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新生命力

    子怀南

    □自由撰稿人，广州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其具体指向实质是中国模式的崛起。虽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只发生在最近10年，但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很低调。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参考意义。虽然海外对中国模式尚无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准确定义，但就中国自身而言，毫无疑问，中国模式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件洋外衣。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越洋而来，怎样本土化，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发展，最后怎样走到今天？这样，“社会主义在中国”兀然成为热门话题背后的关键线索。这无疑是于幼军新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背景之一。

    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潮是竞争的结果，这是于幼军新著的一条主线。但作者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的空洞说教，而是基于大量的史料缕析，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里，呈现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是如何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众多思潮和主义的角逐中胜出，然后又怎样转型，怎样与民族主义结合的。

    于著最精彩之处，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这一全新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书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和理论创新，它“萌芽成长于大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一步丰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人二十余年艰苦探索集体智慧的结晶”。延安时期，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是中共理论研究和创造的高峰期。于著以大量而鲜见的史料细节还原了这一段艰苦但温暖的岁月场景：“中共中央在延安和边区兴起学习热潮，张闻天亲自分管，各级领导人带头发起参加各种研究会和学习小组……上下级之间，同志战友之间交流读书心得、探讨研究问题均能畅所欲言，全无思想顾忌，常常争论得脸红耳赤，过后又哈哈大笑，握手言欢。”然而仅仅十几年之后，这种亲密无间已经不再。1959年7月12日下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步行至美庐别墅，想找毛泽东面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被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挡驾，说毛主席还在睡觉。彭德怀想起战争年代……有时毛泽东还在睡觉，他掀开被子唤醒毛泽东起床面谈。但他知道现在不能再这样了，只好悻悻然转身离开”。对社会主义中国即将发生的曲折，著者忧虑跃然纸间。

    社会主义在中国，或者说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从五四到当代，确实经历曲折与跌宕。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社会形态，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论断。然而，这个过渡到底需要多长？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也许要15年”，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发言中，毛还提出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同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回答民主党派人士时则说“二三十年吧”。这个时期的判断，依然切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特定的历史任务，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急于3年之内完成这个过渡，过早启动并急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中国煮成了一锅夹生饭，留下二十余年的后遗症。(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于著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这个关键节点着墨最重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民主主义的仓促结束和日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坎坷历程，其间政治体制与社会规律的纠葛、领导成员之间的认识与歧见等等，不仅观点新颖，而且不少史料闻所未闻。这段历史极具当代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接续，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率先夺取政权后，必须补上生产力发展这一课，才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国初期，党内不乏明智之士，新民主主义发展面临良好的社会环境，但却避免不了早夭的命运，其中的原因和教训耐人深思。重温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仍有启迪。

    当然，作者侧重的不是史学研究，而是历史叙事和思想评述，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态度，搜集比对，博采众长，独立思考，来呈现他认知范围内能最大限度逼近真相的社会主义中国史。作者视野所涉，既有苏联解体后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也有杨奎松、沈志华、黄仁宇、杨天石等新近广受社会阅读者欢迎的史学研究者新著。学术的严谨，叙事的流畅，对历史人物的稔熟，以及对历史现场的回访，作者还原历史本真的意图和努力是否到达，尚需历史本身的检验，但作者所表现的写作真诚，显得格外珍贵。

    在传统教科书成长的一代，对这本58万字的普及性政治读物或许欣爱有加。在重温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和事件之余，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有了不一样的年少记忆与青春影像。这种阅读的个体体验，用张鸣在他《辛亥：摇晃的中国》封面上撂下的那句话来表达，真是再贴切不过：“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而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的期待显然并不仅仅于此。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领导层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而非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以史为鉴，使社会主义中国再次具有新的生命力，这才是新著的重点所在。读者可以从该书真切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当下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利益的多元导致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进而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并存的态势。曾经长期主管一地意识形态的作者显然观察并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现实，并力图通过这样一种严谨而通俗的历史叙事，推动社会民众特别是政治精英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再认识，从而超越既得利益，拉近两者距离，寻找双方的交互点，最终完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弥合与重塑。(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或许，这是于幼军新作的书外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