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未来第一季第一集:第十一章——资本年代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第十一章——资本年代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同时也诞生了兴盛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仍然不是今天人们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正统"旗帜下的封建统治，表面上仍然非常顽固。但是，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生产方式改变；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方式改变，已经无法逆转。整个欧洲的政治体系、整个世界的殖民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维也纳公约与欧洲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包括这些词汇本身和，都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甚至于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教权至高无上，而且势力很大，王权衰落，分封制造成了上千的封建小城邦。一方面拉丁文是统一的官方语言，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另一方面几乎每个城邦、每个村落都说着各自不同的方言。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中世纪的欧洲，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概念。
　　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革命的领袖们由于没有旧式的贵族统治的军队支持，不得不以"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旗帜来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才能抵抗住各国封建势力的围剿，并最终形成拿破仑横扫欧洲的大军。拿破仑的大军席卷欧洲，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打击了教会的势力，同时也消灭了数百个封建小城邦，这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一方面以"民族语言"的形式，代替统一的拉丁语进入了国民教育之中；法国的革命者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各地的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
　　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民族主义"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人权宣言》中的"官场辞令"中，那不仅仅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这一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尔瓦（Navarre）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埃耶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这也许是最早的关于"主权"作为"最高权力"的解释。
　　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朕即国家"。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了"人民主权"的观念，"人民"等同于"民族"。这已经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也是作为对教会和封建王权的对立面出现的。试想，如果国家的最高权力来源于教皇的加封，来源于"君权神授"或者是"朕即国家"，如何能废黜并审判国王？国王又如何能因"叛国罪"而被送上断头台？显然，国家的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或"民族"。国王的"叛国罪"指的是他背叛人民或民族，尽管他终于教皇，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这种国家观念。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也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从法国传到邻国。最终形成了"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近现代的民族观念。所以说，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近现代"民族"观念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从1814年10月1日到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代表参加，共计216人。其中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及其首相哈登堡、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他的首相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和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操纵会议的是俄、英、普、奥四个战胜国。这四个大国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瓜分领土，打着"正统主义"旗号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封建秩序，并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这几个大国为争权夺地，矛盾重重，争论激烈。
　　1815年6月9日匆忙签订了《最后总决议》，主要内容是：一，恢复欧洲旧的封建统治秩序。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的王朝都复辟了。罗马教皇恢复了原统治地区。二，限制法国，以防其东山再起，保证欧洲均势，按照大国的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法国被限制在1790年的疆界内，东北边境的17个城堡和要塞由反法联军占领3至5年。法国赔款7亿法郎并交出军舰。将与法国毗邻的比利时并入荷兰，成立尼德兰王国，由荷兰国王进行统治，卢森堡公国也归其兼管。确定瑞士为永久中立国，作为法、奥、德、意诸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波兰再次遭瓜分。三，重新分割海外殖民地。英国取得了马耳他岛和荷属开普敦、锡兰以及法属多巴哥、圣卢西亚、毛里求斯等地，进一步确立了它的世界殖民霸主地位。四，维持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建立德意志邦联，由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被置于奥地利控制之下。罗马成为教皇的领地。撒丁王国控制了意大利西北部部分地区。意大利处于封建小国林立、大部分地区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局面。
　　1815年9月，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宣布成立"神圣同盟"。1815年11月，俄、英、奥、普又在巴黎宣布成立"四国同盟"。维也纳体系的目的在于，欧洲封建专制君主在基督教的名义下联合起来，采用高压手段镇压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体现，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四国同盟是神圣同盟的补充。同盟成立后，欧洲各国相继加入，1818年法国偿清赔款后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在维也纳体系下，近代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其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后，由马志尼创建或发起的"青年"运动：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爱尔兰，和日后的青年捷克人、青年土耳其人这类标签。这类民族革命团体之间，无疑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等，甚至有着大致相同的旗帜——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三色旗。甚至在后来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少年中国说"、"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当时的五色旗，也能看到这种民族革命影响的影子。
　　波旁王朝在西班牙复辟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重登王位，恢复了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1820年，西班牙爆发革命。1822年"神圣同盟"召开会议，授权法国出兵镇压。1823年西班牙革命被扑灭。
　　1820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爆发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起义。1821年1月，神圣同盟作出了由奥地利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的决议。3月，奥军镇压了那不勒斯的起义。4月，奥军又帮助撒丁王国的军队镇压了皮埃蒙特的起义。
　　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1821年3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经过一年的战斗，人民武装解放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1822年3月宣布希腊独立。土耳其统治者派出大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到1827年希腊的人民武装几乎被摧残殆尽。但人民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希腊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赢得了欧洲各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人们以募捐、组织志愿军等各种方式支持希腊革命人民，2000多名外国志愿者在希腊英勇捐躯，其中有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
　　在对待希腊独立的问题上，神圣同盟诸国发生了尖锐矛盾。奥地利害怕希腊独立运动会引起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极力主张镇压；俄、英、法想借机削弱土耳其，扩大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因而反对镇压希腊革命。1827年7月，英、俄、法三国在伦敦签订了《希腊绥靖公约》，要求以停战作为解决希腊问题的前提条件，但遭到土耳其的拒绝。同年10月，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击溃了土耳其的舰队。次年，俄国正式对土耳其宣战。1829年土耳其被迫求和，与俄国签订和约，承认希腊独立。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版图首次被改动，神圣同盟也开始分裂瓦解。
　　1825年12月，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被沙皇军队镇压了下去。却强烈地震撼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动摇了当时俄国这个欧洲的反动堡垒，从而也沉重打击了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波旁王朝复辟后，逐步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实行宗教迫害，维护旧贵族的利益。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法令，解散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实行新选举法，规定缴纳高额土地税者才有被选举权，企图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终于引发了"七月革命"。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复辟王朝被推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就任国王，实行君主立宪，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1830年11月，英国保守的托利党内阁垮台，支持改革的辉格党人组阁。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进入议会，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将56个人口稀少的"衰败选区"的112个议席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城市；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选举权，20、30年代欧洲的革命风暴使维也纳会议规定的欧洲版图陆续被破坏，维也纳体系竭力维护的封建"正统"秩序不断遭到冲击，甚至被摧毁，神圣同盟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开始分裂、瓦解。
　　1830年8月，比利时爆发革命，宣布脱离尼德兰王国而独立，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英法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支持比利时，引起俄奥的不满。但11月波兰爆发的起义打破了俄国武装干涉比利时革命的计划，俄、普、奥被迫承认了比利时的独立。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欧洲版图再次被改动。
　　意大利人在经历了于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才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

二，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的独立

　　民族主义的影响并不限于欧洲，也波及到了南美洲这一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1791年8月，海地黑人奴隶发动武装起义。海地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西部。1502年西班牙占领了海地岛，1697年把海地岛西部即海地割给法国，法国称海地岛为圣多明各岛。岛的东部仍属西班牙。法国占领海地后，从非洲运入大批黑人奴隶，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海地成为法国最富庶的海外殖民地之一。独立前的海地，共有人口54．5万人，其中白种人仅4万，他们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多数是种植园奴隶主和大商人。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约2．5万人，他们一般都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黑人奴隶有48万人，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法国的殖民统治，引起海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奴隶出身、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杜桑·卢维杜尔成为起义的领袖。起义军冲击殖民机构，烧毁种植园，赶跑了盘踞在圣多明各岛东部的西班牙殖民军，又多次挫败英军入侵。1801年，起义军还攻占了圣多明各岛东部的西班牙殖民地，解放了全岛。1802年拿破仑派远征军在海地登陆，杜桑率起义军英勇抗击。后来，法国远征军假意邀请杜桑谈判，诱捕了杜桑，解往法国。1803年，杜桑死于法国狱中。杜桑被捕后，他的战友德萨林率军继续战斗。1803年10月，彻底击溃法军。11月，海地公布《独立宣言》。1804年1月1日，海地正式宣布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为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动摇了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揭开了拉丁美 洲独立战争的序幕。

　　到了1810年，西班牙本土绝大部分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消息传来，西属拉美殖民地的独立革命普遍兴起。西属拉美地区的独立战争有三个中心，即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智利。第一阶段，从1810年到1815年，西属拉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持续了16年。
　　1810年9月16日，在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偏远村落多洛雷斯，几千名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发出了"独立万岁！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的怒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领导这次起义的是47岁的教士伊达尔哥。 1811初伊达尔哥被俘牺牲后，他的学生莫雷洛斯继续领导战斗，年底已解放南方大部份地区。1813，起义者召开了国民大会，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大地产，通过了《墨西哥独立宣言》。
　　1810年4月，委内瑞拉首都拉加斯爆发起义，推翻了殖民当局，成立了临时政府。1811年7月，成立了以米兰达为首的第一共和政府。1812年西班牙殖民军反扑，第一共和国被颠覆。米兰达也被捕，被解往西班牙，1816年7月死于狱中。米兰达被捕后，流亡国外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玻利瓦尔于1813年回到委内瑞拉，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但不久又被摧毁，玻利瓦尔流亡牙买加。
　　南美南部地区独立战争的中心在拉普拉塔地区。这个总督区包括现今的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其主要领导人是阿根廷的土生白人何塞·圣马丁。幼时随父迁居西班牙，1812年回国。投身独立运动。1813年，他率兵击败了殖民军向新政权的反扑，巩固了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倡议下，建立了拉普拉塔联合省（1826年改为阿根廷共和国）。
　　随着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回到西班牙王位的斐迪南七世在"神圣同盟" 的支持下，增派一支多达万余人的政府军前往西属美洲。他们横行在新格兰那达、委内 瑞拉，到处散布死亡和恐怖。到1815年除南美南部个别地区外，各地建立的独立政权又都被西班牙军队摧毁。西属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独立成果，圣马丁制定了越过安第斯山、进兵智利、由海路北上解放秘鲁的计划，同时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安第斯军"。1817年，他率军翻越安第斯山进入智利。次年，智利宣告独立。1820年，圣马丁率军从智利经海路北上，在秘鲁南部登陆，1821年，攻克了秘鲁首府。秘鲁宣布独立，圣马丁任"护国公"。
　　1816年12月，玻利瓦尔带着一批勇士在委内 瑞拉重新登陆，接着玻利瓦尔在奥里诺科河畔建立起军事基地，并扩建了自己的队伍。1819年8月初，他的军队同西班牙殖民军在波耶加展开激烈的战斗， 取得了胜利，然后挥师直捣波哥大并占领该地。1819年12月，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1830年又分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玻利瓦尔被选为这个共和国的总 统和最高统帅。1821年初，玻利瓦尔利用西班牙国内发生革命的有利局势，再次 越过安第斯山，进兵委内瑞拉的北部，击溃了殖民军， 解放加拉加斯。
　　玻利瓦尔与圣马丁开始了对西班牙殖民军实行南北夹攻，最后一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822年7月下旬，南美独立战争的两雄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终于在瓜亚基尔港会面了。圣马丁隐退，完成全部解放秘鲁的任务落到玻利瓦尔肩上。1823年9月，他率领的委内 瑞拉和哥伦比亚军6000人进入秘鲁境内。他们同阿根廷和智利军4000人联合起来，于1824年8月6日在胡宁平原一举击溃敌人。同年12月9日，在阿亚库巧展开了"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1825年8月，上秘鲁宣布独立，为纪念玻利瓦尔，取名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国旗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黯然下降。300多年的黑暗统治结束了。

　　1807年，拿破仑军队攻入葡萄牙。1808年3月，葡萄牙摄政王若奥亲王带领女王玛丽娅一世在英国海军帮助下逃到巴西。从此，葡萄牙王室开始直接统治巴西。1815年，若奥亲王宣布成立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1816年，女王玛丽娅一世死去，若奥自任国王，称若奥六世。1817年，巴西北部的伯南布哥省土生白人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经过76天的战斗，最终被若奥派兵镇压下去。1820年，葡萄牙本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21年，若奥六世返回葡萄牙。他在回国前任命其子佩德罗为巴西摄政王。此后，整个巴西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革命的形势。于是，佩德罗在巴西大种植园主和大地主的支持下，于1822年宣布巴西独立，自立为皇帝，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巴西帝国。巴西帝国不仅保存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长期保留了种植园奴隶制。后来，巴西人民又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于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1889年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从海地开始的拉了美洲独立运动，前后持续了36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区之广，卷入人口之多，在世界近代反殖民革命斗争中都是空前的。它使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7个独立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拉丁美洲的国家格局。独立运动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巴西、海地除外）。虽然，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贵族称号也被取消。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奴隶制。但是，独立后各国政权一般都转移到土生白人地主手中，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封建大地产制度。名为"共和"，但大多数国家政治上又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各国为了发展经济，也都采取促进对外贸易的政策，取消了"专卖制"和对工商业的种种限制。可是与只比它早独立几十年的北美洲相比，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直十分落后。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后面的章节也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南美以外殖民地的大多数民族一直到20世纪时，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例如孙中山就是在那个时期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提出"建立民国"的。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本土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

三，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

　　英国确立了海上霸权后，又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英美1812年战争的考验。在1775年爆发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中，法国于1778年承认美国独立并给予军事援助，1780年又派远征军到北美参战，西班牙、荷兰也相继与英国进行海战，美国的独立使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受到重创。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封建旧秩序构成威胁，英国纠集欧洲反动势力对法国进行围剿，1793—1815年间组织了七次反法联盟，从而确立了英国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英法战争期间。美国积极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并与法国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进行火热的海上贸易，英国为了打击美国，孤立法国，发动了1812年战争，结果英国并未得到半寸土地。这次战争，被美国人称之为"第二次独立战争"，为美国尔后推行不允许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奠定了基础。
　　英国自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开始营造以印度为中心位置的在亚洲的殖民体系。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基本上是运用强大的海权，对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带进行围剿。在东亚，1819年英国占领了新加坡，1824年进而占领了马六甲，从而控制了通往东亚的海上通道.

　　到18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了，继新航路开辟打破了世界地区隔绝状态、人类向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迈出第一步后，人类又向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二步。世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表现在，欧亚贸易、欧非美三角贸易、东西欧贸易共同构成了世界规模的经济联系，并促成实现了世界上首次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即美洲生产原料及一些农产品，非洲提供劳动力，亚洲供应奢侈品，而西欧各国则在承担这些贸易活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提供工业品。
　　不论是早期的西、葡殖民者，还是后继的英、荷、法殖民者，他们在殖民活动中和强占殖民地后，都要屠杀土著居民，掠夺财富，贩卖黑人奴隶，无恶不作。
　　贩卖黑人奴隶是欧洲殖民者的血腥罪行之一。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1442年，葡萄牙亨利王子手下的两个船长将12个非洲黑人带到了里斯本，奴隶贸易由此发端。由于葡、西所属美洲殖民地上的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或苦役折磨而亡，劳动力不足，因此，从16世纪初开始，殖民者们又把黑人运往美洲贩卖。1502年，第一批黑人被贩运到圣多明各岛。1513年，西班牙国王颁发执照，准许商人把黑奴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从此，奴隶贸易兴盛起来。
　　随着17世纪上半期葡萄牙海上霸权的丧失，荷兰、英国和法国纷纷成了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其中尤以英国的表现最为突出。1262年，英国海盗霍金斯运送300名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588年，英国政府又特许成立了几内亚公司，专门从非洲掠运黑奴去美洲。进入17世纪后，英国在与荷兰、法国的竞争中逐渐胜出，到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签订后，更是垄断了从非洲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权利。根据这个条约，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之后，英国在贩卖黑人的贸易中占了上风。据统计，1718年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奴共10．5万人，其中3．8万人，即三分之一强是由英国奴隶贩子经手的。1770年，英国贩卖的黑奴更是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欧洲殖民者从事贩卖奴隶的活动，多采取"三角航程"，他们的船只满载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朗姆酒等货物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是"出程"；在非洲海岸用这些货物"交换"黑奴，然后横渡大西洋到美洲，这是"中程"；在美洲用黑奴换取金银和糖、烟草、稻米等返回欧洲，这是"归程"。
　　奴隶贸易利润高达百分之几百，殖民者们因此趋之若鹜，欧洲的许多城市也因此而兴盛起来。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成为英国第三大港，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从1730年的15艘猛增到1792年的132艘。18世纪末叶，奴隶贸易每年给它带来的纯收入就有30万英镑。
　　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造成非洲人口锐减。在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中，有1500万黑人被贩运到美洲，据估计，每运一个黑人到达美洲，就有5个黑人死于猎奴战争或贩运途中，因此，加在一起，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几近l亿，相当于1800年非洲人口的总和。

四，欧洲的白银与重商主义

　　与中国白银的缺乏相比，欧洲早在征服美洲之前就拥有相对比较多的贵金属。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回大量的金银后，甚至造成了"价格革命"。西班牙主宰着新大陆的白银，别的强国同意它占有远方的财宝，条件是它必须让这些财宝像"各国共有的"货币那样流通，也就是说，西班牙应该拱手交出自己的白银，让别人得益。如葡萄牙与黄金的关系一样，西班牙变成它的殖民地出产的白银的"流通渠道"。此后，在飞跃发展的国家里，总是以金、银为主要货币。
　　与此同时，为了欧洲的利益，美洲的贵金属被运到了远东、流向印度和中国，——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否则西方得不到这些货物。远在罗马帝国时代已出现这种情况，西方与远东的贸易因此一直有逆差。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此外，贵金属也经由波罗的海流向东欧。这些落后国家为西方提供小麦、木材、黑麦、鱼、皮革、毛皮，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18世纪圣彼得堡的贸易也属于这种情况。必须注入外国货币，才能指望俄国输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兰人执意用纺织品、布料和鲱鱼支付货款，结果他们失去在俄国的优先地位。
　　稍晚的欧洲重商主义，和今天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欧洲的货币持续流向远东对它本身是巨大的损失，但事实是，欧洲并没有死于这一"出血症"。如果说欧洲受到损失，那也不过是为炮轰一座行将陷落的城市而损失的炮弹、火药和力气。欧洲开始吞噬、消化世界。
　　金银在欧洲流通遇到的另一重困难就是储蓄和积攒。多方需求的金属货币本应该不断加快流通速度，但由于存在形形色色的积储，甚至欧洲本土也有部分货币不再流通。弗朗斯瓦·魁奈和全体重农主义者（凯恩斯比他们要晚得多！）大声疾呼，为攒钱而攒钱是不合情理的、荒谬的积储形式，这个吞噬货币的无底深渊赛过"贪图银子"的印度。
　　中世纪的欧洲曾迷恋贵金属和金首饰，到了13世纪，最晚不过14世纪中叶，又对金属货币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的"激情。但是从前对贵重物品的狂热未见减退。菲力浦二世时代的西班牙贵族留给继承人成箱的金币和无数金银器。阿尔巴公爵不以豪富著称，他于1582年去世时，留下六百打碟子，八百个银盘子。两个世纪以后，加里阿尼1751年估计那不勒斯王国积攒的金银为流通货币总量的四倍。他解释说："奢侈成风，钟表、鼻烟壶、剑把、手杖把、刀叉、杯盘皆为银制，令人难以置信。那不勒斯人的习俗与昔日的西班牙如出一辙；他们以收藏古代银器为一大乐事，专门存放银器的箱子叫做"珠宝盒"和"手饰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16世纪初积攒的贵金属与流通的金属货币的比例为三比四。
　　政府也积攒金银。教皇西克斯丁五世在圣天使城堡设有金库；苏利把金库安置在巴黎军械库里；"士官国王"的部队随时准备出击，但找不到用武之地，他的金银同样闲置不用。此外，如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创设或重新设立的那些行事谨慎的银行；甚至大名鼎鼎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也都存着全部现金。除了创立于1694年英格兰银行，它将为这一领域带来革命。
　　据西方学者估计，贵金属的总持有量从16世纪到18八世纪奇迹般地增长了14倍。1670年法国流通的货币总数为一亿二千万里佛；一个世纪以后，到大革命前夜增为二十亿里佛。1570年那不勒斯货币储存量为七十万杜加；1751年为一千八百万杜加。17、18世纪的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充满找不到用途的现金。出于无奈，1680年热那亚银行家甘愿以2至3厘的低息借钱给外国人。许多修会趁此良机借新债偿还利息为5.6厘或7厘的旧债。

　　尽管欧洲的贵金属不断增加，但由于贵金属的外流、储蓄和积攒，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不畅，结果使经济"发动机"不断丧失部分燃料；也由于多种货币混杂流通，欧洲人也发明"假想"的记帐货币。记帐货币的性质与钟表上的时、分、秒一样，是标准计量单位。货币有通用的计量单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中最早的有：1517年变成记帐货币的威尼斯杜加、1540年起不再作为实际货币流通的西班牙杜加，以及佛兰德的记帐货币"格罗"。
　　与中国一样，记帐货币也经历了贬值，和有规律地刺激物价上升的过程。经济学家鲁伊治·埃诺迪算出，法国1471到1589年物价上涨幅度为627.6％。这一局面将一直延续到1726年。路易十五的政府不仅完成了一系列货币改革，并且重又使里佛与黄金挂钩。新体制确立以后，除了一些轻微的变动，不再更改。最后一次变革是1785年10月30日，政府借口黄金流失，把金与银的比价从原来的1比14.5提为1比15.5。
　　18世纪的欧洲终于能安享难得的币制稳定局面。这恐怕要归结于欧洲人对货币理论的探索。货币多少总是相对而言的，重要的是加快本来很小的货币发行量的流通速度。借用一位葡萄牙经济学家在1761年的说法，如瀑布跳跃时，速度使它们的数量成倍增长。达望扎第（1529—1606）隐约看到了货币流通速度，威廉·配第和康替龙之后则对此作出更详细的说明，后者并且创立这个名称。
　　流通速度是交易总额除以货币储备得出的商数。不妨认为，交易总额加大，货币"跳跃"的速度就加快。那个时代曾有人说：如果把从1月1日到12月31日国内各等级的成员，从王室直到一天吃一个苏的面包的乞丐的开支都算在一起，"全世界的钱只够巴黎一地半年的花销......"但是在巴黎，货币流通速度高得出奇，一个埃居可以在24小时内换50个主人。货币流通是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冥思苦想的对象。他们认为这既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又是财富升降的捉摸不定的主宰，许多怪事都可用它来解释。

　　也就是在欧洲这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欧洲极其盛行。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一国财富的惟一象征，绝对禁止贵金属的外流，鼓励金银流入，对商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晚期重商主义者逐步认识到当国内无大量金银可供开采时，则只有从对外贸易中取得金银。因此重视贸易顺差，让金银流入本国以增加财富。当时的英国，对进口货物几乎全部征收关税，并以关税作为贸易战的重要武器。1651年英国颁布的了《航海条例》就是一个典型。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高关税是此间各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18世纪初，在重商主义的保护下，英国、法国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冶金业等逐渐发展壮大。
　　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率先进入产业革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崭新阶段。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廉价的原材料和粮食，以此降低工业制成品成本，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市场，以便自由地销售工业产品。为适历史发展的需要，英国古曲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了比较完善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观点，强调在绝对成本优势存在的情况下，进行专业化生产。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各自的优势条件，生产其成本最低、绝对有利的商品。大卫·李嘉图更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惟一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当时其他国家并未完全接受自由贸易的倡议。相反，它们加强了保护关税并系统地提出保护贸易理论。首先就是，为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发展本国经济的美国。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先驱——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强调要用关税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报告宣称：如果美国不反对那个使它们的经济活动仅限于农业而不发展工业的政策，只能使国家贫穷。并主张美国对进口工业品和一些奢侈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和增加财政收入。 　　
　　在英国的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时候，德国也刚进入起步阶段。德国贸易保护的代表人物F·李斯特站在当时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贸易理论，指出自由贸易理论是自由世界的贸易原则，没有考虑各国的利益和他们的特殊情况。李斯特主张，一国应对其幼稚工业进行保护，保护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禁止输入与征收高关税，以免税或征收较低进口关税方式鼓励复杂机器的进口。并提出保护时间以30年为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这种"幼稚产业保护论"也为很多自由贸易论者所接受，并成为很多国家寻求贸易保护的理论武器。

五，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与剥削

　　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的始人巴布尔，是蒙古贵族帖木儿的六世孙。巴布尔(1482—1530年)，1526年，攻占德里，结束了德里素丹王朝，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是"蒙古人"的音变。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已形成了一个北起中亚，南达德干高原，东西都达到海滨的大帝国。沙加汗统治时期（1627—1658年）被称为莫卧儿帝国的"黄金时代"，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如德里的红堡、朱木那寺院、莫迪寺院等。特别是沙加汗为其宠后建造的泰姬陵，以其华丽、庄严、优美而享誉世界，是莫卧儿时期建筑、雕刻和园林艺术的结晶，被称为世界一大奇迹。
　　沙加汗的儿子奥朗则布统治印度达半个世纪之久（1658—1707年）。他通过征战，使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点。但是，他全面改变了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推行宗教迫害政策。激化了帝国内的各种矛盾，南部信仰印度教的马拉提人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奥朗则布统治后期，同马拉提人进行了长达20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帝国的国库。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各地总督纷纷割据自立，帝国四分五裂。1761年，阿富汗人入侵印度，打败了印度惟一可以抵抗外来势力的马拉提军队。接着英国再次发动侵略印度的战争，到1849年终于完成了对印度的全部占领。

　　葡萄牙人到印度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人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葡萄牙人的运气极好，能利用从美洲大陆与源源而来的金银供给。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如果没有这笔横财，葡萄牙与印度的贸易就会受到严重限制。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价格等与印度的10倍。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用以交换所需香料的东西，除了美洲大量的金银。
　　英国自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开始营造以印度为中心位置的在亚洲的殖民体系。等到英国人来到印度时，已经是完全不同于葡萄牙的另一个时代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统治阶段。工业资本剥削与以往商业资本不同，要求有广阔的市场销售英国大工业产品，有充足的原料满足英国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从这时起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始积累阶段的殖民政策转变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殖良政策。新的殖民政策的中心，是把印度变成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大工业产品质优价廉，不怕竞争，所以自由贸易成了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扩张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与新的经济要求相适应，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体制与政策都有了相应改变。政权仍操在公司手里，但公司政权已逐步转变为工业资本扩张和剥削的工具。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废除和统治体制的调整是转变的明显标志。
　　英国议会通过的1813年、1833年、1853年三个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这是工业资产阶级对商业垄断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三个法案构成了殖民政策新阶段的宪章。1813年法案首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使印度对所有英国商人开放，公司只保留茶叶贸易垄断以及对中国贸易的垄断。1833年法案取消了这个保留，并进而禁止公司在印贸易，撤销其在印贸易机构，使英国人可以自由定居印度，从事贸易和各种职业。在公司停止贸易活动后，公司股东享受10．5%的固定股息，由印度税收中支付，公司债务由印度税收偿还。此后公司在印度只是作为政权机构存在。1833年法案明确指出，公司是"受委托"替英王统治印度，议会可随时收回。由英国议会直接派员掌握印度立法，以保证新的殖民政策的推行。印度总督参事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英属印度中央政府。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就是要把英印殖民政权由一个商人政权转变为为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把对印度的管理置于英国议会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下，以保证按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制定方针政策。
　　从这时起，英国大工业制造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便成了英国对印输出的主要产品。1813年起，英国商品对印输出额直线上升，其中占第一位的就是价廉物美的棉纺织品。1814—1835年输印棉布量增长60多倍。1823年英国棉纱第一次输印，到1828年，输出量增长33倍。以往英国从印度输出手工业制造品，此时停止了，改为输出农业原料如棉花、生丝、粮食等。这意味着印度从制造品输出国变成英国工业品的输入国和农业原料的供应国。英印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如果离开殖民政权的帮助，它面临的阻力决非一时所能克服的。
　　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印度棉纺织手工业还充足地供应着市场。在全印，棉纺织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不但能满足印度消费，还能供给出口。这是横亘在英国棉纺织品进军印度道路上的最严重的障碍。为了除去这个障碍，打开印度市场，英国政府和英印殖民政权就一起来助阵了。首先一个重要手段是实行差别关税。英国政府对印度纺织品进口征收禁止性保护关税（虽然它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1824年定税率为：棉布按价征67．5％，细棉布37．5％，其它棉织品50％。而大约同一时期，英印殖民政府却一再降低英国商品的入口税，1836年降低后，对各类棉纺织品只征2％—3．5％的关税。在印度境内，殖民政权也实行差别过境税，对英国布按价征5％，对印度布征20％，随后又在孟买、马德拉斯省取消了过境税。英国大机器产品本来成本就低，由于享受差别关税，竞争能力更得到加强，这就大大帮助了它占领印度市场。印度纺织品首先被英国的关税壁垒堵死了外销出路，又被殖民政权的高过境税堵死了本地销路，市场渐渐被英国货夺去。1813年，从加尔各答还向英国输出价值200万英镑的棉布，到1830年，不但不出口，反而输入200万英镑的英国棉织品。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布，1814年是126万匹，到1835年降到30万匹。而同时期英国布进入印度的数量由9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到1857年，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的总值比1832年增长14倍。印度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开始被外来棉织品充斥了。英国棉纱打入农村，进入农户家中，逐渐排挤了手纺，使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耕织结合遭到彻底破坏。其它受打击的还有丝织业、造船业、五金业、制糖业等。
　　1813年后，把印度变成农业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也开始了。1813—1844年印度输往英国的原棉由4100吨上升到40000吨，增加近10倍。1813年从加尔各答向英国出口生丝638包，1828年为10431包．增加近17倍。把印度变成原料产地遇到的阻力的关键问题在于，印度农业是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耕地绝大部分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满足家庭副业和专业手工业者的需要为限。加之税收苛重，灾荒频仍，产量很不稳定。英国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农业原料出口。为了克服这一障碍，殖民政权又出马上阵了。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在印度推行了新一轮税制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印度农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它的商品性质加强，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满足原料输出的需要。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降低税率，这是保证税收稳定的考虑，因为税率定得过高，税收是没有保证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二，是延长修订地税周期。三，是征税主要根据土质好坏，分等定税，四，是明确规定纳税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土地，包括抵押、转卖。这些措施的中心是刺激地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能得到改善经营的好处，驱使他们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同时使土地获得流通价值，鼓励商人高利贷者购买土地，这些人熟悉市场，能根据需要多种经济作物投入市场。对殖民政权来说，这样做在税收上是有些损失，但这是实现变印度为英国市场和原料产地所必需，税收的损失可以从原料榨取获得的好处中得到补偿，何况从较长时间看，农民、地主经营积极性的提高会导致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税收的暂时减少也会补起来。
　　这次改革的结果，果然如殖民者预期的那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拿到市场上出卖的农产品显著增多。由于地税降低且相对稳定，土地经营可以得到实际好处，土地立即获得流通价值，成为借债的抵押品和买卖对象，商人高利贷者开始大量购买农民的土地。这方面殖民政权更以法律手段来促进。凡农民以土地抵押向商人高利贷者借债逾期不能归还的，就由法院出面裁定以抵押的土地抵偿债务；商人高利贷者兼并土地的现象在19世纪40年代后规模越来越大，最先实行改革的西北省最突出。如阿里加旦1838—1868年农民土地有84％转手，法梯浦尔县1840一1870年有72％转手。从全省说。40—70年代初，转到商人高利贷者手中的土地占全省总耕地的27％，转到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的还不包括在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由商人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阶层。这个新地主阶层把农业和商业结合起来，按市场需要规定佃农多种经济作物。这样，印度农业经济与市场联系加强．它的自给自足性质逐渐被打破，投入市场的经济作物产品越来越多，英国得到了所需要数量的出口原料。
　　40年代后从印度出口原料数量激增。从1833年到1844年，出口棉花从3200万镑增加到8800万镑，亚麻子从2100蒲式耳增加到237000蒲式耳。粮食出口1849年价值为858000英镑，到1858年增加到380万英镑。1854—1859年英从印输出原料增长了二倍。1858年输往英国的原料总值为2827万英镑。印度变成英国原料产地最典型的表现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向英国提供棉花。那时，美国原棉供应突然中断，印度迅速补上空缺。1859—1864年，印度棉花输出从50万包增加到135万包。1860年印棉占英国棉花进口总量的12．25％，到1868年上升到41．69％。这年，印度棉花输往英国数量占输出总量的8l％。
　　在把印度变为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英国人也曾考虑在印度大力开办种植园，如：蓝靛、茶叶、咖啡种植园。殖民政权积极支持，如把属于国家的土地租给他们，地租很低，给他们长期贷款等。但最终并没有得到大规模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改变传统的小农生产的经营方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次，地税改革的成功保证了从市场上可以得到所需数量的出口原料，使专门开办种植园的必要性大大减少。
　　在英国从印度输出的农产品中，还有一项特别的产品——鸦片。鸦片产于孟加拉、比哈尔、贝拿勒斯和西印度马尔瓦一带，原来产量不大，主要是药用，少量输往中国等国家。英国侵占孟加拉后，实行专卖（1773年），公司政权收购罂粟后，予以加工，然后拍卖给私商。当发现可以向中国走私后，就提供贷款，诱骗农民广为种植，大力鼓励走私。公司政权从中获得高额税收，私商则获得暴利。此项贸易虽然不属出口原料，但减少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白银外流，使它能有较多资金用来在印度收购农业原料输英。在中国的鸦片走私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英印殖民政权一直在扩大种植，鼓励走私。

六，埃及在殖民渗透下的改革失败

　　法国拿破仑的远征军撤出后，英军一度驻留埃及。由于法国的极力反对，在签订了《亚眠和约》后才于1803年3月撤出。此后埃及处于土耳其军队、马木路克势力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部队的争夺之下。穆罕默德·阿里在权力角逐中纵横捭阖，脱颖而出，最终迫使土耳其素丹承认他为埃及总督，并赠与帕夏称号。埃及在他的统治下实际上取得了独立地位。此后，埃及军民粉碎了1807年英军的再次进犯，取得了两次腊希德大捷。穆罕默德·阿里又消除了伊斯兰长老的威胁，1811年3月于萨拉了城堡斩尽杀绝了开罗的马木路克，并进一步清剿了盘踞上埃及的残余势力。穆罕默德·阿里逐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开始了气势恢宏的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承接拿破仑在埃及三年所兴办的一些现代化措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企业，在军队建没、文化教育等方面效仿西方。在政治上，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行政制度，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在经济改革中，他先是抓了农业，没收了马木路克的土地和大部分宗教地产。除了王室大量占有及分封给少数民族军头目、官吏和地方权贵之外，他也把近一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同时兴修水利，改良作物品种，统一赋税，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在工业上，他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发展纺织业、军事工业和其它民用工业。到1838年穆罕默德·阿里共创办数十个工厂，仅纺织厂就有近30家。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埃及人已有3—4万，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1％，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穆罕默德·阿里还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改革货币制度，发展国家垄断贸易，使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在军事方面，从1820年起，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创建一支西式新军，并致力于建立强大的海军。在教育上，除开办中小学校之外，还建立了许多专科学校，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在1826到1847年间，200多名学生以"教育使团"的名义被派往国外。他还创办印刷厂、报纸，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统治下的埃及国力大增，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惟一有生命力的部分"。马克思赞誉他是"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虽然是地主贵族集团进行的改革，各项措施也都印有鲜明的封建主义的烙印，即使在最富于时代特色的工厂制度中也还采用农奴式的工人劳动。但客观上有利于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商业独占政策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考虑。他的改革和重新统一了埃及，在19世纪上半叶的北非西亚地区，崛起了一个具有近代雏形的国家，即使仅作为防御殖民主义飓风南下非洲大陆的挡风墙，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年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也还不断进行着。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只需纳3％的关税；本国商人反而要缴更高的关税，按规定，穆斯林要缴4％，非穆斯林要缴5％。1840年，在亚历山大仅有6家大型的埃及商业公司，而外国则有44家。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开始沦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市场的外围部分。埃及的农业由自给自足型开始逐渐转变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出口型。穆罕默德·阿里从希腊引入了1500名农业技工，建立或扩大了亚麻、鸦片、橄榄和蔬菜的种植园。在欧洲棉纺织业对优质原料巨大需求的刺激下，埃及的长绒棉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迅速成为埃及的主导农作物。早先一年产量大约7000吨左右，到1813年已比过去高4倍，到1839年，已达50000吨。
　　但穆罕默德·阿里的贸易垄断政策使欧洲商人不能直接收购工业原料。而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也使欧洲商品无法打开埃及市场。拿破仑时代之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迫使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政治和商业结合得更加紧密的英国政府，已准备为保护和扩大商业而战。
　　埃及的强大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1837年调查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政策的约翰·鲍林爵士曾露骨地说："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一个由于其统治者的无事生非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人家都有利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告诉俄国沙皇，英国在将来瓜分土耳其时，愿意得到的正是埃及，"英国不能容许在那里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府，它足以阻塞英国贸易的道路，拒绝让英国运输船只通过。"英国国务大臣帕麦斯顿承认对穆罕默德·阿里有偏见，不公平，但又辩解道："欧洲的巨大利益要求我们应当那样做。"
　　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毁了前去镇压希腊起义的埃及联合舰队。"埃及的统治者被提醒，东方问题本质上是个欧洲问题。"第一次土埃战争（1831—1833）中，英法曾强迫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向伊斯坦布尔的进军。当这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1834年出现彻底独立的迹象时，穆罕默德·阿里被警告：此举将会给他带来毁灭性后果，列强不会容忍那样做。1838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决定宣布埃及和叙利亚独立，英法又一次坚决反对。英国决定摧毁埃及的垄断体制来挖掉穆罕默德·阿里的财政基础。英国于1838年劝诱土耳其挑起了第二次土埃战争，结果1838年6月又重演埃军大获全胜后直逼伊斯坦布尔的一幕。为防止埃及控制两条通向印度的商道（一条经红海，一条经叙利亚、波斯湾），阻止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建立起垄断制度，并遏制一个与法国有密切关系的强大埃及崛起于东地中海。1840年7月15日，英、普、奥、俄、土五国签定"伦敦条约"，发出最后通牒，对穆罕默德·阿里作出极其苛刻的限制。在法国中途妥协与英国兵临临下的武力压迫下，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屈服。
　　根据1840年"伦敦条约"和1841年素丹敕令，他只保留了对埃及的世袭权和对苏丹的终身管辖权。他还不得不接受了《巴尔塔里曼条约》，取消了垄断政策和保护措施，军队也由20万被迫削减到1．8万。结果使失去保护和财政支持的工厂在外来商品冲击下一蹶不振，而工业原料被恣意掠卖。改革最终失败，丧失完整独立主权的埃及在经济上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的阿巴斯（1848—1854）和赛义德（1854—1863）统治风格不同：前者思想保守，拒绝学习西方，想息事宁人，却缺乏抵制西方的对策和实力；后者自幼受西方文化熏陶，鼓吹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他们的政策和方针不同，但结果却都是让西方的渗透和控制不断加强。赛义德时代，埃及的主要银行机构和商业机构都被外国资本家攫夺，主要有1856年英国在埃及开办的"埃及银行"以及尼罗河轮船公司、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埃及磨面公司、马吉德海运公司、莱姆勒电车公司以及影响最大的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赛义德去世前一年向外国举借了第一笔借款。他去世时留下了700万英镑的债务，其中300万英镑应归咎于他的第一笔欧洲大借款。
　　1857年，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成立。1859年4月25日在塞得港破土动工开始修建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但却给埃及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在运河开凿过程中，西方殖民国家还利用奥斯曼素丹对北部非洲的封建宗主权，谋取殖民主义利益，英法或表示漠视（大多在进行军事占领时），或加以强调而予以充分利用（大多在属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殖民利益时），无论何种，都表现出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权的践踏。直到1865年4月土耳其素丹最终签署了批准修建运河的敕令，完成了法律程序。此时运河工程已接近完工，而埃及却要为此付出赔款仍为8400万法郎，另外还要拿出4000万法郎收回其它一些权利。1869年11月17日，全长166公里的运河正式通航。为通航举行的奢华典礼，耗资140万英镑．占埃及岁入的1／4。埃及为运河总共耗费为1680万英镑，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为448万英镑，埃及因为修建运河而债台高筑，从此不断举债，到1876年共欠外债约94OO0000镑。而在1864—1875年，埃及总收入为94281401镑，总支出不过97240966镑。同一时期（1863—1876），为了还债，土地税率上涨了50％。"埃及因而走上了破产之路。运河和国债对埃及的殖民地化进程无疑起了加速器作用。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是第三世界历史，上力求避免西方侵入、控制，争取民族政治、经济独立，进行初步现代化的最早尝试，它的失败是民族独立自强运动的重大挫折，也是19世纪东方地区在殖民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压迫下难以迈上现代化道路的明证。埃及的殖民地化从此迅速加深，埃及争取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目标要经过更艰难、更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