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张伯苓：一代人师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划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

　　一所大学包括理念、体制、专业和课程等在内的实体的铸成，往往依赖于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大学校长。

　　★ 本刊记者/黄卫

　　张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是一个芦苇杂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

　　张伯苓在此建起南开中学，此后一路“南开”，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创办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非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

　　20世纪30年代，沿学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桥一湖，夏季飘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斋

　　从盐碱滩到桃花源，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3百万银元(以下货币单位同)。

　　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个中艰辛，张伯苓说：“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

　　1918年底，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张伯苓和严范孙(南开的另一个创办人、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准备募集基金130万元。严、张南下，拜望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老乡、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恳请帮助筹款。遍访各省大员，募集大洋8.5万余元。

　　开办的钱勉强够了，日常开支还没有着落。张二次南行，重访李纯。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让人转告，筹集基金一事，他自有办法。1920年10月12日，张伯苓回到天津不到两周，李纯因病自杀。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兴建一座礼堂，命名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每年李纯忌日，校方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铜像前致祭。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

　　张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张伯苓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妥协。1919年5月上旬，触犯众怒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表示愿捐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苦于建校经费短缺，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接纳多方意见，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拒绝曹氏捐款。

　　对于一些难以拒绝的入学托请，张伯苓发明以“试读生”养免费生的办法。有权势者的子弟“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开校友郑家骏回忆说，“几十年来我和内子(也是南开同班毕业)在世界各地偶尔遇到一些绅士淑女，叙谈起来听我们是南开人，也会说他们也在南开念过半年或一年书，内子和我听了就会微笑对看一下，很有趣。”

　　“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所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但南开教师的薪金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顶尖教授坚守在这里。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

　　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是张伯苓亲自培养的师范生，梅贻琦和他是同班同学，曾邀请他到大学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张伯苓一样，也是一辈子只从事一件工作，耕耘于中等教育达50余年。南开人对他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南开这艘船是张伯苓掌舵，喻传鉴划桨。”

　　华午晴，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成为整个南开学校的会计课主任兼建筑课主任，总管全校的财务和基建。每一笔进账和花费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笔小小的经费，就算是张伯苓亲自提出来的，到了华午晴这里，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开师生取唐诗“白眼望青天”之义，给他起个绰号叫“华白眼”。

　　1939年，华午晴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张伯苓提议把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这座礼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礼堂，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建筑造型朴实无华，颇有几分华午晴生前的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

　　张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张伯苓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说，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难，不是从没缓解的筹款压力，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终其一生，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都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经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向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这篇文章的确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两大弊端：第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和美国生物课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南开1931～1933年 毕业生之职业调查为例，从事教育的高达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大为不满。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以退为进，出走北京。师生间的争执还在继续。“现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1925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轮回风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开的80余名同学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张伯苓改变教育方式，除了外语课以外，所有的课程应该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

　　1929年，他先后访问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麦、挪威等国，历时9个月。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他说，以前是研究学校的组织和外形，“现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以前觉得美国“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现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土货化”改革拉开序幕。新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重新定位南开：宗旨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改革之后，南开风气为之一新。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

　　当年何廉的研究生、后来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杨敬年回忆说：“比如何廉讲的财经学，讲的都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读的英文教材，讲的是印度的财政学，所以南开大学的教材都是结合中国的，比如编写天津物价指数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了，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得非常密切，这个是在当时一般国立大学都很少有的。”

蒋梦麟的为与不为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

　　★ 本刊记者/言咏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

　　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

　　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国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重掌北大的蒋梦麟，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曾经一手创办的评议会被取消，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

　　蒋梦麟上任，曾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请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

　　“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马勇说，“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的校史展览中，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展板上有关他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

　　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寻访七十年前的西南联大

　　★ 本刊记者/秦轩(文) 刘震(摄影)

　　长沙，上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课便又南迁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于长沙筹办临时大学。11月1日始上课，至次年2月南下昆明，历时不到半年。

　　临时大学的总部设在当时的教会学校——湖南圣经学校。该校在韭菜园路东，解放后是省政府机关大院(现省政府大部分机构已搬迁)。院子里惟一保留的圣经学校时期的建筑，只有一座办公楼。楼前一个健身公园，楼后一座篮球场。绕楼一圈，根本无法还原当年圣经学校的旧况。1938年2月19日，临大师生在此召开誓师大会，开始迁往昆明的旅程。

　　其次重要的建筑，据说是中南大学的民主楼与和平楼。依据湖南大学一座老校舍纪念碑上的说法，这里本来是老湖南大学的三舍，上世纪20年代建成，抗战时期由

　　临时大学在岳麓书院里办学的说法，被湖南大学校刊编辑部的老师否定。我们在岳麓书院的历史馆内，也未见有关这方面的介绍。

　　临大师生在长沙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课，便又南迁……就在他们抵达昆明当月，湖南大学就遭到日军的轰炸，校舍荡然无存。

　　昆明，云南省主席私宅成了办事处

　　1938年4月28日，在昆明东郊贤园进行简单休整，湘黔滇旅行团团员从东门进城，经近日楼，抵达翠湖东岸的圆通寺。这是唐代南诏时期建立的寺院。在寺内，黄师团长点名完毕，将名册交给梅贻琦先生。长达68天，3500里左右的“长征”至此结束。

　　由圆通寺门前向西，不远便是青云街。路口有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先生殉难处的纪念碑。转过去绕向翠湖的东北方向，走不远到俊园小区。这里原来是靛花巷，最初为梅贻琦校长在昆明的住所，而后陈寅恪、傅斯年、老舍、闻一多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有一段时期，从南京迁过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在这里安家。今天这个巷子已经彻底消失，一个高档小区拔地而起。

　　圆通寺往南，往正义路方向走10来分钟，便是财盛巷。史料记载，当时财盛巷2号是“云南王”、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私宅。西南联大三校，最早抵达的是北大。龙云将私宅分一半给北大做办事处，而后这里成为西南联大的总办事处。云南借时局之利，偏安一隅，又有与南亚法属殖民地通商之利，反倒有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此时全国各学科著名教授逃难至此安家，对于促进云南发展绝对有利。对西南联大是逃难，对龙云与云南而言，却是福。

　　财盛巷不长，不足百米，但就是没找到2号的门牌。反复询问，当地人也不知道龙云是谁。好不容易，街旁几位年有80的老婆婆告知，眼前的高档住宅——龙源

　　清华在西仓坡5号的教师宿舍建了办事处。南开办事处在文化巷8号。两处地方都在翠湖西北，相距不过四五百米，距离西南联大校区和云南大学都不到1公里。尤其是文化巷，当时是两校学生租房居住的地区，茶馆林立。今天那些老房子都已经拆迁，文化巷的功能却依旧没变。巷子里有书店、咖啡馆和各式小店，专为学生提供方便。有意思的是，在一家餐馆的菜单上，还有公仆炒饭、罗庚蒸炖、一多烩饭的名录。70年前的那些名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青史留名”。

　　闻一多抗战后期，住在西仓坡6号的教师宿舍。这里在今日成了云南师范大学幼儿园。园门口有纪念闻一多的纪念亭和一块写着闻一多先生殉难处的石碑。碑后墙上有幅书法，原文是闻一多的名言：“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不知道为什么，字被涂掉，改成李清照的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段话和纪念碑放在幼儿园门口，显得突兀。

　　云南师范大学老师介绍，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在今日师范大学正门正前18米处。大门两侧的墙被称作民主墙，是当时学生贴大字报的地方。而今，大门和民主墙因为扩道已经推倒。门前的大道被称作“一二·一”大道。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由此发起。

　　大道北面是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分校区。大道南面的云南大学里，有闻一多当年慷慨陈词的致公堂。闻一多在美国留学就有国家主义的理想，即使在西南联大钻入故纸堆，也没有放弃对现世的关注与参与的热情。

　　据说，学校附近到处都是防空洞，每到空袭警报响起，五华山上红灯笼高挂，无论名牌教授还是年轻学子，都会从西南联大蜂拥而出，跑向防空洞。现在学校里还有两个被炸出来的弹坑，不过由梅贻琦主持修成两片连成一体的小湖。

　　抗战后，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留昆续办，解放后成为云南师范大学。校内今有冯友兰做碑文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民主草坪等历史遗迹，此外还有西南联大的纪念馆。纪念馆有50多个志愿者负责讲解那些叙述历史的图文。

　　馆内的布置，有些似乎是参照了瑞典诺贝尔博物馆的方式。据讲解员的说法，五四运动和一二·一运动纪念日来的人会多，而西南联大校庆日倒不是很特别的日子。

　　纪念馆前是一二·一运动的纪念场所，有死难者的墓和纪念碑，围栏上系满了褪色的红领巾。据说是5月份来瞻仰的少先队员留下的。

　　纪念馆前有一座老校舍，样式与西南联大时期铁皮屋顶的教室一样，但似乎是仿制品。我们去时赶上学校的歌手大奖赛在旁边的礼堂召开。老校舍前，几个即将参赛的女学生就着手机里播放的音乐唱歌，走着台步。礼堂旁有梅贻琦、张伯苓和蒋梦麟的半身像。雕像下坐着几个学生，手里拨弄着吉它。

　　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里，罗列着当年各院系老师的名单，这张名单囊括了中国现代学术传播史和现代学科建设中一批最重量级的人物。

　　叙永，一座三根柱子的纪念亭

　　沿321国道，坐大巴从昆明到叙永需要至少16个小时。这条道和抗战时期1938年建的川滇东路基本重合。1940年，昆明成前方重镇，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经过考察，西南联大决定在川南叙永建立分校。

　　建立叙永分校是局势所迫，处处求生的做法。建分校必须要首先考虑必须离战区远，与昆明比有更多战略纵深。其次是交通运输，必须在较大的交通线比如川滇公路沿途，能让学校逃难所保留的各种物资、设备以及资料运达。再次，当地又必须是一地方上的经济、物流中心，不能太偏僻，否则学校过去，生活、医药、补给不能保证。最次，就是各省招收的新届师生能够顺利抵达的地方。

　　在地图上看，叙永恰恰处在昆明、贵阳、成都、重庆之间，是黔滇川三省的边城。叙永分东西两城，中夹一条永宁河，通向长江。明洪武以后，这里是四川四大盐岸之一，也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聚点。在川南地区，叙永算是水陆方便的重镇。当时同济大学已经搬迁到宜宾一带，据此也不算太远。

　　彼时，重庆方向的学生可以搭军车，走旱路。成都的师生，可以走沱江，经泸州转永宁河过叙永。按史料，叙永的春秋祠和南华宫为男生宿舍。春秋祠本来为山西盐商在当地的会馆，在永宁河的西岸。现在这里是叙永的文化场所，日常总有人泡在祠堂的后花园喝茶打牌。

　　1990年5月20日，西南联大1940级的校友举行50年校庆聚会，在此树立一块纪念碑，刻着师长姓名录。此外还修了一座只有三根柱子的三角，是为纪念亭，象征三校合作。

　　1941年7月4日，时局缓和，校方决定叙永分校不再续办。次月分校撤销。该分校只有1940级一级学生。其中有一名学生来自菲律宾，求学期间病死。据说叙永现在还有他的坟。他的哥哥曾回叙永捐助助学基金。

寻找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学生中流行着一幅对联，

　　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 本刊记者/罗雪挥(文) 甄宏戈(摄影)

　　“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说。1971年到1972年间，易社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偶尔读到一本题为《联大八年》的书，这本书让他深信西南联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深远的意义。

　　易社强说：“他对于西南联大的钦佩，甚至说热爱，是多年来和其师生接触中逐渐加强的，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易社强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后来的命运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常委会，标志着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所大学各自复员。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昔日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高校们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结局迥异——南开大学此前已由私立改为国立，调整又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保留，而且还接受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则仅仅保留工科院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经于西南联大就读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西南联大学生的三种命运，大抵上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一种是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成为大小领导。何兆武把自己归为普通的第三类，“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

　　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院士申泮文告诉记者，据他的统计，1938年至1946年期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12位师生出产一位院士。地学(地质、地理、气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达8：1。文科院系则没有这么幸运。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8年恢复时，健在的昔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多数都已经超过80岁。

　　易社强的调查

　　1973年，易社强开始有意识地在美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搜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1980年，易社强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国交换学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常驻昆明的美国教授。他访问了至少100多位西南联大人，包括学生和老师。

　　易社强的老师是费正清，他来到北京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大师级人物还健在，比如冯友兰、金岳霖，他们都是费正清的老朋友，易社强就揣着费正清的介绍信去拜访。

　　令易社强觉得有趣的现象，是他想在宾馆里采访某个联大校友，但是那时人们不愿意单独被采访，总是带一个朋友来，因为害怕单独一个人跑到外国人住的宾馆。当时有些地方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幸运的是，易社强当时的接待单位是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他们帮助易社强联络去蒙自等地访问，但不包括四川叙永。

　　“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是云南的一个单位，你想去四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易社强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去旅行采访非常困难，资料并不是想看就能够看，“要看地方，要看单位，要看个人的态度，要看运气。”

　　民间收藏者

　　2003年，云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新生龙美光入学，当时，他对西南联大的认知仅限于“一二·一”运动——作为西南联大的有形遗产，云南师范大学保存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也承继了西南联大的血统。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进校的新生人手一册，很多同学不是很感兴趣，龙美光却悄悄地保存下来。后来则发展到专门搜集西南联大的史料，他有一个四层的书架子，其中两层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国内出版的所有相关作品，他几乎买齐了。

　　他还搜集西南联大相关的物件，如今已经有50件左右，他的稿费甚至生活费都投入了进去。龙美光最心爱的西南联大藏品是梅贻琦的一份手札，“是用毛笔字一个一个抄下来的，很工整，很有文化功底，感觉得出来。”

　　“原来中老年人知道西南联大的人多，现在青年人也知道了。”比龙美光动手还要早20年，搜集西南联大物品的陈立言，以前曾经任过基层修理厂厂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南联大。

　　陈立言告诉记者，“如今你们北京的人来旅游，都要到昆明旧货市场，都买西南联大的东西。校徽、纪念册、书、毕业证、通知书，什么都买。手稿更不用谈。”陈立言看中的《联大八年》一书就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令他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淘到，“这么一本薄薄的烂书，卖几百块。”陈立言告诉记者，他的藏品，清华大学曾有意收纳。

　　西南联大与 “实用主义”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的作者，该书分三册，包括《文人与文坛》、《文化与生活》、《学人与学府》。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斌开始研究并撰写有关西南联大的文章，那时的杂志都觉得很新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也开始查找闻一多的资料，涉足西南联大的研究，令他意外的是，这么辉煌的成就几乎就没有人总结。

　　闻黎明认为，关于西南联大以回忆录讲故事的方式多，真正从宏观角度研究的少。而且实用性很强，几乎是宣传缺什么，就从西南联大的历史里找什么。比如过去只谈民主运动，现在需要人才，又谈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而早年的西南联大的遗迹正在消失。当年大师们的故居，如今自然地成了废墟或被推倒建了高楼，“大部分都已经被毁灭了。”曾经为此专门拍摄照片纪念的余斌告诉记者。

　　生于1984年的龙美光在网上建立了西南联大虚拟的纪念碑。刚刚毕业，现在云南民族中学担任文秘工作的龙美光，甚至建立了一个网上的梅贻琦纪念馆，他还计划用“80后”的视野，写一部西南联大的书，主题是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龙美光告诉记者，现在读大学80%为了就业，有一部分人读研，但也很功利。他想探讨，在这个功利的时代，该怎么看西南联大。

　　最后的聚会

　　2007年10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的会场，贴着“联大精神，永放光芒”的标语。有坐轮椅来的，有老伴、儿孙搀扶来的，更多的是三五成群，白发老人热烈地握手。即使年纪轻的，也有80多岁。大部分人很难等到下一个10年聚首。

　　86岁的何兆武告诉记者，他参加校友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怀旧，因为还有人叫他“小何”。1939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采访中，何兆武一再谦逊地认为自己是“不成材”的那类。他把自己归结于报废的一代，因为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大炼钢铁”“下乡劳动”。何兆武回忆一次领导讲话，那领导说：“大家要注意啊，你们人在农村就要心在农村，不要心还在北京，想着哪篇文章还没有写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何兆武才得以开始集中精力搞研究。此时他已近60。

　　他的著述，如“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等论文都曾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98年，何兆武获得首届“正则学术促进奖”。颁发理由是：“半个世纪以来，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学风，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勇于思考，笔耕不懈，为现代汉语思想学术做出了长久的贡献。”

　　91岁的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正忙着写还原西南联大本来面目的纪念文章。计划中的一章是“和谐校园、兼容并包、学术与思想意识的自由王国”，其第一节是《西南联大人群思想意识状况的分析——思想意识中庸的非党人群占绝对优势》。

　　除了依然坚持教学科研，开设教育博客，申泮文管的“闲事”还包括为恢复南开中学校产的努力、参与民间对日索赔。他告诉记者，他赞同西南联大校友邹承鲁的话：“知而不言有罪”。

　　接受完访问，91岁的他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自称“强悍”的申泮文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一景，成为学生口中“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的骑车“九段”高手。

　　更多的西南联大校友，默默地承担起命运的重荷。

　　辽宁鞍山85岁的1944级校友林光民，刚刚出院，接受了记者的电话访问。林光民早年毕业于经济系，留美获得硕士，曾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参加革命。后来分配到鞍钢。因为曾参加“远征军”，林光民在鞍钢下属的厂子中过了20年。落实政策后，林光民回归本行，在鞍钢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员。林光民在美国的儿子希望他写下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家史收藏。

　　也是1944级校友，当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帅子凤，住在湖南汉寿县城关敬老院。他骨折瘫痪在床，82岁的老伴黄世惠接受访问。现年84岁的帅子凤，担任过吴宓的助教，曾就职于贵州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是昔日“远征军”的一员。曾被错判入狱，后来回到原籍，从汉寿一中退休。老伴收入不高，帅子凤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元，但坚持给云南的希望小学捐款。老伴黄世惠表示，“当然要捐款，他是那里毕业了的。”

　　2006年8月，由几位80多岁的西南联大校友自发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终篇)问世。结尾是“更正”与“附言”，因为一年前的通讯录已经发生不少变化。编者在“附言”中写道：

　　“在上列变更中有15位学长去世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谁闭上眼，都不算‘短寿’了。我想，学长们都想得通！咱们的《通讯》真正就停止吧。”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的七十周年校庆大概真的是最后一次有活着的校友参加的逢十校庆了。但是，我深信，联大的精神不会随着最后一位校友的离去而消失。”★

　　(本刊记者黄卫、言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