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公馆御河城堡楼王:高港总工会探索创新社会管理

2011-04-20 10:36   来源：中国江苏网   作者：李新俊
中国江苏网讯：“高港区总工会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一领域走在了省内工会系统前列，同时还是省内首家举行类似研讨的工会组织。”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冯必扬教授说。
4月12日，高港区召开“工会参与社会管理”专题座谈会，邀请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冯必扬教授、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赵映林教授、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何雨博士、原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副院长汤卫国秘书长4位专家，就工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课题进行了交流。
高港区总工会主席张琴说，工会组织如何充分认识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准确把握工会组织代表广大职工参与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如何准确定位，积极作为，在社会管理格局中发挥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各级工会工作者迫切待解的课题，高港要勇于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来。
冯必扬等四位专家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基层工会组织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组织引导广大职工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专家们认为，基层工会组织要抓住中央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推进社会建设的新机遇，立足工会的特色和优势，拓宽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渠道，在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基层工会建设工作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工会干部社会化、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夯实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要牢牢把握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工会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深化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推动完善三方协商、联席会议等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和机制建设，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社会管理的完善。要进一步加大维权和帮扶力度，努力实现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工会帮扶工作融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据了解，该区总工会近期还将召开座谈会，结合该区区情，讨论镇、街道工会如何参与社会管理。
国务院课题组的创新社会管理调研
2011-02-26  来源：新民网  记者： 摄影：  我要评论( 0)  字号：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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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牵头，民政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河北省等有关负责同志成立课题组，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个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要充分认识开展这个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方面，坚持正确的方法，认真地开展课题研究。
一、充分认识开展这个重大课题研究的意义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9年，人均GDP达到3700多美元。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在中国短时期同时展开。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我国相对集中的较短时间里显现出来，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有些问题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产生，我国社会管理已经并将长期面临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应对各种社会风险，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社会管理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营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活动。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必须搞好社会管理，也只有加强社会管理，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趋于明显，全国刑事犯罪、社会治安案件居高不下，群体事件易发多发。社会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着不少空白点和薄弱环节。城乡社区治理思路不够明晰，社会组织、基层自治与行政管理的关系不顺，社会服务需要加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协调各社会阶层、群体、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区健康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包括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扩大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社会管理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对经济管理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这里十分重要的，是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项工作。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持。这就要求，必须对我国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和特点，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体制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到20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丰富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强调要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作用。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作用、轻多元参与；在管理方式上，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在管理环节上，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在管理手段上，重行政手段、轻法制规范和道德自律。这些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紧迫性。总之，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必须对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社会管理经验，提出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为党和政府完善社会体制、制定社会政策，推进社会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特别强调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中央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新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因此，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课题研究。
图文：创新社会管理是“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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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讯 图为：政府部门走进社区，不仅解决了百姓的急难事，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资料图片）
（记者王孝武）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都把“创新社会管理”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对此，省政府研究室副巡视员王正怀指出，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时代课题”，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王正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多元化，社会领域逐渐出现新变化、新趋向，一些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制、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等引发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叠加。原来，我国“单位人”占主流，而现在，新职业、新行业、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很多人不再是单位管理，成了自由职业者，传统户籍制度已很难适应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概括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既处在经济发展黄金期，又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事关全局的重中之重。”王正怀认为，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省的社会管理，既有全国的共性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王正怀介绍，省委、省政府提出，今年我省将以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扩大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范围，逐步推进社区建设全覆盖。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建立健全社会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开展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试点，通过这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全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创新社会管理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
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加快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和纠错机制，加强信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密防范、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用不断创新破解社会管理新课题
2011-04-20 23:00:13作者：佚名来源：《光明日报》浏览次数：3网友评论 0 条

周晓虹

李治安

梁树发

左卫民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比较研究》首席专家
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首席专家
梁树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首席专家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体系的完善》首席专家
编者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近日，我们约请在相关研究领域有较深积累的4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在汲取古今中外社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我国发展新特征新变化，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思路和措施办法。本版从本期起开辟“”专栏，将专家们的主要观点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建设
□李治安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稳则天下安泰,粮食足则百业昌盛。农业得到稳定发展,就不惧怕一切灾害或其他风险;农业不能稳定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就会因丧失基础性支撑而不能持久。历史上“文景”、“开元”、“康乾”等盛世之后,以及“一战”中国民族工商业短暂“黄金时代”之后,均因为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土地问题而陡然陷入政治或社会动乱。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农民必须与一定的土地等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必须依赖于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的安居乐业,二者必须保持适当比例或相对平衡。反之,千百万农民游离于土地之外,又无法被固定产业所吸纳,往往会酿成动乱。从理论层面讲,传统社会的乡村危机主要是“生存危机”,现代乡村危机是“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同构的“双重危机”。实行30多年的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但对解决“发展危机”仍需做很大努力。
再来看美、日两国现代化农业的不同发展模式。美国人口3亿,耕地28亿亩,人均耕地9亩多,农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8%,农场平均面积约为2500亩。因地多人少,农业向大农场集中。美国农场很多是粗放经营,采取“资本替代劳力”的方式,高效率依赖于机械化和规模化。日本农业现代化,走了一条与欧美不同的道路。日本根据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等国情,选择了改良品种和改良土壤在先,机械化在后的道路。藉此,日本国内粮食自给率达到40%左右。中国在人口比例、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等方面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农业模式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相反,美国的耕地、人口等与我国高下悬殊,美国“大农场”模式,在中国边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难以行得通。
从13亿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必须走工业与农业并重的道路,不能一味热衷于过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长期依赖7%以上的经济高增长率来满足12亿以上人口就业需求,是不切实际且潜存风险的。若干年后经济总量增大,倘若GDP降至5%,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失业率很容易升到两位数,势必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威胁。鉴于此,通过建立“商品粮专业户”为主的经营模式,稳定3亿左右农民和相应规模的农业生产,应当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新农村的理性选择,是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维持18亿亩耕地“红线”和90%左右粮食自给率的科学保障。
重视社会管理互信机制培育
□梁树发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是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完善有赖于社会互信机制的形成和培育。
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互信机制的培育。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中表现的行政化和企业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其社会公信力,也影响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效果,而这两方面无不与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有关。因此,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机制,必须对社会组织“双重负责”的体制进行改革,政府要主动让出空间,缩减自己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权力。这样既能降低管理成本,又能激发社会活力。
第二,政府与公众互信机制的培育。目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许多可以归结为一些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一旦出现问题,人民群众常常会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政府或官员的不作为。因此,健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信机制,关键是政府要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要耐心细致地给群众说明问题,哪些是主观造成的,哪些是发展中的矛盾。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第三,社会组织与公众互信机制的培育。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一方面是在政府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一个个社会组织实现的。从人民群众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看,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同时又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提供者。从学理上讲,社会组织是公民自愿组成的、以维护公民利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但是,目前我国既存在与政府关系紧密的社会组织,又存在许多“不合法”的草根组织,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有序参与。同时,社会组织自身也要转型和发展,最起码要在现有体制下规范运行。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周晓虹
我们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不同地域、不同社区（主要是城乡社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成员能够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将和谐社会的特征阐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显然，这样的社会，从其宏观结构来看，一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也一定是不同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还应该是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同舟共济、和睦相处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等收入者群体壮大起来了。过去30年，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推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打造了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一群体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占到20%左右，这个群体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经济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具有相当的消费能力，并且形成了健康而超前的消费行为方式，他们对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个群体既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拥戴者，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冲突中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从社会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总的来说靠的是个人勤奋好学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商业眼光，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从心理意义上说，因为他们养成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同样具有心理认同和示范作用。因此，我们党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构想，努力推动形成中等收入者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尽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但这一进程的推进或一个国家的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仍然有赖于超越各个利益群体之上的国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加以推动和调节。这一推动和调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如果说，社会建设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社会诚信守道等方方面面，那么打造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并保证这一结构内的社会成员共生共荣、和睦相处，恰恰就是社会建设事业的题中之义。因此，社会建设应从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全社会中的比重入手；而具体的扩大之道，无外乎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建立能够覆盖大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将精英教育切实地转变为大众教育。如果我们能够从上述几个方面切实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全社会中的比重，我们就能够通过下一个3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有国际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和谐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与纠纷解决
□左卫民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如何应对和处理各种纠纷，无疑值得关注。笔者以为，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而且应当在解决纠纷上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以解决纠纷为重要目标和内容。在传统和现代的中国社会管理中，解决纠纷历来是应有之义。大多数纠纷实际上是通过非司法的社会解决机制消弭的。毋庸置疑，健全、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有效应对与处理大量纠纷；反之，则会导致“诉讼爆炸”，或致使矛盾冲突朝着激烈化、恶性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社会管理机制建设与创新应把纠纷解决纳入重要目标，作为重要内容。我们应在既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又立足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情况，思考建设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新型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目前正在开展的大调解就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尝试。这方面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其次，社会管理创新可以并应当强化纠纷的预防机制。纠纷往往是社会冲突尤其是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有助于从源头上消除引发纠纷的各种因素，预防纠纷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所提倡的源头体系建设本质上是预防纠纷的“釜底抽薪式”机制。所以，完善人们可以自觉信守的良好社会规范体系，避免违法、犯罪和其他失范行为的发生，非常重要。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政府民主公开决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乃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也是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的重要内容。因此，建设源头体系应当充分考虑到导致纠纷的各种因素，并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当然，建立常态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矛盾纠纷的滚动排查与预警机制，以此同步掌控、及时应对纠纷，也很重要。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大有可为。
再次，创新社会管理也需要构建纠纷司法解决方式的良好保障机制。这种保障体现在多方面，如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减少纠纷数量，从而减轻司法机关案件负担，使得司法机关可以集中力量解决非司法机制无法解决的纠纷。又如，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也有助于司法决定得到有效执行，如刑事执行领域中的缓刑考验依赖于良好的基层社区管理制度，民事执行中的财产执行需要真实、全面的社会信息平台等等。
关键字：管理学社会管理新农村建设
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社会管理创新
发布人： 张喜红 发布时间： 2011-4-1 14:17:00 阅读次数： 136 次 网友跟帖 0 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来自基层的实践表明，社会管理重点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原则和思路，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前提。围绕中央的统一部署，各地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项工作上已迈出坚实的步伐，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高层声音
温家宝：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要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加强信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切实解决乱占耕地、违法拆迁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突发事件应急体制，提高全社会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密防范、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摘自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鞍山新政
关键词　五大机制　五大突破　社会管理服务委员会
鞍山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出创新“五大机制”、推进 “五大突破”。“五大机制”即，创新党委政府负责、政法机关配合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新机制；创新民生民意有所呼、党委政府积极办的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新机制；创新保障和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监督制约新机制；创新有利于政法干警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创新政法机关能够充分履行职责的保障新机制。“五大突破” 即，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在社会管理职能转换上取得突破；在社会管理运行机制上取得突破；在社会管理保障机制上取得突破；在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上取得突破。
社会管理服务委员会　目前街道、乡镇成立了社会管理服务办公室，社区（村）成立了群众利益诉求和社会服务工作站，全市形成了完整的四级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市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的指导，铁东区、立山区率先明确了各级的职责，规范了工作运行机制。立山区在体制创新、职责设置上，将街道原有的20多个部门整合为党群工作部、行政管理办、社会事务管理综合部（包括社会管理办、公共服务管理办）和综治办四个综合性办事机构，确定了街道社会管理28项具体工作、社区社会服务8项职责。
市一级的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具体框架拟设两个部、三个中心、十个处。两个部即群众工作部和民意诉求督查部。三个中心即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民间纠纷调处指导中心及法律援助中心。十个处即市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与市委政法委合署办公，把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的功能做强，设立综合处，负责全市社会管理创新日常的综合、指导、协调；党建工作处，设在市委组织部；网络监控处，设在市委宣传部；网情工作处，设在群众工作部；社会发展处，设在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设在市政府法制办；社区建设处，设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设在市民政局；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管理处，设在市民政局；应诉工作处，设在市法制办。
鞍山市委谷春立书记在社会创新工作会议上强调
从解决百姓身边的问题开始，从现在就可以做的地方做起，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特别是在工作部署上，更加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和公众的参与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协调疏导的方式化解矛盾，更加注重由维稳转向维权、由治标转向治本、由事后处置转向源头治理，把社会管理关口前移，更加注重运用法制规范、经济调节、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实施管理。
专家点评
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引入风险评估　我们过去很多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我是替民作主，代民作主，说我是替你做好事，但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没有关注到；另外，从长远来讲，是能够让群众得益，但是目前他不理解，或者承受能力不够，这样操之过急，这样一些事件就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社会纠纷，这实际上是政府好心办了坏事，如果我们把风险评估这个程序、这个机制引入进来，可能和现实、需要和可能，我们就结合起来了。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动员社会力量 搞好社会管理　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要管的事情是有边界的，法律规定了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政府都得管下来。可是有一些事情个人遇到很头痛，但是政府要都包下来的话，也是非常不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协会等组织就可以解决老人的许多问题，老人很喜欢有个伴，不组织起来的话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家里，子女都上班去以后他感觉不好。组织起来遇到谁有困难的话，大家也可以给他提供帮助，解决他们问题的同时，也帮助社会消除了好多隐患。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就是转变观念　王其江概括了四大关键词：第一，要牢固地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必须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第三，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这是一个管理体系的问题，把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最后则是统筹兼顾、协调协商的理念。
各地举措
浙江：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　近年来，浙江台州市持续开展定期下访、蹲点调研等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基层活动，从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治安、生态环保、征地拆迁、公共服务等问题入手，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
另外，台州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大力推行领导与群众面对面的“恳谈日”活动、“走进矛盾、破解难题”专项行动和“双服务”活动，听民声、办实事、谋发展。
广东：构建县、镇、村三级综治工作平台　广东省整合基层政法、综治、维稳、信访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做到矛盾综合调处、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综合管理，目前已全部建好121个县（市、区）、1603个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及31362个村（居）工作站，努力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县终结”。
通过三级综治工作平台信息系统，实行了上下结合、互联互动，整体作战，共同构筑起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防线，帮群众办了大量急事、难事。
重庆：治安问题联合防范 基层平安联合创建　重庆通过综治力量一体化，在乡镇和街道以综治办为平台，实行综治、信访、公安、司法、安监、武装资源和力量“六位一体”，在村和社区以党为平台，建立综治工作站，实行综治、信访、警务、调解、治保、安全监管、民兵资源和力量“七位一体”。目前，重庆有1600个乡镇街道、1万多个村社都建起了综治办、综治站，形成了治安问题联合防范、矛盾问题联合调处、重点工作联勤联运、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创建、工作实绩联合考察的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重庆还建立了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大下访”，两年共化解信访案件10.6万件，受益群众达600多万人。
天津：综治信访中心可“问事、办事、了事”　天津河北区尝试在建昌道街成立综合服务中心，其中设置了专门的综治信访中心。群众不但能来办理就业、医保、培训等日常业务，有了难事和矛盾纠纷还可以在这里“问事、办事、了事”。综治信访中心设立了6个接待室，分别负责警务接待、法律援助、社区检察、综治信访接待、司法咨询服务、心理矫正等多项工作，变“息访队”为“服务队”。中心还规定，一般性来访问问题要日清周结，情况复杂或时间长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30日办结，不能办结的要明确答复。
河北：推行“四个全覆盖”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河北肃宁县通过大力发展维稳、民主、经济等群众“自组织”，推行农村社会管理“四个全覆盖”工作模式，并把党建工作渗透其中，形成一张覆盖“三农”的“大网”。
一是探索建立村“两会”，肃宁县在村级组织原来“两委”基础上，探索新增“村代会”和“村监会”，充分发挥村民对于村里重大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二是在村里建立“3+1”维稳模式，该模式分解了村一级的担子，缩小了社会管理的层次和幅度，使基层矛盾和问题能够及时反映出来，并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架起农民“致富桥”，通过加快发展各种协会、专业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把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逐步吸纳进来，齐心协力闯市场，搭建共同致富桥。四是将群众建起来，使党员有了“大舞台”。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在条件成熟的村建立党总支，再按行业、产业和党员分布情况设立党支部，同时在农村经合组织、维稳组织、民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山西：建立社会稳定信息预警机制　山西长治市成立情报信息中心，建立“集中受理、归口负责、限时办结、及时反馈、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社会稳定信息预警机制，开通了市委书记、市长公开电话，拓宽群众利益诉求渠道。
长治市还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创新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出台了“信访十条”，完善了农村和社区信访体制、信访工作督办督查机制、领导干部参与信访工作机制、重大决策信访评估制度、信访工作流程标准化管理和信访求助制度。同时，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了五大惠民工程。
编辑：李虹
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
作者：徐琦     来源：中国环境报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5日
南京梧桐的命运最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市民、网友以及舆论的干预下，南京市政府表示，目前已停止了所有移植工作，并将优化地铁设计方案。
“南京梧桐”事件并非个例。过去，从厦门PX项目、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处理项目等引发的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环境问题涉及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话题。近年来，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冲突频发，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各地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环境问题已经进入了社会公共政治范畴。
“十一五”以来，在GDP平均增长10％的同时，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保持下降趋势。但是，由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排污总量大，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仅2010年就发生了10多起影响恶劣的血铅超标事件，连同不断发生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活环境的渴望与现实环境屡遭破坏的矛盾，外化为人民群众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各地的社会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由政府包办一切，从政策制订到实施的过程中，常常忽略公众参与，公众意志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由于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导致政府的决策与公众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降低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以六里屯垃圾处理场事件、吴江垃圾焚烧厂事件为例，政府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但落脚点却有偏差，引起公众的质疑和反对。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在充沛民意之上的政策法规才能赢得拥护，也才能在实行中减少不满和阻力。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关系到越来越多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政策法规更要听取公众意见，反映公众诉求，回应公众关切。这必然要求各地党委政府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把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纳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总体要求中，把环境保护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必然要求政府决策更多体现公众的意志，而不只是体现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意志；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增强公众在环境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意识，鼓励公众参与决策，就公共事务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
环境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领域和对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妥善处理环境公共事件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
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也就无法落到实处。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真正维护公众在环保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促进政府早日从“为民决策”走向“与民决策”，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因此，各地必须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在优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将是各级干部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课题,干部,社会,破解,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今天做客人民网“人民议事厅”栏目，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在谈及最近发生的爆炸谣言事件时，龚维斌表示，这个事件突出的反映了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些新形式、新的一些要求、特点。（2月24日人民网）
江苏省响水县上演的“万人大逃亡”事件，已经过去两周的时间了。正常说来，当地百姓的生活应该恢复往日的平静生活了。而且，刘洪昌等人也因在2月10日“万人大逃亡”事件中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响水县公安局于2月12日刑事拘留，这也应该算是落实“责任”了。但是，笔者认为，江苏省响水县上演的“万人大逃亡”事件，不应该就此尘埃落定，我们也不能就此停止反思。
为什么在这场荒唐的“狼来了”的闹剧中，仅凭坊间一句传言，就好比寂静夜间密林中的一声清脆的枪响，使得万余民众如同受惊的群鸟一样，在深夜里群体飞起冲向远方？而此时，那些平日里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基层政府，那些号称“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干部就是一面旗帜”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干什么去了？
表面看来，江苏省响水县上演的“万人大逃亡”事件，也好像因为一句不经意间的传言引起。但是，事实却是另一种景象。据2月23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不到十年时间，苏北黄海沿岸一带碧浪连天的芦苇荡，已被日渐盘踞壮大的化工园区所替代。随之带来的，除了沿海各区县经济指标连年攀升外，还有终年刺鼻难闻的怪味、渐已污浊的河水、惨淡的海洋渔业，以及近年频发的严重安全事故。而庞然大物似的陈家港化工园，自2002年建成投产以来，附近四个镇的数十条村庄，已经跟它战战兢兢地相处了8年多。“我们就住在炸药桶边上，你说我们怕不怕？”草港村一老人愤懑地反问。而且，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表示“听到传言还会跑。”
由此看来，震惊全国的江苏响水县“万人大逃亡”的火药桶早已形成，而那坊间的传言只不过是引起火药桶爆炸的一个小小的火星。即使没有刘洪昌所谓的“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住在炸药桶边上的村民群众，一旦有点其他风吹草动也会闻风而逃。
群众“听到传言还会跑”，一方面说明了群众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具有恐怖感，另一方面说明了基层政府方面应对突发事件手段乏力，归根结底是群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如果群众平日相信政府，遇事习惯于听听政府的声音，他们自然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如果真的要发生爆炸，政府会通知周围的老百姓，并组织群众疏散的，至少他们会主动与政府沟通，核实传言的真实性。然而，“听到传言还会跑”，群众如此吃一堑，不长一智，这说明群众对官员已经不是一般地不信任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信任。
风起于青萍之末，原意是说，风从地上产生出来，开始时先在浮萍草头上轻轻飞旋，接下来是越过河流山谷，越吹越大，最后汇集于山口，成为劲猛彪悍极具破坏力的飓风了。进入新世纪，随着农村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城市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类传统和非传统突发性事件和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危害程度并随着交通、信息高速快捷的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放大效应”，给社会安全带来严重的挑战。江苏省响水县上演的“万人大逃亡”事件说明，一个平日里看似风平浪静的社会里面，极有可能正在育孕着惊涛骇浪。这的确正如龚维斌所表示的，这个事件突出的反映了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些新形式、新的一些要求、特点。
值得欣慰的是，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由此可以看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将成为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和干部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