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压弯的树枝——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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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mlc6280@163.com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上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上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话要从头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梅志尼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族际情感，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的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的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又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我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是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的：“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249页）。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自16世纪至今，先后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发育兴起并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民族主义于16世纪在原发地英国兴起时，原本是一场全体人民把权力从皇室夺回到大众所有的运动。最初的民族主义高扬的是“主权在民”原则，人民不再是低微的奴才，而是整体提升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这样一个民族的范围由国家疆域确定，包含全体人民，不分肤色语言，人人平等，而且强调个体主义。格林菲尔德把这种原生态的民族主义概括为基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

可是，民族主义一路周游下来，发生了变化。除美国继承了英国那种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在德、俄等国，民族主义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和等同关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和批判的。这一点，二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还有一条，16世纪的英国以国家疆域来确定民族界限，后来逐渐转变为以血缘、语言来确定民族界限。这样就出现了不与国家边界重叠的民族边界，从而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

在中国，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有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以上这些讨论，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对社会大众没有发生什么实际影响。

情况在1996年出现变化。这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引起强烈反响，一下子猛烈地刺激了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使民族主义议题开始从学界少数人进入大众领域，并且形成一股汹涌的盲动力量。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此举遭到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以示警告。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以便在“必要时向台湾提供帮助”。中美之间出现了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而来，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因此引起世界的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人人挂在嘴边，大有掀起一场“说不”竞赛的势头。仿佛谁要是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一位学者说，这其实是一场商业炒作，为赚钱“玩了一把”，各种跟风的书不过是“分点汤喝”。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入魔般的“发炎红肿”了：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