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钢琴曲 红头绳 教学: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6:48:58
李靖炎
读到《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上徐庆全先生的大作《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心里有不少感触。
一、胡绳先生的《八十自寿铭》
胡绳先生少年早慧，被誉为神童，30岁时就已是国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却是他晚年作出的两项贡献：一是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民粹社会主义根源，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批判了把两者绝对地对立和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胡绳先生在他的《八十自寿铭》中简略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我以为若是把这里的数字稍作加减，大概可以适用于相当一部分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每一个人。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的民心，他们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旧中国的极度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太不发达，产业工人太少，致令中国跟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在党的创建上左翼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党内所有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路历程，从天真的“立而惑”，到长期痛苦的“惑而不解”，直到最后“粗知天命”，正好对应于党在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工作的颇有成效，到后来极“左”势力瞎闯乱撞，闯下了大祸还硬不肯认错，终而把国家带到了绝境，最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烈火”，党方才如凤凰涅般地得到了重生。
二、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在思想认识的共同弱点
我国老一辈的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革命热情有余，而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形势的认识却不足。由于他们在党的创立与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严重的后果。最鲜明的一个实例就是早在1953年，就不顾中国当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实际，客观上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外，急需通过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以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并尽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却贸然地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此关键的时刻，面对这种严重的战略性路线性的错误，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不仅毫无警觉，反而大为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的宿愿即将实现。
如今回顾起来，在解放前和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中，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与错误，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下面仅作一点粗略分析。
由于旧中国的极端落后(1906年方才废除封建的科举制度，1911年方才推翻满清的封建皇权)，在20世纪初期中国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沙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只能照搬来自于西欧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说，毫无分析批判的能力。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同样是如此，只能全盘照搬而无力分辨。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当时送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学习的，其实全都是从苏联转借过来的，至少是片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当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其中最严重的是断言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垂死的阶段，从而要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那些极不发达的国度也要这么办。
解放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能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主要就是1848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它是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革命檄文，有极大的感染力。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它其实是马、恩青年时代所写的理想或纲领性的作品。它以为仅凭“阶级斗争”，在19世纪的西欧就可以实现“社会革命”。
单纯迷恋阶级斗争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缺乏应有的了解，是党在解放以后不断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上面所提到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与错误，其实是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有的。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生活在旧中国落后的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的环境中，这就不免会带上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特点，即反映出落后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希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下创建出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这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绪跟后来妄想“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打算显然是有联系的。但是既然按照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流行的可以称之为“革命政权万能论”的看法，无论原先的生产力水平如何低下，只要党掌握了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强行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创建出社会主义社会来。这种“革命政权万能论”实际是唯心的英雄史观的变种。任何“英雄”只要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迟早总会倒大霉。一个政权也同样是如此。
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当年的另一个思想弱点，是对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先进性缺乏认识。他们不了解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当时连马、恩虽处在19世纪的西欧，也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不能要求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就能认识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我们老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严重弱点。它不仅使我国在解放以后长期施行一种错误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即歧视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必须加以改造的政治贱民，而且使得在党内代表着这个先进阶层的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有某种天生的“原罪”，在与党内的极“左”势力作斗争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是自己立场不对。而极“左”势力也竭力利用这一点，宣称反对他们的人都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所有这些在“立而惑”的阶段普遍严重地存在着的弱点，只是在通过长期而极其痛苦的“惑而不解”的阶段以后，方才在“粗知天命”时逐步被消除。
三、从“立而惑”到“粗知天命”的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天真的“立而惑”到痛苦的“惑而不解”，再到大彻大悟般的“粗知天命”，是一种极度无奈的过程。
前面已经指出，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解放前思想认识上的不足，这种“立而惑”状态下正是作为否定之否定过程之起点的。肯定阶段，是天真幼稚的，是一种痴愚。这时的革命理想与思想认识的弱点处于一种既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状态之中。其间的矛盾处于隐含的状态而尚未通过实践暴露于现实之中。
建国以后，革命政权的实践带来了预期的成功，但也日益暴露出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隐含着的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也就导致了“惑”的必然发生：(1)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的种种目标与表面上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2)在急需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尽速提高生产力的国度里，却人为地硬去禁绝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3)对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发展现代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再加上平均主义意识的作祟，错把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当作排斥甚至打击的对象，致令国家的建设日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客观上使得党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4)我国民主革命并未真正完成，又建立了专政型的政治体制，结果使得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侵入人民政权和党本身，导致了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党内外民主与法制，最高掌权人一旦受到了民粹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结果必然导致极其严重悲惨的后果。
所有这些全都导致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停滞，然而此时世界上的发展变化却完全出乎斯大林主义的预期：(1)世界上并未再发生预期会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世界经济大恐慌。(2)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适当改善。(3)在此基础上，由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各方面都确实有所改进，如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而这就与专政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4)二战后苏联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赶上美国，而且还落到日本与西欧之后。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尚有思维能力与良知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甚地疑惑起来。
按照黑格尔的话说：“惑”就是恶，就是对原有盲目信从的凌辱，也就是对原有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痛苦的否定。但是“惑”在后期实践中所受的失败，又意味着觉醒的开始和原来的痴愚状态的结束。它预示着未来的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由“惑”到“不惑”决非易事。党和毛泽东个人的崇高威望是通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党在解放前与建国初期确实为国家和人民作了不少好事，特别是永远地结束了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任人欺凌的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货所具有的欺骗性，要分辨其真伪，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落后的国度里往往是很困难的。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宣传错误的东西时，要分辨真伪就更加困难了。20世纪的专政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禁锢政策，也使人轻易不敢去解惑。
由于这些原因，由“惑”到“不惑”，只可能是由点到面，由表面而逐步深入，由个别的人而到大多数人，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而且在每一个点，在每一个人，“惑”都可能有反复。
然而无论“不惑”是怎么地不易，极“左”势力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把一切都推到了物极必反的极端程度，1957年的“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所开始的“反右倾”，特别是十年“文革”，把一批又一批的左翼知识分子逼得非大惑特惑起来前终有所觉醒不可。“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到了“文革”后期，其恶果已再也无法掩饰，而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治理整顿更是用事实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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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上徐庆全先生的大作《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心里有不少感触。
一、胡绳先生的《八十自寿铭》
胡绳先生少年早慧，被誉为神童，30岁时就已是国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却是他晚年作出的两项贡献：一是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民粹社会主义根源，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批判了把两者绝对地对立和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胡绳先生在他的《八十自寿铭》中简略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我以为若是把这里的数字稍作加减，大概可以适用于相当一部分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每一个人。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的民心，他们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旧中国的极度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太不发达，产业工人太少，致令中国跟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在党的创建上左翼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党内所有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路历程，从天真的“立而惑”，到长期痛苦的“惑而不解”，直到最后“粗知天命”，正好对应于党在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工作的颇有成效，到后来极“左”势力瞎闯乱撞，闯下了大祸还硬不肯认错，终而把国家带到了绝境，最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烈火”，党方才如凤凰涅般地得到了重生。
二、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在思想认识的共同弱点
我国老一辈的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革命热情有余，而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形势的认识却不足。由于他们在党的创立与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严重的后果。最鲜明的一个实例就是早在1953年，就不顾中国当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实际，客观上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外，急需通过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以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并尽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却贸然地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此关键的时刻，面对这种严重的战略性路线性的错误，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不仅毫无警觉，反而大为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的宿愿即将实现。
如今回顾起来，在解放前和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中，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与错误，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下面仅作一点粗略分析。
由于旧中国的极端落后(1906年方才废除封建的科举制度，1911年方才推翻满清的封建皇权)，在20世纪初期中国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沙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只能照搬来自于西欧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说，毫无分析批判的能力。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同样是如此，只能全盘照搬而无力分辨。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当时送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学习的，其实全都是从苏联转借过来的，至少是片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当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其中最严重的是断言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垂死的阶段，从而要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那些极不发达的国度也要这么办。
解放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能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主要就是1848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它是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革命檄文，有极大的感染力。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它其实是马、恩青年时代所写的理想或纲领性的作品。它以为仅凭“阶级斗争”，在19世纪的西欧就可以实现“社会革命”。
单纯迷恋阶级斗争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缺乏应有的了解，是党在解放以后不断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上面所提到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与错误，其实是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有的。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生活在旧中国落后的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的环境中，这就不免会带上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特点，即反映出落后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希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下创建出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这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绪跟后来妄想“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打算显然是有联系的。但是既然按照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流行的可以称之为“革命政权万能论”的看法，无论原先的生产力水平如何低下，只要党掌握了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强行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创建出社会主义社会来。这种“革命政权万能论”实际是唯心的英雄史观的变种。任何“英雄”只要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迟早总会倒大霉。一个政权也同样是如此。
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当年的另一个思想弱点，是对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先进性缺乏认识。他们不了解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当时连马、恩虽处在19世纪的西欧，也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不能要求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就能认识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我们老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严重弱点。它不仅使我国在解放以后长期施行一种错误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即歧视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必须加以改造的政治贱民，而且使得在党内代表着这个先进阶层的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有某种天生的“原罪”，在与党内的极“左”势力作斗争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是自己立场不对。而极“左”势力也竭力利用这一点，宣称反对他们的人都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所有这些在“立而惑”的阶段普遍严重地存在着的弱点，只是在通过长期而极其痛苦的“惑而不解”的阶段以后，方才在“粗知天命”时逐步被消除。
三、从“立而惑”到“粗知天命”的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天真的“立而惑”到痛苦的“惑而不解”，再到大彻大悟般的“粗知天命”，是一种极度无奈的过程。
前面已经指出，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解放前思想认识上的不足，这种“立而惑”状态下正是作为否定之否定过程之起点的。肯定阶段，是天真幼稚的，是一种痴愚。这时的革命理想与思想认识的弱点处于一种既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状态之中。其间的矛盾处于隐含的状态而尚未通过实践暴露于现实之中。
建国以后，革命政权的实践带来了预期的成功，但也日益暴露出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隐含着的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也就导致了“惑”的必然发生：(1)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的种种目标与表面上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2)在急需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尽速提高生产力的国度里，却人为地硬去禁绝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3)对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发展现代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再加上平均主义意识的作祟，错把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当作排斥甚至打击的对象，致令国家的建设日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客观上使得党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4)我国民主革命并未真正完成，又建立了专政型的政治体制，结果使得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侵入人民政权和党本身，导致了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党内外民主与法制，最高掌权人一旦受到了民粹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结果必然导致极其严重悲惨的后果。
所有这些全都导致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停滞，然而此时世界上的发展变化却完全出乎斯大林主义的预期：(1)世界上并未再发生预期会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世界经济大恐慌。(2)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适当改善。(3)在此基础上，由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各方面都确实有所改进，如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而这就与专政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4)二战后苏联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赶上美国，而且还落到日本与西欧之后。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尚有思维能力与良知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甚地疑惑起来。
按照黑格尔的话说：“惑”就是恶，就是对原有盲目信从的凌辱，也就是对原有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痛苦的否定。但是“惑”在后期实践中所受的失败，又意味着觉醒的开始和原来的痴愚状态的结束。它预示着未来的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由“惑”到“不惑”决非易事。党和毛泽东个人的崇高威望是通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党在解放前与建国初期确实为国家和人民作了不少好事，特别是永远地结束了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任人欺凌的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货所具有的欺骗性，要分辨其真伪，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落后的国度里往往是很困难的。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宣传错误的东西时，要分辨真伪就更加困难了。20世纪的专政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禁锢政策，也使人轻易不敢去解惑。
由于这些原因，由“惑”到“不惑”，只可能是由点到面，由表面而逐步深入，由个别的人而到大多数人，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而且在每一个点，在每一个人，“惑”都可能有反复。
然而无论“不惑”是怎么地不易，极“左”势力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把一切都推到了物极必反的极端程度，1957年的“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所开始的“反右倾”，特别是十年“文革”，把一批又一批的左翼知识分子逼得非大惑特惑起来前终有所觉醒不可。“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到了“文革”后期，其恶果已再也无法掩饰，而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治理整顿更是用事实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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