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和哪些男人睡过:南征浩荡：西南联大的前尘往事

流畅的语言，深沉的情感，西南联大的前尘往事，又荡漾在心间。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所战时仓促而设的学校，给当时及后世学子留下多少美丽而怅然的记忆。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罗庸《满江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在胡适的倡导下于长沙合组成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然而时局却急转直下，战局吃紧，从渤海太行到衡岳潇湘，偌大的神州大地竟摆不下数张书桌。
云之南方，滇水茫茫
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抗日战局持续动荡不宁。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长沙临时大学再度南迁，所有师生分海陆两路进入云南。海线从长沙乘粤汉铁路到广州，分批乘船到香港，由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从海防乘滇越铁路，分三天到昆明。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师岳率领，在闻一多、曾昭抡等十多位教授组成的辅导团协助下，栉风沫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刚毅不拔，横穿湘黔滇三省，终抵昆明。长沙临时大学迁达昆明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次看似光怪陆离的行程也许启发了联大教授钱锺书，他在《围城》中有浓缩式的生动描写。
此次浩荡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这所由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砺、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于昆明迅速建制起来。临时大学建筑颇为奇特：麻条石堆砌的两座石柱上横架起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写下几个大字，便成了它的校门；新校舍从120亩荒凉的坟地间开辟而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在系主任的率领下迫不急待地占领了附近残破不全的有数碉堡，继而迅速改装成气象台；航空系的风动机实验室则是用一间旧土平房改装而成的，实验时发动机常把墙上的灰土震落。所有的女生都得到了优待：宿舍设在一所破庙里。除了图书馆和东西两侧的食堂是砖瓦结构以外，校舍建筑其余都是以铁皮或茅草为顶、土坯为墙筑起来的平房，谁能想到这些难看之极的茅庐与平房，竟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手笔！
三所大学有不同的历史，互异的学风，一旦合而为一，历经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相互交辉，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规模上，西南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约3000人。在风气上，联大融合了北大的民主自由、清华的严谨求实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互相尊重，患难与共。在师资上，三校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荟萃之地，联大虽没有大楼，却有大师，一时群贤毕集，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联大教授中多为一代宗师和学林泰斗，其他老师也无不各有所长，造诣良深。短短八年多的时间里（1937.11.1～1946.5.4），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人才，联大本身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
师生们的生计
然而这一切光荣在现今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似乎只津津乐道于西南联大有多少大师级的人物，以谈论这些大师们的轶闻趣事为喜，而将他们当时的心理与身理的状况置之不理。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幻，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越来越艰难。联大教授之穷、物质生活之极端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国民政府滥发钞票，教育部门管理混乱，大商人的囤积居奇，战线的不断后撤，造成物价极速飞涨。据史料载，卢沟桥事变之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按当时的一元法币即为一元银圆计算，350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万元左右。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增至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教授们无不是依靠这仅值8.3元的月薪维持一家生计。
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亲眼目睹了一件震撼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泳衣在正义路街头吆喝贩卖！这一事件使其深受震惊，令他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这件事一直到老不忘，可见在年轻人心头产生的影响。或许这可解释为这位年轻人直接受教于此公，见到自己崇敬的教授如此落魄，落差太大，难以承受。但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今日钦慕西南联大师生在抗日期间安贫乐道的表现，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决不以为正常的。这种穷困若发生于我们自己身上，便是一件愁云惨淡的事。
另一件相似的事也传为笑谈：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先生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如何，便回头振辞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一声不吭，扭头就走。
从现今流传的类似故事的十余个版本看，或许在教授私下间也已经答成了一种半公开的共识与理解：若是没有私产，那么在教学之余，进行适量的兼职，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多少私人的产业，几乎是所有并非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教授所必然具备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平时大都不治生产。于是这些教授不得不卖物荡产。教授们的夫人受害尤烈，能卖的手饰嫁妆早已主动拿出，给丈夫丢进了当铺商行。吴晗先生更是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换来生活费。书籍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命根子，然而人生的路必须要走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悲惨之事。
于此，便有了费孝通博士在云南大学门前卖起了大碗茶。社会动乱，薪金微薄，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课余时间，不得不到社会上去打工兼差，增加收入。费博士不得不暂时抛开马林诺夫斯基那一套，而去专心实践自已的江村经济了。据说，来喝茶的人中间，有不少是他的学生或者同僚。自然，他显得比贺祥麟要坦然得多。
这种情况在通货膨胀的严重期一定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
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够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而这时的薪水，买不起一碗牛肉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早日康复，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市场上去捡剩下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吴大猷捡剩牛骨头是为了给妻子治病，都很感动，常常将一些剩牛骨头收起，为他专门留着。
人丁对于这些联大教授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烦恼：孩子多，负担重。根据统计，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闻一多、袁复礼、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蕃、徐继祖2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之多！闻一多的情况比朱自清要好得多了。然而开头几年，他为了填饱肚子，几乎变卖了家里一切能够变卖的东西。实在迫不得已，闻一多只好帮人刻印治章，他在昆明五华山下面的逼死坡摆摊，闲暇之余还对逼死坡的名字考证了一番，认为当年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逼死在这个地方。或许是皇帝龙驭归天所在地的风水不好，治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给劝回来了，认为大教授在街上摆摊有失学校体面。可是不摆摊，闻一多一家大小可怎么活？最后经过据理力争，还是校长梅贻琦同意、由梅校长本人和联大另外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发表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代人治印，免受摆摊之苦。这11人的联名，目标恐怕是想更多地帮助闻一多躲避教育公门对他个人的干扰。其文曰：“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始源，海内推崇……”这总算免去了一代学者的尴尬。
这种民不聊生的现象若是普遍到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家都是如此穷困，那自然是没话可说。然而据1941年联大“教授会”写给教育部的报告说：“有司书录事之职，其薪津即多于教授者，至于自有收入之机关，其人员举动之豪奢尤骇听闻，一宴之资可为同人等数月之薪津!……同人等上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下亦不忍用国家之锱铢如泥沙，固不望如前线忠勇将士之多得实物，亦不愿如后方豪奢机关之滥耗国帑，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视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由此可见，教授们不起来联合要求提升薪金，实在是因为战事艰难的缘故，而部分人大发战争财，甚至用物资来挥霍，则使得教授们心有未甘。国难当头，这些大哲宗师限于条件无力走上战场，或多或少有些个人的抱憾，因此从情感上来说，宁可自谋活路，也不愿意加重整个大局的负担。
对于联大学生来说，大多数人来自战区，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少许的贷金度日。他们吃的是沙石俱全的饭食，菜里有时连盐都没有，穿的是一袭蓝布大褂遮住补了又补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则是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谁就穿。为了维持生活，坚持学习，全校一半同学都到校外勤工俭学。他们进入了昆明的各个阶层，从事形形色色的职业。大多数是做家庭教师或中小学教员，也有到报馆当编辑的，还有做电灯匠、油漆匠、邮差、售票员、广告员、卖报郎的……甚至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联大的学生包揽了，他们风雨无阻，每天准时鸣炮。兼差无疑耗费了同学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在联大的气氛之下，他们并不气阻。穷困也使得学生们求学策略反映不一，上文中的贺祥麟和大部分饥饿学生一样，每天只吃两顿，为了躲避饥饿的感觉，时常选择躺在床上，而不去上头两节课，以此来减少消耗。
然而他们的心情却绝不沮丧、颓废。在家国飘零之际，更多的学生除了一心求学之外，体会的是先师大哲的言传身教。国难当头，仅有姓名可查的，这所战时最高学府主动奔赴抗日前线的学生就有834人，他们担任盟军翻译，有的同学参加远征军到了印度、缅甸，出没于不见人迹的原始森林，更有的直接参加盟军的重要航空飞行任务。
西南联大的培育宗旨，第一是爱国与树人；第二才是研究学术、传播知识。因此，西南联大，首先是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是万众合力的西南联大、是民族风雨飘摇中的西南联大，其次才是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学术之林中的西南联大。
学人与学风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就我的理解，前三字当在强调江山劫灰之际、民族大难之间的一种责任感，后一字则主要侧重于启示学生学术学风及人格上的超卓悟力。作为三间南渡的大学，在民族危亡时候，辗转于云之南方，很容易使人自觉地与历史上的几次南渡偏安相比较，因此包括闻一多、冯友兰、罗庸等人的所撰的碑铭、校歌、勉歌旨在激励起广大师生的民族自尊心和庄严感。每一个抗战中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河山克复，日月重光，更进一步“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深信将来建国完成，中国是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的。而这种做人道理的熏陶与学术上一丝不苟的要求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联合上长期宣扬的民主学风、严格保证的教学质量，是联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闻一多就曾指出：“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种评价，实至名归。
西南联大十分尊重教授的专长。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有权考核学生成绩，一般不受干扰。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同时，联大兼容并包之精神无疑较好地继承了北大的传统。除知名教授外，联大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陆伯慈、白约翰、雷夏、贾恩培等。再加上不定期邀请客座学者讲学，更开阔了学生视野。著名学者李约瑟、华莱士与费正清夫妇以及文学家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这样得来的知识才丰富扎实，也有利于毕业后学生择业，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精思，绝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学期始，在贴满几面墙壁的课表前挤来挤去地选课，人头攒动，情景颇为壮观。选课制使学生的兴趣和所长得到了充分调动，有利于学生文理相通、博学通识。选课制还使教师在学生面前接受检验。尤其是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形若擂台较量，只有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高才能赢得学生的敬重。联大没有森严的门禁，课堂都向社会开放，校外青年可自由来校听课，许多青年利用这一优厚条件，学到了很多知识。
联大的教授极注意发现人才，每每发现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有关教授都是千方百计地关心帮助，重点辅导。杨振宁博土回忆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习习题做得很多，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
教授和学生实实在在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系，这种关系里容纳了一种亲情的关系。西南联大之所以有如许多的大师，正是因为这些大师们从来都未必把自己看成了不得的大师，他们只是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做学问也一样讲究民主。
1939年秋天的一天上午，外文系的赵瑞蕻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他一看就知道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他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其中一人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一名学生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接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大约分成两派，快到了动手的地步。赵瑞蕻看着挺有趣，当然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眼睁睁地看他们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才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给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直到如今，他仍然牢记在心。
联大后面的文林街经常可以看到沈有鼎先生出现在茶馆或小饭馆里，提着一只小小的百宝箱，里面装着书和钱，口中念念有词。沈有鼎先生可以出钱请学生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有鼎先生经常请一些陌生的年青人在上面谈得不亦乐乎。然而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他便会去旁听，有时还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来台。甚至对他自己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也是如此，有一次金岳霖讲到罗素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只是怪眼一翻，“唔”了一声，不以为忤。
曾昭抡，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在西南联大的怪事就更多了。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灰；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费孝通先生这样说他：“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反观我们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不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添到碗里的饭更重要。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可谓人才济济，海内鸿儒无不毕集。在联大任教过的教授有从事自然科学的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吴有训、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人；研究社会科学的有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罗常培、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锺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
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被评选为两院院士的西南联大校友有90人。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则有王瑶、查良铮、任继愈、郑敏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神京复，还燕碣”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时八年。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在昆明特别立碑纪念三所名校在抗战八年中所作的艰苦合作。此碑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碑文共1100余字。
碑末铭曰：
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霜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