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赋

    　　　　一、苏赋辨伪
    苏赋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卷1收集最全[1]，共27篇。但其中的《飓风赋》、《思子台赋》实为苏过所作，苏轼赋只有25篇。
    《飓风赋》，《苏轼文集》校记云：“《文鉴》卷十收此文，谓为苏过作。明焦竑《刻长公文集序》亦谓为苏过作。”可见编者知道此赋不是苏轼所作。《文鉴》指南宋初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其所收自然比明人编的苏轼集可信。晁说之《苏叔党墓志铭》（注：《嵩山文集》卷20，四部丛刊本。）　亦云：“其《思子台赋》、《飓风赋》则早行于世。”
    《思子台赋并引》，只有前面的引为苏轼所作，赋为苏过作。其引云：“予先君宫师(指苏洵)之友史君，讳经臣，字彦辅，眉山人。与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学能文，慕李文饶之为人，而举其议论。彦辅举贤良，不中第。子凝以进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无子。有文数百篇，皆亡之。予少时尝见彦辅所作《思子台赋》，上援秦皇，下逮晋惠，反复哀切，有补于世。盖记其意而亡其辞，乃命过作补亡之篇，庶几后之君子，犹得见斯人胸怀之仿佛也。”苏轼《史经臣兄弟》(《苏文忠公全集》卷72)所记略同。苏轼《思子台赋引》谓“乃命过作补亡之篇”，这是《思子台赋》为苏过所作的铁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此赋校记云：“《外集》卷有此文之引‘予先君’云云，无赋。《文鉴》卷十收此文，谓为苏过作。今附存于此。”《文鉴》作苏过作品收是对的，明人所编的《苏轼外集》只收引而不收赋，也是对的，因为只有引是苏轼所作，赋乃“命过作”。由于《思子台赋引》有“乃命过作补亡之篇”语，因此前人很少把此赋误为苏轼作。王偁云（注：《东都事略》卷93《苏轼列传》，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本。） ：“(苏)过终于通判定州，有《飓风赋》、《思子台赋》行于世。”周密云（注：《浩然斋雅谈》卷上，四库全书本。） ：“小坡《思子台赋》云：‘彼杨公之爱修兮，岂减吾之苍舒。’皆深中人情。”“小坡”即指苏过。浦铣云（注：《复小斋赋话》卷下，槜李遣书本。） ：“苏叔党《思子台赋》盖坡翁命补亡史君彦辅篇也。正使坡翁自作，未必能过。观其上援秦皇，下逮晋惠，又及夷灭张汤、主父偃之流，孟德、杨公之事，波澜愈阔，然去题稍辽矣。即结之曰‘吾将以嗜杀为戒也’，故于末而并书，不独宾主分明，抑亦法律精细。”
    　　　　二、苏赋编年
    苏赋的写作时间有三种情况：一是可确切编年者，如《滟滪堆赋》(1059)、《昆阳城赋》(1060)、《后杞菊赋》(1075)、《快哉此风赋》(1078)、《赤壁赋》(1082)、《后赤壁赋》(1082)、《酒隐赋》(1084)、《复改科赋》(1086)、《延和殿奏新乐赋》(1088)、《秋阳赋》(1092)、《洞庭春色赋》(1092)、《中山松醪赋》(1094)、《沉香山子赋》(1098)、《酒子赋》(1098)、《天庆观乳泉赋》(1098)、《菜羹赋》(1098)、《老饕赋》(1099)、《浊醪有妙理赋》(1099)。二是目前还难于系年者，如《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后四篇为律赋，可能是他应进士试和制科试前的习作，因为宋代进士考试要试律赋，而且与他应试时的观点颇为一致。三是前人编有系年，但似可商榷者。
    《屈原庙赋》，王文诰《苏诗总案》[2]、吴雪涛《苏文系年》[3]、孔凡礼《苏轼年谱》[4] 均系于嘉祐四年(1059)南行赴京途中。但宋人朗晔云（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屈原庙赋》题下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晁无咎云：‘《屈原庙赋》者，公之所作也。公之初仕京师，遭父丧而浮江归蜀也，过楚屈原之祠，为赋以吊。”朗晔为宋人，晁无咎即晁补之，更是苏轼门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言当可信。苏轼“遭父丧”是在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注：《欧阳文忠公集》卷34《苏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六月九日诏赐苏洵光禄寺丞，并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苏轼兄弟护丧归蜀，十二月入峡（注：宋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栾城集》附，1987.） ，故此赋当作于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溯峡“归蜀”时。孔凡礼《苏轼年谱》卷3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屈原庙赋》朗晔注引晁补之语，谓为护父丧归蜀过屈原祠所作，今不从。”惜孔先生未讲“不从”的理由。前人有苏轼兄弟居丧期间不为诗文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晁补之明言苏轼“遭父丧而浮江归蜀也，过楚屈原之祠，为赋以吊”，难道晁补之还不知宋人的守丧礼制吗？苏轼在《书子由绝胜亭诗》（注：《苏轼文集》卷68. ）　中说：“‘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秋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作钓筒。未省岳阳何所似，应须仔细问南公。’蜀州新建绝胜亭，舍弟十九岁作。”蜀州即今四川崇庆，苏辙19岁时为嘉祐二年(1060)，正是苏辙居母丧期间。难道苏轼、苏辙会不遵守宋人的守丧礼制吗？苏辙《巫山庙》（注：《栾城集》卷1. ）　诗，亦作于这次“护父丧归蜀”时，有诗中的“乘船入楚溯巴蜀”可证。溯，逆流而上。前人多把此诗作为嘉祐四年《南行集》中诗，那就应为“乘船入楚出巴蜀”，这一“溯”字无可辩驳地证明苏辙《巫山庙》诗作于“遭父丧而浮江归蜀”时。苏轼的《屈原庙赋》当作于同时。
    《服胡麻赋》，吴雪涛《苏文系年》第156页云：“《苏诗总案》卷二十一编此赋于元丰五年之下，而卷末又云是元丰四、五年中事，遂编此卷之末。可见《总案》编年亦无确据。今则更无可考，姑从其说。”苏轼《服胡麻赋并叙》云：“始余尝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梦道士谓余：‘伏苓燥，当杂胡麻食之。’梦中问道士：‘何者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读《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黑者为巨胜。其油正可作食。’则胡麻之为脂麻，信矣。又云：‘性与伏苓相宜。’于是始异斯梦，方将以其说食之，而子由赋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赋》以答之。”苏辙《栾城集》卷17《服茯苓赋》叙云：“余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有二，官于宛丘，或怜而受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盖自是始有意养生之说。晚读抱扑子书，言服气与草木之药，皆不能致长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为草木之性，埋之则腐，煮之则烂，烧之则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汩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则试求之草木之类，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者，惟松柏为然。古书言松脂流入地下为茯苓，茯苓又千岁则为琥珀，虽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于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脉络，而取其精华，庶几可以固形养气，延年而却老者。因为之赋以道之。”苏辙“年三十有二”为熙宁三年(1070)，“官于宛丘”指此年正月张方平出知陈州(宛丘)，奏辟苏辙为陈州教授，辙有《初到陈州》诗。“行之期年，二疾良愈”，则当为熙宁五年(1072)苏辙34岁时。“子由赋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赋》以答之”，则苏轼《服胡麻赋》当作于同年，时苏辙为陈州教授，苏轼为杭州通判。
    《酒隐赋》的写作时间很难确定，苏轼贬官黄州末期《与陈季常》云（注：《苏文忠公全集》卷53. ） ：“叠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剧。《酒隐堂诗》，当途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岂容复换牌也？一笑。”今《苏轼诗集》中没有《酒隐堂诗》，只有这篇《酒隐赋》。我曾疑酒隐君即陈慥季常，但赋叙谓酒隐君曾“官于合肥郡之舒城”，苏轼“尝与游”，又与陈季常的事迹不合。从苏轼《与陈季常》大体可以肯定此赋作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自黄州贬所量移汝州时。
    《黠鼠赋》，有人说是苏轼少年时所作。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文志》第3辑上，我发表有一篇《苏轼〈黠鼠赋〉作年辨证》，文云：“作于苏轼五十六岁时，即元祐六年(1091)。叶梦得说：‘苏子瞻扬州题诗之谤，作《黠鼠赋》。’叶梦得(1077—1148)与苏轼同时而略晚，他与苏轼诸子皆有来往，他的记载当是可信的。所谓‘扬州题诗之谤’，是指元丰八年(1085)五月苏轼在扬州写了三首《归宜兴，留题竹西寺》（注：《苏轼诗集》卷25，中华书局，1982. ） 。其中第三首写道：‘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年三月神宗去世，元祐六年苏轼的政敌赵君锡、贾易攻击苏轼这首诗‘有欣幸先帝(神宗)上仙之意’。苏轼在《辩题诗札子》（注：《苏轼文集》卷9. ）　中说：‘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先帝上仙已及两月，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赵)君锡辄敢挟词公然诬罔。’这就是苏轼作《黠鼠赋》的背景。苏轼在赋中一面以黠鼠比喻政敌，一面以少年时代所作的《夏侯太初论》中的警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告诫自己，要无所畏惧，不为‘一鼠之啮而为之变’，即不要为少数政敌的恶意‘诬罔’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孔凡礼《苏轼年谱》卷30系此赋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所引证据也是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我认为是可信的。
    　　　　三、苏赋辨体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点的文体，经先秦的骚体赋、汉代的大赋、六朝的骈赋、唐宋用以取士的律赋，晚唐、宋代又形成一种以散代骈，骈散结合，句式参差，用典较少，押韵不严的文赋。除汉式大赋外，现存苏赋可谓诸体皆备。
    骚体赋的特点是多用“兮”字，苏轼的《滟滪堆赋》、《屈原庙赋》、《服胡麻赋》、《酒子赋》四篇属骚体赋。《滟滪堆赋》叙云：“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漫浩汗，横放於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险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滟滪堆的功罪，就是此赋主旨，这正是苏洵《忆山送人》诗的观点：“长江浑浑流，触啮不可拦。苟非峡山壮，浩浩无隅边。恐是造物意，特使险且坚。江山两相值，后世无水患。”此赋是骚、散并用的骚体赋，散句多用于叙事，骚体句多用于描写：“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於一杯。……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於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或用于抒发感慨：“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庙赋》首写过屈原故乡：“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次写屈原之死：“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赋《怀沙》以自伤兮，嗟子独何以为心。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托江神以告冤兮，冯夷教之以上诉。历九关而见帝兮，帝亦悲伤而不能救。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独茕茕乎中浦。”后又回写现今屈原故里的荒凉：“峡山高兮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末以感慨千百年来无人理解屈原为结：“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斩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苏辙也有《屈原庙赋》：“两苏皆有《屈原庙赋》，宋祝尧夫谓大苏赋如危峰特立，有崭然之势；小苏赋如深溟不测，有渊然之光。”（注：李调元《赋话》卷10，丛书集成初编本。）　
    《服胡麻赋》为四字句，末句加一“兮”字，首写胡麻可以养生：“乔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龟蛇藏兮。得而食之，寿莫量兮。”次写苏辙以伏苓养生：“伏苓为君，此其相兮。我兴发书，若合符兮。”批评“世人不信，空白劬兮”。全赋仅结处句式略有变化：“嗟此区区，何与于其间兮。譬之膏油，火之所传而已耶？”罗大经云（注：《鹤林玉露》甲编卷2，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文公(朱熹)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辞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可见此赋与屈原《橘颂》一样属骚体。
    《酒子赋》前半为三言：“米为母，曲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怜二子(指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自节口。饷滑甘，辅衰朽。先生醉，二子舞。归瀹其糟饮其友。”继以散句过渡：“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后半为骚句：“吾观稚酒之初泫兮，若婴儿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时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蜂室兮，氄雏鹅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气凛冽而秋凄。自我膰腹之瓜罂兮，入我凹中之荷杯。暾朝霞于霜谷兮，濛夜稻于露畦。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顾无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归怀璧且握珠兮，挟所有以傲厥妻。遂讽诵以忘食兮，殷空肠之转雷。”从总体看，这也是一篇骚体赋。
    唐、宋科举，考试律赋。律赋就是骈赋，只是限制更严，不仅限骈偶，而且限韵数，故历来为文学史家所不取，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其实对律赋不可一概否定。王安石因不满“圣世选才终用赋”（注：《临川先生文集》卷30《试院中》，四部丛刊初编本。） ，废除诗赋考试。但宋代除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外，都以诗赋取士，至少兼试诗赋。诗与赋相较，宋人更看重赋，欧阳修云[5]：“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宋初孙何《论诗赋取士》（注：《寓简》卷5引，丛书集成初编本。）　云：“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振；述朴素之学，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韵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赡，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言赋家者流。”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云（注：《范文正公别集》卷4，宣统二年重雕康熙岁寒堂本。） ：“律体之兴，盛于唐室。贻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谣，以条以贯。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焕然可警，锵乎在闻。”刘敞《杂律赋自序》（注：《公是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云：“当世贵进士，而进士尚词赋，不为词赋，是不为进士也；不为进士，是不合当世也。”苏轼反对王安石废除诗赋考试，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注：《苏轼文集》卷25。）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四部丛刊初编本。）　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今之律赋，往往造微入神，温飞卿、李义山之徒未必能仿佛也。”因此，宋代不仅律赋多，而且质量高。
    苏轼现存律赋6篇(《浊醪有妙理赋》、《延和殿奏新乐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均以议论胜。以“神圣功用，无捷于酒”为韵的《浊醪有妙理赋》，赋题为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成句：“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这正是此赋主旨，赋一开头即予点明：“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卧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全赋围绕这一主旨，驱使与酒有关的典故：“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酲，不问妻妾。结袜廷中，观廷尉之度量；脱靴殿上，夸谪仙之敏捷。阳醉逖地，常陋王式之褊；乌歌仰天，每讥杨恽之狭。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劝而我不闻，其谁敢接”；“独醒者，汨罗之道也；屡舞者，高阳之徒欤？恶蒋济而射木人，又何狷浅；杀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疏”。以上几乎句句用典，而所有典故都在借“外寓于酒”以说明“内全其天”，以抒发他贬官海南时的心境。李调元《赋话》卷3《新话》3云：“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云：‘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穷通皆宜，才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明则知远，能受忠告”为韵的《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从君、臣两个角度，论臣进谏与君纳谏的关系。赋一开头就点明了全赋主旨：“臣不难谏，君先自明。智既审乎情伪，言可竭其忠诚。虚己以求，览群心于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于平衡。”这就是说，臣之谏是以君之明为前提的，臣之“昌言而告”是以君之“虚己以求”为基础的。全赋就围绕这一论点展开，人君不能从善若转丸，言臣则有莫测之患：“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只有“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苟其聪明蔽于嗜好，智虑溺于爱憎，因其所喜而为善，虽有愿忠而孰能？……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李调元《赋话》卷5评此赋云：“横说竖说，透快绝伦，作一篇史论读，所谓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者，律赋之创调也。”
    以“通物之变，民用无倦”为韵的《通其变使民不倦赋》，表现了他一贯的变革主张：“物不可久，势将自穷。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器当极弊之时，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风。”然后他历举各种变革，表现出他特有的雄辩之风：“下迄尧舜，上从轩羲。作网罟以绝禽兽之害，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田焉而尽百谷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农既没，而舟楫以济也；后圣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贵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贱也，而臼杵之不遗。居穴告劳，易以屋庐之美；结绳既厌，改从书契之为。……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隶书，秦民咸共。”他反对王安石的骤变，主张渐变，在此赋中也有反映：“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见。皆利也，孰识其所以为利；皆变也，孰诘其所以制变？五材天生而并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抃。岂不以俗狃其事，化难以神。疾从古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观《易》之卦，则圣人之时可以见；观卦之象，则君子之动可以循。”李调元《赋话》卷5评此赋云：“宋苏轼《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云：‘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无。将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区？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以策论手段施之帖括，纵横排奡，仍以议论胜人，然才气豪上，而率易处亦多，鲜有通篇完善者。”“寓议论于排偶之中”，“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这是苏轼律赋的特点，他比欧阳修更加才气纵横，更加不为律赋之律所拘，纵横排奡，随心所欲，句式尤为灵活多变，大量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有些律句几与散文无别。
    以“成德之老，来奏新乐”为韵的《延和殿奏新乐赋》，是为歌颂范镇奏新乐而作：“道欲详解，事资学博。傥非夔、旷之徒，孰能正一代之乐？”以“王用三法，断民得中”为韵的《三法求民情赋》，主旨与其《刑赏忠厚之至论》相近：“民之枉直难其辩，王有刑罚从其公”；“三宽然后制邦辟，三舍然后施刑章。盖念罚一非辜，则民情郁而多怨；法一滥举，则治道汩而不纲”；“刑德济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后世不此务，百姓无以堪。”以“先圣之贵廉也如此”为韵的《六事廉为本赋》的主旨是“贵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以上诸赋都被李调元《赋话》卷5称为“纵横排奡，仍以议论胜人”。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是对骈赋、律赋的反动，是对秦汉古赋的复归，但又不同于秦汉古赋。文赋既为赋，它就具有赋的共同特点，多用对话的形式结构全篇，虽押韵不严而一般仍押韵。既称文赋，它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这就是尚于理而略于辞，骚、骈、散句式并用，多单行散句，句式参差，具有散文之风。本此以衡量宋代文赋，正如北宋古文运动后，四六文仍大量存在，苏轼创立豪放词后，婉约词仍大量存在一样，杜牧、欧阳修、苏轼创作新兴文赋后，这种赋体并未成为宋及宋以后赋的主体。宋代现存辞赋约1400篇，堪称文赋者不足100篇。就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北宋初年很少有人作文赋。宋初的辞赋大家，如王禹偁存赋27篇，吴淑存赋100篇，宋祁存赋45篇，范仲淹存赋38篇，文彦博存赋20篇，刘敞存赋30篇，但几乎都是骈赋、律赋，没有文赋。文赋的出现主要是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存世文赋也远较其他赋体为少。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苏洵与曾巩无赋存世。欧阳修现存赋19篇，真正可算文赋的就只有《秋声赋》；倒是梅尧臣所作文赋较多，存赋20篇，有一半以上堪称文赋。苏轼现存赋25篇，文赋只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4篇。苏辙现存赋9篇，可算文赋者仅有3篇(《缸砚赋》、《墨竹赋》、《黄楼赋》)。苏轼的门人所谓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他们现存文赋也不多。只有张耒存赋最多，共32篇，可算文赋的仅有《卯饮赋》、《石菖蒲赋》、《哀伯牙赋》、《秋风赋》4篇。南北宋之际的李纲存赋22篇，只有3篇文赋，多为仿作，如《秋色赋》仿欧阳修的《秋声赋》，《迷楼赋》仿杜牧《阿房宫赋》，《后乳泉赋》为苏轼《乳泉赋》“理有未安”而作。南宋中兴四大家，尤袤没有赋传世，范成大、陆游存世之赋没有一篇可称为文赋。只有杨万里存赋16篇，有一半是文赋。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也很少，正如马积高《赋史》[6] (P519)所说：“宋、元以来流行的新文赋日趋衰落，隋、唐以前的文赋、骈赋和骚体赋则得到复兴。”“唐开始的新文赋经过宋、元两代已走到尽头了。”[6] (P521)唐宋的新兴文赋之所以继之者寥寥，是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元人祝尧云（注：《古赋辨体》，四库全书本。） ：“杜牧《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毋亦恶俳律之过，而特尚理以矫其失与？”又云：“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有辨其失者。……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于赋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本以恶俳，终以成文，舍高就下，俳固可恶，矫枉过正，文亦非宜。……虽能脱于对偶之文，而不自知入于散语之文。”这一观点颇能代表南宋、元、明、清赋家的看法。
    前后《赤壁赋》为大家所熟知，这里来看看他的《黠鼠赋》和《天庆观乳泉赋》。《黠鼠赋》前半写黠鼠之黠：“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后写作者的感叹，先叹鼠之黠足以骗人：“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然后进一步感叹此乃“不一之患”所造成：“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怍。”这是一篇典型的文赋，全文多为四言句，但也有散句和骈句，如“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末引自己少年时代所写的著名骈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作结。
    《天庆观乳泉赋》，前半皆论“天一为水”：“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云，草木之含滋，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为气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咸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来，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此阴阳之理也。”后半才讲儋耳天庆观之乳泉：“吾谪居儋耳，卜筑城南，邻于司命之宫。百井皆咸，而醪醴涶乳，独发于宫中，给吾饮食酒茗之用，盖沛然而无穷。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锵琼佩之落谷，滟玉池之生肥。吾三咽而遄返，惧守神之诃讥。却五味以谢六尘，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飞仙之有药，中无主而何依。渺松乔之安在，犹想象于庶几。”文赋往往含有骈句，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都有较多骈句，此赋也一样，如“山川之蓄云，草木之含滋”；“为气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颊，甘而不坏，白而不浊”；“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泾渭之不相乱，河济之不相涉也”；“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而结尾处则尽为骈句(自“锵琼佩之落谷”至“犹想象于庶几”)。文赋一般也押韵，此赋的开头一段(自“阴阳之相化”至“此阴阳之理也”，初读似与无韵的散文无异，实为押韵之文，以稚、始、气、死、理为韵，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韵足都在末句的虚词前，看似颇为自由，故能给人以未用韵的感觉。前人对此赋评价甚高，葛立方称此赋“析理入微，则知东坡于养生之道深矣”（注：《韵语阳秋》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 ） ；费衮称“《天庆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注：《梁溪漫志》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苏轼北移廉州时曾书此赋，李心传称其“笔老墨秀，挟海上风涛之气，以平生所见论之，当为海内苏书第一。”（注：《石渠宝笈》卷13《宋苏轼书天庆观乳泉赋一卷》，四库全书本。）　方苞认为：“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摹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调适而畅遂也。”（注：《古文辞类纂》卷71，四部备要本。）　
    　　　　四、苏赋分类：题材、内容和主旨
    苏轼题材十分丰富，或议政，如六篇律赋及《复改科赋》；或纪游，如《滟滪堆赋》、《后赤壁赋》；或吊古，如《昆阳城赋》、《屈原庙赋》、《赤壁赋》；或咏物，如《后杞菊赋》、《服胡麻赋》、《黠鼠赋》、《秋阳赋》、《天庆观乳泉赋》、《快哉此风风》、《沉香山子赋》；或咏酒，如《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酒子赋》、《酒隐赋》、《浊醪有妙理赋》。
    “赋者古人规谏之文”（注：《欧阳文忠公集》卷74《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 ，苏轼律赋皆为“规谏”之作，另有一篇《复改科赋》，也是直接议政之作。苏轼在熙宁初是以反对王安石变革科举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初，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制度，恢复了诗赋明经各科。苏轼专门写了《复改科赋》，批评经义取士，歌颂诗赋取士：“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原夫诗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赋之兴也，本自两京之世。迤逦陈、齐之代，绵邈隋、唐之裔。故遒人徇路为察治之本，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谓专门足以造圣域，谓变古足以为大儒。事吟哦者为童子，为雕篆者非壮夫。殊不知采摭英华也，簇之如锦绣；较量轻重也，等之如锱铢。”这是一篇十分工整的骈赋。
    苏轼的纪游赋《滟滪堆赋》，前已论及，兹不重复。《赤壁赋》是一篇怀古赋，《后赤壁赋》却以记游为主，记叙了元丰五年十月十五日夜游赤壁的经过。初冬的赤壁比起三个月前的赤壁来，又是一番景色，已由雄壮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变成了清丽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不禁感慨道：“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苏轼同客人撩起衣服爬山，登上险峻的山岩，分开丛生的野草，蹲在状如虎豹的大石上，站在盘曲如虬龙的古木之巅，攀登鹘鸟巢居的岩洞，俯视水神河伯的幽宫。突然听见一声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苏轼“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不敢久留，下得山来，登上小舟，任小舟在江中自由飘荡。突然有一只翅如车轮，羽毛雪白，尾巴漆黑的鹤，横江飞来，掠过小舟，长鸣一声，向西飞去。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表现了作者贬官黄州期间孤寂悲凉的心情。
    他的第一篇吊古赋是南行赴京途中所作的《昆阳城赋》。此赋首写古战场之荒凉，感叹今人已不知此为古战场：“淡平野之霭霭，忽孤城之如块。风吹沙以苍莽，怅楼橹之安在？黄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次写当年战争的残酷：“嗟夫，昆阳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陈，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士扶轮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已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於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藉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赋末发出感叹，死者多数为“市井之无赖”，不足惜，唯严尤亦追随王莽为不可理解：“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於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严生指汉末严尤，他通晓兵法，为王莽谋主，昆阳之败，乘轻骑，践死人而逃。吴子良云（注：《荆溪林下偶谈》卷3，宝颜堂秘笈本。） ：“词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举其最工者，如……东坡《昆阳城赋》：‘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盖人已逝而迹犹存，迹虽存而景随变。”
    苏轼的咏物赋较多，《后杞菊赋》是一篇四言句较多的骈赋，全赋设为主客对话：“‘吁差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洪迈《容斋五笔》卷七：“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鶱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
    《秋阳赋》是散文化倾向较浓的骈赋。叙事、过渡句多用散语，对话多用骈句。全赋主旨是通过主客对话，极言“秋阳之德”。但正如李耆卿《文章精义》所说：“文字有反类尊题者，子瞻《秋阳赋》，先说夏潦之可忧，却说秋阳之可喜，绝妙。若出《文选》诸人手，则通篇说秋阳，斩无余味矣。”“先说夏潦之可忧”是指苏轼答话中的如下一段：“方夏潦之淫也，云燕雨泄，雷电发越，江湖为一，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鱼龙入室。菌衣生于用器，蛙蚓行于几席。夜违湿而五迁，昼燎衣而三易。是犹未足病也，耕于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沟塍交通，墙壁颓穿。面垢落塈之涂，目泣湿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邻悄然。鹳鹤鸣于户庭，妇宵兴而永叹。计无食其几何，矧有衣于穷年。”“却说秋阳之可喜”指苏轼继续说：“忽釜星之杂出，又灯花之双悬。清风西来，鼓钟其镗。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则长庚澹澹其不芒矣。浴于阳谷，升於扶桑。曾未转盼，而倒景飞於屋梁矣。方是时也，如醉而醒，如喑而鸣。如痿而起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公子亦有此乐乎？”为什么“绝妙”呢？妙就妙在“夏潦之可忧”进一步反衬出“秋阳之可喜”，否则，“通篇说秋阳”，行文板滞，“斩无余味矣”。
    《沉香山子赋》是一篇咏香的骈赋：“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薝卜而并云。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沉香山子是一种宛如小山的沉香：“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故苏轼寄此给苏辙祝寿：“往寿子之生朝，以写我之老勤。”海南岛(儋、崖)以产沈香闻名，仁宗初年丁谓远谪海南，撰《天香传》，即为宣扬海南沉香而作，涉及了香的历史、种类、采摘情况等，内容相当丰富，是宋代关于“香”的较早较系统的文章。丁谓把海南香分为四类十二状，最难得的是沉香：“或有附于枯枿，隐于曲枝，蛰藏深根，或抱贞木本，或挺然结实，混然成形。嵌若岩石，屹若归云；如矫首龙，如峨冠凤；如麟植趾，如鸿锻翮；如曲肱，如骈指。但文理密致，光彩明莹，斤斧之迹，一无所及。置器以验，如石投水：此香宝也，千百一而已矣。夫如是，自非一气粹和之凝结，百神祥异之含育，则何以群木之中，独禀灵气，首出庶物，得奉高天也？”这段文字十分形象生动，他以“若”、“如”领起，一连用了八个比喻来形容沉香。丁谓还把海南所产的香与他处所产的香作了比较，分析了海南香远胜他处香的原因，一是因为“所禀不同”，即地质有别；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然成香”，“非时不妄剪伐”。
    苏轼不能饮酒，把盏即醉，却喜咏酒，不但诗、词中常咏酒，而且写酒的赋也特别多。《酒隐赋》以感慨起，引出“期隐身于一醉”的酒隐君：“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濬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次写封侯、循名皆不足贵：“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从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于血刃膏鼎，家夷族亡。与夫洗耳颍尾，食薇首阳。抱信秋溺，徇名立僵。臧谷之异，尚同归于亡羊。”末谓只有隐于酒“足以名世而称贤”：“于是笑蹑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钎，杖头掛钱。遇故人而腐胁，逢曲车而流涎。暂托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