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里内利为何离开马刺:宋鲁郑的结论有点草率

姜莱：宋鲁郑的结论有点草率

　　宋鲁郑先生刚发了篇《我们为什么要感谢台湾》的博文，如果不是他大言不惭，说对台湾民主“是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 我是懒得写这篇文章的。宋先生的高调，诱使我把他的文章多看了几篇。看完之后，我只能说，宋先生对台湾道路的否定，言之过急，理儿也说得太糙了。结论更是 经不起推敲。

　　文章一开始，宋先生就拿台湾开了一把刷，说的是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有36000份政府文件没有归档，被马英九政府查出来了。宋鲁郑提到这件 事儿，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看看吧，民主的台湾治理得有多么差劲儿！简直混乱不堪，笑话百出！这当然是一件政治丑闻，但也仅仅只是一件丑闻而已。因为在这个 故事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台湾政坛的底线：一大批文件被前任领导人黑掉了，接着又被接棒的领导人查出来，并且此事在整个社会曝光了。如果换一个地方，大抵就 会是另一种情况，即公众永远也不会知道政府丢没丢失文件，丢了等于没丢，没丢等于丢了。延伸的后果是：在台湾，因为此事被曝光并受到公众的一致抨击，再发 生类似事情的概率肯定会大大减低，就像陈水扁那样的大贪官再出现的可能性已变得很小一样；而在别的地方，这种事会波澜不惊地持续下去，并且会一直合法地持 续着。

　　当然，这不是宋先生文章的主题。宋先生主要谈了四个问题——民主与经济，民主与腐败，民主与社会稳定和谐，以及民主与民意的关系。下面我逐一盘点一下他的理儿，并作点简评。

　　一，民主并不能发展经济。依据是什么？是台湾民主化之后，经济就停止不前了，落到了四小龙的末尾，也被中国大陆甩在了后面。现在老姜要问的是， 四小龙里面包不包括韩国？如果包括，民主化的韩国，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民主化的台湾，怎么能推导出“民主不能发展经济”呢？如果这篇文章不是由宋先生撰 写，写手是一位韩国人，根据同一事实，此人不是也能推出“民主才能发展经济”的结论吗？宋先生想必知道，韩国的人均CDP是什么时候超过台湾的，是 2005年，而韩国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总统直选，进入了民主化时代。也就是说，台湾的人均GDP，是被民主化之后的韩国超越、并逐渐拉开距离的。

　　在GDP问题上，民主化的韩国超过了民主化的台湾，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无论“民主能发展经济”，或者与此相反的 判断，都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未必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线性相关。考虑到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复杂性，我们拿大陆经济发展速度与台湾对 比时，也应该慎重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很不相同。。大陆30年前经济起飞时，台湾已开始经济结构的转型；大陆经济提 速时，台湾已基本完成经济转型。什么是与现代化想匹配的经济转型？就是三次产业的比例大幅提高，高附加值产业举足轻重，转型之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而 不是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到现在为止，大陆仍然走的是高投入的粗放增长之路，而台湾转型之后，经济增长就不得不主要依赖科技开发和创新了。创新并且还能 产业化，不是挖路修路，不是快速地用钢筋水泥盖高楼，经济增长速度的滑落是不可避免的。我倒是觉得，如果非要把经济与民主扯在一起，有件事儿倒是很明显， 这便是民主模式下的社会，似乎更容易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一些。老姜活到现在，除袖珍型城市国家或地区外，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个威权专制国家或地区完成了经济转 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年年喊要集约增长，年年喊调整经济结构，年年都是老样子，直到它们崩溃。

　　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复杂，宋先生列举一点并不恰当的事证，就咬定民主不能发展经济，这应该不是宋先生无知，而是他对这类常识的故意视而不见。 宋先生不会不知道，在如今的时代，出现较高民主呼声的社会，往往是那些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 中，许多人呼唤民主，也并非为了让自己国家的GDP更快增长，而是出于别的理由——权贵通吃，贫富悬殊，腐败越演越烈；生活缺乏尊严、活得窝囊、萎琐；个 人的权利和诉求找不到表达与抒发的平台等等。宋先生写文章的目的，是教育那些喜欢民主的家伙悬崖勒马，却放过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老往GDP身上扯，这就 有点无的放矢了。

　　二，民主不能终结腐败。证据是蒋经国时代搞威权，却最为廉洁，李登辉时代台湾开始民主化，却出现了黑金政治，陈水扁更是一位大贪官。宋先生说得 好。问题是有谁说过民主能“终结”（或“消灭“）腐败这种话吗？我反正没听谁说过。我听到的说法是，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而”遏制“这一说法表明，民 主对腐败的治理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作一定时期的观察。这个过程是存在的。联合国每年公布的各国廉洁指数排名也表明，民主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廉洁 度普遍要高过低民主国家，地球上最腐败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威权独裁国家。宋先生自己也说韩国那些总统级的大贪官，都是在韩国民主化之后才遭到清算的。这也 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果韩国的威权政治不结束，“当总统必贪”这种逻辑，很可能就会在韩国继续下去。

　　台湾的经验也表明，民主化最终是有利于腐败的遏制的。不错，台湾在蒋经国时代是比较廉洁，但那是特例。我说它是特例，盖因为同样是威权国家和地 区，包括韩国在内，高层腐败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蒋经国时代的廉洁，看来与小蒋先生的个人素质、道德修养、治理能力有关。但在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东西终 究是靠不住的。我们很难设想，像陈水扁那样素质低下的人，若有了两蒋那样几乎不受限制、且可终身享用的权力，会出现多么腐败的场景，阿扁又会如何腐败到极 致。作为民选的领导人，阿扁现在已查出的贪腐恶行当然够可以的了，这也是台湾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污点。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阿扁其实只能算是台湾民主转型 的一个过渡性人物，阿扁的腐败，其实是台湾民主转型未彻底完成所发生的现象。与其说是民主政治制造了腐败的阿扁，不如说是台湾民主的不成熟给了阿扁腐败的 机会。毕竟，这一过长一结束，阿扁就进了牢房，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经过阿扁沦为阶下囚这件事儿之后，老姜相信，台湾再出他这种高层大贪的几率，已经大 大降低了。

　　三，民主不能产生稳定和谐的社会。在这一判词中，如果宋先生能把“不”字改成“未必”，我是同意他的结论的。民主当然不是稳定的充分条件，但对 于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来说，我相信民主却是必要条件。无论逻辑还是事实，都说明不民主的的社会无法做到长治久安。在王朝专制的古代，社会是周期性动乱 的，皇冠一顶接一顶落地。到了如今，威权国家还有没有这种周期性的翻天覆地，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活这么久，但这类国家发生间歇性的、在时间上不规则 的动乱，隔三差五地弄得腥风血雨，却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不民主的社会，权力不是民意选票形成的，那么权力的旁落，也绝不会轻易顺从民 意，这种权力的转移，尤其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转移，很容易地就选择了暴力和流血。反观那些成熟的民主社会，那里也有矛盾冲突，有利益博弈，有时还很严 重尖锐，可由于它们的权力当初是通过选票和法制程序形成的，有初一就有十五，权力怎么来的就怎么离去，最后，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很自然的就会选择法制和 民意的安排。说到社会的真正稳定和和谐，我还是相信民主更管用一些。

　　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宋鲁郑先生的结论是“民主不能带来稳定和谐”，可他在后面紧接着列举的事实，要证明的却是“民主必定带来混乱和分裂”。 宋先生为此举了不少列子，这些例子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引用过，包括台湾的蓝绿对立，民粹主义的张狂，没完没了的选举造势，立法委员的斗嘴乃至大打出手， 夫妻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成仇等等。但依据这些事证，宋先生要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是什么不利于社会稳定，而是已经造成了社会混论了。

　　可是，请问上述现象所显示的混乱，到底是谁的混论啊？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吗？我看不是嘛。它显示的充其量只是精英分子的某种混乱，并 且是少数精英的混乱。因为在宋先生例举的这些事实中，无论是发动选举造势和游行的人，斗嘴打架的立法委员，还是在电视上胡侃的那些政治名嘴，几乎都是精英 分子，并且还是些对政治感兴趣、自愿卷入了蓝绿纷争的知识精英。即使在知识精英中，这些政治动物也不会是多数，大部分的台湾知识分子，该做学问的做学问， 该打麻将的在打麻将，该写诗画画的在搞艺术，与这些政治纷争关系不大。一小撮政治精英在传媒上，造势活动中斗嘴、煽情、或许还表演一下基本不伤皮肉的拙劣 的格斗术，就说这意味着台湾不稳定不和谐，有点说过火了。

　　为何说过火了？因为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精英只是少数，热衷于政治斗争的更是极少数，即使把非精英的深蓝、深绿分子加进来，他们还是少数。大部分 台湾人，包括浅蓝、浅绿、中间派、以及对政治没兴趣的普通人，其实与蓝绿恶斗没什么关系。台湾的政治风波，更不会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 提，就是台湾的蓝绿恶斗并非大陆那种文革，虽然有人祚过这种不恰当的类比。原因在于在一个自由的民主社会，卷不卷入政治纷争，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抉择，每个 人都有自主权。如果你对政治了无兴趣，你就能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不像大陆的文革，你不可能也不敢不参加。大陆的文革中，也有所谓的逍遥派，但文革的过来人 都知道，逍遥派很容易变成反动派，如果你不及时对当时的政治话题表态，很可能就会被视为革命的异类，最后还得被动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那些去过台湾的大 陆人，谁能说出蓝绿恶斗扰乱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安定的充分事实？当然，要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比如，街上到处是竞选广告，影 响了市容，也妨碍了别人看商业广告；有些竞选的家伙开着车在街上巡游时，喜欢拿着大喇叭高喊，还有人放鞭炮表示支持，这样一来，住在街边的市民就可能不胜 其烦。可这些乱像，跟社会不稳定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乱像，还是有法制和道德底线约束的，并非真正的乱来，更不是什么社会动乱，并且这些乱象在很多情况下只是 一种政治表演，是为了吸引选民而在做戏。以蓝绿立委在立法院的打斗为例，除少数几次的失手之外，这些立委打斗了那么多次，你见过几次真正伤了人的？为什 么？因为即使他们有深仇大恨，也不敢真打，打了可能就会被按铃控告，伤人轻者赔钱，重者还得坐牢，还会遭到舆论的猛批。再说除了政党立场不同外，据我所 知，台湾这些吵吵闹闹的政客。很多人私人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不少蓝绿立委，在立法院吵完架，下了班又一起喝酒去了；台上是敌人，台下是朋友的这种现象， 在蓝绿政客间很普遍。至于说夫妻间因蓝绿恶斗反目这事儿，我也知道一些，它只是个案，没有什么代表性。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事儿很多，那种不伤皮肉的政治 打斗，那种吵完架就做爱的夫妻反目，跟人与人之间的仇视、警觉、冷漠，动用刀棍甚至枪械设备的强拆，因绝望而发生的自焚和仇杀，一宗接一宗的因官民争利而 出现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相比，难道真是一回事儿吗？

　　四，民主不能导致政党以民意为指归。对此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我同意宋鲁郑先生的判断，前提是这里的“指归”之意，指的是“宗旨”、“动 机”、“出发点”，而不是实际效果或后果。在这一前提下，我还要补充的是：不仅民主制度下，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导致政党以民意为指归；不仅政党，任何组织、 团队、集体与个人，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做到以民意为指归。区别仅在于：在一种制度下，政党、组织也罢，个人也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指归”行事时，能 做到在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利益通吃的情况下达到目的；在另一种制度下，这些组织和个人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照顾、兼顾、甚至顺从他人的利益。我 个人认为，权力很难限制和监督的制度，比较容易出现第一种情况；而权力被监督和制衡的社会，产生后一种情况的概率则高得多。

　　20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