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 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

    1978年以前,我与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知道谭其骧先生是谁，纯粹是因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误打误撞而入谭门的。头一次见老师是在龙华医院，那是老师中风以后，正在康复之中，只能在医院对我们进行入学面试。最后与老师告别亦在医院里，是1992年8月28日子夜在华东医院。首尾一十五年，耳提面命，一切犹历历在目。今年适逢老师百年冥诞，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文革”后头几届研究生的教学因承大乱之后，并无一定之规，不像今天严格规定要上几门专业课，几门专业基础课，而基本上全凭导师个人的指导。我记得季龙师给我们几个人正式上过一些课，但并不算多，其余时间主要是与我们讨论闲谈，在不经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即使正式上课也非常专门，决不从A BC讲起。记得有一次借辞书出版社一个地方给我们讲《水经注》，一开始就讲《江水注》中的江、沱部分。这个课我印象极深，因为从此领悟了读书之道。不久后我自己在读《水经注》时，就发现其中《浊漳水注》里有部分文字错简，前人都没有注意到，以至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也错画了。而更重要的是这样读书让我明白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几年当中，其骧师对我们始终都以讨论对象相待，或者说，将我们当成会者来教，使我们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明显。他也不为我们预设硕士与博士论文题目，全凭我们的兴趣自行选择。影响到我们以后自己带研究生，也决不事先将他们的论文纳入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而是让他们有自由的选择的空间。除非他们没有特别的思路，才给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老师将我们当成研究的同伴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他自己读书时就曾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平等地讨论两汉州制的问题，得到顾先生的鼓励。那次讨论显示了其骧师在这个论题上有超越他老师之处，说明了“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他的水平，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其骧师于我而言是一世之师，而不是一时之师。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有的老师只领你入门，有的老师则伴随你的一生。

    学问之道十分专门，有些题目研究难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够师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为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谭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地图上一条线、一个点的确定是经过怎样的艰辛。严格说来，其骧师并没有专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的专门著述就是《长水集》及其续编，这是谭先生一生论文的结集。如果没有编纂历史地图集这个工作，谭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加丰富，但依我想来也未必会有许多专著行世。因为谭师的写作方式与别人不同，能用简单的文章说明的问题，决不将其拉为长篇，能用文章说明的问题也不一定要用专著的形式来发表。他在担任《历史地理》辑刊主编时，在所审阅的稿件上经常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由于编纂历史地图集耗去他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他还有许多想要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甚至在老师最擅胜场的疆域政区方面，他都没有时间留下一部书稿，长使后人扼腕叹息。好在去世的前一年，他终于拨冗写出了四万多字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图说，才稍稍弥补了这一遗憾。他真正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集体事业。其实在历史地理之外，老师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来不及发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总在想，真正有学问的人正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开的，而不是将墨水全倒光了而靠空谈度日的。

    1980年，其骧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即今院士)，我向他表示祝贺，不料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中科院学部委员旧浙大的人多，所以认识我的人也多。”言下之意是认识我的人多，投我的票的人也多，我才成了学部委员。这话给我极深的震动，这是真正有学术底气的学者才说得出的话，而不只是一般的谦虚之语。同时也教育我，无论什么时候，对比起无涯的学术来，都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切勿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除了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以外，老师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侧重于技术史学方面，也就是以坚实的考证来建立自己的论点。在诠释史学方面他也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其中尤以如何定义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最为重要，现在依然是学术界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指导性原则。但是对于空头的理论，谭师却是不以为然。有一次在他家里，因为说到什么事，提及理论修养，他拱了拱手，显然是敬谢不敏。这个场面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文博系的一位先生。

    求真存实，一直是老师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使是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学术求真的基础上。讲真话不但是做人也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能过去不大被重视，甚至不被重视，以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历史不妨迁就一点。老师求真存实的治史与不惧压力的态度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榜样。

    老师认为自己不能诗，不善书法，所以几乎不作诗，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我知天命之年，却主动提出要为我写一幅字，并征询我愿意写什么内容，让我喜出望外。我因为喜欢辛弃疾，就跟老师说，辛词我很爱读，但一般可能都欣赏他的雄浑豪迈的字句，我则钟情于“我见青山多妩媚”，我刚念到这里，老师就接着背下去：“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于是师生相对而笑，至今我还深深记得这个场景。老师是很重师生感情的。有一次我的文章里写了谭其骧教授这样的称呼，他看到了就马上纠正我说，我们有这个(即师生，但他没用师生这个词)关系，所以你不要用教授这个称呼。这句话让我感动至深，这是师视生犹子，则生视师当如何，做学生的自己心里真应该清楚。

    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早就忝为人师，但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比起我的老师来，我们差了什么呢？学识？气概？还是情操？

    ◎周振鹤，学者，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长水声闻》等，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