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高铁要拆哪些范围:左翼力量在欧洲

摘要： 2009年3月19日，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筹）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左翼力量在欧洲——左翼政策在德国和欧洲的新趋势、新发展”国际研讨会。其间，捷克民主社会主义党副主席吉瑞•胡德克博士作了《左翼力量在欧洲——东西欧的不同经历对于合作与统一的挑战》的专题发言。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关键词： 欧洲左翼党；现状

　　一、世界的最新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不可否认的危机具有下述特征：第一，失业率日益上升（欧盟的预测是大约10%的失业率，但在一些地区或某些工业领域，失业率很可能会高得多）；第二，某些“资产”的贬值，特别是不动产贬值；第三，债务危机。

　　这些发展首先造成了一种严峻威胁，即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此外，它们也给“中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西欧国家的“主流”——带来严重危险，给那些至今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或这些国家的“堡垒”和稳定因素的那些人带来危险。

　　因此，对于左翼力量来说，这种局面不仅应被看作一种威胁，而且也应被看作一种挑战和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采取“物极必反”的战略。我们当前的责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以任何形式急剧恶化。我们尤其要对在社会生活中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或者经济上更为弱势（退休人员、残疾人、移民等）的一切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注。

　　作为一种（非常危险的）替代战略，领导者们可能试图为中产阶级的挫败寻找某个“替罪羊”群体——这就再度凸现了捍卫那些受到威胁的群体的必要性。

　　当前的危机对于左翼还提出另一种挑战：目前的局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局限性，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是多么无效率（以及长远看来的不可持续），最后提出我们自己关于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

　　坦率地说，我们距实现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或激进的左翼过去曾经太多次地高喊过“资本主义的危机”，以致于很多人如今恐怕将不再留意我们的高喊；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不足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至今仍然拿不出能够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信服并赢得足够支持的可行模式。

　　我认为，这一任务将是左翼政治力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进行合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不只是在欧洲，而是在世界范围，并且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讨论应尽可能地开放，并且应该进一步深入，重新思考那些“基本原则”。

　　二、欧洲左翼党的产生

　　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再来谈论政治左翼进行合作的挑战与问题，特别要谈及欧洲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有若干个“层面”，相应地，政党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合作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新欧洲左翼论坛（New European Left Forum，NELF）看作党际合作（或者仅仅是交流）松散形式的代表，类似于诸如欧安会（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那样的国家间组织，或者类似于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这些组织的目的主要是协商性交往。

　　另一方面，欧盟（欧共体）构成了合作和一体化的一种强有力形式（最近则日益呈现出某种“超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特色）。为了反映这种日益加深的一体化特性，欧洲议会在几年前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欧洲层面的政党”，甚至从公共基金中给予适度的财政支持——由欧洲议会在相当严格的规则基础上进行分配。这种组织形式允许各种政治群体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联合自己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也可能是对深化和引入“泛欧洲”（首先应理解为“泛欧盟”）思想的鼓励。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的是，政治左翼是最后建立这种政党的主要政治群体。在2004年5月，欧洲左翼党刚刚成立，目的是为欧盟内（以及一些非欧盟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的紧密合作提供组织基础，同时也是为了在欧盟内部进行共同的政治斗争。然而，一些非常重要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出于各种原因决定远离这种冒险，它们也没有加入这个随后出现的组织（实际上，为说服它们所作的努力也是欧洲左翼党推迟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在欧盟内的一些国家还不存在定位相似的这类政党，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左翼党。因此，自欧洲左翼党形成以来，我们就关注其内部存在的上述裂痕，并努力使之弥合。不得不承认，迄今我们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因此，在欧洲层面上，欧洲左翼党仍然不能发挥与最大的政党相当的作用；党派联盟（欧洲左派/北欧绿党党团联合，GUE/NGL）仍是欧洲议会内左翼政党在欧盟框架内的唯一平台，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议会制。（在其他国家——既包括欧盟国家也包括非欧盟国家——寻找新伙伴的进程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三、欧洲左翼党内部东西欧的差异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得欧洲左翼党的工作复杂化了——即来自前“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政治地理”，比如，希腊曾是“西欧”的一部分，而民主德国曾是“东欧”的一部分。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区别常常使它们难以恰当地理解对方，难以找到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新成员国”——即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氛围有时也不同于“老欧盟”，共同政治行动的准备工作因而变得困难。一些相似的因素有时也会变成我们理解政党的障碍，因此有必要稍微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西欧大多数国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公众政治斗争及展现政治冲突，他们在过去为保证自己的工资、政治权利等等必须多次进行类似的斗争，然而在东欧（包括在捷克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情绪仍然是顺从。即使是在政治剧变20年之后的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通过罢工或上街示威游行等方式来捍卫或维持自己的政治、社会要求是“不合适的”。例如，对比一下反战示威的范围或者大规模的工会集会，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在西欧，几万人参与这类活动是不足为奇的；而在我们国家，5000到1万人的参与就会被当作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和杰出的成就。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群众曾经的政治经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留给他们的教训是：为了避免太引人注目以及遭到可能的惩罚，最好呆在家里，不要表达你的观点。就连共产党本身在过去也不完全是活跃的政治组织，并且在社会上也没有发挥某种有效反馈机制的作用，而只是一种权力“传输”的工具、决策传送的载体。（换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常常变形为“最高层的集中制”。）遗憾的是，这种政治顺从不仅仅局限于街头政治或者罢工，很多人害怕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他们宁愿不正式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无论是政党、非政府组织，甚或是某些特定的自发组织。实际上，目前捷克共和国数量最多的党员仍来自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共产党（CPBM）——但这只是继承下来的党员，他们如今大多是1989年以前已经入党的老人。

　　另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激进的反共情绪。这种趋势在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相当普遍，甚至非常强烈，比如在匈牙利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而在西欧，社会则普遍宽容得多。不得不承认，1989年之前的东欧政治体制对于不同政治观点是毫不宽容的。因此，民众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他们过去已经习以为常的状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只是带有符号上的某些“正—负”转化。观点的差异、批评意见或者对主导性（或统治性）的公共“常识”公开表示异议都会被很多人看作某种“不合适的”或“破坏性的”行为。（例如，捷克展开了一场关于是否接受美国在捷建立雷达基地计划的激烈争论。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人——55%—75%的人——坚决反对这些计划。但是，不仅媒体忽略了这一事实，而且反对者本人大多也害怕公开袒露自己的观点，他们常常处于防卫状态，以免成为俄国人颠覆的牺牲品。）

　　存在于交流中的另一个困难则直接阻碍了政治历史和政治发展差异的弥合。在西欧广为人知并且经常出现的一些“传统的”左翼论题在东欧却无人知晓也无人谈论。以“不稳定”一词为例，这个术语用于形容没有正当法律地位、没有安全和保障的危险工作，以及不具备适当保障的工人。这一问题在西欧国家已被充分讨论，但这一术语在诸如捷克这样的国家却是根本无人知晓。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类似问题，而只是这个术语根本未曾使用。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使用的术语相同，但是人们的基本态度却不同。比如，欧洲左翼党在西欧国家开展了一场反对所谓博尔凯斯坦法令（即欧盟关于服务业自由化的一项法令）的长期运动。这一法令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将危害很多国家的国内服务业供应商——它允许服务业自由出口和价格倾销。而东欧的大多数左翼力量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围绕这一法令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注意到这一法令的那些人则抱着它能够为本国提供工作岗位的希望而支持服务业市场自由化。

　　左翼各政党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也有差异。在西欧，政治左翼通常是宽容的，援助移民和各种少数人群共同体（具有不同性取向的群体、非传统生活方式等）；而东部政党（可能也是由于党员平均年龄相当高）的立场则非常保守并且普遍缺乏宽容。

　　这就使我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来自西欧的居民通常比东欧人具有某种优越感。即使是左翼党也不能完全不受影响地反对这种“文化帝制”。克服这种类似的感觉和态度，不仅有利于东欧人，而且有利于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和拉美人），这是政治左翼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应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交流和探讨，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将有助于改善现状并创造未来合作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