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伪的世纪—文学史料辨伪独白

假冒伪劣横行，是当今一大世界性公害。假史料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而文学史料的辨伪则长期困扰着20世纪的学术界。我们所说的文学史料辨伪，主要指对文献本身真假的判定，但也不可能不涉及“假学说”、“假结论”。换句话说，对史料真伪的检测，必将导致对其最终研究成果进行史源学的鉴别。以上种种，均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上 编： 导 语

20世纪是史料空前丰富的世纪。1899年安阳小屯村甲骨文、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1901年尼雅楼兰简牍……，一系列重大发现，完成了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中华文明史的三种主要的记载文献的形式—甲骨、木简、纸张，使感到震惊的学术界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从此，变文不再仅仅是一个生僻难解的名词，许多久已不传的文学作品复现于世。一方面，随岁月流逝，若干产生过影响的文献失传；另一方面，前所未闻的新发现的文献拓宽了学界视野。这，就是当代史料文献学的特点之一。

新的发现给学术研究注入了活力。随之而来的，是假史料应运而生。史料作伪并非始于20世纪，但其假史料自有特殊的时代印记。本世纪—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假冒伪劣大举“侵入”社会生活，以至出现了“只有骗子是真的”的激忿之词。“王海现象”是奇特的苦果，它本意是揭示真与假势同水火，结果却表明，“假”已成为“真”的孪生兄弟。

近年来，轰动一时的“新发现”不胜枚举。如今已称为“中国三大科技骗局”的“水变油”、“内燃机w工程”、“超浅水船”都曾被谬许为科学史的里程碑、伟大的技术革命。而根治癌症的“还阳草”等方术，救活的反是数不清的江湖术士。当有人宣传某些“超人”能“千里斩魂”，以意念干扰远程导弹，以“外气”扑灭山林大火时，竟一时风行草偃。除“永动机”和“点石成金术”没见有人申请专利，古今新老骗术，几乎无所不包。于光远先生把伪气功、伪人体科学、伪科学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叫作“三伪”“一所谓”[2]。据我理解，“三伪”“一所谓”的出现与流行，正与台港武侠小说解禁并风靡大陆同步。但武侠小说那只是“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这与成千上万人齐学“宇宙语”，“闻香识神功”，从来也不是一回事。

令人惊诧的例子还有，前几年报刊竞相报道了“中国的百慕大—黑竹沟”，于是又是组建科学考察队，又是拍电视，又是探讨神异原因……。不久前才真相大白，原来黑竹沟就是黑竹沟，所有不可思议之处，都是当地一位林业工人“善意”的编造（据云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一丁点根据也没有[1]。当然，作伪并非“中国特色”，本世纪西方四大假新闻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干净，仅从一气伪造出长达30卷的《墨索里尼日记》，多到60册的《希特勒日记》，可知胆大妄为与无知轻信，确是中外假史料风行的两翼。

名与利始终是文学史料作伪的主要动机。曹雪芹画像的伪造者仅卖得5元人民币，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特定条件使之然。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则“新发现”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竟存在一个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塔萨岱。这一发现因为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的活例证而深受重视。《摘译》、《科学画报》等纷纷作了报道，还收入《当代原始部落漫游》[3]一书。惟“谜底”揭穿时，中国报刊却未追踪报导。其实那不过是一个美国记者导演的骗局：所谓“原始部落”是从附近山村雇的“演员”。当轻信的学术界兴高采烈地品味这一发现时，记者挟骗得的巨款去向不明。

然而，名与利不是史料作伪仅有的动机。为证明某种理论，或为现实的需要而有目的的制造假证据，才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这一动机绝非现代特有，但20世纪凡与其有关的作伪案都极具典型意义。讨论离我们太切近的例子，无疑会加大叙述的难度。这里仅就“道森曙人”作伪案略作分析。1953年12月出版的《大英博物馆公报》，发表了英国人类学家韦尔纳等人的研究报告。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英国及世界学术界的骄傲—1912年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发现者之名命名为道森曙人），是经高锰酸钾染色作旧的现代人与母猿头骨拼合而成的赝鼎。精心伪造的“道森曙人”走出博物馆的保险柜，走下教科书和科学史著，但问题远没有结束，从此便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寻找作伪动机和作伪者的追踪。几乎当时所有有牵连的知名学者都被列入嫌疑犯名单，甚至包括参加过北京中国猿人发掘的法国神父德日进。最有戏剧性的插曲是，1983年，剑桥大学教授温斯洛在《科学文摘》指出，道森曙人是《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柯南道尔的又一“杰作”，其动机是恶作剧。直到1996年5月，才真相大白。5月23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出英国古生物学家加德纳的长文，证实作伪者竟是1912年任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欣顿，他成功地欺骗了道森和其他许许多多人，并把秘密保守到1961年去世。当然，欣顿不是一个人干的，因为除道森曙人，那众多与其共生的动物化石、石器……也都是“人造的”。加德纳的研究始于1953年，1988年取得了突破，又经8年才最终验证完成。作伪动机也昭然若揭。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随化石的出土，更新了对人类发展史的认识。1856年德国发现尼安德特人，1868年法国发现克罗马农人，1891印尼发现爪哇人，1906年法国又发现沙拜尔人，但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英帝国—却于人类进化无缘！于是，在英国苏塞克斯郡辟尔唐村的采石场，道森曙人出土了！这一期待已久的“发现”，极大地满足了英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作伪者是英国著名学者，又是英国学者们为维护学术信誉，不懈工作了几十年！这里我们并不想作什么联想或类比，道森曙人作伪案本身足以说明，“不为名不为利”的作伪，实是20世纪史料辨伪面临的最大挑战。

写到这里，必须特意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无疑标志中国学术界已走向成熟。在本文中，我们将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真与伪，是与非，就象生与死，无法调和；而对真与伪的判定，除实践，也没有其他标准可言。前几年，有一场关于《坎曼尔诗笺》真伪的不大不小的争论，笔者的观点都包括在《坎曼尔诗笺辨伪》、《西北史地研究与坎曼尔诗笺的真伪》两文中[4]，此不赘叙。应该在这里说明的是：《坎曼尔诗笺》的症结是真伪问题，那种“到底真的有利些，还是假的有利些”一类的提法，不是由一个学者来回答的，更不是学术论文应该讨论的。

中 编： 真伪研究

如今很难说清，岳飞本人与其〔满江红〕词到底那个知名度更高。而岳飞是否写过〔满江红〕，是20世纪文学史料辨伪的热点。

率先对〔满江红〕提出质疑的，是现代学者余嘉锡。余嘉锡在其代表作《四库提要辩证》[5]中，首倡〔满江红〕并非岳飞所作之说。他的观点简言之，即〔满江红〕从未见于宋元文献，连岳飞之孙岳珂所编的《金陀粹编》亦未收，“疑亦明人所伪托”。1962年，词学家夏承焘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满江红〕词有“踏破贺兰山缺”之句，但贺兰山在今宁夏，与宋金战事全无关系，此为词非岳飞所作的明证。并明言，“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代中期抗击鞑靼的口号，词或为那时主持战事，并取得贺兰山大捷的将领王越（或其幕僚）所作。至此，〔满江红〕真伪之争全面展开，至今仍未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而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不同观点的论文六七十篇，有新见解的在十数篇以上，大陆、台港，甚至新加坡等地学者都参加进来。据我看来，王越倒是写得出“怒发冲冠”这样的词句，清人沈德潜激赏的警句“发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炼成丹”便是其手笔[6]。读王越诗确实能咀嚼出〔满江红〕的余味。但依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7]为鉴别史料树立的范例，这个因果完全可以是颠倒的，即正好用以证明确有〔满江红〕词，而王越就是深受其影响才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至少目前在〔满江红〕作者与威宁伯王越之间找不到确实的联系。除上所述，质疑方的主要论点还有：〔满江红〕与《金陀粹编》所收唯一岳飞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全词似“自叙传”，以自己事迹入典均不合填词惯例等。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析疑方取得了重大进展。“踏破贺兰山缺”似乎也有了合理解释。用“泛指”来作答，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至1982年出现了根本的转机，台湾省李安在1月6日《中国时报》发表了《踏错贺兰山？》（又刊于《东方》杂志），提出除宁夏，河北磁县亦有贺兰山，而岳家军曾六经河北贺兰山，〔满江红〕所“踏”之贺兰山正指此地。王克等又进一步作了发挥（见《文学遗产》1985年3期）。此后再未见异说。但我以为把磁县贺兰山放到〔满江红〕词中去品味，总觉得那样阔大的词境，似不应置入这样小、这样具体的地名。有了这个解释，足以析疑，但再读〔满江红〕却觉得怅然若失。

当然，贺兰山问题总算有了一个说法。析疑方要解开余嘉锡先生系下的死结，还必须对“不见于宋元人之书”作出正面答复。这样的好词，不但未收入《金陀粹编》的家集，赵闻礼《阳春白雪》、《花庵词选》、《绝妙好词》……都视而不见，两三百年间也从没见谁提起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提出，陈郁《话腴》中就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之语，陈郁字仲文，号藏一，生年不详，但卒于德元年（1275），是岳珂友人。《话腴》当然算“宋元人之书”。但《话腴》的旧本、善本，并没有这句话，仅几种清刊本才有，而且《话腴》就由岳珂作序，如陈郁见过〔满江红〕，岳珂怎么可能闻所未闻呢？

另一个力图证明宋元人知道岳飞有〔满江红〕的旁证出于《全宋词》。《全宋词》收有岳甫的两首词，一首〔水调歌头〕，是为“编修楼公易镇武昌”的送行之作；另一首是〔满江红〕。此岳甫字大用，是岳飞的孙子，岳珂的表兄弟。而他的〔满江红〕与岳飞的用韵又相同（四皆）。似乎为和岳飞之词。岳甫词有小序：“甫敬赋〔满江红〕，敬祝百千遐算。甫再拜。”据小序及词意，这首〔满江红〕绝非和岳飞之作，当仍是为楼编修写的送行词。无疑，仅凭上述旁证，我们还看不出它与岳飞〔满江红〕有什么联系。

直接的证据终于出现了。1986年，《戏文》、《南开学报》等大陆报刊分别发表了李庄临等人的文章，披露了新发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重要资料。据介绍，族谱卷十四收入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还收入了岳飞友人祝允哲的和词及《乞保良将疏》。

族谱所收岳飞词有题目，是《与祝允哲述怀》，文字也有不少异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族谱作“百里山河归掌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族谱作“驾长车、踏破金城门”。别的异同还多，但这几处最紧要。多了一个题目，“述怀”就明言要写“自叙传”，祝允哲是须江郎峰祝氏族人，与其酬答，方能收入族谱。质疑者指“三十功名”为以自己事迹入典，以“贺兰山”为大疑点，但如据族谱所收，质疑者简直无话可说。看来宋代编族谱的人倒真有惊人的预见性。当然，即使它是真的，也还得回答：它与通行的岳词（明人编入《岳武穆遗文》者）是什么关系。那么，族谱所收的岳词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应该说，不但族谱所收岳词，连祝允哲和词、保岳飞疏，甚至族谱本身都令人疑窦丛生。就说祝允哲其人吧。据族谱，祝允哲之父祝臣在绍圣年间曾高踞“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曾随宋徽宗亲征，靖康元年就以“都督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职衔参政，与岳飞身份大致相当（否则无从唱和，也轮不上他来以身家性命保岳飞）。奇怪的是，宋代正史中竟找不到其父子的身影！这样一来，首先要证实的反倒是有无祝允哲其人其事，其次才是他与岳飞的唱和之作是否可靠了。另外，祝允哲和岳飞词读之也颇可疑。题目就径称岳飞为“岳元帅”，词中又有“雁门关外捉金兀”一类的句子。诚然，完颜宗弼原名兀术，但“岳元帅”，“金兀术”的称谓，读之让人不免想起明代以来的通俗小说。族谱明言，岳词与祝词均作于绍兴三年（1343），但祝词中却大言“五国城中迎二帝”，而金人拘禁徽钦二帝的地点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机密。建炎四年，金人迁二帝于五国城（今地在黑龙江宁安县境），绍兴五年宋徽宗死于该地，又过了一段，南宋朝廷才获悉徽宗被拘并死于五国城。仅此就能证明，祝词至少曾经后人改纂。

再有，族谱所收祝允哲《乞保良将疏》也大有问题。此疏是为岳飞无端入狱而作，时间自应在绍兴十一年十月以后。但其头一句竟是“为乞保良将，以复二帝”云云，如上所述，徽宗死于6年前，死后不久，南宋丞相即已侦知凶讯，次年完颜宗弼（兀术）又正式向南宋作了通报，朝野尽知在金人手里只余一帝。以祝允哲的身份，绝不可能再说“迎二帝”这样的话！当然，笔者并未获观祝谱原件，只是仅就有关介绍而言之。我认为，这件《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如不是明清人所伪造，也必经过后人的改纂重编。它的“发现”并不能使岳飞〔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之书”这一结论不攻自破。

行文至此，必须提到台湾省林玫仪教授的《岳飞满江红词真伪辨疑》。该文首刊于1985年8月出版的《古典文学》第七期，后收入《词学考诠》[8]，是有关〔满江红〕真伪之争的析疑方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其第五节，专门解释了岳词不见于宋元载籍，“家集”亦未收的原因。她指出，据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岳飞最终被认定的“罪状”是：一、“自言己与太祖具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二、受诏不应，“为拥兵逗留”。而这第二条在其平反昭雪时，已有专门的辨析，可作为不实之词予以明确否认。第一条，即真正要了岳飞命的“罪状”，则终于宋从未公开撤销。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的背景下，自比拥兵纂主，夺取天下的宋太祖赵匡胤，让底气不足的宋高宗往那儿想，不言自明。林玫仪的结论是：直到乾道二年（1166），“朝廷虽赦岳飞之罪，然当初所定之罪，尚未翻案，当时判决之大理寺状，亦未注销，是故其后岳珂乃有《吁天辨诬》五卷之作也。而岳珂虽按高宗御札推算时日，以辨岳飞并无逗留之事，然于‘自比太祖’一事，则始终未能翻案。此盖岳飞确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等类似言论之故。由是言之，纵使当时岳珂已见此词，亦不敢收入《家集》之中，而秦桧又力‘禁野史’，故时人亦不敢录之于册；已编录或提及者，亦删去以避祸。”“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言论流传，故此词于明代始广为流传，实非无因也。”必须承认，这是自余嘉锡提出质疑以来，唯一有说服力的答复。

当然，上述见解本身尚有可讨论之处。比方，“三十岁为节度使”与“三十功名尘与土”还有较大的差距，并不能等同。而余嘉锡“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的论断是否不攻自破了呢？也还不能那样说。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在这本书中，不但具体论证了史料的真伪，还提供了对史料进行分析的思路。就〔满江红〕而言，即便能证实宋元人有意不提，也不等于它已不存，否则明人也见不到了。既然宋元间它仍在民间流传，“不见于宋元人之书”就照旧是个问题。有怎样的理由能使一篇如〔满江红〕的杰作，在长达二三百年间让人始终视而不见呢？尤其是宋元之际，没人会计较秦桧给岳飞定了几条罪状，诗文中提到胡虏的也并不罕见。所以我认为，没有在宋元人之书中找到线索，证明它并非始现于明代中期之前，岳飞是否写过〔满江红〕（怒发冲冠）就仍是一个疑案。

余嘉锡在对岳词提出质疑的同时，也记下友人因之对他的指责：若真伪皆无实据，〔满江红〕于世道人心，深有裨益。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对此，余氏回答：“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话虽然这样讲，为照顾到人们的感情承受能力，他进而说：“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

在《四库提要辩证》中，余嘉锡还对宋代遗民郑思肖《心史》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心史》真伪与岳飞词〔满江红〕真伪个具特点，同样都是学术史的重大事件。虽然前者无论在影响面上还是在热烈程度上都远不能与后者相比，但对于文学史料辨伪来说，《心史》真伪更具有典型性。

据《心史》明刊本的各序跋，其发现过程大致如下：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为酷旱困扰，到了“城居买水而食，争汲者相于道中”的地步，承天寺僧在疏浚一口久已干涸的古井时，挖出一个铁盒子。打破铁盒，又是一个埋在生石灰里的锡匣，由蜡（一说生漆）密封。最终是一卷古写本。困惑学界数百年的“铁函心史”就这样突然面世。这卷总题《心史》的文献，是宋代遗民郑思肖的诗文杂著集。此书一出便轰动一时，又是树碑志念，又欲建祠珍藏，市面马上出现高价复制品，书商即刻于苏州，再刻于南京，并获利不薄。然而，疑问与其出井俱来。当时就有人指摘《心史》是时人所伪造。

在清人眼中，《心史》地位颇耐人寻味。由于该书写出异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的愤懑、苦楚，所以明代遗民—如顾炎武—多以其为真，并借抒己志。而一些学者—如徐乾学、全祖望等—都力斥其伪。《宋诗纪事》编者厉鹗则辩驳说，明人“岂能为此诗文”？并将其中之诗收入《宋诗纪事》卷八十。直到清末，仍是信之者以其作为反满的“殷鉴”，斥之者直称其为伪书。

在我看来，《心史》的内容及出世情况均不无疑问。《心史》崇祯十二年刻本有一组序及题记，明言铁函外缄封一纸，上写4行字：“大宋世界无穷无极”，“大宋铁函经”，“德九年佛生日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德无九年，所谓九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这样题署，无疑是为表示仍为故宋子民之意。说来自其入土到出土，已历经350年。沉入古井三四百年封纸尚能完好，铁函也未锈坏。而且这就与刘銮《五石瓠》卷五所记：先以为是块砖头，用水刷洗后才知是铁函的说法完全不能相容。当然，这只是些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还在内容上。

说到内容，〔满江红〕远不能与《心史》相比。《心史》内函颇大，内容驳杂，而且由一种强烈的情绪贯穿始终。其情绪之喷薄欲出，其感染力之真切，使人怀疑非亲历者能否写得出来？能否把握得住这样独特的整体氛围？郑思肖史有其人，是宋代遗民诗人、画家，宋亡，改名思肖（原名不详），“肖”当含“不走”之“赵”（赵）意，又以所南为号。画兰花颇有名，但不画土，“根无所凭藉”，问他为什么，则答：“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耶！”寄食苏州寺院以终。以上都是世人熟知的。应该说，郑思肖写得出这样一部书。但如它真是郑思肖所作，又确实存在许多疑问。

《四库全书总目》将《心史》定为伪书，其理由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已一一作了析疑。凡余氏论及的，这里均不重复。笔者将不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考辨对象，而以其作出发点。

首先，《心史》作者在记述其身世时有自相矛盾处。旧史未载郑思肖生卒年，仅云享年78岁。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推定生于嘉熙三年（1239），又为《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等书所遵从。《心史》包括六部分内容（后分为二卷），即《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久久书》、《杂文》、《大义略叙》。《大义集》注、《大义集》的《陷虏歌》均称德元年自己35岁。《久久书》的《后臣子盟檄》则云“二十二岁无父，三十五岁无君，三十六岁无母，三十八岁无子”，盟檄作于德四年。是其当生于淳元年（1241）[9]，其父卒于景定三年（1262），其母卒于景炎元年（1276）。而《杂文》中的《先君菊山翁家传》又云其父“终于景定壬戌，寿六十四岁。先君四十岁始生思肖”，这样推算，思肖则生于嘉熙二年（1238），其父死时为25岁。人的记忆并不总是那么靠得住，但自己的生年，父亲的生卒年，记错的却不多。当然，这还是可以凑凑合合以笔误作交代的。更大的问题是，《心史》比较普遍地记载了它写定、封藏深井以后的史实。

问题主要出在《大义略叙》当中。《大义略叙》在行文中明言，本文是“德八年（至元十九年·1282）壬午春，追思历年闻见大痛之事”所作，行文“略无次序”，全文之末署“大宋德八年岁在壬午之春，遗臣三山郑思肖述”。如前所述，整个铁函又于“德九年佛生日（四月八日）”密封沉井。但《大义略叙》的记事不止于1282年春，甚至也不止于1283年初夏。比如，其文详叙了权臣阿合马被王著刺杀一事。这是元史重大事件，发生在1282年三月中。假定《大义略叙》作于该年三月末，而此事大快人心，传播速度惊人，或许来得及写入其中。但文中又记“忽必烈用火鲁火孙为伪丞相”，并记“阿合马族类”为其报仇，元世祖籍阿合马家，“且根穷党类”等事。据《元史》，和礼霍孙（即火鲁火孙）为“中书右丞相”，时在该年四月丁酉，而其他则都是夏秋以后的事。另外，文中记载了文天祥“为贼所斩”。文天祥却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上述问题勉强可说是在最后缄封前所作的增补。然而其中还记述了缄封（1283年四月八日）以后的事件。

略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近拔都纵汊谷泸及安东归，向忽必烈索地。”并说明，汊谷泸为忽必烈第三子；安东是忽必烈的丞相。对这一记载必须略作疏解。忽必烈并无名为汊谷泸的儿子，其三子名忙哥剌；四子名那木罕，封为北平王。元代开国功臣木华黎四世孙安童（即安东）于至元二年（1265）拜中书右丞相。至元十二年（1275）安童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极边”，驻节阿力马里（即今新疆伊犁）。不久均为叛王海都所执，拘禁塞外不得归。至元十九年，安童、那木罕未能还朝，仅得便“遣诸王札剌忽以其事入奏”（《新元史》卷一一四）[10]。无疑，《心史》所说的皇三子汊谷泸，就是王子札剌忽的异译。这种误传、误记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安童和那木罕“在边十年”，据《元史·世祖本纪》，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三月，安童方“从王归，待罪阙下。帝即召见慰劳之”。事亦见《元史》卷一二六本传、《元文类》卷二十四元明善撰碑。那么，《心史》怎么能记述下它密封一年以后才出现的事呢？

既然有上述问题，就该对《心史》的内容作一番认真的探讨。言及《心史》，其最有影响的内容无过于“九儒十丐”之说。《大义略叙》曾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条记载长期、广泛地影响了人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直到现代剧作家田汉写话剧《关汉卿》，还将其作为背景。但这又使人颇感困惑。从《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元典章》……到元人诗文集，我们就看不到支持这一“鞑法”的文字。而且其本身也大成问题。“一官二吏”作为古今通例，可以认可；“三僧”也还说得过去；“四道”就难以成立。成吉思汗宠信邱处机，是众所周知的。但那是蒙古初创时期的事。仅在《心史》写定的前一年，元世祖还下诏毁《道藏》经板，并禁之，使道教衰微。宋元间文献普遍记述了元初江南兴佛灭道的情况。袁桷《延四明志》卷十八录有贯云石佚文《道隆观记》，该文就涉及了那时占道观为寺庙，以“罗织人罪”的酷烈方式驱杀道教徒的实况。当然，清人所说元代“待儒实厚”主要指中后期，但元初的儒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元代并不存在“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鞑法”。我们虽远不能说遍阅元初文献，但仅据视野所及，同时人只有谢枋得《叠山集》[11]提到过这个“九儒十丐”。这一点真是意味深长。余嘉锡曾特意指出：“《心史》之误，莫过于所书谢枋得事。”那是因为，《大义略叙》竟云，宋江东提刑谢枋得于德元年以前曾投降元朝。而谢枋得是最有影响的宋代遗民之一，为不仕于元，于至元二十六年绝食而死。不仅如此，《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开篇即云：“景定二年，司历者曰”，星相明示“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儒者望清台而诟曰：‘何物瞽叟，为此妖言！’司历者闻而笑曰：‘岂特无好文章，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科举程文将无用矣！’—皆疾其为妖言也。后十六年而验。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原来，这“九儒十丐”时人拿儒士开玩笑的一个小品！用意是讽刺元初科举不行，致使“今之儒也”，“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郑思肖是连江人，连江是福州属县，故也称福州人。而福州古称三山，所以《心史》往往署“三山郑思肖”。谢枋得送归三山的方伯载，《闽书》卷一二六、《宋元学案补遗》卷五十五均有传，内容系截取自谢枋得此序。方伯载也是三山人，幼薄程文，独喜为诗。并同为宋代遗民。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这里我们并不想暗示什么，只是希望能注意到，“九儒十丐”不过是宋末元初针对废科举而流行于民间的一则辛辣的笑料。据以认识元代社会，是靠不住的。

那么，“铁函心史”到底是真是伪呢？恐怕不能仅以一个字作答。我认为，它的作者应当是宋代遗民，但至少在编定入井时或出土后，曾经它入纂改或重编。即便是真的，也非信史。“名山事业”是文人的传统理想；佛教对灭法的恐惧，是敦煌藏经洞得以存在的前题。一部不合时宜的书想传之久远，习惯上有很多种办法，沉之于井绝不是最好的一种。如果当时井中是有水的，这样作简直不可思议；如果当时就是枯井，那比之把心血所寄弃诸荒野也好不到那儿去。我们设想，在写《心史》和秘藏《心史》时，作者（或即是郑思肖）一定正处在某种不完全正常的状态下。这里应该重提前引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此书初版于1937年，1959年经修订再版，改题《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郑思肖生卒年改为1206—1283。那实际上是把《心史》沉井之年作为其卒年。这样作的问题可能是会与其传世绘画作品题署相矛盾，但说明，人们确实注意到了《心史》的沉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心史》出土后，郑思肖原已传世的诗文集反不那么著名。《四库全书总目》及“简明目录”都提到或著录了郑思肖的《题画诗》（又名《一百二十图诗集》）、《锦钱集》（又名《锦钱余笑》）、《所南文集》，但编定成书时，又都从《四库全书》中撤下。余嘉锡云：“岂以思肖文中持夷夏之见太严，触犯忌讳耶？”以上各集今存《知不足斋丛书》、《四部丛刊续编》等本。其总体面貌，与《心史》迥不相同，都是“饶有风趣”的“白话诗”[12] 及文，故余嘉锡评其诗为“皆出世之语，风格似寒山子，与《心史》之感事抒怀者了无关涉”。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以上三集都写于宋亡前？三集诗文可纪年者极少，但《所南文集》的《答吴山人问远游观地理书》就曾明言，写于其六十四岁（大德八年·1304）时。仅此可见，关于《心史》与郑思肖，我们的研究还相当肤浅。

至此，我们已费了不少篇幅对岳飞〔满江红〕词及郑思肖《心史》的真伪作了专题研究。前者，侧重追究从写作到问世这一段经过；后者，侧重检验其内容。弄清问世经过，再查明内容与已知信史是否矛盾，这就是文学史料辨伪的全过程。就20世纪文学史料辨伪的实践而言，我们认为，对凡来历不明的新发现，均应持慎重态度。从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张心《伪书通考》，再到章培恒《献疑集》，不论其结论我们是否同意，每个辨伪例证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思维之窗。《京本通俗小说》、《古本水浒传》、全本《浮生六记》，有关曹雪芹的一些发现、施耐庵生平的新资料……，一直都是攻之者说无，辩之者说有，如果不是象曹雪芹画像、《坎曼尔诗笺》，坚持到弄清了作伪过程，一切工作都有可能白费。而追索其发现经过，自然就是文学史料辨伪第一位的和最首要的工作。

进而我们研究的是一个与上述有所不同的例证。众所周知，1992年在北京通县张家湾发现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墓石。其真伪成为红学界、文物界争议的热点。墓石仅两行，一行为“曹公讳之墓”；另一行仅“壬午”两字。这7字墓石如是真的，可以解决曹雪芹的卒年、葬地、后期生活境况等一系列问题。墓石书明葬主是曹，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叫曹。争论双方都确认墓石只有两种可能：真与伪。在我看来，它恰恰存在第三种可能：即便是真的，也不一定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墓石。换句话说，即无论它是真是伪，都必须首先证明这个曹是否一定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同名同姓在古今都很常见。比方孙楷第先生曾指明：元代至少有3个叫刘时中的文人，有两个叫张可久的下层官吏（其中之一才是元曲家张小山）。当然，以为名并不常见，但绝非仅有。而且，可以说直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墓石确属清代。姑且假定它就是清人墓石，然后我们暂以概率推定一下，墓主曹是否可以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划等号。据《清史稿》统计，至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在册有2400万人，当时就估计为少纳粮，各省未申报户口的当不少于1000万人。到民国已有“四万万同胞”之说。我们可以保守地假定，自1644—1949年，中国先后生存过20亿人。《清人室名别号索引》总计著录了36000人，是目前收录清代人名最多的一种资料，其中曹姓共360余人，可以推算出，每百名清人就有一人姓曹。而这本索引至少有4人名，即托（905页）、李（1034页）、汪（1058页）和曹本人，此外还有以田为别号的（693页）。这只是随手翻得的。可以据此推定，大约每9000人就有一个以为名的。再假定，20亿人当中有1亿会起“学名”，曹姓又占百分之一（100万）。那么，自1644年起，名叫曹的应不少于100人。

当然，“壬午”（如果那是壬午的话）是可以“挂靠”到曹雪芹卒年上。但干支壬午又代表什么呢？葬主卒年？入土时间？从甲申到辛亥，已历5个壬午，怎么能确指它一定就是乾隆壬午呢？就目前而言，这裸葬的曹与写《红楼梦》的曹之间除同名之外，其他联系都是间接的：已知曹寅家族在张家湾有当铺，又有人指证此地又名曹家坟。就前者而言，曹雪芹几乎可以葬在北京任何一个地点。就后者而言，如真是曹寅家族祖坟，那即便地面已无标植，地下也绝不会只这一具裸葬的孤尸！如果进一步，应该对文献作一番扫描，看看通县方志上是否有这个地名？有，又是何时出现的？如始见于明代或乾隆以后，那就了无干涉。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就载有7种通县旧志，明嘉靖、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民国等均曾修志，这还未计入府、省志中涉及通县的内容。另外，实地调查也十分必要，如果确有过曹家坟地名，那么那片坟四至如何？范围有多大？必须承认，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离得出结论距离尚远。无论说真说伪，都缺乏足够的理由。

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文物，有个共同点：它们太随人意了。就象是久已在期待之中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好事者仿制了一个苹果，十分逼真，便与9个真的混在一起，结果无人能辨真假。但一位园丁一眼就从中挑出了赝品。问他关键何在？他回答：自然界无此完美无暇的苹果。这的确足以发人深省。

20世纪，新发现的文学史料带来的新问题不胜枚举；而因不能准确地就一件真伪历来有争议的史料作出符合当代水准的判断，也常使学界面露窘状。我们曾引称过余嘉锡的见解：史料只分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但伪史料却往往被用来证明某个“理”的“是非”，进而甚至可以说，事实往往是为想证明某个“理”的“是非”而去伪造史料！这个因果是可以互相颠倒的。岳飞〔满江红〕词的辨伪，是传统考据学在文学史料问题上的一次范例演示，余嘉锡的以“不见宋元人之书”为推究其来历的准绳，成为文学史料辨伪迈不过去的界栏。就《心史》而言，除本身真伪，还必须具体分析其内容的真伪。换句话说，只言《心史》是真是假还不是经典意义的史料辨伪，而史料辨伪对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心史》极具代表性。有关曹雪芹的文物，往往又与对《红楼梦》的态度缠结在一起，其作伪是一种特殊的参与，其辨伪是历史出给20世纪的考题。

下 编： 辨伪随想

《顾准文集》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我常置案头的两部书。后者对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旧史学之争的刻画，使人如身临其境；前者则使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彻底曝光。还在1974年，顾准就有胆识直斥“闭着眼睛跟着斯大林走”的中国历史学家“实在可怜”[13] 。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可知历史学科在50年代初受到了怎样的重视。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了由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据我所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此殊荣。而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为历史学设立3个研究所（一说本拟设置4个），当时在其社会科学部是仅见的[14] 。这或许能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如果不能说是最后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竟发端于史学界略作诠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曾说：除中国，从未有过如“二十四史”那样规模宏大、贯穿首尾的正史；中国公私史著充栋的现象，也是文明古国所仅见的。把这种“传统”置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背景下，就把历史学放大到了极致，最终取消了历史科学。正是在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影射史学成了一把双刃利器，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与革命对象都深受其害。

有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其时“评红”和“评水浒”等起的是什么作用了。如果研究《红楼梦》是为了深化阶级斗争学说，读《水浒传》是为使路线斗争妇幼皆知，那么文学研究、文学史料学研究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如果一件唐代文书《坎曼尔诗笺》的真伪，竟关系到“党的政策”，那简直是对党的政策别有用心的歪曲！所以，余嘉锡倡言的史料辨伪只关乎真伪，不及于好坏是非，可以视为文学史料辨伪的基础。舍此文学史料辨伪别无标准可言。

一个花甲以前—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至今仍未有同类新著可以替代它。至今也未见《中国文学史学史》问世，更不用说《中国文学史料学史》或《中国文学史料辨伪史》了。如果结构这样的史著，20世纪无疑应在全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阶段，是文学史学、文学史料学成就最大的世纪，也是面临问题最多的世纪。因之，这世纪之交的展望，使人颇感困惑与茫然。但我们坚信，只要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伴同行，就能顺利步入21世纪！

注:

[1]见《正本清源 还气功本来面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序。

[2]见《南方周末》第631期（1996年3月15日）一版。

[3]刘达成等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前者见《文学评论》1991年3期；后者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2期。

[5]于1937年出版了史、子两部，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全书。

[6]见《明诗别裁集》卷三。沈氏的评论是：“极悲歌慷慨之至，然云雅音则未也。”

[7]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2月版。该书问世正逢“文革”之际，故流传不广。

[8]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9]《所南文集》亦云其生于淳元年（1241），详见下文。

[10]《元史·世祖本纪九》系于至元十九年正月丁卯（“诸王札剌忽至自军中”）。

[11] 笔者所据为《四部丛刊续编》所收明刊十六卷本。

[12]《四部丛刊续编》的《所南文集》张元济跋。

[13]《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

[1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