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

文/ 三戒法师

作者按：

读书笔记，不作注释。灵感来源于《海国图志》丛书，特别是林国基先生为《陆地与海洋》所作的长序。

谨此，致敬。

“建立神殿比请来神圣要容易得多。”

——贝克特，《匿名者》

“一个国家的宪法不是细心选择的结果，而是民族的精神产物。”

——黑格尔

“这伙善良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商人和乡下人吗?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反对君主政体，因为一旦他们安居乐业，任何政体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西塞罗

如同我们要谈论一个事物时，总是要找一个参照物一样，当我们分析西方时，总是拿东方做参照物，反之亦然。历来，无数著作家都把“东方”、“西方”简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其地理基础就是“欧洲、北美”与“亚洲”。欧洲、美国的著作家们热衷抽象归纳出两种文明的特性进而比较，而每当“西方社会”出现“危机”时，也总能听到“东方”的著作家撰文论述“东方文明拯救世界”，似乎，“东方”、“西方”的分野就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不同路径。

然而，哲人施米特在一次神秘的对话中假借N先生之口论述了——“东方和西方只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并不是走向敌对的理性理由”，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次空间秩序的革命，是海洋与陆地的对抗。德意志帝国历经百年从分裂走向统一，大西洋就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上百年，德意志人就是未能踏出这一步。施米特先生的洞见无疑遥相呼应了格劳秀斯的“自由海洋”理论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林林总总的背后，都无非是一个后崛起国家试图冲破原有秩序走向兴盛的雄心。几十年后，远东的中国在一场大内讧中苏醒时，年轻的思想者拍摄了一部叫《河殇》的纪录片，其理念更是对施米特先生的遥远回应。

开放属于海洋，海洋属于西方，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欧洲，欧洲是“契约社会”，而东方似乎就该是封闭大陆的亚洲，是属于“人情社会”。每年，亚洲各国都迎来欧洲、美国大学里的人类学家们，似乎，亚洲就是中古人类文明的“田野”，是需要发现的，他们的历史基因必须被人类学家们发掘整理。英国人类学家杰克 •古迪的著作《偷窃历史》的开篇把“偷窃历史”的概念阐述得明明白白：“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而萨义德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一言以蔽之，我们看待“东方”其实是借用“西方”的视角，东方也就是亚洲，是“被发现”，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事物，仅仅有一个视角，只能产生偏见。

欧洲的著作家们曾经交口称赞过亚洲国家的政体，而当亚洲在武力胁迫下纳入一个新的“国家——殖民”秩序之后，欧洲的著作家们仿佛一夜之间又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亚洲”。我们可以从马嘎尔尼的报告，可以从传教士们的日志中发现，也可以从“历史哲学”的发现者黑格尔的论述中了解到这种观点，黑格尔曾经说道“历史乃记载叙述，神话传说算不得历史”。亚洲的“不幸”在于，这片大陆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土地之一，而如今，它仅仅成了一个 “标本”，一个被欧洲解读的文明记忆。

只是，归根到底，正如亚洲并不真正了解欧洲，而欧洲也并不了解亚洲，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幕幕戏剧，而并不知道“导演”的真实意图。

地理拼图

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就是一个“世界岛”。乌拉尔山脉将其一分为二，喜马拉雅山脉又从亚洲分出南亚，而死亡之地沙漠又将东亚与西亚隔绝，寒冷的西伯利亚成了广袤的“无人区”，亚洲在地理上支离破碎，邦国林立，交流困难。根据前苏格拉底宇宙论，一个正义的政体或者说和谐的宇宙秩序，应该包括土、水、气、火四种元素，寒冷与炎热、干燥与潮湿应该交替进行，达到平衡，一种元素过于发达或者过于不足都会导致宇宙秩序的不平衡或者不正义。地理的差异，必然影响了各地的气候，也必然影响了各地的土壤，而不同的气候、土壤就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有不同的政体。在亚洲大陆上，西亚、中亚经常遭受烈日暴晒，土地异常干旱贫瘠，并不适宜耕种，草原的生活注定是游牧渔猎；南亚，季风季节，暴雨倾盆洪水泛滥，而在旱季，赤地千里，人们苦于世事无常，宗教极为兴盛；东南亚过于炎热，雨季时又江河湖海泛滥，丛林阻隔交通，各部落间争斗不休，地理的隔绝使得交往极为苦难，语言差异巨大，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

孟德斯鸠对气候、土壤对政体、法律的分析极为精彩，以至于卢梭也深以为然。深谙卢梭哲学的黑格尔看来更是如此——“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被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的地盘”。纵观历史，但凡伟大且正义的秩序，大多是建立在气候适宜的温带上的——这似乎也印证了黑格尔的洞见“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亚洲的草原上只有呼啸而来又迅速崩溃的“草原帝国”；而南亚历来是西亚、中亚游牧部落杀戮、压迫、掠夺的舞台；东南亚林林总总的小邦国仅仅是弱不禁风的“部落”而已；唯有温带上的中国有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超稳定架构”。甚至百年后的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里也提到“现代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包括日本、苏联、甚至中国，都出现在温带，这是一个事实。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地理似乎是历史背后的真正的导演之一，正如黑格尔的酷评——“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者太低……自然是人类在他自身内部能够取得自由的第一个立脚点，这种自由的解放不容为自然的障碍所留难。”

然而亚洲林林总总的政体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它们都根植于大陆，是不折不扣的“比希摩特（Behemoth）”。哲人霍布斯曾经借两部著作《利维坦》、《比希摩特》神秘地隐喻了两种不同的政体——海洋性的利维坦，大陆性的比希摩特。后者怯于公战，勇于私战，内战不断，而大陆性政体，只有寄希望于强力与运气。亚洲各国从古至今都陆军独大，而陆军天生具有暧昧、分裂的特性，亚洲大陆就成了“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拉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强权更替的天然战场，以至于亚洲的历史书是用鲜血写成的。只是，在欧洲人勇敢地走向海洋前，整个欧亚大陆也就是如此的状况。

常识告诉我们，统一的国家威胁只可能是来自陆地边境或者海洋。就近现代的亚洲国家而言，曾经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俄国、日本。一个急需一个太平洋的不冻港、出海口，另一个就需要一块坚实的陆地。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暗示——双头鹰俄国必然是侵略性的，因为它必然要向温暖的南方挺进，而俄国模棱两可的特性，也成了近现代亚洲局势最大的塑造者。在中国、印度、俄国包围下的西亚、中亚诸国，是运气最差的国家，他们面临着资源陷阱、恶邻陷阱、内战陷阱、全球化陷阱、内陆陷阱等等陷阱——缺乏出海口，恶邻虎视眈眈，内战频繁，矿产资源的充沛导致统治者通过出口矿产就足以武装起军队，他们并不在意培育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私营经济等等，不能惠及民众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而社会的不公乃是动荡的根源。

霍布斯暗示的“利维坦”天生是海洋性的，而接踵而至的海洋时代，让欧洲从文明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主宰。多少著作家感叹文明的先行者亚洲没能诞生一个 “海洋文明”。然而中华、朝鲜、日本往东就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战胜得了“古老的女神”。况且就纯粹从利益角度来说也不值得远航。东南亚岛国尚处在文明的婴儿期，季风雨季台风都是船只的梦魇。南亚支离破碎，要进军海洋就必须先立足于大地，不幸的是，中亚、西亚崛起的游牧民族一次次蹂躏这片土地，无论是大地还是海洋，对于南亚都过于奢侈。更何况，要不是亚洲的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逼得欧洲人扬帆远航，寻找传说中流淌着蜜与牛奶的“黄金国” ，他们依旧会满足于风平浪静的“澡盆”地中海——别忘了，在欧洲人被北非海盗劫掠贩卖为奴的时代，他们可真没海洋主人的底气。马汉在《海权论》总有句很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核心的一句话：海权，是自发形成的。这句话遥相呼应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地理基础”。

地理不但决定了“人间之国”，还决定了“上帝之城”。哲人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根植于大地之上，横扫了欧洲天空中至高无上的主宰，不再指望“上帝之城”，而将人作为了政治的中心。霍布斯进一步把所有“无水之地”的“罗马幽灵”扫入了“黑暗王国”。从此，公民让千年来的圣徒都黯然失色。近现代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版的“一神论”，即政治主权的集中，而这种集中必须建立在行政权的集中基础上。而东亚、东南亚仍是诸神的领地，黑格尔曾经对亚洲的宗教不以为然，那种诸神林立，山神水神等等共存的状态并不是宗教，而仅仅是“迷信”。诸神的共存，本质上是分裂、暧昧的，不同的信仰导致“国家”不可能形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会走向内战”。

近现代亚洲的大门被欧洲人的武装敲开后，一种全新的空间秩序随之而来，以往以丛林、高山、河流、海洋、军事实力、语言、风俗、宗教、血缘、文化等等藩篱划分的支离破碎的空间秩序逐渐被扩大伸展。尖船利炮敲开古老的土地后，殖民地政府在刺刀的保护下迅速建立了官僚统治，将部落、王朝等等纳入同一个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跨地域的版图。亚洲许多居民眼中的世界，第一次跳出了原本狭小的故乡看到广袤的“国家”。亚洲的“主权国家”概念正是从殖民政府统治的版图内生长的。同时，时间秩序也迅速改变。传教士将土著居民从众多本土宗教吸纳到基督教中来，以多神教、历史变迁所产生的圈形时间概念被基督教的线性时间概念取代，历史不再是轮回，而是向前的，它或许没有终点，但不再是从创世到毁灭再到创世。空间、时间秩序的改变，使得亚洲，这个地理概念在将来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共识。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德曾经证明，亚洲是文明的发源地，亚洲的生产方式、工具深刻改造了世界，而亚洲的犹太民族创造的基督教全面地改造了欧洲的文明，然而吊诡的是，欧洲人又借此全面塑造了亚洲的政治、文化版图。

时至今日，经济落后的南亚、东南亚诸国，大城市不过是一些文明的孤岛。吉隆坡有着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但整个马来半岛的不过是农田、丛林的领地。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不同的阶层衍生出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在吉隆坡双子塔上班的马来西亚白领，与在纽约曼哈顿金融大厦里上班的美国白领，在思维、价值观上的差异，要远远小于他与在田地里耕作的、虔诚的马来西亚农民的差异。和亚洲文明孤岛般的大都市一样，一小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型机构工作的亚洲“中产阶级”，也是一群亚洲大地上的“异乡人”，而这正是近现代被塑造的亚洲的“遗留物”。

国家考古

亚洲大地是文明的发源地，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文明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所谓国家，也就是在某个划定的区域里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依据机械的选择标准、按能力选拔并雇佣专家，长期维持由这些专家组成的官僚机构，其权限渗透到所支配社会的每个角落，拥有能改变该社会形态的权力。但所谓国家文明体和主权国家却又是不同概念，前者是控制力的概念，后者更高意义上是全新的空间秩序革命，前者的边界是军事控制线，而暧昧的“边疆地区”意味着国家控制力微弱的区域。主权国家的地理形式是数学般精确的国界，前者潮涨潮落，后者无可挑战。

喧嚣的大航海—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者走了，但“主权国家”留下了。亚洲的大地上第一次被数学般精确的国界线所分割，被一个个不容挑战的主权国家所统治。十六世纪法国人博丹引爆的主权国家革命在几百年后在亚洲大地上生根，空间秩序从“帝国—属国”被改造成了“主权国家”体系。国家的合法性基石不再来源于神权、血缘，而是根植于“权利—权力”关系。在亚洲传统政治下，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于传统、血缘、强力，权力属于权力持有者私人所有，而在主权时代，权力合法性就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权力不再是私人的，而一种人格化的公共意志，从法理上，权力持有者并不拥有权力，只是暂为行使。

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现代最重要的产品是个人。基督教将人从城邦共同体里剥离出来，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又将个人根植于自由权利之上。国家就成了一个个独立、平等、权利自由的个体用契约自愿组成的大共同体。诚然，主权国家与契约国家有着微妙的冲突：前者无可挑战，后者是契约自由，然而两者的矛盾自然可以用民主政体来解决。只是，在亚洲，两者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除了中国、日本两个内生性的国家，亚洲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殖民者强行改造了亚洲的地理版图，不同的民族、地区被强行制造出一个个殖民地，殖民地独立运动又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内，亚洲涌现出了几十个 “国家”，走完了别人数百年才走完的路程，空间秩序在极短时间内被改变，远远走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变动的前面。

许多亚洲国家表面上看拥有一个“民主”政体的外壳，然而，那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个体契约自由的产物。在很多亚洲国家，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不过是一个个小共同体联系起来的，后者以血缘、利益关系、族群、宗教联系起来。认同关系呈U字形，上头两端是“宗教”、“部族”，底下才是国家。每次选举，选民们更关心的是部族、宗教利益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利益，权力来源的基石也不是一个个具体的选民，而是一个个部族、宗教团体。这些国家的诡异之处还在于——他们拥有一个超脱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统治阶层——接受过良好教育、利益盘根错节、以联姻等方式的上层阶层，他们很多都有西方名牌大学的文凭，但骨子里仍是信奉 “密室政治”，而民众则依附在他们之下，一个个政治世家、地方强人、军事团体就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些国家都不是以个人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利维坦”，而是由一个个族群等小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比希摩特”。

部族等等宗法组织的强盛也意味着国家直接和个人发生权利关系的“个人—国家”现代模式退化成“个人—宗族—社会”的传统模式，使社会成员将宗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和法律作为决定个人态度与行为的首要因素，对国家具有潜在的威胁。比如菲律宾的政治冲突。地方上的权贵家庭本质上是与国家主权对抗的，而政客本身就出身于大家族，同时为了选票也必须与地方的大家族作交易。而这种政治下，法治就成了不可能，没有法治，所谓的公权力就成了权力持有者的私人权力，民众匍匐在权力持有者的脚下也不是尊重公权力本身，也就是说他们害怕的仅仅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持有者所具有的加害于他们的权力，并不是惧怕国家的法律。

这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中性中央政府”的概念，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是最高政治决断权缺失的表现。在中国，是因为政权没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不得不伪装成凌驾于利益各方之上的“仲裁者”。而在南亚、东南亚又是另一副样子：选举的确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但正如前文所说，那是一个个小共同体的集群。很多时候，政客们是通过与各大地方势力做交易换来的选票，因此他们必然不能轻易得罪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住盘根错节的势力，因此，他们也就不能行使“国家权力”，而是与各方势力达成均衡的妥协，任由地方宗法势力控制地方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事实上，在中国南方地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政权基层组织的溃败以及宗族势力的回潮，地方政府日渐被各个宗族势力所“包围”。眼下，地方政府仍有实力让各个宗族势力保持微妙的均衡并控制住局势，然而一旦高压突然解除，那么，就很可能陷入东南亚式的局面。至于中国的北方，地下宗教也日渐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扩散。

一般说来，我们人类社会其实有着两套并行不悖的“制度”或者说“权利观念”，一套是显性的，存在于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教科书等等之中的，而另一套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直接接触到的。印度号称是“民主国家”，然而正如谬尔达尔所指出的这个政府管制严厉、宗法势力兴盛、不平等的种姓制度的国家并不是欧洲人所理解的民主国家，它仅仅是一个“软国家”——正如狄更生指出的：“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统一体，她因种族、宗教、种姓的差别而四分五裂”。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其实它并不“社会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政体设计有两大原则：一、不能太弱，要能控制得了社会，并且能维护国家主权；二、又不能太强，国家权力不能成为侵害公民权利的 “怪物”。前者事关“建国”，后者事关“立国”，前者是主权的范畴，后者则是“人权”的范畴。而亚洲诸国本质上控制不了社会也抵御不了外敌，但在侵害公民权利上却个个是行家里手。

然而，使得局势更为复杂的是，亚洲国家的被殖民历史让国民天然有着对外敌的恐惧心理，“维护国家主权”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虽然只是口头上如此。当“上帝已死”或者“苍天已死”后，国家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国族意识、主权意识成为国民的常识后，国家、国土就成了新的崇拜图腾，历史遗留下的领土问题就成了亚洲地缘政治的焦点，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领土纷争很多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

独立陷阱

巴基斯坦要么有个世俗的军政府，要么有个宗教政党控制的政府。泰国要么有个泰皇控制下的军政府，要么有一个民粹主义的民选政府。日本有一个实际上被国家高级公务员控制的政府。中亚有一个个政治强人控制下的政府。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亚洲仍是“比希摩特”的领地，它的空间秩序也仅仅到了陆地而已。

当谬尔达尔写作《亚洲的戏剧》时，南亚诸国仍是一片毫无希望、混乱、贫穷的土地，东亚、东南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独立后的亚洲诸国表面上看是 “独立”了，但一个个都是黑暗之地。然而短短几十年，亚洲仿佛一夜崛起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版图。关于亚洲的崛起，历来有四种说法：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策略

2、政府大规模干预的“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理论

3、儒家文化的推动

4、格林菲尔德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有关这四者的解释能力，亚洲金融危机后有无数著作家评论过，但不管如何争论，东南亚、日本、韩国炫目增长的背后，社会生态的演变却呈诡异的局面 ——这些国家的经济崛起自然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人口红利、灵活的经济政策、出口贸易、外商投资承接产业转移等等这些高投资、信贷推动。但是经济增长背后都一个权力过于强大的政府，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更不幸的是，经济增长是惠及了广大民众，但也创造出一种掠夺性政权、权贵式的资本主义或者也可以称为密友资本主义、大地主式民主政体。市场经济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石，把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率使用的人，而亚洲国家，却以“权力”为基石，资源分配以权力大小为分配逻辑。国有企业主要在高度管制的领域，比如银行、房地产、资源开采等等上游产业。这些国家的分配体系本质上是“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通过“按权分配”在短期内积聚起巨大的财富，其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利润率稳定的发达国家，导致收入高度两极分化”。

印度在1991年以前，政府严格管制经济，甚至直接干预企业，而中国，众所周知，他们的大型国企都控制在政府官僚手里。等等等等。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大量资本投入、加大劳动力投入量、兴建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等等都能在短时间推动经济增长，靠“低人权低福利”的确能强制地降低国民的讨价还价能力，但是一国的经济要长期增长，社会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推动社会的进步就需要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的体制，就需要一个公正的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健全的公共议事制度，需要一个透明运作的政府，需要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需要一个有效的信用金融体制，等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上的，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亚洲各国普遍缺乏这些东西。

国家被控制在一个个分利集团手里，形成了奥尔森所说的“合谋共生”。这就形成了诡异的经济局面——资本逃逸。亚洲各国，除了中东产油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其他都是资本稀缺国家，但奇怪的是，这些国家的资本逃逸却十分厉害，根源就在于裙带资本主义使得本国资本无法进入产业链上游的产业，同时贪污腐败严重，资本避险和腐败财产转移国外就成了必然。

掠夺型政府还导致官商集团压榨大部分国民供少数人享乐。人口基数足够大，即使少数人比例小，绝对数也足够大，足以支撑起亚洲庞大的奢侈品市场，亚洲市场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少部分人享乐的基础之上的。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在军政府与脆弱的民主政体间摇摆。然而韩国、日本则避免了这种状况，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野健一所说的补充性政策通过二次分配缓解了社会的矛盾。

只是社会生态还是那么糟糕，以至于林德布洛姆著对印度酷评道——“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力迫于生计仍然依赖于数量少得难以竞争的地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譬如说）在民主的民族政府执政的25年间，几百万印度农业劳动力常常听任地主控制地方政府，被攥在地主手心上忍受着痛苦和各种侮辱，以及接受苛刻的工作合同。”

而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特权行业本质上是行政垄断的表现，它扼杀了经济的创新力，不可能形成熊彼特意义上的“破坏性创新”，它真正的基础不过是廉价劳动力，只是强权政体并不希望管制放开，因为权利平等的市场经济必然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而这是它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理论，然而事实却是，“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商业时代的来了。世界上的众多强大的民主国家拿亚洲的一小部分专制国家无可奈何，甚至为了打开市场还不得不和专制政府妥协。它和宗教复兴、民族主义成了意识形态衰竭的21世纪最大的赢家。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更多的民主是解决亚洲问题的法宝”，但是在亚洲，高压政治解除后，民主化每每被宗族力量所挟持。诡异的是，宗族势力的强势往往又是政治不自由的后果，又是原因。宗族势力控制下的“伪民主化”的亚洲还导致了另一种结果——族群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南亚的华人群体、中亚的俄罗斯族群体问题。

是啊，“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斯坦人”、“马来西亚属于马来西亚人”。等等，属于国民？不，属于总统及其一小部分权贵和来自国外的大商人，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身边的华裔大商人，哈萨克斯坦总统身边的一些俄罗斯商人。亚洲各国的统治者本能地知道他们不能让本国的企业家阶层壮大，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他们更愿意扶持或者干脆与他国的大商人合谋，因为那些商人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一方面可以放心地把产业交给他们打理，另一方面又可以对经济民族主义睁一眼闭一只眼以控制住那些大商人。这就很诡异地造成——统治者居然与“敌国”的商人们结成了同盟，哈萨克斯坦赶走了俄国的政权，而俄国的大商人却成了政府的座上宾。中国政府历来打压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却拥抱了外资。

在东南亚的华人、在中亚的俄国商人群体就像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提到的帝国时代的犹太人一般——没有政治权利，只有官方特权、财富。而受束缚在小共同体里的“土著”国民生活贫困，但拥有选票和国家暴力机关，这必然导致每次政局动荡，他们就成了贫穷的当地人杀戮的对象。

但是不管怎么说，亚洲经济还是迅速崛起，只是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后，都兴起了本土文化复兴运动、宗教复兴运动。其实，亚洲国家的独立原本就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产物，独立诉求是上个世纪初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殖民地的泰国军警和日军合作的原因。然而和任何思潮一样，在独立后的亚洲国家，上世纪的最后一波民族主义成功地被官方俘获成了“官方民族主义”，它衍生出的文化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强烈的领土观念、排外运动成了上世纪末亚洲最强势的思潮，其中论证自己独特的文化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就是典型例子。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哈蒂尔所说的“欧洲的价值只是欧洲的价值，亚洲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李光耀的“儒家文化”。但问题来了，什么才是“亚洲价值”？什么才是“儒家文化”？真的存在“亚洲”这个文化、政治概念吗？亚洲并不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而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远非一个同生质的共同体。

吊诡的是，民族主义情绪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在西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忙于指责西方霸权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收集、整理、阐释“神话”来构建本民族的“历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分析工具恰好来源于西方的“学院思想”。

尾声

一个多世纪前，韦伯对德国从一个落后国家迅速崛起成经济大国感到不安。因为他认为，落后国家的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必将加速暴露落后国家特有的“政治不成熟”。他指出，经济发展必然促使社会高度分殊化，从而导致社会离心力倾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创造一套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在他看来，片面地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就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

不幸的是，当时的德国一再延误了政治改革的时机，在韦伯死后不久，灾难还是降临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亚洲诸国的“政治不成熟”还不仅仅表现在韦伯意义上的，作为一个个主权国家，它更表现在这个国家的外交根本没有“国家利益”，而是“党派利益”、“利益集团利益”，粗暴简单，无视规则，毫无原则，不可捉摸。这些国家的国民没有“选举政治发达”所带来的全民政治教育，表现出简单、粗暴的世界观，而众所周知的是，历次冲突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阅读文献：

《想象的共同体》

《历史哲学》

《文明的冲突》

《亚洲的戏剧》

《最贫穷国家衰败之谜：最底层的十亿人》

《国家兴衰探源》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起火的世界》

《全球通史》

《现代化陷阱》

《政治与市场》

《论法的精神》

《民主第三波》

《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

《海国图志》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