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遇事冷静的英文: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22:35:32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0-1 【目次】
楔子：知識不再是力量
第一部：感性時代
1右腦興起：感性才是力量
2富裕、亞洲，和自動化
3高感性、高體會
第二部：高感性的六種力量
4不只有功能，還重設計
5不只有論點，還說故事
6不只談專業，還須整合
7不只講邏輯，還給關懷
8不只能正經，還會玩樂
9不只顧賺錢，還重意義
後記
註釋
0-2 【內容書摘】第一章 右腦興起：感性才是力量(部份)
左腦萬能？
人的大腦很不簡單，普通人的腦袋包含約千億個細胞，每個細胞都與其他上萬同儕相互連接，形成由約上千兆連結組成的複雜網路。控制我們走路、吃飯、呼吸、和行動。協助發現DNA而獲諾貝爾獎的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曾形容人腦是「宇宙間已知最複雜的東西」。（伍迪．艾倫則稱大腦是「我第二喜歡的器官」。
然而複雜歸複雜，大腦的外表結構，卻呈現相對簡單與對稱。科學家很早就知道大腦被一條楚河漢界區分為兩半，而一直到晚近，科學家都堅信大腦兩邊是不同且不平等的。他們的想法是：左腦比較重要，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關鍵。右腦則是次要的─依照某些人的說法，是人類進化後的殘餘物。左半腦充滿理性、條理分明、符合邏輯─正是一般人對大腦的期待。右腦隱晦不明、不講道理、仰賴直覺─是人類過去生存所需，但早已拋棄不用的原始器官。
遠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那個時代，醫者就相信心臟所在的左邊，是較重要的一邊。到了十九世紀，科學家更開始蒐集相關佐證。1860年代，法國神經學家保羅．布赫卡（Paul Broca）發現左腦的一部分控制了語言表達能力。十年之後，德國神經學家卡爾．渥尼克（Carl Wernicke）也觀察到，右腦掌控著語言的「理解」能力。這些發現隨即催生看似無可辯駁的三段論證：由於語言是人類與禽獸的主要分別，既然語言存在於大腦左邊，那麼左腦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要素了。
此一觀點在接下來一個世紀普獲接受，直到一名說話輕柔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羅傑．史派瑞（Roger W. Sperry）出面扭轉我們對於自己腦袋的看法。史派瑞在1950年代從事對癲癇患者的研究，這些人因為癲癇發作而必須切除胼胝體，也就是由三億神經纖維組成，連結左右腦的那一大束組織。在一系列針對這群「腦分裂」患者所做的實驗中，史派瑞發現前人的論點是有瑕疵的，沒錯，人的腦部確實分為兩半，不過他說，「大家所謂的次要或附屬部位，也就是先前被認為是文盲、低能、甚至被某些權威視為無作用的右腦，其實在執行某些心智活動時，反而才是主導的一邊。換句話說，右腦並非次要，它只是不同罷了。「人似乎有兩種思考模式，」史派瑞寫道：「分別可以左右腦做為代表。」左腦負責循序思考，擅長分析和語言文字。右腦專精整體思考，辨識圖案，觀察情緒以及肢體動作。每個人其實都有兩副心智。
交互對稱不只在我們提筆寫字、舉足踢球時發揮作用，甚至細微如移目轉頭也受其控制。例如，現在就請你慢慢向左轉動你的頭部。如同上面做過的動作一樣，這主要也是由相反的腦側──也就是右腦──所控制。接著，請你慢慢向右轉頭。這回，是左腦在負責主導。現在，隨便用哪一邊大腦，請你想出一個類似後者的日常活動，也就是須要由左至右移動頭部和眼睛的活動。提示：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了。（譯註：本書英文版原文是由左向右書寫）西方語文的讀和寫，都是由左向右進行，因此動用的都是左腦。由希臘人在公元前五百五十年發明的書寫文字，是左腦被拱上主導地位的原因之一（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也造就出哈佛古典學家艾瑞克．哈夫拉克（Eric Havelock）所謂的「字母式思考」。以此觀點，左腦今日宰制一切就不足為奇了。畢竟它是唯一知道如何用筆寫規則的部位。
二、左腦是循序的，右腦是整體的
「字母式思考」的另一特點，是依照先後順序處理聲音和符號。當你讀到這個句子時，你先看到「當」，然後是「你」，一個接著一個解譯每個字母、每個音節、每個字彙的意義。而這事實上，也正是左腦的專長。一本神經科學的教科書上是這個解釋的：
左腦尤其擅長辨識＃連續性事件＃──也就是組成元素次第出現的事件類型─以及控制行為的順序施展。左腦同時也負責控制連續性行為，例如口語表達（如說話）、理解對話，以及閱讀寫作均屬此類。
相對而言，右腦的運作模式就不是像A-B-C-D-E這樣單線通行。它的特殊能力在於同時解譯所有事物。大腦右半邊「擅長的是同時看到所有東西，如在觀察幾何圖形時掌握其外型，或在觀察情勢時理解其意涵。」因此，右腦在辨認人臉表情時，特別有用，也讓人腦具備電腦所不能及的優勢。例如我現在正用來打字寫作的這部iMac蘋果電腦，每秒鐘能處理百萬筆運算，遠勝地球上任何人類右腦。但即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運算機，也無法像我的稚齡兒子那樣，快速準確地認出他看到的人。循序思考與整體思考的差異可以這麼樣形容：右腦就像一張圖畫，左腦就像千言萬語，而俗話說：一張圖畫，勝過千言萬語。
這份研究為史派瑞贏得了諾貝爾醫學獎，並為心理學與神經科學領域，帶來永久性的變革，史派瑞1994年去世時，《紐約時報》在紀念文中描述他是「推翻左腦是大腦主導部位一貫成見「的始作俑者」。《泰晤士報》則說他的所做的「實驗永遠為人津津樂道」。
不過，史派瑞的觀點能夠從學術理論，轉變為基本常識，還要感謝其他人，尤其是一位加州州立大學講師，貝蒂．愛德華茲（Betty Edwards）的推廣。愛德華茲在1979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用右腦作畫》（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的書，她在書中駁斥有些人天生不會畫畫的說法。「畫畫其實不難，」她寫道，「難的是觀察。」而觀察的秘訣──真正視而有見的觀察──在於壓抑總想當老大的左腦，讓平常謙卑的右腦，發揮潛在的力量。雖然有人批評愛德華茲過於簡化科學理論，不過她的書卻暢銷大賣，還成為美術教育的必備教材。（本書第六章將介紹愛德華茲的教學理論）。
由於有史派瑞的革命性研究，配合愛德華茲的巧為推廣，再加上可呈現大腦活動情形的功能磁共振造影技術的出現，右腦如今已獲得某種程度的尊重。右腦不但真實，且不可或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理由之一。當今沒有一位神經醫學家敢質疑這點。不過出了實驗室和放射科診所，仍然經常可以聽到兩類關於右腦的錯誤迷思。
錯誤兩極
這兩種迷思的立場相反，卻一樣愚蠢。第一種迷思認為右腦是救世主，第二種迷思則覺得右腦只會搞破壞。
救世主觀點的信徒緊抓右腦研究的科學證據不放，不但完全接受，更把右腦當成了無所不能。他們深信右腦是人世一切真善美的發源處。神經科學家羅勃．歐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就在《正視右腦》（The Right Mind）一書中寫道：
很多大眾書籍作家把右腦描寫為開拓人類思想、克服心靈創傷、甚至解救自閉兒的妙藥，彷彿右腦即將拯救人類，帶給所有人泉湧的創意、生命的意義，和烹飪的好點子。
真是夠了。這些年來，救世主理論的信徒不斷大肆推銷右腦烹調、右腦瘦身、右腦投資，右腦作帳、右腦慢跑，以及右腦騎術的神奇美妙─更別提那些所謂的右腦命理、右腦占星、右腦房中術云云，或許藉此術生下的孩子，還得吃右腦麥片、玩右腦積木、看右腦卡通才能成大器。這些書籍、產品和研討會或許不乏實用智慧，但整體來說，卻是愚不可及。更糟糕的是，這些毫無理論根據的心靈類扯淡之作，往往不但無助於提昇大眾對右腦特性的理解，反而讓人更加混淆。
部分出於對這波右腦盲從潮流的反擊，坊間又有另一股相對的偏見儼然成形。此一觀點勉強承認右腦的重要性，但卻指出一昧強調所謂的右腦思考，將會危及過去靠著邏輯感性所辛苦打下的社會與經濟根基。右腦擅長的那些玩意兒─像是洞悉情感起伏、依靠直覺感知，還有整體性思考啦─都很不賴，但那些都只是理性智識這道主菜旁邊的開胃小點罷了。真正區分人與動物的是我們條理分析的能力。我們可是人類，看我會算數呦，這可是只有人才會做的事。其他才能不止是「不同的」才能，更是「次等」的才能。要是太專注於那些文謅謅，情緒化的東西，遲早會把自己弄成笨蛋，幹不成大事。「總而言之，」史派瑞過世前不久寫道，「當今社會其實＃仍舊＃歧視右腦。」認為右腦是來攪局的人，承襲了舊偏見，表面接受右腦存在，實際上仍堅持右腦的地位低一級。
唉！右腦既無法拯救世人，也不會阻礙進步。真相就像現實一樣，永遠位於兩極之間。
科學事實
大腦的左右半球並不是像電器開關一樣，一邊亮起來的同時，另一半就熄滅。幾乎在所有日常活動中，左右腦都同時參與。「我們可以說：大腦的某些部位在人從事某些活動時比較活躍，」一本醫學教科書中這麼解釋，「但這不表示那些活動完全由特定大腦部位掌控。」即使如此，神經科學家仍基本同意左右腦是以截然不同方式來控制人的活動、解釋外在現象，以及回應外界刺激。（而這些不同處，也提供了我們生活及工作上諸多行為準則）。經由三十多年來對於左右腦的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四項主要差異：
一、左腦控制人體右半部﹔右腦控制人體左半部
舉起你的右手。我是說真的，現在就請你高舉起右手。這是你的左腦的傑作（更精確的說，是右腦的某一區）。接著，再請你踏一下你的左腳。這時，是你的右腦在工作。我們的大腦是「交互對稱」的，也就是大腦的一邊，對應的是身體的另一邊。這就是為何大腦右半部中風，會導致身體左半部行動不便，而大腦左半部中風，會阻礙右半邊身體行動。由於有九成人口是右撇子，因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由左腦來控制書寫、進食、操縱滑鼠等重要行動。
三、左腦擅長文本，右腦專司背景
大多數人的語文能力都是來自左腦，（右撇子中有九成五如此，左撇子中有七成如此，其他約百分之八人口的語文分工比較複雜。）不過右腦並未把所有控制權都交給左腦，左右腦其實是功能互補的。
想像某個晚上，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準備晚餐，正忙間，你的另一半突然發現你忘了買當晚最重要的食材，假設她/他抓起車鑰匙，嘟著嘴，瞪著你厲聲說道：「我去買東西。」此時任何大腦健全的人，都可以從話中得到兩個結論。第一，對方正準備去超市；第二，對方很火大。你的左腦解讀了第一部分，根據你另一半說話的聲音和語法，得出字面意義。但第二部分的訊息，卻是由右腦來理解的。因為原本中性的一句話「我去買東西」，這時一點也不中性，包括瞪視的目光和嚴厲的語氣，都傳達出對方很生氣的訊息。但若是左右腦任一側曾經受傷的人，便無法獲得這樣的雙重結論。右腦受損的病患，因為只有左腦功能正常，聽到這句話，只知道對方要去超市，卻無法體會對方的不悅和憤怒。反之，左腦受傷的人，由於只有右腦運作正常，雖可感受伴侶的不快，卻很可能不知道對方要上哪去。左右腦的這層差異不只影響語文理解，也影響表達能力。右腦部分受傷的病患能夠有條理的說話──符合文法，用字也正確。但英國心理學家克里斯．麥梅諾斯（Chris McManus）在他的得獎著作《右手左手》（Right Hand Left Hand）中觀察道：
他們的語言不太正常，缺乏說話的抑揚頓挫，也就是語調高低、快慢、輕重，這些傳達情緒和提示重點的特徵。沒有韻律的說話方式，就像有時候在電話上聽到的那種電腦合成語音。
雖然可能過度簡化，但我們大致可說：左腦主導說話的＃內容＃，而右腦專注於說話的＃方式＃─也就是言語之外，隱含情緒的眼神、面部表情、和語調高低。
不過左右腦的差異並不僅止於語言和非語言的分工。最早由羅勃．歐恩斯坦率先提出的文本／背景差異理論，其實還涵蓋更廣的層面。例如某些語文非常仰賴上下文，像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就經常僅以子音書寫，意味著讀者必須自己靠著上下文來推斷母音為何。在這類語文當中，如果看到類似「stmp n th bg」這樣一句話，讀者必須依據這句話是出現在害蟲防制手冊（「stomp on the bug踩死那隻蟲」），還是有關主角去郵局的短篇小說（「stamp in the bag袋子裡的郵票」），來補上不同的母音。這些須要讀者自己填充母音的語文，往往也不同於英文的書寫方式，多半是從右寫到左邊的。而如稍早所述，向左移動眼睛的動作，則是由大腦右半部所控制的。
上下文在其他語言層面中也有其重要性。如很多研究顯示，右腦還負責理解隱喻。如果你說「荷西的心胸比蒙大拿還寬大」，我的左腦會立刻分析荷西是誰、心胸是什麼、還有蒙大拿面積有多大。可是當字面意義不合理時─荷西有限的胸腔怎麼可能塞得下十四萬七千平方英哩的心臟──左腦就向右腦請教，於是右腦告訴左腦：荷西並沒有異於常人的胸腔問題，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荷西是一個慷慨仁慈的人。「左右腦缺一不可，」歐恩斯坦寫道：「我們須要有文本，才有上下文」。
四、左腦解析細節 右腦凝聚要旨
1951年，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寫過一篇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評論文，標題是讓人望而生畏的「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論」。柏林的出版商喜歡這篇文章，但受不了柏林的標題，因此就把題目改成更醒目的「刺蝟與狐狸」，典出希臘俗諺「狐狸知道很多細節，刺蝟清楚一個重點」。這個重新取過的標題讓柏林打響名號，而同樣的概念也正好用來闡述左右腦間第四個差異：左腦是狐狸，右腦是刺蝟。
「一般而言，左腦負責資訊的分析，」一本神經科學入門書這麼寫，「相反地，右腦的專長則是綜合，它尤其擅長將獨立的元素拼湊後做出整體結論。」分析和綜合是處理資訊最基本的兩種方式。你可以把整體分解為元素，你也可以把元素合併為整體。兩者皆為人類理則思考之所必須，但掌理的大腦部位則迴異。史派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到此一關鍵差異（與雷維艾葛雷斯蒂Jerre Levy-Agresti合著）：
資料顯示，一般認為不善表達、次要的左腦，其實專長處理完形感受。主要負責整併收到的資訊。相對的，一般認為比較重要、精通語文的右腦，似乎是以嚴守邏輯、類似計算機的解析模式運作。而左腦的語文功能並無法提供右腦那種快速綜合複雜事物的能力。
左腦專注單一解答，右腦關照整體型態。左腦重視分類，右腦注意關聯。左腦清楚每個細節，但只有右腦能掌握全局。
而這一切，又可從我那些腦部掃瞄獲得印證。
全腦新智
有個老笑話是這麼說的：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為兩類的人，另一種是其他人。人類似乎總喜歡把生命中的事物二分法。東方對西方。火星對金星。理性對感性。左邊對右邊。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其實不必選邊站──甚至可能因為選邊站而身陷困境。例如，只靠邏輯而缺乏情感，將淪為《星艦迷航記》（Star Trek）裡史巴克（Spock）一般的冷酷無趣。一昧感性而沒有邏輯，世界將變得愁雲慘霧而歇斯底里、時鐘不準、公車誤點。總之，陰陽調和，才是中道。
尤其大腦更是如此。左右腦必須協同運作，少了任一方就像交響樂團一半樂手罷工一樣難以卒聽。就如麥梅諾斯所說：
有些人或許喜歡把左右腦當成獨立個體來討論，不過它們其實都只是半個腦袋，必須合起來才能組成完整的大腦，形成獨立思考的個體。左腦負責邏輯分析，右腦熟悉人情世故，兩者相加得到一具強大思考機器，各自為政則結果勢必荒謬可笑。
換句話說，一個健康、快樂、成功的人生，必須同時仰賴大腦的左右兩邊。
不過左右腦運作的差異，確實提供了一個理解個人與組織特性的適當比喻。有些人善於邏輯、循序、電腦般的思考方式，他們往往選擇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職業。有些人偏向整體、直覺、非線性的思考，工作上則挑選發明家、演藝人員以及諮商員。而這些個人的差異又進一步影響到家庭、機構團體，與整個社會。
前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左向思考＃，這是一種偏向左腦特性的思考與生活方式，強調循序、字義、功能、文本，與分析。這種思考模式的發起與目的都遵循左腦特性，在資訊時代備受重視，以電腦程式設計師為其代表，現實的企業界視若珍寶，學校教育奉為標竿。另一種人，則可以稱之為＃右向思考＃。這是一種偏向右腦特性的思考與生活方式，強調同時、暗喻、美感、上下文，和綜合。這種思考模式的發起與目的都遵循右腦特性，在資訊時代備受輕視，以創作者和看護員為其代表，企業界視若敝履，學校教育忽略不教。
當然，我們兩種思考方式都需要，才能活出圓滿生命、打造出有創造力和公平正義的社會。但光從我特別須要強調這一點，就可看出我們的社會受到簡化、單一價值論的影響有多大。雖然如今出現將右腦捧上天、超乎科學根據的另一派聲浪，但社會偏袒左腦的情況依舊明顯。多數人認為左向思考比右向思考高明，認為前者才值得尊敬。後者雖有其用處，卻是次等的。
不過，這一切即將改變，且此一變化將劇烈衝擊我們的生活。過去掌握方向盤的是左向思考，右向思考只能當乘客。如今，右向思考突然奪下了方向盤，踩著油門，掌控我們的去向與路線。左向能力─SAT測驗（入學能力測驗）和會計師必備的那些能力─仍有其價值，但已不足以應付所需。相反的，以往備受歧視和冷落的右向能力─藝術性、同理心、宏觀思考、非物質追求─將逐漸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這轉變之巨大，開始或許讓人難以適應，但終究能為你我生命創造更多意義。而在下一章裡，我們將探討這轉變發生的由來。
-3 【內容書摘】第二章：富裕、亞洲，和自動化(部份)
和我一起回到過去那個年代-一九七○年代，我的孩童時期。我小的時候，美國的中產階級父母幾乎清一色都是這麼樣告訴他們的孩子：好好唸書，拿好成績，上好大學，找個讓人衣足食豐，或許還受人景仰的好工作。如果數學和物理化學不錯，最好當個醫生。如果語文和歷史的成績好，當律師準沒錯。如果看到血就昏倒而且辯才有礙，就做會計吧。再過幾年，電腦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執行長躍上封面人物，那時的年輕人如果數理＃真的＃很好，一定走高科技，其他則一窩蜂湧入商管研究所，滿心相信成功和MBA可以劃上等號。
律師、醫師、會計師、工程師，和企業主管。偉大的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把這群專業人士取了一個適切性待考，但傳頌許久的稱號：「知識工作者」。知識工作者是指那些「將課堂學得的知識應用於工作，而非靠勞力或手工技術換取報酬的人，」杜拉克這麼定義。此一職場族群和其他族群的差異在於他們「吸收理論和資訊，並加以應用的能力」（換句話說，他們擅長左向思考）。杜拉克說，這些人或許永遠不會是多數，但他們「將成為浮現中知識社會裡的骨幹、領導者，和主要特色。」
就像過去一樣，這回又給杜拉克說中了。知識工作者與其思考模式確實塑造了這個時代的骨幹、領導者，和主要特色。回想一下中產階級美國民眾在邁向知識工作階級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層層關卡。隨便舉幾個例子：PSAT、SAT、GMAT、LSAT、MCAT。注意到它們之間除了最後兩個字母一樣還有什麼共同點嗎？這些測驗都是用來評量高純度的左向思考，需要的是邏輯和分析能力──受試者須如電腦般準確挑出單一解答，即可得分。測驗過程是線性、循序，有時間限制的。先解答一個題目，再繼續下一題，再下一題，再下一題，直到時間用完為止。這些測驗已形同進入專業、中產階級的資格考試，並建立起一個測驗王國──在這國度裡，享受優渥生活的先決條件，是具備邏輯、循序、快速思考的能力。而且此一現象不僅止於美國，從英國的入學測驗到日本的升學補習班，多數已開發國家都投入了無數心力，努力製造左腦思考的知識工作者。
這項政策已經獲得極大成功。它打破了貴族的特權壟斷，擴大了民眾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推動了世界經濟成長和生活水平提升。然而，測驗王國正在凋零當中，它所扶植栽培的左向思考仍具影響力，但卻已不再足夠。如今，我們正逐漸邁入一個＃右向思考＃主宰成敗的時代。
對某些人來說，這是大好消息，但另一部分人可能當我睜眼說瞎話。這一章主要就是為後者而寫──也就是那些聽從父母教誨，努力考好一堆測驗的人。為了證明我所說不假，我將用左腦的因果論制式語言，來說明此一潮流演進──結果是：左向思考的重要性相對降低，右向思考的重要性相對增加，而原因是：富裕、亞洲，和自動化。
富裕
時光再回溯到我童年的一九七○年代。每年八月，我母親都會帶我們兄弟姊妹去採買新學期穿的新衣。我們固定光顧的商店，是俄亥俄州前三大購物中心之一的伊蘭廣場（Eastland Mall）。走進廣場裡頭，我們習慣到全國性的百貨連鎖如席爾斯（Sears）或傑西潘尼（JCPenny），或是本地的商店如拉撒路（Lazarus），那兒的兒童區大概有十幾個貨架商品可供選擇。廣場裡其他還有大約三十幾家規模較小的商店，櫛比鱗次排列在廣場走道兩旁。就像當時的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們也深信伊蘭廣場和其他類似的空調室內購物中心，象徵了當代富裕生活的極致。
可是我自己的兒女，卻一點也不認為這些有何特殊之處。在我們位於華府特區家中的二十分鐘車程內，就有四十幾家超級購物中心─而且無論規模、商品種類數量，都超乎三十年前所能想像。就以維吉尼亞北部，一號公路上的波多馬克廣場（Potomac Yards）為例，某個八月週末早晨，我和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驅車前往採購開學用品。我們先從這座超大廣場的最遠端開始，在女裝部門，我們試穿了莫西摩（Mossimo）的品牌上衣和運動衫，梅羅納（Merona）的運動夾克，艾撒克．米茲拉西（Isaac Mizrahi）的外套，以及莉玆．蘭吉（Liz Lange）的品牌孕婦裝。童裝部門也一樣選擇繁多，而且同樣講究流行品味。義大利設計師莫西摩旗下有一整櫃童裝──包括我們買給兩個女兒的成套絲絨外套長褲。商品種類之多樣，花樣之繁多，和七○年代我的童年相比，簡直令人咋舌。然而這些高級童裝，和我小時候穿的地攤貨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它們反而更便宜。這是因為我們並不是在什麼精品店裡購物，我們光顧的是塔吉超市（Target），那套絲絨莫西摩套裝標價多少？美金十四塊九毛九。女裝上衣？九塊九毛九。我太太的麂皮茲拉西外套？四十九塊美金。旁邊幾個貨架之外，擺著塔德歐罕（Todd Holdham）設計的家飾品，價錢比我爸媽以前在席爾斯百貨（Sears）買的還要便宜。整座商場隨處可見無數物美價廉的商品。
而塔吉超市不過是波多馬克廣場裡多家以中產階級為訴求對象的商店之一。就在隔壁，面積
然而波多馬克廣場最特殊的一點，在於它一點也不特殊。在全美各地可以找到無數類似的消費天堂──在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也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這些血拼樂園只不過是現代生活形態丕變的外在徵兆之一而已。人類歷史上，物資匱乏是常態，但今日全球大半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特徵，卻已經轉變為＃富裕＃。
我們的左腦為我們帶來了財富。在杜拉克口中知識工作者的推動之下，資訊經濟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創造了三個世代前難以相像的高水平生活。
舉幾個社會富裕的例證。
二十世紀大半期間，美國中產階級都在為房子和車子賣命，如今三分之二美國人都已經住者有其屋。（事實上，現在有百分之十三的購屋交易是買第二棟房子。）汽車方面，今日全美汽車數量超過有照駕駛人數──換句話說，整體而言，所有能開車的人都已經擁有汽車。
家戶倉儲──專門提供民眾儲放物品空間的一種服務──在美國已發展成每年一百七十億美金市場規模的行業，比電影產業還要龐大。不只如此，此一行業在其他國家還以更快的速度成長中。
當我們儲存不了那麼多東西時，就開始丟了。財金作家波麗拉貝兒曾寫道：「美國人買垃圾袋的花費，比世界上九十個國家人民的總生活開支還要高。換句話說，我們花在裝垃圾的袋子上的錢，比將近半數國家的所有消費都還要多。」
但富裕卻也帶來了矛盾的結果：左向思考的盛行，反而促成了它本身重要性的降低。左向思考創造的繁榮富裕，使得人們轉而看重非理性、偏右向的感受特質，如美感、性靈、感性等。對企業而言，如今僅僅是生產出售價合理、功能良好的產品，已不足以滿足顧客需求，因為客戶想要的是美觀、獨特、有意義的東西，亦即作家帕斯特羅（Virginia Postrel）所謂的「美感標準」。從我們全家的塔吉超市一日遊，即可發現此一變化的徵象之一，是新中產階級對設計的癡迷。從前述時尚設計師，到設計名家卡林．拉西德（Karim Rashid）、菲力普．史塔克（Philippe Starck）等人，現在都開始為這家消費中等、品味中等的標準美國中產階級商場，設計各種產品。塔吉超市和其他零售業者已經賣出超過三百萬個拉西德設計的「嘉寶」（Garbo）塑膠垃圾桶。名家設計的垃圾桶！這種邏輯你用左腦想破頭也想不明白。
還有這玩意兒，也是我在塔吉超市買的，你怎麼說？
這是一個馬桶刷──一個由麥可．葛雷夫斯（Michael Graves）設計的馬桶刷。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建築師和產品設計師之一。價格：美金五塊九毛九。只有在富裕的前提下，才會有這麼多人買美麗的垃圾桶和馬桶刷──將原本柴米油鹽、純粹功能性的商品，轉化為激發欲求的商品。
在富裕的年代，僅僅訴諸理性、邏輯、和功能早已不敷所需。工程師的職責是讓產品發揮功用，但若外觀不悅目或無法讓人感動，註定乏人問津，因為市場上有太多其他選擇。掌握設計、同理心、趣味、和其他「不實際」的特色，才是無論個人企業，在今日擁擠的市場中鶴立雞群之道。
富裕現象對右向思考的提攜，還有另一個重要層面。當我臨終之時，我不太可能在回顧一生時說：「唉，此生憾事不止一樁，但至少我買了那支葛雷夫斯設計的馬桶刷。」富裕讓我們擁有許多美麗的東西，但成堆的物質商品不見得讓我們的生活更快樂。諷刺的是，雖然生活水準過去幾十年來不斷提升，但民眾對個人、家庭、生命的滿意度卻絲毫未見增加。這就是為何有越來越多人在享受富裕帶來的自由卻仍感空虛之下，開始追索生命意義。就如哥倫比亞大學的
造訪先進國家的任何一個中產社區，除了消費機會充斥，你還會看到人們對俗世以外事物的追求。從主流大眾擁抱瑜珈、冥想等過去少數人學習的活動，到企業內部對性靈的關注，還有討論宗教主題的書籍電影絡繹不絕，都顯示人生意義的追求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世人逐漸從但求糊口的汲汲營營，演進到對根本人生問題的探討。無可否認，並非每一個已開發世界的民眾都享有物質優渥，開發中國家更多半貧困，但富裕至少已下放到數億人口之間，使他們不須為生存而賣命，並且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所說：「讓自我實現的追求從僅限於人口一小部分的活動，轉變為幾近全民運動。」
雖然不太可能，但讀者若仍舊心存疑惑，那麼請看這最後一項──極具說服力的──佐證。電燈在一個世紀前非常罕見，今天卻早已舉目皆是：電燈泡價格低廉，電力供應全面普及。而蠟燭？誰需要蠟燭？事實證明，很多人需要。在美國，蠟燭的市場規模高達二十四億美金──這顯然不是出於對照明的理性需求，而是來自人對美感與性靈層面的渴望。
亞洲
我在寫這本書時，訪談了這四個人。
他們正是我在本章一開始提及的知識工作者最佳範例。就像許多資質良好的中產階級年輕人一樣，他們聽從父母的忠告，中學努力讀書，進一流大學取得工程或電腦科學學位，目前在一家大型軟體公司上班，替北美銀行和航空公司寫電腦程式。但從事高科技產業的他們，年薪沒有一個超過一萬四千美元。
美國的知識工作者們，這四位是你們的新競爭對手：絲瑞薇迪亞、拉利特、卡薇塔，和卡莫，來自印度孟買。
近年來，企業外包在美國引起極大爭議和輿論焦慮。上述這四位，和其他無數印度、菲律賓、中國程式設計員，已經把北美的軟體工程師等一眾左腦專業人士，嚇得魂不附體，急著奔走抗議、發動杯葛，甚至扯進政客角力。他們所做的程式設計工作雖算不上跨國企業裡最專業的技術，但直到最近都幾乎是美國本土雇員禁臠──平均超過七萬美金的年薪，輕鬆超越白領標準。如今二十五歲的印度年輕人也加入這一行──程式寫得即使不更好也一樣好，完成速度即使不更快也一樣快──而薪水卻只相當於速食店櫃檯員工。不過，只樣的待遇以歐美標準而言微不足道，卻是印度人平均薪資的二十五倍，足以讓他們晉身中上階級，享受休假、擁有一棟自己的公寓。
孟買這六位程式設計師只不過是一股全球大潮流裡的幾顆小水珠。每年，印度大專院校都產出三十五萬名工科畢業生，這也是有半數以上財富五百大企業都把程式設計外包到印度的原因之一。舉例而言，奇異公司百分之四十八的軟體都是在印度寫出來的，整個企業在當地雇用高達兩萬員工（印度分公司甚至貼出「禁止擅入，違者雇用」的標示）。惠普（Hewlett-Packard）在印度雇用數千名軟體工程師，西門子在當地聘用三千名電腦程式設計師，未來還打算追加一萬五千類似海外職缺。甲骨文擁有五千名印度員工，大型印度電腦顧問公司懷普洛（Wipro）旗下擁有一萬七千名工程師，為居家量販（Home Depot）、諾基亞（Nokia）、和新力（Sony）等提供服務。奇異印度分公司執行長告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任何針對美、英、澳等市場，以英語為主的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完成，唯一的限制只在你的想像力。」確實，靠著企業高度的想像力，印度的外包接單範圍早已遠超過電腦程式設計領域。金融服務業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貝爾史登（Bear Stearn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都將會計運算和財務分析作業外包給了印度商管畢業生。財經新聞通訊社路透社（Reuters）把低階編輯工作交給了印度員工。放眼印度職場，到處可見替美國企業報稅的印度會計師，為美國客戶研究法條的印度律師，和替美國醫院分析斷層掃描片的印度放射技師。
而且，這並不只限於印度。各種左向類型的白領工作都在逐漸遷移到世界其他地區。摩托羅拉（Motorola）、北方電訊（Nortel）、英代爾（Intel）在俄羅斯設置軟體研發中心、波音也把一大部分航太工程職缺移往當地，電腦服務大廠電子資料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在埃及、巴西、波蘭聘用軟體研發人員。不只如此，許多加州設計公司都到匈牙利找建築師畫基礎藍圖，菲律賓會計師負責了部分凱捷安永（CapGemini Ernst & Young）的稽核業務，荷蘭電器大廠飛利浦在中國聘用了大約七百名工程師，當地大專學校每年產出的工程系畢業生已經幾乎與美國相當。
主要動機？是錢。在美國，一名晶片設計師的月薪平均是七千美元﹔在印度，同樣的工作月薪只有一千美金。在美國，普通的航太工程師一個月賺六千美金﹔換到俄國，同樣的職缺每個月只領六百五十塊美金。美國的會計師月薪達到五千美元，可是在菲律賓同樣的會計工作薪水是美金三百塊。很少嗎？一點也不少，菲律賓的平均個人「年」收入是五百美元。
對這些海外知識工作者而言，新的世界經濟模式就像是美夢成真。但對歐美各地的白領左腦工作者而言，卻無異惡夢連連，例如：
．美國的電腦、軟體、和資訊科技產業在未來兩年內，準備將十分之一的工作機會送往海外。四分之一的資訊產業職缺都將在二○一○年前外移。
．根據佛瑞斯特市場研究（Forrester Research）的調查：「至少三百三十萬白領工作和總額一千三百六十億美金的薪資，」將會在二○一五年之前，「從美國移轉到低薪資國家如印度、中國、俄羅斯。」
．日本、德國、英國等也將出現類似的工作機會流失現象。光是英國，未來數年裡就會外包兩萬五千個資訊產業工作機會，和三萬個金融職缺。到了二○一五年，歐洲總共將流失一百二十萬個職位。
外界對外包現象的過分憂慮已經超越了實情。我們不會在一夕間全都飯碗不保。企業外包的短期問題被過分誇張，但對其可能造成的深遠影響，又缺乏討論。隨著全球通訊成本驟降至近乎零，開發中國家又不斷培養出高品質的知識工作者，歐美與日本等地雇員將面臨工作本質的劇變。如果制式化的左向類型工作（如許多金融分析、醫學掃描、和電腦程式設計作業）能夠在海外以低廉甚多的成本完成，並透過光纖通訊交貨給客戶，那麼這些工作遲早會外移。這樣的巨大轉變對許多人來說或許不易接受，但其實美國過去就經歷過類似變遷。大量生產時期的工廠作業，也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漂洋過海到其他國家。就如當時美國工廠工人必須學習新技能，從操弄機具轉為操弄鍵盤一樣，今日的知識工作者也須要掌握另一套工作能力。他們必須改做海外勞工無法以低廉薪資達成的右向類型工作，像是辨認事物間的關聯（而非執行固定作業）、完成新的工作挑戰（而非處理制式問題），以及綜觀全局（而非分析單一環節）。
………
回顧本章重點：三股力量正在推升右向思考的地位。第一，經濟富裕讓數百萬人的物質需求獲得滿足、甚至過度滿足，導致美觀與情感成分重要性增加，促使人們急於尋找意義。第二，亞洲國家現在能以低廉成本，完成大量公式化的左向白領工作，已開發國家的知識工作者因而被迫學習無法外包海外的職業能力。第三，自動化潮流已開始像上個世代淘汰藍領階級一樣，衝擊這個世代的白領階級，左向思考專業人士必須從自身找出電腦無法做的更好、更快、更便宜的能力，加以開發。
0-4 【內容書摘】第三章 高感性．高體會
試把過去一百五十年想像成一齣三幕劇：第一幕，工業時代，大型工廠和高效率生產線是經濟動力來源。這一幕的主角是工廠工人，其主要特徵是體力和堅持。第二幕，資訊時代，美國和其他國家開始轉變。大量生產成為配角，資訊和知識主導了已開發國家經濟。這一幕的主角是知識工作者，其特徵為擅長左向思考。 而如今，隨著富裕、亞洲，和自動化三項因素影響擴張，第三幕的簾幔已經拉起，這個世代可稱做感性時代。當今主角是創作者和諮商員，主要特徵是精通右向思考。
圖三之一顯示這一連串演進，不過我加進了工業時代之前的農業時代。橫軸代表時間，縱軸代表富裕程度（Affluence）、科技演進（Technology），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升高（我將這三項簡稱為ATG）。隨著個人財富增加、科技進步、全球連結日漸緊密，這三股力量終將匯聚足夠的動能，把我們推送到下一個世代。這也是我們從農業時代演進到工業時代，再到達資訊時代的過程。而此一歷程最近的一次推演，就是從資訊到感性時代的變遷，其背後動力仍舊是財富（西方文明的富裕）、科技推演（部分白領職務的自動化），以及全球化（幾種類型的知識工作被移往亞洲）。
簡言之，我們先從農夫的社會，轉型到知識工作者的社會，現在又進化到一個創作者和諮商者、模式辨認者與意義賦與者的社會。
如果圖畫勝過千言萬語，那麼比喻又勝過無數圖畫。我們是從建立在工人肩膀上的經濟模式，進化成以左腦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再演化到今天：一個越來越強調右腦能力的社會與經濟體。
當社經基礎來自工廠和大量生產，右向思考沒有太大意義。
但當我們進化到知識工作形態，右向思考漸獲重視，不過地位仍遜於左向思考。如今隨著北美、西歐、日本再度演進，右向思考逐漸在社會經濟上取得同等的地位──甚至超越左腦。在二十一世紀，右向思考晉身首要能力，成為事業進展與個人實現的關鍵。
但我要澄清一點，未來並非極端的二元世界，不是左腦思考者都註定滅亡、右腦思考者都普天同慶，也並非藝術家一定暴富開ＢＭＷ，電腦工程師全部淪為速食店服務生。左向思考仍不可或缺，只是光靠它已不足夠。在感性時代，我們需要的是「全」腦新思維。
高感性和高體會
想在現今世代生存，個人與組織都必須重新檢討自己的生計，問自己三個問題：
一、海外勞工是否比我更便宜？
二、電腦是否比我更快？
三、我的工作在富裕時代是否還有需求？
如果第一和第二題你回答「是」，第三題你回答「否」，那麼你麻煩大了。今天光是糊口，都須具備海外知識工作者無法以低薪提供、電腦無法更快完成，和能滿足富裕時代非物質需求的工作能力。
這就是為何高科技已經不敷所需。我們必須在優秀的高科技能力之外，培養符合高感性和高體會的工作能力。（如我在緒論中所說，高感性是指：創造藝術性及精神性美感、辨認趨勢和機會、敘述精采故事，以及連結表面無關事物成為新發明的能力。而高體會則是指體察他人感受、了解人際微妙互動、尋找自身和激發他人的生命喜悅，以及超越紅塵俗務，尋找生命意義的能力。）
高感性和高體會在全球各地的影響力都不斷升高。為了加強說服力，我們不妨從一般認為最不可能受影響的地方看起。以醫學院來說，長期以來都是成績最好、分數最高、分析能力最強者匯聚的大本營。但如今美國的醫學院課程，卻正經歷二、三十年來的最大變革。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學校的醫學院學生需要上所謂的「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因為研究顯示雖然電腦也具診斷能力，但正確診斷很重要的一部分，卻是聆聽病患對病情的描述。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學生必須到耶魯英國藝術中心培養觀察能力，因為懂畫畫的學生通常也擅於辨認病情的微妙細節。在此同時，全美有超過五十所醫學院在課程內加入了性靈科目。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安排了一套住院體驗課程，讓二年級學生模擬生病，在醫學裡過夜。為何要讓學生演戲？「是為了讓醫學院學生體會病人的感受，」校方表示。費城的傑佛遜醫學院甚至增設了一項醫生評比指標──同理指數（empathy index）。
看過美國教學醫院現狀，再來觀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例子。日本從二次大戰廢墟中重新站起，靠的是大力鼓吹左向思考，但如今連日本人也開始重新檢討他們的國力根本。雖然日本學生數理成績領先全球，但許多日本人懷疑過度強調教科書的教育方式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因此日本當局正在重新改造過去自豪的教育體系，以培養學生發揮創意、藝術品味，和趣味性。也難怪，因為最近幾年日本最賺錢的出口項目不是汽車，也非電子產品，而是流行文化。3 另一方面，有鑑於年輕學子面對巨大的課業壓力，日本文部省也鼓勵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目標，推行所謂的「心靈教育」。
瞭解了日本教育改革，再來看看第三個例子──大型跨國企業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幾年前，通用找了一位叫羅勃．魯茲（Robert Lutz）的人來擔任高層主管。魯茲不是那種跟著感覺走，滿口藝術品位的人。他滿頭白髮、滿臉風霜，年紀七十好幾，美國三大車廠的主管他都做過。他看起像個陸戰隊軍人，事實上也真的是陸戰隊出身。他喜歡抽雪茄，自己開飛機，更深信全球暖化是環保人士編的鬼話。可是當魯茲接下通用的職位，《紐約時報》請教他將採取何種新的經營方針時，他竟這麼回答：「我強調右腦…我認為我們屬於藝術產業。我們的產品是藝術、娛樂、行動雕塑。只是湊巧也是交通工具罷了。」
好好想想這句話。通用汽車代表的還不只是資訊時代，而是更古早的工業時代，這樣一家企業的主管，竟然自稱是藝術產業。而且這位帶領通用進軍右腦世界的人，不是頭戴扁帽手拿畫筆的藝術家，而是年逾七旬，渾身陽剛味的前任陸戰隊員。套句水牛春田合唱團（Buffalo Springfield）唱過的歌詞：「這裡變得不太一樣了」──而這改變將會越來越明顯：高感性和高體會已經從邊陲，進佔我們生活的重心了。
MBA與MFA
要進哈佛商學院太簡單了。至少對那每年好幾百名申請加大洛杉磯分校藝術研究所而被拒絕的人來說，進哈佛真的還比較容易一些。因為哈佛商管學院的錄取率是百分之十，而洛杉磯分校藝術研究所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三。為什麼？因為在一個連通用汽車都聲稱自己是藝術產業的世界裡，藝術碩士學位，也就是MFA（Master of Fine Arts），已經成為最熱門的學歷證件。企業人事主管現在主動造訪知名藝術研究所──如羅德島設計學院、芝加哥藝術學院、密西根克倫布魯藝術學校（Cranbrook Academy of Art）──招攬人才，而這股用人潮流逐漸搶走了其他傳統商學院畢業生的飯碗。舉個例子，麥肯錫（McKinsey）管理顧問公司一九九三年雇用的新進人員當中，百分之六十一擁有MBA（商管碩士學位），但不到十年後，這個比例已降為百分之四十三，因為麥肯錫認為其他學系畢業生在該公司也同樣表現傑出。隨著藝術系畢業生增加並進據大型企業高位，職場遊戲規則也改變了：MFA已取代MBA的搶手地位。
而背後原因，又回到我在前章提及的兩種力量。由於亞洲因素，許多商管畢業生成了本世紀的藍領階級──原本前途無量，卻發現自己的工作逐漸被移往海外。如前所述，投資銀行現在不斷增聘印度商管畢業生來處理財務分析。柯尼企管（A. T. Kearney）估計未來五年，美國的金融服務業將外移五十萬工作機會，到類似印度這些低薪國家。按照《經濟學人》（Economist）的說法，低階MBA工作「過去都被推給有衝勁無經驗的年輕新進人員，他們每天加班期待有朝一日在華爾街或倫敦嶄露頭角。如今拜神奇光纖電纜之賜，這些工作又被塞給了低薪的印度商管畢業生。」於此同時，受到富裕因素的影響，眾多企業發現唯一能在商品氾濫的市場上區隔自家產品的方法，就是訴諸顧客的美感和情感需求。因此高感性的藝術家特長，自然就比可以輕易複製的低階商管左向技能，來得更有價值了。上個世紀中葉，曾任通用汽車主管的美國國防部長查理．威爾森（Charlie Wilson）曾說過一句名言：「凡是對通用好的，都對美國好。」如今進入新世紀，該是把威爾森名句稍加潤飾的時候了：通用的處境反映了美國的處境──而美國的趨勢又代表了世界性的趨勢，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全都屬於藝術產業。
在美國，平面設計從業人數在十年內成長十倍，美術人員是化學工程師人數的四倍。一九七○年以來，全美以寫作為業的人增加了三成，作曲家和演奏家則增加了五成。大約有兩百四十所美國大專院校成立了創意寫作MFA學位。相較之下，二十年前只有區區二十二所。5 今日從事藝術、娛樂，和設計工作的美國人，要比律師、會計師，和稽核人員還要多。6（從一家維吉尼亞州的新創公司，就可看出時代在變。當例行法律研究工作出走海外，法律工作者要如何自處？答案是加入法律動畫〔Animators at Law〕這類高感性公司的行列。這家平面設計公司召募法律系畢業生，專門替一流律師事務所準備例證、影片，和解說圖示等，協助他們說服陪審團。）
二○○二年，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都市計畫學者佛洛里德（Richard Florida）將三千八百萬名美國人列入他所謂的「創意階層」，並宣稱這些人是經濟成長關鍵。雖然佛洛里德對「創意」的定義廣泛得有些詭異──他把會計師、保險理賠員、稅務律師都歸為「創意人員」──但此一階層的擴張讓人無法忽視。它佔美國勞工人口的比例，和一九八○年相較成長了一倍，更是一個世紀前的十倍。7 類似的高感性工作潮流也在世界其他地區顯現。英國分析師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以較合理的「創意」定義──包含設計、藝術表演、研發和遊樂器產業等──算出英國的創意產業年產值接近兩千億美元。霍金斯估計在十五年內，此一產業全球規模將達六．一兆美元左右，讓高感性行業晉身全球最大經濟動力之一。8 在此同時，倫敦商學院和約克郡水公司（Yorkshire Water Company）等單位都設立了常駐藝術家等職位。英國聯合利華（Unilever）聘請畫家、詩人，和漫畫創作者來啟發員工創意。北倫敦一個足球球會甚至請了一位常駐詩人。
不過，傳統上所謂的藝術才華，並非全腦思維中唯一的能力，也不是最重要的能力。回頭看資訊時代的職場明星──電腦程式設計師。隨著公式化的軟體編寫工作外移，具備高感性的軟體工程師將變得分外搶手。海外的低階工程師接手程式寫作、維護、測試，和改版作業同時，感性時代的軟體人員將著重在創新和產品差異性。畢竟，在那些印度程式員有東西可以編寫、維護、測試，和改版之前，必須先要有發想和創作。這些產品也需要被推銷和包裝給客戶、經歷市場競爭，凡此均非一紙規格單所能解決，而必須仰賴創意、個人魅力，和直覺。
IQ和EQ
未來若有博物館打算辦個二十世紀美國教育回顧展，可選擇的展品當然很多──包括厚重的教科書、斑駁的黑板、桌面可摺疊的射出成型塑膠桌椅等。但有樣東西特別值得考慮。我建議館方在展場中央，用晶瑩剔透的玻璃櫃，展示一隻削得尖尖的二號鉛筆。
如果二號鉛筆的全球供應鏈突然貨源短缺，美國的教育體系恐怕會在一夜間崩潰。從美國兒童能伸手握住這些小木棒開始，他們就開始參加無數號稱可以測出能力與潛力的測驗。幼稚園時期先測試智商，然後評量閱讀和數學能力──接著拿成績和全州、全國、全世界的小朋友比較。等到上中學，我們的孩子開始準備SAT，因為它是抵達高薪工作和美好未來之前，必須跨越的艱困沙漠。如前所述，SAT制度有其優點，但美國過度強調測驗的社會體系也有幾項盲點，直到最近才受到正視。
例如曾以《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扭轉世人觀念的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就搜集過各種針對IQ與事業成就關聯性的學術研究，猜猜看這些研究的結論是什麼？拿出你的二號鉛筆，挑個答案吧。
根據最新研究，IQ影響事業成就的比例有多高？
a. 百分之五十─六十
b. 百分之三十五─四十五
c. 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九
d. 百分之十五─二十
答案是：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之間。（自限於題目所給的答案，正是左向思考症狀之一。）高曼認為，IQ確實影響到一個人的職業選擇。例如我的智商，就不可能當個天體物理學家。不過一旦進入某個行業，左向思考就幾乎無關緊要，反而是那些不易量化的高感性、高體會能力比較重要──如想像力、樂觀，以及社交能力。舉個例，高曼和海伊集團（Hay Group）人資顧問公司所做的研究顯示，在企業組織當中，成功的領導人往往都很風趣。這些主管每天可以讓下屬多發笑三次。9（本書第八章將告訴你幽默與右腦有很大關聯。）問題是你看過衡量喜劇才能的標準化測驗嗎？
事實上，真的有。位於康乃狄克州新港（New Haven）的耶魯大學一名心理學教授，目前正在開發一套另類SAT。羅勃．史丹
史丹柏格的測驗並無意取代SAT，而是做為補充（事實上彩虹計畫的發起者之一就是贊助SAT的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然而這個計畫的存在本身就別具意義。「如果你SAT沒考好」，史丹柏格表示：「在現今社會裡就註定了處處碰壁。」但有越來越多教育界人士體認到，這些障壁埋沒了許多SAT無法評量的能力和人才。
高體會能力尤其易受忽略──亦即關懷、照護、鼓舞他人的能力。這些特長在感性時代許多職業中至為關鍵。所謂的「關懷職種」──包括諮商、看護、第一線醫療服務──目前正需才孔急。例證之一：先進國家外移電腦程式寫作職缺的同時，卻不斷引進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的護理人員。由於人才短缺，護理工作薪資攀升、有照男護士人數自一九八○中期以來更增加了一倍。11 在第七章我們還會進一步討論這個趨勢。
金錢與意義
就在工作轉變為高感性和高體會的同時，感性時代帶來的最大改變，卻是發生在職場以外──在我們的內心和靈魂裡。譬如對人生意義和性靈層面的追求，就幾乎已經像雙份大杯拿鐵一樣普遍。在美國有一千萬成年人固定練習冥想，人數是十年前的兩倍。另外有一千五百萬人做瑜珈，是一九九九年的兩倍。美國電視現在充斥性靈相關節目，連《電視指南》（TV Guide）雜誌也宣告「心靈電視」現象興起。
美國嬰兒潮世代老化──以及日本、歐盟更為明顯的人口老化──也加速了此一變化。「隨著年齡增長，」心理學家大衛．伍爾夫（David Wolfe）寫道：「人的認知模式也變得較不抽象（左腦傾向），更為具體（右腦傾向），因而對現實感受更敏銳，情感更豐富，更重視天人合一」（括號內為原文照抄）。13 換句話說，當人年老，看待生命的重點就轉為生命目的、內在圓融，以及人生意義等年輕時汲汲營營而忽略的東西。
事實上已經有兩位學者表示，這些關懷人群、努力尋找意義的嬰兒潮世代已經成群浮現了。保羅．雷伊（Paul Ray）和雪莉．魯斯（Sherry Ruth）在二○○○年一份研究報告中將五千萬美國人歸類為所謂「文化開創份子」（Cultural Creatives）。報告中說，這些文化開創份子佔了全美成人四分之一，大約相當於全法國人口。此一族群有很多特徵都與右向價值相符。例如「文化開創份子強調綜觀全局，」報告寫道：「他們擅長綜合線索，」而且這些人「認同女性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關心他人的感受與想法；用對方的角度看事情；相信個人經驗和聆聽他人傾訴也是重要的學習方式；正視關懷的價值。」
邁進感性時代的嬰兒潮世代很清楚自己的年紀。他們知道自己活過的日子，已經超過能活的日子，簡單的算術事實，自然有沉澱人心的作用。追求名利數十載，財富的吸引力日漸消退。對他們以及許多同時代的人來說，人生意義已經取代了金錢。
這一切對我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我們要如何因應感性時代？就某個層面來說，答案其實很簡單。在一個受到富裕、亞洲，和自動化因素掌控的世界裡，左向思考仍屬必要但已不足夠，因此我們必須熟習右向思考，學會高感性和高體會技能。我們必須選擇海外代工無法以低薪完成，電腦無法快速執行，而且可以滿足優渥階層美感、情感，和心靈需求的工作。不過從另一個層面看，這樣的答案並未解決問題。到底，我們該做那些事情來因應？
過去幾年我潛心研究這個問題，並把結果整理為六個明確的高感性高體會能力，有待我們學習掌握。我把這些能力統稱為「高感性的六種力量」，包括了設計、故事、整合、同理心、玩樂，和意義。而本書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幫助讀者了解並掌握這六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