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饭车用白钢牌:亚洲的新生贵族

在欧贝罗伊酒店大厅的餐厅里，每张桌子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一尾微小的热带鱼在游动。明亮的红色钢琴让空气中充满着旋律。苦巧克力夹心的激情水果酥和山羊奶冰淇淋相当美味。但是这张账单将会让大多数印度民众吃穷。 

有一天， 一群歹徒走进餐厅，近距离射杀了用餐的顾客和工作人员，墙上到处是飞溅的血。至少175人死于这次始于2008年11月26日在孟买的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似乎已经明确的选择了他们的目标。拥挤的车站，能导致最大限度地死亡。还有小的犹太中心。以及在城市精英的聚集的孟买的最豪华的酒店——泰姬玛哈酒店和欧贝罗伊酒店。

“在我这种社会阶层的人都（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朋友，”印度物流公司AFL的董事长Cyrus Guzder说，“我们的社交活动多在泰姬玛哈和欧贝罗伊酒店，所有人都去这两家酒店参加过婚礼或宴会。”他坐在沙发椅子上，服务员送来小吃。欧贝罗伊酒店会员专享的俱乐部很安静，人不多。孟买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熙熙攘攘，热闹拥挤，在这城市这样的安静和宽敞非常难得和奢侈。

印度的大人物们好像都彼此认识，这些精英们为自己筑了一个岛，一位内阁部长皱着眉头说:“这样的社会状况并不正常。”富人们把孩子送到私人学校上学，用电用水都有专线。所以很少有机会注意到政府为其它12亿印度人提供的水电、教育服务等情况有多糟。

然而在大多数印度民众眼中，这些国内的大亨巨富都是英雄。尽管有一小部分是靠腐败发家的，但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巨头们却是白手起家的，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出口产业，其它一些企业家也都在帮助印度经济的飞速发展。比如涉及许多产业的塔塔集团，生产的东西从茶叶到汽车应有尽有，即将退休的董事长拉坦塔塔生活就比较简朴，而且关心下属。不过，穆卡什和阿尼尔•阿姆巴尼兄弟的奢侈生活颇受争议，但他们分别将家族产业发展成了两个全球大集团，从化工到娱乐业实现了全面赢利。

印度有些亿万富翁的生活极其奢侈，穆卡什•阿姆巴尼的豪宅有二十七层，有三个直升飞机停机坪，三层空中花园。维贾伊•马尔雅身为酒业大亨、航空公司老板，常常能在报纸上给民众带来他游艇队和足球队的消息。不过，在大多数印度精英言中，奢侈无非就是送小孩到美国上大学。

 在印度大多数地方，每年生活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过去十年里，人均财富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从两千美元增加到五千美元。许多印度人都敬重国内的企业家。在孟买城郊的贫民区达拉维，一位名叫阿鲁妠的不识字的母亲，坐在她那住着十个人的一间小平房前，当问到她对富人有什么看法时，她说“富人努力工作。我们也应该努力工作。”她的大女儿在一家银行做打字员，第二个女儿正在勤奋学习。她的家庭可能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能够看到一条向上爬的通道。   

在中国，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与印度不一样。中国的飞速发展，让大约五亿人走出了贫困，这个成绩归功于中国的企业家们。自从摆脱了毛泽东的政策约束后，中国企业家屡次创造了奇迹，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广东的工厂，一座座拔地而起。然而中国大陆的商业领袖还得在那不公开又难以捉摸的党的阴影下活动。为了在这种大环境下生存下去，一些领导人入了党，有些以免生意不顺不情愿地加入了，有些希望能够利用国家的力量为自己致富，便开开心心地加入了。

     党员并不能真的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地方权贵的行为太不像话，民众的抗议声都传到了京城，党就会处分他了。去年十月，保定市警察局长李刚的儿子酒后驾驶撞死了人，飞驶离开了事故现场，扔下话说，“你敢告就去告我啊，我爸是李刚。”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写了流行歌曲，副歌部分反复唱“我爸是李刚”，在网上广为流传。李刚没办法，在电视上公开道了歉，他儿子也被捕了。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占人口95%群众知道党关心群众，但是，最明显的事实是，小李认为仅凭他老爸是李刚，就能逃脱所有法律制裁。

党无处不在。国有企业可以参加党的招投标，私有企业必须尽量避免侵犯到党。党支持的项目能够快速发展。比如，党要中国成为绿色能源市场的主导，当2007到2008年度多晶硅（制造太阳能面板的主要原材料）价格大涨的时候，朱共山要建制造多晶硅的工厂，马上得到了支持，并且得到了中投公司七亿一千万美元的投资。

既然选民或法律对党都没有约束力，那么大官员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有些中国领导人的孩子就以不光彩的手段大量敛财。所谓的银行贷款，大多不是贷给信用良好的人，而是贷给有关系的人。地方官员征税也不用法律依据。

因为官商勾结如此普遍，所以中国商人的能力在国外总要受到怀疑。华为电信器材公司的产品质量优良，可是在美国做生意却受到阻拦，因为华为老总任正非是退休军官，所以有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华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下属企业，担心如果华为给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提供产品，可能会有什么机关让中国间谍偷听了国家机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可是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华为的所有权结构是不透明的。

商业成功总要依靠与政权的联系，所以中国的不平等才更让人愤愤不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收入分配比印度平均，这没什么奇怪的，中国至少名义上是共产主义，而印度深受种姓制度的影响。但现在中国收入分配比印度更不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印度0.37。中国有八十万名百万美元的富翁，同时又有四亿人民依靠每日平均2美元的收入过日子。

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的2.5倍，在较大的国家里是差距最大的。这种差距也许与户口制度有关，户口制度类似于非洲种族隔离时期的情况，城市户口的人能在该市自由生活和工作，可是农村户口的人只作为打工的外来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农村人在城市里打工，他们都不能享受在那里生活的权利，事实上成了在国内的“外来人口”，基本上都不能享受公共学校、公共医疗的服务，更别提公共住房的待遇了。如果你想抗议，你就会被遣回农村去。

政府承诺改革户口制度，然而各个城市现在还是有权力遣回任何没有城市户口的人，而且这是司空见惯的。如果真要改革，据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估计有两亿五千万人要涌进城市。城市人当然不愿意，到时候学校里都是农村来的小孩，门口是农村人的贫民窟，农村人还要和城里人竞争工作。

中国对女性也不公平。索尔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谎言帝国》，书中讲到上海市的一项规定：本地男性如果与外地女性结婚，婚后十五年可以为妻子申请上海户口，可是却没有上海女性与外地男性结婚为丈夫申请户口的条例。索尔孟问市长办公室的人为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上海女人会和外地人结婚，不可想象。”

户口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让党能更好地控制人民但是无形中建起了“两个中国”，两者之差距所带来的压力终有一天要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