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何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2011年05月12日 10:55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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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贤桂

近年来，有关西南联合大学的话题层出不穷，特别是“钱学森之问”出现之后，这所仅存8年的大学被人们普遍关注。

逆境中的求学生活

[联大的办学条件堪称世界上最为简陋和艰苦的，在此情况下，它依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学子，比如汪曾祺、殷海光、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这些人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建立起来的。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正式开学。1946年5月，三校迁回原址，分别恢复原校名。至此，西南联合大学结束了短暂的8年办学生涯。

翻开《联大八年》一书，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典范，即便在战乱时期，其学生依然保持高度的求学热情，战火掩盖不了学子的朗朗读书声，令后人肃然起敬。

联大的办学条件堪称世界上最为简陋和艰苦的，学生住的是茅草屋，土墙、草顶、透风的木格子窗。据走幸田回忆，学校每年都要对茅草屋修补一次，但在修补之前，一碰上倾盆大雨，整个寝室就成了泽国，学生得打伞过夜。

光远在《片段的回忆》一文中说：“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寝室里是8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油当然是不够的。女工来上油，不记得是隔日一次还是一日一次。”直到1940年3月30日，新的寝室里有了电灯，可灯光依然暗淡，许多学子不到半年便近视。至于联大学生的伙食方面，更是可想而知了。由于物价上涨，联大不仅伙食坏，而且还得忍受厨房的脏。

但是，物质上的贫乏并没有动摇联大学子的求学欲望。光远回忆说：“图书馆是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天未黑，馆外便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因为图书馆位置有限，他们挟着书不得不去教室、茶馆和云南大学的图书馆等地方抢位置看书。

走幸田在《我住在新校舍》中回忆道：“泡茶馆也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平时，因为寝室不能念书，而图书馆又显得那样严肃阴森，于是有一部分同学在茶馆里念书。”这些都是平静时期的生活，但如果遇到日本战机空袭轰炸，联大师生都纷纷跑警报逃命，而“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课程”。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不忘带上书，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振奋人心的业余生活

[联大学子的丰富业余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促进他们精神的成长，很多学子能够在战火中体味学习来之不易，因此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和研究。]

联大学子的业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联大八年》记录了联大学子当助教、做兼差、办社团、从军等各种生活片段。随着战时物价飞涨，联大学子不得不出去兼差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据不完全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学子在外面兼差，有当教员和家庭教师的，有在金店当师爷的，有做邮务员的，有在政府里当秘书的，有做翻译的……他们进入了各个阶层，担当起形形色色的职务。

刘离做过油漆汽车牌照的事、兼课教员、报馆编辑等工作。木水公当过六七年的老邮工。胡益则在大街上卖报，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有一位阔太太因为怜悯胡益，便塞给他一张两千元的票子。结果，胡益追上去，将多余的钱还给了阔太太。可见，胡益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丢掉良知的底线，令人赞赏。

王宗周在《从军生活》中回忆了他在军营里的生活。联大有不少学子从军入营，都做了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的兵。诚然，从军非常辛苦。他们随军到印度作战，这期间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印度人民的穷苦，而这些学子也吃了不少苦头。刘离在《从军苦》一诗中写道：“当兵苦，/有话说不出，/眼泪只好向肚子里面流。”如果说从军做的是士兵的体力活，那当翻译官则是脑力活，而且待遇比较高。联大为应急战时的需要，开设了译训班，在大四的学生当中征调翻译官，先后有500多人充当随军翻译官。

由于联大学子在外兼差赚得了一些钱，生活有了很大改观，有些人就租房过生活。当然，他们也有娱乐生活，比如玩桥牌、看电影、听音乐、闲聊……这些都是他们最普通的娱乐。据走幸田回忆，联大学子欣赏到了不少的国外优秀电影，也欣赏到了一流电影明星的表演。这些娱乐生活，无疑充实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联大学子因为深陷苦闷、彷徨和享乐，一时走向人生的低潮。据联大资料室回忆：“三十年春天以后，同学大都消沉下来，少数人埋头于功课，其余的闲极无聊，整天坐茶馆打桥牌。跳舞也时兴起来了……这是联大同学在生活情绪上的低潮时期，在学习上，也缺少以前的紧张蓬勃的气概。”这样的情绪波动也是年轻学子的人生特征，多数学子依然在困境中昂首前行。

一介书生不忘爱国

[联大学子身处内忧外患这一特殊年代，心中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能够站在时代前沿，为争取自由、民主与和平呐喊，显示出他们所独有的精神风貌。]

闻一多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抗战期间的青年是大大的进步了，这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清楚。”联大学子从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纷纷投入到谈时局、组织社团、办刊物等活动中去。

联大学子组织了不少社团，比如群社、冬青社、联大文艺社等。群社是他们的团体生活方式。据残年回忆，群社最盛时期，社员达到200多人。他们利用群社开辩论会，有意思的是搬出他们“恋爱与结婚”的辩论话题，曾引起大讨论。假期的时候，群社还分成哲学、经济、文艺、诗歌等各种学习小组，探讨诸多学业和社会问题。其实，每个社团都有各自的刊物，最有名的当属壁报。联大壁报的“热风”，针砭时弊，精锐泼辣，颇受读者欢迎。

联大学子除办报谈论国是，引领时代新风尚外，他们还以实际行动参与了爱国运动。联大学子曾两次参与“倒孔运动”。公唐在《倒孔运动》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在旦夕，留居香港的党国要人和文化界名流被困无法脱身，孔祥熙竟以飞机抢运老妈子和洋狗，一时舆论喧哗，而沉闷已久的联大同学尤感愤恨。”于是，一场自发而起的爱国运动爆发了，至少让世人看明白了孔祥熙的真实面目。

另一次运动则是“一二·一”。抗战胜利前夕，云南政府突然宣布改组，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惊扰了当地市民。联大学子宣布罢课，和云南各大学一道参与反内战呼吁和平活动。不幸的是，大批特务和军警殴打学生，造成4名联大学子流血牺牲。这一次运动，最终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团结的新局面。

《联大八年》还记录了联大的1945年和1946的两次“五四”纪念活动，都富有特殊意义，是对联大历次学生运动的总结，其硕果累累，为以后的学生民主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的“五四”期间，联大举办了“科学晚会”、“音乐晚会”、“诗歌朗诵晚会”、“阳光美展”等活动，师生们都奉献出他们的热情，这对当下的“五四”纪念仍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联大校长梅贻琦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同样，一所大学之所以名声显赫，非学生数量之庞大，而在于能否培养高质量的学生。联大学子在困境中潜心典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的确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