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犬和萨摩耶哪个好:论复古者的文体意识及其影响

受复古特点的影响，复古者都重视”法“，且重视的程度与复古者的文体意识成正比。七子派文体意识强，对古法就格外看重，几乎人人都讲法，实际上是在示人以摹拟之门径。当然，李、何以及王世贞、李攀龙等七子派成员在对？quot；法”时也主张“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强调“拟议以成变化”，但因为他们对法过于着重，所讲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的“顿挫倒插之法”（李梦阳）或“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词造句之法，缺乏对创作主体的真切关注以及对文体多样化的积极追求，以致“我”成了经典文体的奴隶，“变化”成了一句空话，摹拟现象的流行与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七子派相比，韩愈关于“法”的观念就比较灵活。他讲的“法”总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文？quot；无难易，宜其是尔“等大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规则技巧。这些都体现了韩愈对创造力的重视，或者说，对文体成规的漠视。

    韩愈与七子派文体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待文类融合现象的看法。文类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亦即狭义的”文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从而也决定了其表现形式（文类）的变化。这就是说，无论何种文类，它的生成、演变、融合、消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打破文类界限，广泛地汲取其它文体的优长，把它们巧妙地融合进自己的古文创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传特色，序记文常穿插议论成分（类似杂文）。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吸账炊缘”骈文“的菁华，融骈入散，从而使文章读来音调优美、节奏明快，句式错落有致。

    与此相应的是七子派与八股文的关系。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对文人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它”代圣人立言“的体制还是”八股“的程式都极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创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反对八股文风始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古文与”时文“（八股文）势同水火。然而，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说是古代许多文体的综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　　　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人尝试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时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尽管黄宗羲等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时文的不良影响，“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认，时文关于起转承合的讲究也对归有光古文的结构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唐宋派在对待不同甚至相对的文类时能象他们的祖师韩愈一样，具有比较开阔的胸襟，七子派则显得过于拘谨了。

    “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大胆实践，也是他文类观念开放的明证。历来的诗论家对此看法不一，或以“诗文相乱”指责他，或以“诗文相生”肯定他。这些不同的评价也反映出了评价者文类观念保守与开放的程度。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盘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类融合的问题上具有开放的态度，他才能够在盛唐这一诗国高潮之后别具手眼，另树诗风，从而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

    韩愈而后，宋人面对唐诗这座高峰时也采取了独辟蹊径的作法，他们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又加之“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遂使宋诗能够在登峰造极的唐诗之后另立山头。关于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果无限扩大宋诗的成就则可能导致诗歌本体特征的丧失，这是严羽也是七子派所面对的历史命题。因此，从高棅到李东阳以至七子派，明代主流派诗人都曾在辨析诗文体性之异上下过工夫，如李梦阳就曾言：“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缶音序》，《空同集》卷52）宋诗的弊端使他们担负起了维护诗歌艺术本体特征的使命，强烈的文体意识也使他们严守了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类的界限。这是七子派诗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多少有些遗憾。因为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是以反抗和叛逆传统文体规范为其使命的，而“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的观念”。
　七子派文人对于宋诗的这种纠偏改邪之举在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却丧失了别开生面的机会，最终走向了摹拟之途，从而使自己成为明清文坛永恒的悲剧角色。