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弯的树枝：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上）

　　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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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01

　　马立诚

　　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mlc6280@163.com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 《读书》杂志上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上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 “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 “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话要从头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梅志尼在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族际情感，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的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的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又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我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是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的：“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249页）。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自16世纪至今，先后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发育兴起并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民族主义于16世纪在原发地英国兴起时，原本是一场全体人民把权力从皇室夺回到大众所有的运动。最初的民族主义高扬的是“主权在民”原则，人民不再是低微的奴才，而是整体提升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这样一个民族的范围由国家疆域确定，包含全体人民，不分肤色语言，人人平等，而且强调个体主义。格林菲尔德把这种原生态的民族主义概括为基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

　　可是，民族主义一路周游下来，发生了变化。除美国继承了英国那种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在德、俄等国，民族主义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和等同关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和批判的。这一点，二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还有一条，16世纪的英国以国家疆域来确定民族界限，后来逐渐转变为以血缘、语言来确定民族界限。这样就出现了不与国家边界重叠的民族边界，从而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

　　在中国，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有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以上这些讨论，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对社会大众没有发生什么实际影响。

　　情况在1996年出现变化。这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引起强烈反响，一下子猛烈地刺激了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使民族主义议题开始从学界少数人进入大众领域，并且形成一股汹涌的盲动力量。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此举遭到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以示警告。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以便在“必要时向台湾提供帮助”。中美之间出现了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而来，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因此引起世界的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人人挂在嘴边，大有掀起一场“说不”竞赛的势头。仿佛谁要是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一位学者说，这其实是一场商业炒作，为赚钱“玩了一把”，各种跟风的书不过是“分点汤喝”。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入魔般的“发炎红肿”了：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发泄方式，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向美国靠拢，并且给中国的国际交往放置了路边炸弹，大大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该书还耸人听闻地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位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那么，怎样评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中国社科院学者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他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和平与发展，需要对话、理解、合作与妥协，求同存异。动辄“说不”，不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中国是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决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刘康等8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8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相对来说，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更能击中要害，也更深入，但此书仍然充斥着情绪化的煽动。

　　作者们挥舞起“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揭露说：“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美国媒体只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等。

　　众所周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反对美国“大资产阶级”。正相反，邓小平在1990年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我们，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美国学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国未来将有可能进口粮食的问题。《妖魔化》一书说：“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其实，我国粮食供求是否能长期保持平衡，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疑问。对布朗提出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斥之为敌意，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从各国进口粮食不是一个秘密。2010年还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以补充需求，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书全盘否定美国电影，指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不近女色的银幕形象，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 “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但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4年时间拍摄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说：“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

　　这些话，充满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了美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也没有时间限制，是不是太过头了？

　　事实上，30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就发表了近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以至于经济学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最近发表的《我不看参考消息》一文说：“所谓《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近来，甚至还有西方人出版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受到一些国人追捧。

　　有些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产生一种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可以理解。《妖魔化》的8个作者当然有权利高涨自己的民族主义激情，但这股激情是否对中国有利，那就另说了。

　　1999年11月，房宁、王小东、宋强等人合著的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此书的封底广告称：“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中国知识界又一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感情所进行抉择。”

　　此书的要点，一是反对全球化，二是提出中国需要“光荣孤立”。

　　先看第一点。此书书名中的“全球化阴影”就表达了作者的批判意向。这本书的结论是：“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落入发展的陷阱”；“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有被再殖民化的可能。”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持续起飞30多年。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2010年9月20日说：“巴西是新兴的世界强国”。美国欧盟2010年9月20日联合发表“2025年全球治理”的报告说，印度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当然，金砖四国中还有俄罗斯。稍早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事实表明，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陷阱，中国的发展也不是梦。那些抓住机遇，实施了恰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机会，也收获了丰厚的利益。

　　再看“光荣孤立论”。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欧盟、日本之间的矛盾，连俄罗斯也不可靠。因此，“中国应该做好光荣孤立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请注意，这里还包括所谓的“物质准备”，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回到过去“自力更生”的局面吗？这一番言论提示我们，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会导致封闭意识抬头，民族主义与闭关锁国是孪生兄弟。

　　让我们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讲话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邓小平这些话实为黄钟大吕，一语中的。如果按照《全球化阴影》一书指的路走下去，会不会又一次“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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