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新亮点——评沈金耀《鲁迅杂文诗学研究》

自1937年冯雪峰提出鲁迅杂文是“独特形式的诗”后，绝大多数研究者从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角度来论证鲁迅杂文何以为“诗”。以形象性和情感性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认识框架内研究鲁迅杂文，要证明鲁迅杂文是文学并不费劲，但难以阐明鲁迅杂文相对于其他文类的艺术特性。如何走出这个研究困境？沈金耀博士新著《鲁迅杂文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另辟蹊径，追踪鲁迅的批评意向，直面鲁迅的思维艺术，发掘鲁迅的言说特色，感受鲁迅的生命情调，展现了鲁迅杂文艺术世界的广袤和精深，多方面更新了我们对鲁迅杂文的认识。

《鲁迅杂文诗学研究》建立起一种以文本的诗学形态为起点的解读方式，在鲁迅杂文研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早在1947年，朱自清将“独特形式的诗”解读为“理趣”、“理智的结晶”，但这一见解长期得不到学界的应有重视。1980年代以来，姚春树教授重提“理趣”，他指出，杂文以议论和批评为主，“含笑谈真理”的理趣性是其精魂，理趣性统摄和制约杂文的抒情性和形象性，优美杂文的根本标志是理趣，是锋利隽永的哲理品格和幽默、讽刺的喜剧特征的统一。尽管如此，在《鲁迅杂文诗学研究》问世之前，学术界似乎还没出现以“理趣”为核心，融贯形象、情感及思维艺术，对鲁迅杂文进行系统诗学研究的专著。一些冠以“诗学”字样为题的论文或著作，不是还在文本外围“打游击”，就是仅限于从作家的思想理念方面来寻找对一个文本诗学形态理解和阐释的话语资源，因此难以揭示鲁迅杂文深层的艺术奥秘。沈金耀以深入鲁迅杂文文本内部结构、力求多层次地完整地感受鲁迅杂文为基础，冲破固有文学观念的樊篱，提出了一种有效解读鲁迅杂文的研究范式。以“含笑谈真理”作为鲁迅杂文思维艺术的核心，以立象以尽意、真情动睿智和幽默讽刺作为鲁迅杂文思维艺术的不同侧面逐一展开论述，还较为完整观照杂文中现身的鲁迅形象。显然，沈著是在姚春树等人关于杂文的理论概括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比起其他研究鲁迅杂文的著作，沈著对鲁迅杂文几个方面的描述更贴近鲁迅杂文的本然，这与其以“理趣”为主导展开鲁迅杂文的诗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好几年前，郑家建博士在《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提出，诗学研究是“未来鲁迅研究的新‘亮点’”。因为诗学研究对人们的宏观理论思维能力和艺术微观分析能力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因此少有人回应郑氏呼吁。并且，鲁迅杂文是天才的独创，是为文学立则的范例，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够完全适合鲁迅杂文研究。《鲁迅杂文诗学研究》体现了沈金耀直面困难、迎接挑战的勇气、魄力和学养。沈金耀指出，鲁迅杂文作为“独特形式的诗”，关键在于它对真理的言说，当然，也必须言“理”成趣，能吸引人；“理趣”是鲁迅杂文的诗性的核心，是鲁迅杂文诗性的根本所在。在他看来，鲁迅杂文理趣的基础在于其思维艺术，更具体地说是意象思维艺术。鉴于鲁迅杂文描绘形象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使形象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而在于形象所表达之意；人类思维是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三种形式的统一过程，沈金耀在论及杂文思维中的形象性时，采用“意象思维”的表述，由此发掘鲁迅杂文的绘画性。由于杂文意象统摄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深层的情感内容，意象思维本身也就具有不可分离的情感性。鉴于抒情也不是杂文的主要旨趣，沈金耀从探讨鲁迅杂文中议论批评与情感的关系，发现鲁迅杂文在开拓言论自由空间方面独特的建设意义。鉴于在杂文中被批判的对象不是杂文的主角，杂文的主角是作者，从而重视鲁迅在杂文中的现身，由此感受一个精神界战士的崇高的生命情调，发现杂文乃至散文创作中“法自我立”的自律性。如此种种，表现了沈金耀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不足，他的诗学研究必然是苍白干瘪的。在《鲁迅杂文诗学研究》里，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沈金耀充分激活了自身的艺术敏锐性，书中有关“令人会心一笑的理趣”的表现形态、鲁迅杂文的绘画性和意象的创造方法，还有语言的杂文味等部分足以明证。他概括出鲁迅杂文理趣的四种表现形态：趣闻谑语、隽思妙语、多维复调和棒喝警醒；在论及“多维复调”时以“在一首乐曲中不同的音调同时奏响”做比。

而在总结鲁迅杂文的绘画性时说：

“从绘画性的角度感受鲁迅杂文形象，可看出它以中国画立象以尽意的运思为基础，揉合中国画、漫画、版画的写形手法，采用全景或连续的画面构成，创造了许多动态立体，含义丰富深刻，富有讽刺意味和‘力之美’的杂文形象，其基本特征是‘立象以尽意’的文学意象。……鲁迅杂文中丰富多彩的意象，具有艺术形象、思维形式或标志某一类人的象征符号等多种功能，体现了鲁迅高超的‘立象’艺术功力和杂文的艺术价值。”

沈金耀道出了不少为人们所忽视或尚未认识的问题，比如，他指出《热风•随感录三十九》“无名肿毒”这个意象是鲁迅对经验主义的批判，鲁迅杂文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特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误读和非议，沈金耀指出：

“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是不是由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鲁迅的正义力量的逼迫而把鲁迅杂文的正义威力说成是攻击性，并归因于仅仅是其多疑偏激的心理因素所致。如果将鲁迅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严厉与强力归因于心理因素，那我们可以庆幸我们比鲁迅拥有更多的心理健康，更可以说：‘鲁迅，你不必如此。’如果如本文（沈著——引者）所论，鲁迅杂文的批判力量立基于他的人学思想和价值观，我们则不得不打起精神回应鲁迅的正义追求和伦理要求，承受其杂文的严厉和刻毒。”

我们是庆幸自己的心理比鲁迅健康，还是庆幸我们中国有了鲁迅和他的杂文？沈著给了我们明确答案——“鲁迅杂文中的鲁迅的形象，富有苍劲悲怆、质朴粗糙、强劲壮烈审美情趣的崇高之美。这个形象决定了鲁迅杂文主要的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沈金耀对鲁迅杂文的审美特征、艺术特性、艺术成就和文化意义的精彩论述表明：《鲁迅杂文诗学研究》实至名归，堪称力作。

《鲁迅杂文诗学研究》作为个人研究专著，自然会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沈金耀认为讽刺幽默的特色不能覆盖鲁迅的全部杂文，这就与他对杂文外延的把握略嫌宽泛有关。在文学范畴内，杂文和随笔都是“诉于理知的议论类”，杂文大致是这样和随笔区分开来的：较之议论，更重要的是批评、揭露和讽刺，有着寓肯定于否定之中的突出特征，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除了随笔，沈金耀还把篇把记叙抒情散文、散文诗当作杂文来论述；不过，这在鲁迅杂文研究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散文虽“散”，但还是可以分成有几个子类的，只有厘定了各自不同的范畴，各文类包括杂文的诗学研究才会更有学术建设意义吧。

肖剑南（1974— ），福建永定人，文学博士，福建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