增速转为负值，为-1.09%。新一届政府就任后，农产品销售额徘徊或下降过程结束，并在新世纪系列一号文件的推动下，重新进入了高速增长时代，2002-07年期间农产品销售额增速达14.80%。
　　随着农产品出售额的不断上升，出售额增速的强劲回升，农产品处置方式也进入了一种加速变化过程，出售渠道的“私人化”过程已成为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一个重要亮点。
　　从图10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出售方式在1990年代中期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国营商业、集市贸易和私人收购之比呈现一种2：2：4的格局，但到1990年代末期这种稳定格局被打破，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呈现一种边倒的趋势，私人收购份额急速上升，由1998年的42.47%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77.39%，10年上升了34.9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传统的国营商业供销社收购与集市贸易交易的份额呈现一种迅速下降趋势，分别由1998年的23.50%和24.36%下降到2007年的3.62%和13.13%，10年分别下降了19.89和11.2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方式呈现一种单一、“私人化”快速演变趋势。特别是2003年后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启，对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私人化”有显著加速推进作用。私人收购的比例由2002年的61.24%猛增至2007年的77.39%，五年农产品私人收购份额提高幅度达16.15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透也析出：传统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垄断已被彻底打破，方便、简单、快速的农产品出售方式已进入农民生活。
　　
　　图10 农产品出售收入与出售渠道及变化
　　就出售的农产品类型看，种植类农产品是第一大项，其出售额在全部农产品中占到65.74%，较12年前的1995年增加了4.96个百分点。其中粮食占30.09%，蔬菜占9.14%，水果占11.08%，分别较1995年增加了4.45、2.22和0.53个百分点。其次是畜产品，其出售份额达24.27%，较1995年减少4.39个百分点，其中猪肉占13.91%，较1995年减少了4.34个百分点。相对较少的林产品和水产品，在农户家庭农产品出售额中的份额分别为2.97%和7.03%，较1995年，前者减少了0.81个百分点，后者则增加了0.2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改变，农户在农产品生产上也有了较大调整，种植业产品的增强与养殖业产品的减弱已成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民生产决策趋向。
　　 5.3 种植业用生产资料购买途径的变迁
　　伴随农产品出售方式的变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里以种植业用生产资料的供给为例说明。同样，在介绍生产资料供给变化之前，我们先对种植用生产资料的供给额变化做一分析。
　　根据农户跟踪观察数据计算，自1986年观察以来，农户家庭购买的种植用生产资料总额总体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图11），由1995年的962.43元提升至2007年的1456.68元，12年提升了51.35%，但在这一上升过程中，同样经历一个长达七年（1995-2003）的徘徊或下降。在1995-99年期间，生产资料购买额平均增速为0.21%，到1999-2003年期间，增速转为负值，为-0.72%。到2002-07年期间，在新世纪系列一号文件的推动下，生产资料购买进入了高速增长时代，生产资料购买额增速达11.48%。
　　结合图11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种植用生产资料购买额的变化与其供给方式的转变直接相关。种植用生产资料的供给方式在2002年前一直是以国营主渠道为主体，2003年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资料的供给出现一种明显“经销私人化”趋向。国营垄断供给地位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经销商的供给。从观察实际数据看，在1995年，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有67.99%来自国营主渠道，而到2000年首次跌破60%大关，降至47.45%，之后一路直下，到2007年降至历史低点，为27.32%，12年下降了40.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来自个体经销商的份额则一路飙升，在1995年，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有22.30%来自私人经销，到2000年升至27.74%，到2003年进一步升至54.47%，到2007年更达到65.33%。由此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的8年是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供给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关键时期在1999-2003年。此间，恰是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试行的时期。
　　
　　图11 种植业用生产资料购买水平与购买途径及变化
　　就农民购买的种植用生产资料构成看，主体为化肥，其份额占全部生产资料的59.61%，其次是良种，占15.38%，第三是农药，占13.86%，第四是农用柴油，占8.51%。就构成的演变趋势看，1995-2007年期间，化肥的购买份额呈现一种“?”趋势，由1995年的66.54%，持续减少到2000年的48.32%后，开始回升，到2005年达到一个新高点，60.57%，然后转入一种徘徊。良种的购买份额变化与化肥完全一致，呈“?”状。农药和柴油的购买份额变化则呈现一种上升趋势。结合图12可以看出，推动农户生产资料购买额大幅上升的真实动因并不是需求量的增长，而是农产品供给价格的提升。在价格变动过程中，生产资料需求量的变化本身不大。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透析出：政府要想推动农业增长，实现粮食供给平稳与农民稳定增收，关键在把握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控将成为这一环节重点。
　　
　　图12 化肥购买量、支付额及价格变化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由一群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的农民自发地行动所引发的改革屈指算来已有三十载。在整个三十年中，农民们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变了自身生活状况，同时也赢得了上层意识形态的认可，并推动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全面性的制度变革。在这场伟大的行动中，农民的创新一个接一个，与国情完全相适应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被全面推行，信守“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下自己”承诺的中国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粮食总产连续跨上3亿吨、4亿吨、5亿吨三个大关的同时，也赢得了自己充分的劳动自由权。在城乡壁垒森严，他们用自带干粮的办法走南闯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大军，尽管他们的农民工身份一直未能改变，但中国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中所留下的农民工努力谁都不可否认。当然，他们在羡慕城市美丽的同时，对家乡面貌的改变也浸注了极大的热情，以社队企业为基点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思路的形成与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创立，使中国农村今非昔比。在农村改革由30年前的农民推动转向新世纪的政府引导过程中，农民又一次用自己的双脚改变了城市人的思维，哪里对农民劳动的不尊重，哪里就必然出现“民工荒”。在新的劳动法保护下，农民就业有了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尽管在这三十年的变革中，制度变革最为显眼，由集体经营转向了家庭经营，由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离农民梦想的“平等世界”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农地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明晰，生存与发展权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阳光需要普照。事实上，制度变革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工程，无论是农民用双脚推动，还是上层意识的主动引导，制度变革都是在一种规范行为中的创新。
　　 6.2 三十年的农村变革，农民不仅使国家实现了粮食的稳定供给，同时也使自己的经济收入增长有了质的飞跃，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改善。在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信条支撑下，中国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双脚改变着自己，他们在用并不聪明的行动赢得了自爱后，并没有刻意却苛护她，家庭经营的确是农民实现收入增长与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农业和粮食种植业是他们立身护命的宝贝产业，但很难说是他们实现致富的产业。在经历了家庭经营兴衰与外出打工的荣辱后，他们对家庭资源的配置更加高效率化。按照效率优先准则，农民在家庭资源配置上实施的“三化”（非家庭经营化、非农化与非粮化）思维已成为其实现新的梦想——收入更多，生活更好——重要手段。在整个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中，农民始终坚守一个信念：用行动创造的业绩来推动制度改变，同时也对变革后的制度用优良的业绩来回报。从而使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形成一种互为推动的正向关系。
　　 6.3 研究发现：在农户家庭经营过程中，结构变迁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沿海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存在（史清华，2005：第2章），在内地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一样存在（史清华，1999：第四章）。同样这一过程不仅在现在存在，在过去也存在（曹幸穗，1996；黄崇智，1986；秦晖和苏文，1996）。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国外也存在（舒尔茨，1986）。结构变迁受制于制度变革，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着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与结构变迁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对于农户进行家庭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理论基础，舒尔茨先生给出了明确答复。他在对南美和南亚两个小村进行一段观察研究后提出了“在农户家庭经济活动中很少有效率低下的行为发生”假说，并对此进行了实证。事实上，这一假说在中国农村一样可证。中国农户的行为是理性经济的，他们知道哪个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有优势，哪个没有优势，在资源配置中农民完全是按照效率优先准则有序化地进行着。这一结果预示着：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政府想做的，最好先请教老农，一意孤行式的政策性结构调整很难达到预期。记得费孝通先生在一部书中曾讲过一个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故事，当城里人开车到农村后，发现那里的人竟然不知道让道，笑农村人为“乡巴佬”，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农村人愚，而是没有见过。城里人到农村把小麦当韭菜吃也是常有的事，可又有多少农村人把这当笑料。生活中，农民的纯朴与实在常被我们当愚笨看待，农民经济发展的缓慢似乎也印证了这些看法，所以，在决策中对农民的行为很少予以重视与尊重。即使引导我们开始改革和走向繁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最初决策形成中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实践清楚地表明：正确认识农民的理性经济行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才是推动农村经济走向繁荣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认可与推行的话，那么这一制度的根本精神则是农民用双脚行动换来劳动自由，“放活”是农民的期盼，同时也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如果对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经验进行总结的话，“放活”两字即是最好的总结。尽管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中也包含了这两字，表明上层意识形态已认识到“放活”的重要性，但这六字，哪个更为关键，则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差异，依中央政府的意思，“多予”是第一位的，从农民需要的实证结果看，“放活”才是他们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何在二者中抉择将成为推动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核心。当然，我们深深理解中央政府的决策用意，在引导农民进行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实施“多予与少取”政策最易操作，而实施“放活”政策则最难以把握与控制，问题就出在这。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难点，把改革完全放在引导上，不能使农民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可能的结果是：再多予，再少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由此，充分利用放活是实现本轮农村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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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史清华，博士，1964年生，山西襄垣人。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户行为研究，代表作：《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长三角农家行为变迁：198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