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作者: 王嘉川    来源: 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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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在创造文明， 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完成 “自己创造自己历史” 的伟大任务。/

　　关键词：气候变迁；中华文明；崔浩；司马光；《辽史·营卫志》                 据1992年1月7日的《中国减灾报》统计，在各种经济损失中，由气象引起的灾害占57%，居群灾之首。如果这一统计大致不误的话，则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与消极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了。而经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间的反差，也就很难想象而以道里计了。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1]，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气候特色；而近5000年来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则明显的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2]。尽管其中的变动幅度仅在±3℃以内，在数量上不算大，但却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充分认识和反思这些多层次、综合性的影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一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3]。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势。同整个古代世界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是整个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它在发展进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否。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4]，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考察中国历史，情况也正是这样。　　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这种暖湿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致商代畜牧业虽有其古老传统而基础雄厚，但农业已经上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生产部门，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质疏松，易于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种类的农产品酿造的酒，说明当时有丰足的粮食生产。而此时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积过大，人们的生产技术低下，排水困难，加上土壤粘性太强，不易耕作，因而黄河流域最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灿烂的黄河文明。      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时期，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灭商前就注重农业生产，建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至于农业生产工具，则与商代没有显著区别。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西汉政权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大动干戈，原中原人民在寒冷与战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迁，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置郡县，为南方带来了大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此前在这一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勃发气象。但这一气候却对低纬度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影响不大，因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对暖湿，而且干旱对于南方大面积的水域涝地的自然排水，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人们在生产技术不高的情况下，增强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这些主客观因素对江南经济开发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南方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则遭到极大破坏。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8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5]。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忆昔》一诗所描绘的社会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宝八年（749）时，官仓的粮食储存达到了粟米9600万石[6]，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也是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督江、淮所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8]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使东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态破坏，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遂向南猛烈进攻，先后攻破辽国、灭亡北宋。酷烈的战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到13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稳固地占据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在那里大规模的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租佃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发生严重倒退[10]。　　在12世纪以后的800年间，中国的气候虽也曾几次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的来说则是以寒冷期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遭到破坏，北方农业区向南迁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频繁，黄河流域屡受战乱，人民流离，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低纬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而且这一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劳动力与生产技术的大量涌入，战乱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11]。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而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经济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终致不可逆转。

二

　　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简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暖湿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较早者如西周，在商末的寒冷时期中代商而起，并在随后的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寒冷期中，为了有效统治全国，采用在各地分封诸侯，由诸侯各自统治本地的办法，以弥补中央政权对各地鞭长莫及的政治统治缺陷。但是，诸侯王虽对周王室有定期纳贡、朝觐和出兵勤王等义务，其内政则是各自独立的。显然，周王室虽是天下共主，但全国政治形势则明显属于多元化。而就边疆形势来说，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他们南迁到关中地区甚至渭水流域，并直接威胁到都城镐京的安全。到西周末年，中原地区几乎都有游牧族人民居住，西周也终于为少数民族所灭，继位的周平王只好将都城东迁洛邑，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在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也起了极大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12]，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徙随时”[13]，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他们也不免与南方的农业经济区发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够自给自足，双方还不至于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汇合作用下，西汉和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势强盛。　　但是，随着气候的转冷，中原自身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凋敝，人民因生活困难而流离失所，主动转向更加适宜农业生产的南方暖湿之地，社会发生混乱动荡，阶级矛盾渐趋激烈。北方草原也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离开自己传统的生活区域，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经济区进犯，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之地。于是，在气候比前后的汉、唐两朝都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以各种方式，主动向南迁移，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一直处于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之下。而原来的汉族政权，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迁往江南。       到隋唐重新完成统一之时，也正是气候转暖之际。但唐代中期开始气候又逐渐变冷，政治上则适时地出现了游牧民族出身的安禄山起兵叛乱[14]，这使被周边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百余年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在气候极其干旱的时期爆发，经过十几年的战争，起义被平息下去，但却使统一的大唐帝国趋于瓦解，各地藩镇割据，根本不受中央节制，宛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统一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随后更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中原地区五十几年间竟五次改朝换代，皇帝也换了十几个，政治变动之快，真如走马灯一般，而其间的反目厮杀，简直更是无日不有。

　　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并曾一度幻想建立一统政权，但很快化为泡影，只好始终与辽、西夏南北对峙。其中，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与北宋讲和停战，时在1004年，也就是已经进入寒冷期了。通过和议，契丹人占据了白沟河以北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亦即他们入主中原已经不再是南侵，而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西北党项族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比辽朝势力弱小，但终北宋一朝，它所给予北宋的边患压力却远非辽朝可比。

　　12世纪以后，中国的气温明显低于此前，而且暖湿期越来越短，暖湿程度越来越低，干冷期却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在这种大环境变动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进行，这就导致由此前的建立割据政权，一变而为建立由其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先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变冷，使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骤然剧增，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在蒙古大草原，这次的转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冬季无雨不说，就是夏季的雨水也常常是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过来[15]。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游牧民族也只有主动迁往他处，才可能免除被自然淘汰的威胁。于是蒙古贵族率兵南征西讨，人民则自发的向较为温暖的南方迁移而成为流民。而在1230-1260年的气候又一次突然转冷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急剧恶化，蒙古军队遂放弃了远征西欧的计划，在灭金以后，迅速向距离较近而又相对暖湿的南宋所属地区大举进攻，争夺更好的生存空间。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最终建立大一统的蒙元帝国，这更属前所未有的现象。明清时期是小冰期，气候寒冷，清政权也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份，在其间的最冷时期（1640-1700）中，入主中原，建立一统帝国。由于明清两朝的中央政府实行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控制和管理，因而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分裂，国家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统一，但由于寒冷导致的生产衰退，一些地区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和各种暴动此伏彼起，有时还演变成漫延十几省、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使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之中。

　　对于气候寒冷造成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事实，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时，面对北方蠕蠕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汉人出身的大臣崔浩赞成帝议，主张武力解决，他对蠕蠕民族生产生活环境的分析是：“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16]清楚地认识到北方游牧民族一遇天寒，即将南下就温的生活习性，认识到气候变迁对游牧民族南北迁移的影响。此后，北魏孝文帝主动放弃原有的政治中心，将都城由原来的平城（今大同）南迁洛阳，一般认为这是他实行汉化政策的结果，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此，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17]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孝文帝迁都原因的惟一解释。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司马光在宋哲宗即位之初，提议将四、五年前宋军所攻占的所有西夏军寨，主动退还给西夏，原因之一，也是考虑到气候因素的影响，认为那里天寒地冻，“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18]。显然，司马光这一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表明他本人对气候深刻影响政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三

　　除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外，气候变迁也造成了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如前面提到的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原”时期、安史之乱时期，游牧民族都曾大举南进，中原人民也因战乱和寒冷而大量南迁，致使南方人口激增。两宋之际，随着气候的急剧转寒，女真贵族率军南下，女真人民也随之南迁就温；在与宋和议停战后，女真人更是遍及黄河南北，此后随其迁都开封，又有大量女真人迁入河南地区；而原来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人民，则大批迁往更南的江南地区。宋元之际，气候寒冷，蒙古贵族率军南征，随着他们的一步步向南推进，成千累万的蒙古人民也自发的向南方温暖湿润的地区迁移。一直到大一统的蒙元帝国建立50年后，通过给予生产生活资料来遣返这些蒙古流民仍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19]，但即便如此，还是制止不住流民南下的步伐，以致政府不得不下达了最严厉的处罚办法：“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20]这表明，当时蒙古人民向南迁移的规模已经对其祖居之地亦即蒙古贵族固有统治区造成了严重威胁。但这一法令公布之后，仍有流民的南迁之举。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法令，并不能丝毫改变气候干冷的生态生存环境。而到元明之时，因气候寒冷，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也纷纷放弃了自己传统的生活定居地，向温暖湿润的南方迁移，女真三部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建州女真继续不断南下，并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人民也随之大量涌入关内。       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来看，气候温暖湿润的汉唐时期，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以全国来说，就是北多南少。这是与当时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方的生产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与该地区农业生产的盛衰成正比的，只有生产水平越高，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内，虽因战争而有时打破这一人口布局，但战争过后很快又得到恢复。北宋中期以来，气候转冷，北方人民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不断南迁，加以经济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南方，到元朝以后，虽有战争对南方人口布局的不时摧残破坏，但再也没有出现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现象。显然，寒冷的气候，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南方经济力量的增强又继续和更加能够吸引更多人口的迁入，如此循环往复，相对温暖湿润的南方的经济发展自然是越来越高于北方，人口越来越多于北方。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也可以发现同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是诞生于温暖湿润的地区，原始人群也都是集中生活在暖湿的气候带中；而一旦气候变冷，这些原始人群也便自发的向相对更加暖湿的低纬度地区迁移。可见，气候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是远古时期就已存在并长期发生作用的。      

四

　　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当然不止以上三个方面，这里只是就几个主要的、影响全局的方面进行的扼要考察。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发现，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但这也只是就古代历史时期来说的。近代以来的200多年，全球人类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成分，致使大气中温室气体逐渐增加，全球气温明显变暖。虽然这200余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大于此前人类50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但这毕竟是人为因素起了极大的作用，与此前气候的自然变迁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此外，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来，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是无法再重新恢复或逆转的，而且气候暖湿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度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增温进程。

　　元朝末年，政府官修《辽史》顺利完成，其《营卫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段话的权威性当然不容置疑，因为修史者与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其民族特性有着深刻而切实的认识。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环境和条件，弥补其不足。但从历史上看，这也只能是在较小的空间内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在气候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各适其便”之地。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而不是自然适应人类。从上述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的演变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气候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是影响人类本能的最深层因素。因此，先秦儒学大师荀况在两千年前发出的“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虽然确实使我们人类激动不已，也使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始终激情滚滚，因而作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和理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却又不能不说，要真正达到这一宏论的字面意义的境地，确实也是难乎其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天地之间”，更好的“各适其便”，完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注释：

[1]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2]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5]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

[6]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货（十二）·轻重》。

[7]《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8]《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9]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10]王曾瑜：《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

[11]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7页。

[12]《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13]《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行营》。

[14]前引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对“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湿的气候因素。前引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对“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湿的气候因素。

[15][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6]《北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7]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五月丙子。

[18]司马光：《传家集》卷五〇《论西夏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作者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